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智慧赋能推动社会
治安管理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讨
苏锡通公安分局指挥中心副主任 郭 耀
摘 要：张謇在南通的治安管理实践，涵盖了警察制度建设、大力发展经济、构建社会保障体系、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等多个层面，为现代社会治安管理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案例。其社会治安管理思想与实践高度体现了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理念，这与高质量发展所强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目标完全契合。
关键词：张謇、治安管理、高质量、路径
一、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当今社会，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时代的核心主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1]社会治安管理作为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基石，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稳定、有序的社会治安环境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保障，是社会和谐进步的基础，更是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的前提。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深刻变革，各类社会矛盾和治安问题不断涌现，对社会治安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如何创新社会治安管理理念、完善管理体制、提升管理效能，以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求，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张謇，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在实业、教育、社会公益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卓越成就。他所处的时代，中国正面临着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动荡不安，治安形势严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张謇以其卓越的智慧和不懈的努力，大力推行地方自治，在发展实业教育的同时，积极探索社会治安管理的新模式、新方法，形成了具有独特内涵和时代价值的社会治安管理思想，并在通海地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实践。他的思想与实践不仅在当时有效地维护了南通地区的社会稳定，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也为后世的社会治安管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2009年5月，南通荣获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最高荣誉奖杯——“长安杯”，标志南通步入全国“长安城市”行列，与张謇时代打下的坚实基础有着莫大的关联。
（二）研究意义
在学术方面，目前学术界对于张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业、教育、慈善等方面，对其社会治安管理思想与实践的研究相对较少。通过对这一细分领域的深入挖掘，可以填补相关研究的空白，完善对张謇大力推行地方自治思想和实践体系的认识。同时，张謇的地方自治思想与实践融合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和西方近代理念，对其进行研究能够为跨学科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促进历史学、社会学、法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推动学术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深入研究张謇的社会治安管理思想与实践，对于我们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更好地应对当前社会治安管理中的挑战，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实践方面，张謇在南通的治安管理实践，涵盖了警察制度建设、社区治理、矛盾化解等多个层面，为现代社会治安管理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案例。其创立的近代警察制度，注重警察的专业培训和职能分工，为后世警察体系的完善提供了借鉴；在社区治理中强调邻里互助、共同参与，对当前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具有启示作用；而他在矛盾化解中秉持的公正、公平原则，以及灵活运用的调解方法，也为解决现代社会矛盾提供了有益参考。这些历史经验经过梳理和总结，可以为当前社会治安管理法规、政策的制定和实践提供历史依据，助力提升社会治安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为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二、张謇社会治安管理思想的形成
