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研究（2024）· 新论集萃》 ●
张謇与韩国钧先生之交往
王兴圣
（中国人民银行海安市支行，江苏 海安 226600）
南通张謇、海安韩国钧是清末民初南通籍的两位名人，世称“南张北韩”。两人身世不同、互有短长，但两人的目标都是为家、为国、为民，在人生道路、事业发展诸方面交集繁多、颇有共鸣，结下了近20年的深厚友谊。
一、因缘际会 相互仰望
张謇比韩国钧年长四岁，虽均隶籍南通，五十余岁前却未谋面，但共同的理想、志趣、情怀、所为，让两人的因缘际会、相互仰望成为历史的必然。
张謇与韩国钧第一次会面，是在1908年。是年，韩国钧因在广东练兵和治事成效显著，经两广总督和钦派大臣奏报，受到了慈禧皇太后与光绪皇帝的召见。据《止叟年谱》记载，“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五月二十九日（6月27日），韩国钧进京觐见。九月十五日（10月9日）召见于颐和园仁寿殿，慈禧太后询问广东情形，有无瘴气，又云汝居官甚好，以后好为国家出力，奉旨仍以道员发往广东并交军机处存记。”不久便署广东劝业道[1]。因即将主理地方实业，韩国钧此次赴任途中，特意路经家乡南通，欲与其时所办大生纱厂获利甚丰、通海垦牧公司已见成效的张謇一晤。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十月二十二日（11月15日），光绪与慈禧几乎同时驾崩，在南通参加完两宫去世哭灵礼后，韩张两人终得会面，话题自然以实业、“经世”为主。
张謇与韩国钧第二次会面，是在宣统三年（1911年）夏。当时张謇去东北考察垦务路过奉天，专门拜访了在奉天为官的韩国钧[2]。
后来，同怀救国理想、爱国爱乡的张韩两人，接触越来越频密、交往越来越投机，政见越来越趋同，情谊越来越深厚。南通市沈绣博物馆收藏的中国书法史上最大的一幅八尺对开大对，上书“不张同甫惊人气，似熟颜公论座书”[3]，就是张謇写给韩国钧的，张謇将韩国钧比拟为同甫[4]、颜公[5]，是对韩国钧爱国爱乡精神、旷古烁今才华的极高褒奖。张謇在日记中有十多处提及与韩国钧的交往，韩国钧在其所著《永忆录》中，至少也有十四处记述了他与张謇的往来情况及对张謇的崇高评价。《永忆录》中这样记载了他对张謇的信赖：“张君季直提倡实业，南通赖以兴，余所素佩。历商地方事，无不浃治”。据闻，现藏于江苏档案馆的韩国钧的《朋僚函札》中，“与张謇书信来往频繁，总计不下百余通。”[6]
1926年8月24日张謇去世后，韩国钧亲往吊唁，在《永忆录》中记载道：“余为述啬公[7]虽死，而实不死，以其生前创办各种事业，今日发达如故，所望后起者为之继续经营，且扩而大之，不令中辍。否则即无以对啬公矣！”。1936年张謇逝世十周年之际，海门常乐镇张謇故里百姓为缅怀先贤伟业和遗德，建张公故里祠堂，退隐林泉的韩国钧，不顾年事已高（81岁），亲赴海门参加新祠落成典礼。张公故里祠堂前，矗有韩国钧及南通各界40余人发起刻勒的“张公故里祠堂记”石碑。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夏，张謇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去日本考察实业，学习日本的图强之法。历时70天，考察了长崎、神户、大阪、京都、东京、北海道等地农工商企业30余家，各类学校及教育机构30余所，多次参观大阪博览会，并记了详尽的考察笔记，世称“癸卯东游”。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河南巡抚陈夔（读kuí）龙奏派韩国钧东渡日本，考察农、工、商、矿等“实业中事”。八月十八日晨，韩紫公携好友李保元，由海安登船解缆起程，经泰州，抵扬州，至镇江登江轮，再由上海登安徽轮东渡扶桑，历时90天。在日本的见闻令韩国钧十分感慨：“所谓兴盛者，在民不在国，在实不在虚。”
韩国钧得到与张謇游历日本类似的启发和收获。考察归来，写下《实业界之九十日》一书。张謇与韩国钧先后赴日本考察，对两人形成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共同理想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二、兴修水利 造福桑梓
