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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謇辞典》开题暨张謇研究高层论坛上的讲话
时间: 2019-06-07     次数: 5268     作者: 章开沅

 《张謇研究年刊(2016)》·学者风范 

 

在《张謇辞典》开题暨

张謇研究高层论坛上的讲话*

 

章开沅

  

我经常提到诗词,绪武在2003年邀请我来的时候,打动我的心、让我前来的就是“烟花三月下扬州”,但更重要的还是前面那句话,“故人西辞黄鹤楼”,我就是那个故人。在扬州讲话,我是有点很小心的。我讲话很随便,一不随便就讲不好,随便一点可能它就有一点可以听的地方。

有两个地方不能随便讲话,一个是山东,山东我怕讲孔子,“文革”以后山东大学让我去讲学,不可避免的要谈到孔子、儒学之类的,我说我紧张,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在家塾读书,都要拜孔夫子。小时候读书读得不好,老师要用戒尺打手心。我一到山东腿就发软,他们就笑说我故意装成可怜这样。扬州为什么也怕呢?扬州是个好地方,扬州出人才,文化底蕴好,但扬州也惹事啊。过去有个文人叫易君左,他写了本书叫《闲话扬州》。“闲话”上海话就是不太好的意思,但他没这个意思,他写的很风趣,结果引起扬州一片声讨的声音。后来就有人编了个对联“易君左闲话扬州,引起扬州闲话,易君,左矣!”这要用上海话讲好听,我讲不好。后来又有了下联,下联的内容是“林子超主席国府,连任国府主席,林子,超然!”中国的文字是很有意思的。我讲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在这里是不能闲话的,闲的不好的话要挨骂的。实际上过去的故事,我在路上就给年轻的同事介绍过。

刚才周校长也谈到祁龙威先生,他也是我的亡友,我们曾经在一个寝室很愉快地过了一段时间。他做笺注,我写传记,我也做了一部分笺注。但是真正最早引起大家对张謇关注的,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徐崙。他是把张静庐抄赵凤昌在长沙一部分,大概3册,107-109册,引用了这上面的资料。张静庐的抄写本我没有见到,应该说是不错的,很准确的,老先生做事是很认真的,这一下引起轰动。这是在1961年,上海已经争论得沸沸扬扬,后来在武汉举办“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的时候,徐崙先生参加了这个会,又把争论带到了会上。祁龙威先生研究的也比我早,因为他在扬州,他先做了江苏出版社出版《张謇日记》的事。这样我就更有兴趣做张謇研究了。因为讨论张謇很热烈,那么多丰富的资料可以看,还有很多的资料他们没有看,日记也不全(部分日记《柳西草堂日记》到台湾去了)。怀着一种好奇心,使我进入这个研究。

武汉大学的唐长孺先生他对我有个劝告。他说你最好做人物研究。人物研究比较有兴趣,很全面,涉及的方方面面比较多,你这样的话就入门了。他有经验,讲的很好。我就有信心做这样研究了。这是原始的情况。最早还是徐崙,再早就是刘厚生写的传记,但他不是现代的人,所以学术界用马克思主义做指导,来探讨张謇的,应该是从徐崙开始,不可埋没前人之功。这是一个情况。这一晃都就这么多年了,人也很难说了,我和绪武“文革”前还不相识,知道有绪武存在,但无缘见面,而且当时的情况也不是很正常。改革开放以后,见面了,各种情况都变化了,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学术环境,这样一直到今天。再一个不能忘记南通的朋友,有些都不在了,如曹从坡等,都给了我很多的帮助。

开头的时候我们和张謇共患难,张謇被游行的时候我们也游行、示众啊,为资产阶级做传啊,南通的人在受罪我也在受罪。所以“四人帮”一垮台我们太高兴了,一下子就解放出来了。解放出来以后有点得意忘形,我第一个参加的就是江苏经济史的会议,我在会上说听说张謇先生的铜像被游街推倒了,我说应该重新树立铜像。那时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是个老党员,他很爱护我们这些后辈。他说:“开沅同志,我冒昧的给你提一个意见,不是谁都可以塑像的,要经过军委。我看你用石膏做一个半身像就好了。”这是1982年时的情况。我开始恢复张謇研究。因为之前正好在劲头上的时候,一个“文革”尽扫。没想到到我80岁的时候,就不止一座像了,好多像啊,有铜像、石像,还有用玻璃钢做的。

刚刚那位说得好,很多人物研究,不能长期的坚持,孙中山研究在辛亥百年的时候遭遇并不好。我对中山大学的校领导是批评的。这个我不怕闲话,因为和我没有关系。我不是专门研究孙中山的,但我替广东的朋友打抱不平。孙中山研究所好像都没有编制,他们研究所的人出去开会,都用孙中山纪念馆名字。它没有编制,不属于正式编制。浙江大学把历史系减少到25个人,我在杭州就批评了,像话吗这样?就这样的不重视!所以后来我经常讲一句话,一个历史人物的研究是一方面,这个研究能够赓续不绝,关键还是看地方,看本地领导是否重视。是我们的体制决定的,领导不重视,连个编制都没有。这个也不一定是很正常的,将来可能会变化,但是至少本地要有自己的研究队伍。