（一）少年求学的经历。求学阶段，张謇自幼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深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儒学思想熏陶。他勤奋好学，对经世致用之学有着浓厚的兴趣，积极探索如何将所学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社会问题。张謇10岁时，塾师邱大璋讲授《论语・泰伯》“士不可以不弘毅”章，他深受触动，“即立志以天下为己任”[2]，这种早期的精神觉醒与儒家“经世致用”传统深度契合。同治七年（1868），因“冷籍”问题，张謇冒用如皋籍应试考中秀才后，随即陷入长达5年的户籍纠纷。如皋张氏家族为攫取利益，联合地方势力与学官持续对其敲诈勒索，迫使他多次奔走申诉，其间更遭遇“襦裤尽湿，足疱累累”[3]的困境。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让他直观感受到基层治安崩坏对普通民众的压迫。
（二）幕僚生涯的历练。张謇的幕僚生涯是其思想形成的重要阶段。在这期间，他亲眼目睹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和人民生活的困苦，深刻认识到社会治安对于国家稳定和人民幸福的重要性。同时，在与各级官员的交往和共事过程中，他积累了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学会了如何协调各方利益、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和解决实际问题，这些经验为他日后在南通推行社会治安管理实践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光绪元年（1875），张謇协助通州知州孙云锦处理淮安积讼时，目睹百姓有冤屈无处申诉，豪绅凭借势力在民间横行霸道，写下了“苍生安石与同忧，茇憩甘棠一埭留。” [4]表达对爱民忧民官员的称颂。
（三）兴办实业的处境。兴办实业的过程是张謇社会治安管理思想形成的关键。19 世纪末，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困境，张謇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投身于创办实业的浪潮中。他在南通创办了大生纱厂等一系列企业，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他深刻体会到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光绪二十一年（1895）纱厂筹建初期，通州地区“匪盗横行，宵小出没”，厂区原料多次遭窃，工人住所常受骚扰。张謇在《为南通警政致内务部函》中指出“方今地方工厂林立, 教育、公益、慈善各处所相继朋兴, 无警察何以为设施之辅佐? ”[5]，这种企业发展环境的安全威胁迫使他率先建立保卫机制。
（四）社会环境的促动。清末民初的社会剧变，为张謇社会治安管理思想的孕育提供了特殊的时代背景。这一时期政权频繁更迭引发的制度真空，使基层社会陷入旧法已破，新法未立的失序状态。这种政府管理失灵的现实，迫使张謇思考替代性的治安维系方案。光绪二十六年（1900）华北饥荒波及南通，出现饥民结伙抢粮，商户闭市自保的乱象，这使张謇充分认识到老百姓没有生路则治安不立的现实。
（五）国外思想的影响。张謇社会治安管理思想的形成深受国外近代社会治理理念的直接影响，其核心体现在对警察制度的系统性构建与地方自治的实践创新中。他在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赴日考察期间，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警政体系进行了深入观察，在《东游日记》中赞叹日本 “治国若治圃，又若点缀盆供，木石点苔，皆有布置。老子言治大国若烹小鲜，日人知烹小鲜之精意矣”[6]，这种对日本精细化治理的认同直接转化为其警政改革的动力。归国后，他在《变法平议》中系统阐述日本警察制度：“日本维新，以行政兼司法，隶内务省而别立总监之厅。府、县有警部，凡十等。其职保护人民，其事四：日去害、日卫生、日检非违、日索罪犯”，并主张 “采日本警察章程为课本”[7]，通过专业化训练建立新型警政体系。这种对国外社会治理模式的主动吸纳，使张謇突破传统保甲制度的局限，将警察制度作为社会治理近代化转型的关键支撑。
三、张謇社会治安管理的创新实践
（一）警政建设作为治安管理的基石。张謇高度重视警政建设，视其为革新政治的关键先导。在《（南通商埠警察状况）序》中，他反复强调“夫一切内政之行,犹车舆也;警察,轨也” [8]。他深刻认识到，完备的警政是社会有序运行的基础保障。兴办实业时，他也洞察到实业发展与警政建设紧密相连，“实业之发达，必恃有完备之法律，以为监督保障。内地各种已举之实业，旋起旋灭，非法律不备，即用法不善，用以蹙其性命。”[9]而法律的有效实施离不开近代警政建设。由此可见，警政在张謇的社会治安管理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是维持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的基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设立的南通警察总局，通过招募培训专职警员，实行“警务段”分区巡逻制，使治安管控从非专业向专业化转型。据记载，警察制度建立后南通商户夜间失窃率下降 60%以上，验证了专业力量的治理效能。[10]在警察制度的牵引下，张謇主张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明确各种行为的规范和界限，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法可依，为南通的社会治理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同时南通地区的民众法律意识逐渐提高，对法律的尊重和遵守程度不断增强，为社会治安的稳定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二）发展为本筑牢治安管理的根本。张謇坚信实业发展与社会治安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将实业兴邦视为改善民生、稳定社会的重要举措。他秉持“实业救国”的主张，认为只有通过大力发展实业，才能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从根本上解决社会治安问题。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张謇亲自草拟的《大生纱厂厂约》中，他指出“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11]，这一表述也直接体现了他 “实业救国” 思想的核心逻辑 —— 将地方民生改善与国家经济主权维护紧密结合。他在南通创办了大生纱厂等一系列企业，涵盖了纺织、机械、农垦、金融等多个领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产业体系。这些企业的发展不仅为当地民众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使他们能够通过劳动获得稳定的收入，维持生计，从而减少了因贫困和失业引发的犯罪行为，同时也增加了地方税收，政府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和社会治安管理等方面，使其能够更好地履行维护社会治安的职责。