张謇与韩国钧交集较多的方面是兴修水利、整治水患、创办垦业、造福桑梓。两人在识水、治水方面，可以说都术有专攻、难分伯仲。
张謇对水利的执着和贡献，早期源于他生在海边，目睹了江河泛滥带给国家和民众的灾难，遂以治水为己任，投身于治理水患的实践，黄河、淮河、长江、运河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张謇首开现代流域水行政管理体制之先河，建构起国家流域管理机构的最早雏形；首开近现代流域规划、水利工程测量之先河，是中国以近现代科学技术治水的先驱；首创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和河海工程测绘养成所，由此奠定了近现代水利教育体系的基础。
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张謇在随后成立的南京政府任实业总长，同年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1913年4月，张謇任导淮局督办。1915年3月15日，我国第一所高等水利工程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在南京开学，张謇专程从北京赶到南京参加了开学典礼。1924年，张謇对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第四届毕业生发表演讲时讲道：“謇更有言者，诸生毕业以后，当以办事为目的。果有事，则本廉谨、忠实之道以相始终，俾本校益增荣誉”，勉励毕业生“切近民生之事业，不能久缓……，诸生今后为工程急切中之重心点，其各自勉、自奋，毋自弃。是为词”[8]。这殷殷的话语，既是他办学宗旨的体现，也是他赤子之心的写照。时任江苏省省长的韩国钧，亦专门出席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毕业典礼，并发表演讲称：“工程之良窳，视学术之深浅，则河海工校之重可知也。”[6]，高度肯定学校业绩和重要地位。同时，为了导淮和水利工程需要，张謇和韩紫石又筹划扩大河海学校，1924年经北洋政府批准，将东南大学工科与河海工程学校合并，“河海工科大学”于1924年7月正式诞生，茅以升任首任校长。
早在六合县当幕僚和教读期间，韩国钧就开始学习测绘，“究心舆图”。光绪十三年（1887年），黄河郑州段决口时，韩国钧潜心阅读《禹贡锥指》，开始研究黄河变迁史，编绘了《黄河历代变迁图》为治黄服务。
真正使治运付诸实践的，首推韩国钧。韩国钧于1913年被北洋政府袁世凯任命为江苏民政长，这为治运提上日程创造了条件。他上任后，为推动运河治理而奔走斡旋，积极与沿运士绅磋商，筹集经费整治运河。
1919年，北洋政府特派张謇为江苏运河督办，韩国钧为会办。1920年3月27日，张謇与韩国钧在扬州召开督办运河局成立会，将“筹浚江北运河工程局”改组为“督办江苏运河工程局”。
张謇、韩国钧两人综合前人的治水经验和历年的考察报告，发表了《江淮水利施工计划书》，同时提出了筹措施工经费的方法。韩国钧由于与苏北地方士绅的关系较为密切，是督办江苏运河工程局与苏北地方社会沟通的“桥梁”，起着特殊的作用。
从1920年4月至1927年6月，韩国钧一直担任督办江苏运河工程局会办一职，1922年7月第二次任江苏省省长及兼署督军期间仍未辞职，协助张謇综理江北运河事务。直至1925年2月，张謇辞职，韩国钧成为江苏治运的主要负责人，他们在同一治水机构中，并肩战斗了五年，“据不完全统计，江苏运河工程局以督办张謇和会办韩国钧名义联署的上呈下达的公文竟达200多件”。[9]
与张謇相比，韩国钧对督办江苏运河工程局事务的直接参与是比较多的，他参加并主持了历次评议会。当然，韩国钧一般都会将讨论结果告知张謇。作为督办，张謇不亲自参加评议会而由会办韩国钧出席，应当是有意的。其目的，一是对韩国钧表示尊重，二是充分发挥他的协调作用。