南通走了这条路,南通成功了。现在扬州又参加了,上海东华大学又跟过来了,它的团队就越来越大了。我和绪武是一辈人,我们有生之年能亲眼看到张謇研究到现在。所以南通现在要不要搞“张謇学”,这个“张謇学”可不可以成立,这个不是我表态的问题,这是水到渠成的问题了,它该成为就会成为。实际上张謇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学派,不是显学也是个半显学,因为现在已经扩大到日本、欧洲等,已经成为国际性的研究,所以我现在谈这些事情,我起不了什么作用,要靠你们更年轻的人了来接下来做研究了。但是看来张謇研究大有学问,张謇研究不是研究过了,还差的很远呢。

我的张謇传记主要写得早,所以现在大家没有别的代替的,我希望更快有更好的传记来代替。因为那本书基本上还是宏观叙述,它是做整体上的研究,更多细节还讲不清楚。现在都把张謇和涩泽荣一放在一起来研究,因为涩泽荣一讲论语加算盘。但日本论语和中国不是一回事,日本过去的儒学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到了那个时候已经是日本的儒学,不是中国的儒学了。张謇对儒学,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不完全是这样。张謇的传统文化和原有的传统文化也不一样,张謇的里面已经包含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张謇和宗教的关系,就是个很大的问题。通州师范是把一个庙拿来建学校的,在现在违反政策,在当时没有这个法律,他做了也就做了。因为他的身份和他在当地的权威,他就办了。所以你说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宗教观念?他和儒学的关系,和宗教的关系,具体到他是一个实业家,他实业的成败、他的贡献、他的局限、他的模式能不能推广,这有很多东西我们没有挖掘,至少我还没有接触,现在南通市档案馆和张謇研究中心在整理出版大生的档案资料。所以张謇研究不是已经过了,还有很多很多,特别是在当代,在现在的情况下面,新兴的资产阶级还在发育和成长之中,马云就是模范吗?王健林就是模范吗?都很难说。不是哪个钱多就是模范。真正的模范是有代表性的,能够引领整个民族往一个更好的境界来发展,在这方面有所表现,才是一个真正的好企业家、好实业家、好事业家,也是个好教育家。浑浑噩噩跟着跑跟着混的,赚了钱就是王,那个还不一定。所以这里面可以总结的很多。

我讲的两句大话,一个是对陶行知的,我说全国的教育工作者应该把陶行知的晓庄作为自己的麦加,去朝拜一下,清净一下自己的心灵。全国的企业家,这也是在全国性的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上讲的,也应该来南通和张謇对话,来净化一下自己的心灵。并不是张謇就是那么好,那么完美,但至少他在一代人上树立了典范。现在都在讲儒学、讲儒商,什么儒学什么儒商,儒也不是商也不是,不是正儿八经的人在那里办儒商学院,笑话嘛不是。所以张謇地下有知,也会为之失笑。这种人还在谈儒学、谈儒商,他居然就这么堂而皇之,还收费招学生,笑话。这就叫“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我们说奥运会瓦釜演奏不太好。他不太懂,瓦釜还作为国家项目,奥运的仪式,这不是骂人嘛。

所以当代来讲,张謇研究既有学术意义,又有现实意义。出一个辞典,也是很必要的。编辞典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你写传记也好,论文也好,你不知道的东西就可以回避,但写辞典逼着你要把不知道的东西很准确的用权威的最精炼的最科学的话语弄出来,这是最难的。我不是给辞书出版社做广告的,做辞书是很难的,但偏偏科研部门不大重视,认为这是工具书。什么叫工具书?《说文解字》也是工具书,流传千古,那么多注释。现在《张謇辞典》等于就是研究清楚哪些弄清楚哪些不弄清楚,清单就出来了,这对后人是很有好处的。再一个张謇涉及的面太宽了,《张季子九录》提到九个方面其实还不完整,他涉及到很多很多方面,等于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这个要请每个张謇研究者从最基础的地方入门,我们把现有的研究成果做总结,用工具书的方式把他显示出来,这样后来的研究者有很多方面可以深入。再一个张謇的语言,他是吴语系统的,有些特点,有很多名词,还有南通的很多名词,所以把已有的东西弄出来,让更多的人比较方便地研究张謇,这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成果。

现在已经进入到e考据时代了,最早提的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历史所的黄一农教授,他现在是台湾中研院的院士,他很快就到我们那儿来讲学,我们私交很好。他最早写的明清时代传教士的,他就提出了e考据学。他是学自然科学的,搞科技的,所以他提倡尽量用电脑,用最新的技术,用数字化信息化的方式来做研究。但是光靠这个不行。现在就是很多人过分的依赖这个。把一些似懂非懂的东西,光找这个和自己靠近的东西,把它弄出来,这是非常不科学的。e考据,即网络加上考据,就是把信息获取最简单最便捷的方法,和考据相结合,他认为可以引起新的结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一本书,不管是电子版也好,纸质版也好,我看对张謇研究会有很大的帮助,对e考据新时代的史学研究的发展,也可能有很大的好处。谢谢大家!

 

* 本文是章开沅教授2015年3月27日在《张謇辞典》开题暨张謇研究高层论坛上的讲话内容,根据录音整理。

作者简介:章开沅,男,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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