（三）社会保障辅助矛盾纠纷的化解。张謇还积极推动社会保障事业以辅助社会治安管理。他认为“窃謇以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12]。以南通栖流所为例，张謇与其兄张詧鉴于南通城内乞丐与流浪人员多且管理混乱的状况，将养济院改建为栖流所，并设置完整管理制度。栖流所不仅为乞丐和流民解决住宿、进食、洗漱等基本生理需求，还教授他们安身立命的手艺。据《二十年来之南通》记载，栖流所开办几年后，已有八九百人学成手艺去往城中各处工作，实现自给自足。再比如，民国二年（1913），张謇创办了贫民工场，为贫困失业人员提供就业机会和职业培训。贫民工场主要从事纺织、编织、木工等手工生产，通过组织贫困人员参与生产劳动，使他们能够获得一定的收入，维持生计。通过这类慈善举措，有效减少了社会闲散人员，缓解了社会矛盾，对维护社会治安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协调治理构建治安防控的体系。在构建社会治安管理体系时，张謇注重多方面协同治理。在治理实业发展中的治安问题时，大生纱厂筹建初期，厂区原料多次遭窃，工人住所常受骚扰。张謇组建“厂卫巡丁”，规定“每日夜分八班，每班二人，以三点钟为限，往来梭巡，照西捕例，止许行走，不许坐。”[13]随着大生企业集群发展，带来一系列新的治安问题，他推行“以实业养治安”的举措，从企业利润中提取“公益经费”，用于修建工人宿舍、开设平民学校、设立调解公所等，将经济保障、教育提升与治安管理有机结合。此外，在面对外患内乱的民族危机时，如光绪三十年（1904）日俄战争期间，南通沿海出现“海盗勾结外人袭扰渔村”，张謇于是建立“渔团”等武装组织，建立保境卫国的治安防御体系，将地方治安与国家主权相联结，从多个维度构建起综合性的社会治安管理体系。在社会面管控方面，张謇还通过“商户联防 + 警察巡查”“厂区警务室” 等创新模式，将警政力量与实业发展需求结合，使商业街区夜间抢劫案几乎绝迹。
四、局限和启示
（一）张謇社会治安管理的局限
尽管张謇在南通的社会治安管理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受限于时代背景、经济条件和社会结构等因素，其实践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1．受限于经济基础，导致各项事业难以持续发展。创办实业、建设警察机构以及开展社会公益与慈善事业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然而，当时南通的经济基础相对薄弱，虽然张謇通过创办企业等方式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但面对庞大的社会治理需求，资金仍然捉襟见肘。在警察制度建设方面，由于资金有限，警察的装备和待遇相对较差，影响了警察队伍的素质提升和工作积极性。在社会公益与慈善事业方面，资金的短缺也使得慈善机构的救助范围和力度受到限制，无法满足所有弱势群体的需求。
2.受限于阶级利益，导致张謇本能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也给张謇的社会治安管理实践带来了困难。当时的南通社会，传统的封建势力仍然强大，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同时，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逐渐崛起，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日益凸显。在这种复杂的社会结构下，张謇的社会治安管理措施难以兼顾各方利益，导致一些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遇到阻力。例如，在实业发展过程中，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时有发生，虽然张謇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调解矛盾，但由于社会结构的复杂性，这些矛盾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在面临一些两难选择时，他多数会维护自己所处阶级利益。民国五年（1916·1·14），如皋县丰利春荒，饥民4000余人涌入街济市，巡警前往镇压，饥民奋力对抗，打伤巡警8名。事后，县署捕押缪锦春、何如宝等多名饥民。[14]
3.受限于时代条件，导致张謇实践的影响范围有限。此外，张謇的社会治安管理思想和实践主要集中在通海地区，缺乏更广泛的推广和应用。虽然南通在他的治理下成为了一个模范城市，但当时的中国社会面临着全国性的治安问题，需要一套全面、系统的社会治安管理体系。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张謇的经验未能走出南通，没有能够在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得到有效推广，限制了其对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力。
（二）对当今的启示
张謇的社会治安管理思想与实践体现了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理念，这与高质量发展所强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契合。
1．注重法治建设。法治是现代社会治安管理的治本方略，是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民权益的重要基石。张謇在社会治安管理中，注重法治的作用，他积极倡导引入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和理念，推动中国法律体系的现代化改革。他主张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明确各种行为的规范和界限，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法可依。在南通的实践中，他在警政制度的基础上，推动制定和完善了有关治安管理、商业活动、社会公益等方面的规章制度，为南通的社会治理提供了法律依据。