事实正是如此。以学界了解较多的1921—1922年水灾善后工程为例，1921年8月12日连续大雨5日，江淮涨，洪灾遍及豫皖苏鲁四省，运河堤岸告急。8月23日，张謇以69岁高龄与韩紫石冒险前往扬州灾区勘灾。其时，运河段的车逻坝、新坝、南关坝均已开启泄水，里下河七县一片汪洋，高邮、宝应两县的人，要求将昭关坝打开泄水。七县守坝者五六千人卧坝上，以死抗争不开昭关坝。高、宝两县沿运河农民要求开坝者则有近万人。张謇与韩国钧在承天寺被保坝与开坝者包围起来。面对一触即发的械斗危险，指挥若定。根据调查水情，此坝一开，重新筑坝很不容易，上游水势收留不住，搞不好会造成来年水枯，而下游本来已经排泄不及，再来新水，受灾势必更为严重。权衡利害得失后，张謇与韩国钧向民众晓以大义，告诉他们要从全局通盘考虑。他们决定打开东台泄水要道王家港，而坚持不开昭关坝，保住了大片地区。
是年11月，泄水要道王家港修复工程开工，张謇、韩国钧同至王家港行开工礼，船经小海镇时，巧遇小海镇百岁老人康春荣诞辰，张謇、韩国钧前往祝寿。张謇作诗一首：“突兀今年大水凶，咨皈海上得康翁。九如欲使川方至，百岁还看日正中。识分有田能自保，摄生无药可居功。惟闻晨扫昏犹浴，支柱聪明一枝红。”回省后，韩国钧将此事上报中央政府，总统徐世昌为此题写了“人寿之征”匾额，表示祝贺。[10]
此后，韩国钧应江苏省政府之聘，致力于复修水利的事业。历任国民政府的全国水利、赈灾等委员会委员。
三、大兴教育 富强根本
张謇与韩国钧交集较多的另一方面是，大兴教育、培育栋梁、春风化雨、富强根本。
张謇是我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民族工业创始人之一。而较之于实业，张謇对教育事业的贡献，更让青史留名，也对韩国钧影响颇深。张謇说：“民智兮国牢。”韩国钧认为“民智未开，宜筹教育普及。”1905年，韩国钧对教育作用的认识，已从个人前途和社会荣誉，上升到关乎国家兴旺、启发民智的高度。
除前已述及的创办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外，早在1895年，张謇代湖广总督张之洞拟定《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时，就倡导“宜广开学堂”。后在拜会张之洞时又提出“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明确地把“师范”置于各类教育之首，提出“师范为教育之母”的论断，并力图通过影响两江总督刘坤一、张之洞两位朝堂重臣来将其教育改革和创新的理念付诸实践。
张謇认为，“科举主义在培养特别之人才，学校主义在开通多数之民智”。[11]
1902年10月15日，张謇作《通州师范学校议》。1903年4月27日，张謇在江苏省通州直隶州创设的“民立通州师范学校”正式开学，以“坚苦自立，忠实不欺”为校训，曾聘王国维等人任教，江谦出任校长。1903年，张謇在《师范学校开学演说》曾言：“欲雪其耻不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从师范始。”
1912年“民立通州师范学校”改名为“江苏省代用师范学校”，是如今南通高等师范学校和扬州大学等校的前身之一，它与南洋公学（1897年创办）附设的“师范院”、京师大学堂（1898年创办）附设的“师范斋”，一同被公认为中国师范教育肇始的三大源头。
1902年，由清末两江总督张之洞创建的“三江师范学堂”也正式开办。1904年后，学堂内常因学生省界和经费问题而发生矛盾和纠纷，张謇等人提议应对三江师范学堂“正名”，并致函时任两江总督周馥称“查教育普及之理，本无畛域之可分……是省界之说，实科举内容之一部分，非文明学校之通例也”[12]。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议，周馥亦认为学堂名为“三江”似乎意义含糊不明，1905年易“三江”为“两江”，改名为“两江师范学堂”。1914年，江苏多所省立师范学校联合上书教育部和省公署，建议早日在南京筹建高等师范学校，以培养中等学校师资。身为江苏省巡按使的韩国钧批复：“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去年叠奉部文，准就两江师范学校校舍改设”。[12]韩国钧与江苏教育会的许多重要成员都是好友，与会长张謇更是莫逆之交，在张謇的极力推荐下，韩国钧延请江谦出任南高师校长。1915年9月，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两江师范学堂旧址上正式开学。
“父教育而母实业”，是张謇于1907年首先提出的教育思想。张謇在《通海中学附国文专修科述义并简章》中阐述：“民之生存，天于衣食。衣食之原，父教育而母实业。”，张謇认为“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倡导通过实业壮大国力，又通过教育来为国育才。在发展实业初见成效后，他便运用积累的资金着手创办新式学校。
五四运动以后，教育界呈现出一片活跃的新气象。全国教育联合会屡次呼吁“改高师为大学”。时任南高师校长郭秉文亦认为应将高等师范学校并入综合大学中，1920年4月，校务会议上通过了《拟请改本校为东南大学案》，随后，郭秉文争取到张謇、蔡元培、黄炎培、江谦等人支持，并同为东大发起创建人。同年12月7日，经教育部核准，确定校名为国立东南大学。12月底筹备处大会表决通过张謇、蔡元培等13名校董人选。1921年6月6日，国立东南大学正式宣告成立。
韩国钧与张謇的不同之处在于，张謇一生以实业、教育为主，参与和影响政治，而韩国钧则以仕途、政治为主，助推实业和教育。韩国钧赴日考察后，深刻认识到教育与国家兴盛的关系，而教育普及需靠实业支撑的依存关系，他在《实业界之九十日》一书中云：“（我国）民智未开，宜筹教育普及”、“日之兴在教育，教育以实业为先”。这些想法与张謇“父教育而母实业”理念不谋而合。因此说，韩国钧同样十分重视教育事业，不仅利用其官职和人脉，给予张謇的教育事业以莫大的支持，也勤力参与兴办教育的实践，尤其重视实业教育和平民教育。
1924年，韩国钧受张謇影响，在家乡创办"泰县端本女子小学校"，首开当地女学先河。1936年，有感于"海安无中学，求学者高小毕业后非赴扬即通"，支持儿子宝琨与海安士绅创立中学，后命名为紫石中学，即今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之前身。
张謇和韩国钧为南通的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南通“教育之乡”的美誉，固然是今人辛勤耕耘、努力奋斗的结果，但同时与张謇和韩国钧当年所奠定的教育基础、所引领的崇教风尚是分不开的。
四、兴办实业 致力盐垦
十九世纪中后叶，面对西方列强的战争侵略，张謇1879年就认为：“中国大患不在外侮之纷乘，而在自强之无实”。[13]3中国要不受侵略，最根本的是要真正自强，要做实事，自强要落到实处。其后，张謇一边在科举仕途中艰难跋涉，一边也在进行摸索。他曾想过发展农桑事业，并进行了八年的实践。只是这种努力并没能达到预期目标。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惨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中国主权严重丧失，激起张謇极大的愤慨和忧虑。他在日记中写道：“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
外国资本大量涌入中国，中国人该怎么办？当时，“设厂自救”的呼声很高。张謇融合了古人的“耕战”、“农战”以及近人的“商战”思想，加上了“工战”，将农工商等概之为“实业”。他集众所长，分析了世界大势和中国实情，认为中国之弱在于贫，救贫之法在于振兴实业，提出了“实业救国”的口号，欲以办厂与列强争利权。他发现当时中国输入的最大宗商品是棉纺织品和钢铁，遂意识到棉纺织业关系人民生活、制铁业关系国家生存，发展棉、铁两业，“可以操经济界之全权”。故此，张謇首先提出棉铁主义思想，认为非首先发展棉铁工业不足以谈抵制外货，不足以振兴实业。
韩国钧在奉天任职时曾参与创办过资本为70万元的农场，在广东也曾主办过资产50万元的农工厂。自张謇1895年创办大生纱厂后，韩国钧对张謇非常敬佩，认为张謇提倡发展实业，为南通的兴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与张謇共事期间，张謇的“实业救国”思想对他的触动很大，韩国钧因此十分信赖张謇，经常与张謇商讨有关实业之事。
张謇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实业家，虽有超凡的智力与毅力，但韩国钧对其的实业亦多有帮助。
1903年，张謇在南通创建南通大达内河轮船公司，1913年，大达轮船公司开辟通扬航线，扬州的事务需要有人打理，时任江苏省民政长的韩国钧向张謇推荐了好友江石溪（江泽民祖父）。