现代社会治安管理同样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各种新的社会问题和犯罪形式不断涌现，如网络犯罪、金融诈骗等，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要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和能力，确保法律能够得到公正、公平的执行。执法人员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依法履行职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加强执法监督，建立健全执法监督机制，对执法人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和约束，防止执法不公、执法腐败等问题的发生。还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使民众了解法律的内容和意义，增强法治观念，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只有当民众的法律意识提高了，法治建设才能真正深入人心，社会治安管理才能得到更好的保障。
2.教育与治安的联动。教育对提升公民法治意识和道德素质具有重要作用，是实现社会治安长治久安的重要途径。张謇深刻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通过创办各类学校，构建了完整的教育体系，促进了南通社会风气的改变和社会治安的向好。
在现代社会治安管理中，应进一步加强教育与治安的联动。在学校教育中，要将法治教育纳入教学内容，培养学生的法治意识和法律素养。通过开设法律课程、举办法律讲座、组织模拟法庭等活动，让学生了解法律知识，树立法治观念，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要注重道德教育，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道德品质。通过开展德育课程、社会实践活动等，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除了学校教育，还应加强社会教育，提高全体公民的法治意识和道德素质。此外，家庭也要注重对子女的教育，传承良好的家风家训，培养子女的良好品德和行为习惯。
3.经济发展地位不动摇。济发展与治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良好的经济发展状况是维护社会治安的重要基础。张謇通过创办实业，推动了南通的经济发展，为社会治安的稳定提供了有力保障。他创办的大生纱厂等企业，为当地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使人们能够通过劳动获得稳定的收入，维持生计，减少了因贫困和失业引发的犯罪行为。同时，实业的发展促进了南通经济的繁荣，增强了地方的财力和物力，为社会治安管理提供了更多的资源和支持。
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对解决社会矛盾、维护治安的重要性依然不可忽视。经济的发展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减少社会贫困和不平等现象，从而降低犯罪率。政府应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要注重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和协调性，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在科技高速发展的浪潮下，政府可以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改善治安设施，提高治安管理的科技水平。例如，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加强对社会治安的监测和预警，提高治安管理的效率和精准度。
4.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力量参与治安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是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关键环节。张謇在南通的社会治安管理实践中，注重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参与治安管理。他倡导警察与民众的互动合作，通过开展警民联防等活动，增强了民众对警察的信任和支持，形成了警民携手共同维护社会治安的良好局面。
在现代社会治安管理中，应进一步强调社会力量的参与。要鼓励社会组织、志愿者等积极参与治安管理，发挥他们在矛盾调解、社区服务、犯罪预防等方面的作用。例如，一些社区调解组织可以帮助解决各类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志愿者可以参与社区巡逻、关爱弱势群体等活动，为社会治安管理贡献力量。当公众充分认识到社会治安的重要性，并积极参与到治安管理中来时，社会治安管理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政府要建立健全公众参与治安管理的渠道和机制，鼓励公众举报违法犯罪行为，提出治安管理的意见和建议，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治安管理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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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丁勇等.《南通市公安志》[R].南通：南通市公安局,2023,9.
（原载《謇园》202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