1922年前，苏北沿海迭遭台风、暴雨、潮汛袭击，各盐垦公司受灾，损失严重。市场棉价上涨，而纱价则因外纱倾销疲软。到1922年，大生一厂亏损39万两，大生二厂亏损31万两。大生一厂当时为垦区各公司垫借款项达130万两，各公司无力清偿，以致影响大生本身资金周转。大生二厂亦受波及，无法维持正常生产运转。为此，张謇于农历十一月九日（1922年12月26日）致函江苏省省长韩国钧，请求拨款济急，原函[14]3如下：
紫公同年大鉴：
顷以大生二厂，急电奉恳，度电达后，已蒙公与孟蘩[15]协计，而电有不能尽者，兹更申之。二厂自身本无甚债，以一厂受垦之累，而二厂受一厂波及分担之累，虽亦有担保抵押之品，皆不能作现金用，遂尔阁滞。其一切总债额仅三十余万元耳。若车开、纱售，更番周转，两年亦度过矣。不意前后经理不以事为前提，前经理划急需之款，清其调款手续；后经理因帐目疑问忽生意见，而亦将需以周转之款，清其调汇手续。缓急轻重先后之不分，遂使二厂陷于至危极蹙之地。此自謇信人太过，知人不明之失，于人无责。惟所谓至危极蹙者，一赎押出之纱，偿已卖之户，计六万元。一方面空债四万元。此为大要。余即厂支此十余万元一清。各庄仍可调入，为收花之用。故言其裕，须六七十万两；言其急，但须十万两，合十四万元。而昨电所谓国内工业、官股本身、地方公益三者犹表面也。一、二厂工匠五六千人，除能自给及本地有田可归者大半，尚有二千五百余客工之极穷者，每日以工为活，车久不开，抚恤不待言，亦恐生事。故电谓即独停二厂，亦非二十万元不可。与其退，不如进也。乞公商孟蘩，视为地方及本身最重最急之事，鼎力速图。设一时税所保借不易，速则先有十四万元亦可舒气，以待后援矣。不胜祷切！孟蘩处亦另有切托之讯矣。敬颂
台安！ 盼复。
謇上 十一月九日
农历十一月十五日，江苏省省长韩国钧复函张謇：“极荷关注”。并商请财政厅长严家炽，拨款20万元资助。
农历十一月十七日，张謇又复信韩国钧，对韩国钧关注与支持深表感谢，原函[14]如下：
止公省长大鉴：
承十五日手教，极荷关注。自非挚爱国家者，不能为此援助，不仅故交风义也！江浙和平千方百计仅不破裂，不意又生事外之变，得无一蚁而溃全堤乎！所云立案，似宜及早，迟恐歧中有歧，公谓何如？唐厅长书，特属上谒。埠局事亦正棘也。敬请
大安！
张謇上 十一月十七日
在过去沿海的盐碱地上，大规模开展垦牧、开荒种棉，此一举措，不仅奠定了南通棉花种植的重要位置，为其创办的棉纺织提供了稳定的原料，也为本地人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的收入。
1918年，韩国钧两次到南通，与张謇等人就兴办盐垦公司相关事宜做了进一步探讨。并亲至掘港实地考察了张謇的大豫公司垦务，为日后泰源盐垦公司的兴办做详尽调查。
1919年10月28日，在韩国钧、张謇、马世杰及上海黄炎培等人的共同努力下，集资80万元（实收资本70万元）的规模庞大的泰源盐垦公司，终于在东台安丰场簏子苴落地生根。韩国钧亲任公司董事长。
韩国钧兴办垦业时，张謇去函建言：“垦业宜计远大，不宜争目前近小之利以自病”。[6]后来张謇又建议韩国钧在垦区开通新运河，“于里运河及串场南北两河外，东海滨再开一南北河。既利垦务之交通，又可排泄西水。”[9]当时韩国钧二次主政江苏，积极采纳了张謇的建议，非常注意搞好水利工程，着重河网化与条田化相结合。泰源盐垦公司在海边修筑海堤达22华里，开凿河道50华里，将海堤内属地分为八个区，每区九匡，每匡48垗（每垗20－25亩），使之成为井字或廿字形，各区四周环以河、沟，互相衔接，以利浇灌泄洪，有效防止洪水和海潮的侵害。
五、倡导自治 消弭内乱
张謇与韩国钧在倡导自治、造福一方、消弭内乱、泰国安民方面，也志同道合、相互挹助。
在地方治理方面。张謇与韩国钧在治国理政的思路上颇为一致，他们都主张实行地方自治，是地方自治的积极倡导者和有效践行者。
张謇的基本理念是：“今人民痛苦极矣。求援于政府，政府顽固如此；求援于社会，社会腐败如彼。然则直接解救人民之痛苦，舍自治，岂有他哉！”[16]461。张謇在《呈报南通地方自治第二十五年报告会筹备处成立文》的开头陈述：“窃謇抱村落主义，经营地方自治，如实业、教育、水利、交通、慈善、公益诸端，始发生于謇兄弟二人，后由各朋好之赞助，次第兴办，粗具规模。”令人感动的是，张謇将别人向他贺寿的财物，都移助于地方自治。
张謇在南通地方自治已大有成效的基础上，竭力想在江苏全境推行地方自治，联合江苏名流创立全省自治的“联合策进之机关”——苏社。希望江苏61县能各负其责，相互支持，在不依赖顽固的政府和腐败的社会的情况下，大力发展水利、交通、实业和教育事业，推进全省的地方自治，以便“置苏省于最完全最巩固之地位”。1920年，他在苏社成立的开幕式上，铨释了自治含义：“治本维何?即个人抱村落主义自治其地方之谓也。”苏社成立前后，韩国钧积极参与谋划。1920年5月8日，韩国钧亲赴南通参加苏社成立大会。
韩国钧作为掌管苏政的江苏人，对江苏的治理和发展的贡献，自不待言，但张謇也没少建言献策、推波助澜。
民国二年八月初七（1913年9月7日），中央政府任命韩国钧为江苏民政长，张謇即邀至南通力劝他不要拒绝，并共同商议了应对蛮横督军张勋的策略。随后，韩国钧致电中央政府，要求先确定军民权限和财政职责，等到中央政府复电称已让张勋遵照办理，且张勋再次来电催促后，民国二年八月二十一日（10月20日）去南京接任。江苏由此迎来了战乱后的和平发展时期。
民国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1922年6月16日），北洋政府任命韩国钧为江苏省省长，韩国钧犹豫再三不肯就任，又是在张謇等人的力劝下，于7月15日到南京二掌苏政。韩国钧在掌苏任上，力请中央拨款一百八十万元供江苏赈灾使用，还提议重新审定赋税方法，照顾赋税大省江苏，并建议将征收赋税给长官的奖金充作地方公用经费，官员的考察则又与地方政绩相挂钩，压制收刮民脂民膏之风。其中许多意见和举措，都与张謇的建言献策有关。
1923年，江苏省议会部分议员再提“议员加薪”，议教之争再起。加薪派议员寻求省长韩国钧支持而不果，转而弹劾韩国钧，企图罢免韩省长之职。此举得到江苏督军齐燮元暗中支持，韩国钧不禁萌生退意。此时，张謇、唐文治、袁希涛等社会名流以及省立33校校长等人，登报或致电齐燮元和北洋政府，谓“紫老德高望重，久在明鉴之中”，盛赞韩国钧任省长以来“政绩卓著”、“有口皆碑”，力劝韩国钧继续掌苏。齐燮元见势不妙，只得澄清并无罢韩之意。江苏省议会至此只得宣布取消议员加薪之议，也不再提弹劾省长之事。张謇在政治上极力支持韩国钧，而张謇的许多规划、设想也通过韩国钧得以实现。
在消弭内乱方面。1922年4月，张謇担心直奉交战波及列强拥有巨大利益的江浙，为此向政府当局发表通电：“且夫江浙者，虽江浙人之江浙，凡往来太平洋诸友邦人民属耳目焉。比者邻国之警告，外报之论列，咸惟中国兵祸是惧。夫此中外具瞻之江浙，我不自爱自卫，万一人有爱我而卫我者，斯岂惟国家主权之忧，更安有诸公佳兵为豪之地？”[17]
1922年6月，韩国钧被黎元洪任命为江苏省省长。这期间，韩国钧为江浙战争中护卫上海而艰苦努力，是推动上海从江苏分离的第一人。
由于何丰林惟浙江督军卢永祥命是从，浙卢独霸上海的财政收入，这就与盘踞江苏的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产生了严重的对立，成水火不容之势。张謇深知，江浙之间若爆发战争，两省人民必遭涂炭。于是张謇等人发起组织了“江浙和平协会”，奔走于宁、杭之间进行弭兵运动。最终由江浙军政长官齐燮元、韩国钧、卢永祥、张载阳、何丰林，于1923年8月19日共同签字达成“江浙和平公约”，江浙形势趋于缓和。
参考文献与注释：
[1]劝业道：各省主管农工商矿和各项交通事务的机构。
[2]韩国钧时任奉天交涉司交涉使。
[3]陈杨.5·18世界博物馆日：张謇书法首次集中展出 巨幅对联难得一见［Ｊ/ＯＬ］.掌上南通客户端，2022.5.15.
[4]同甫：南宋爱国词人陈亮。
[5]颜公：颜真卿，唐代名臣、书法家。
[6]方华康.近代江南士绅韩国钧的经世观及其实践[N].团结报，2023-1-19.
[7]张謇号啬庵，被尊称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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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兴圣，男，江苏海安人，中国人民银行海安市支行经济师，江苏省钱币学会会员，海安市新四军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