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商之间
——简论张謇对近代商业的多维度贡献
葛志华 徐芹霞
摘要：张謇既是商界领袖，又曾是经济主官，还有“通官商之邮”的人生抱负。在清末民初那个转型的年代，他带着家国情怀，发挥官、绅、商的综合优势，致力于商政、商法、商会、商学、商德建设，全面构建与优化近代商业发展的内外环境，成为中国商业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
关键词：张謇 商业 多维度贡献
引子：谁是商人
“商人”一般是指以营利为目的、持续从事商品交易或服务的人。古代中国往往用“士农工商”划分社会职业，“士”居四民之首，“商”为四民之末。“五口通商”以来，伴随着江浙商人的勃兴，经济社会结构日趋复杂，在“士农工商”的基础上，又新增了社会职业，如投资人、职业经理人、金融家、出版商等；即便同为商人，也有洋行买办、官商、绅商之分，有制造业商人与贸易业商人之别，导致商人的外延不断拓展，内涵日渐丰富，几乎囊括了各种与民生相关的生产经营者，涵盖了整个工商业。据此，民国初年出台的《商人通例》曾明确规定：商人为商业之主体，而商业则包括17大类，诸如买卖业、赁贷业、制造业与加工业、出版业、金融业、担承信托业、作业或劳务之承揽业、保险业、运送业、承揽运送业、牙行业、居间业、代理业等。本文所指的“商人”就沿用这一泛指性概念。
面对救亡图存的时代课题，伴随清末民初“实业救国”的浪潮，中国商人数量日渐增多，影响不断扩大，社会地位明显提高，逐渐成为推动早期现代化的骨干力量。这些商人群体在深刻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又对经济社会发展萌生了新期待，对商业发展的内外环境等提出了新要求。
在这个不断壮大的群体中，有一位商人与众不同，不仅以“天子门生”的显赫身份，创建了名噪一时的大生企业集团，成为名闻遐迩的商界领袖；而且还以“通官商之邮”的自我体认与“商部头等顾问”、农林工商总长的高位，顺应时代潮流，致力于商政、商法、商会、商学、商德建设，多维度推动近代商业发展，书写了商业发展的新篇章，在中国商业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被习近平总书记誉为爱国企业家的典范。
这个人就是张謇。
一、“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
商政或者说经济政策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既关系到王朝的兴衰，又与民生息息相关。因此，历代王朝都会颁布经济政策，以构建与维护统治秩序，如西周时期的工商食官、西汉王朝的重农抑商、明代的“一条鞭法”、清朝的“摊丁入亩”等。在经历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近代中国，面对“实业救国”的浪潮与商人群体的诉求，商政更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而现实的问题。在同时代的社会精英中，张謇既是商人，又是官员，还有“通官商之邮”的人生抱负，对商政的认识更为直接与系统，既有微观的视角，又有宏观的思考；既有局部的考量，又有整体的谋划，成为近代中国商政改革的呐喊者与操盘手。
“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①“政治能趋于轨道，则百事可为”②，这既是张謇作为市场主体的深刻体悟，又是作为经济官员的深度思考，更是作为“通官商之邮”社会角色的呐喊。
作为商人，张謇对商政的认识是直接的深刻的，对政府既依赖又抗争，集受益者与受困者于一身。张謇前半生为“士”，蹉跎科场几十年，直至摘取“天子门生”的桂冠。期间，虽从事幕府与讲学，但对商政知之不多。在时代的感召下，在儒家重农抑商的文化传统中，张謇毅然由士入商，无疑是“舍身饲虎”“一意孤行”的壮举，用张謇的话就是“乃决定捐弃所恃，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既决，遂无反顾”③。但张謇虽有“天子门生”的光环与“实业救国”的抱负，却缺乏办实业的要素资源，不依赖官府就寸步难行，更无法实现梦想。他倾力创办的大生纱厂历经五年磨难，几次命悬一线，差点胎死腹中，诚如张謇所述“千磨百折，忍侮蒙饥，首尾五载，幸未终溃”④。借用山东《中兴煤矿招股章程》的话，就是“本公司虽系商办，全赖官家维持保护”⑤。从张謇从商经历来看，既得到官府的支持与庇护，又受困于官府的商政。大生集团之所以能快速崛起，除了人缘与地缘因素外，封建性的专限权与减免厘税等优惠政策也是十分关键因素。大生纱厂成立之初，便获准在通海一带专办十年的特权。大生纺织公司成立后，则享有“二十年，百里之内，不得有第二厂”的专限权。张謇创办或参与创办的大兴面厂、耀徐玻璃公司均获得专限权。有了专限权这张“护身符”，大生纱厂及相关企业就能得到官府的庇护，可在较少的竞争压力下，独占一方资源，赚取不菲利润。浙江候补道朱畴拟在海门与崇明买地建纱厂，最终被专限权挤走，大生纱厂得以独占江海市场，与方兴未艾的南通土布业融为一体。大生纱厂实收股金44.5万两，投产第二年即盈利12万两，第三年高达15万两。
除了专限权，大生还获得减免税赋的优惠。厘税是商人的沉重负担。江宁藩司所属厘金卡，设在江北各处的共有187处，而通、海两地即有57处，约占三分之一。张謇在日记中曾慨叹：“闻厘捐扰民，为之发指”⑥。经张謇多方奔走争取，大生获得了减免税赋的优惠，有效地降低了成本，增强了市场竞争力。例如，大生纱厂棉纱只需完成正税即可，“通行各省，无关捐之阻”；又如，大兴面厂获免捐税五年，阜生蚕桑公司运蚕到沪“一体免捐”，以三年为限⑦。
此外，张謇在处理突发事件、棘手问题时也曾得到官方及时庇护与支持，把矛盾化解于萌芽状态。如大生纱厂建办之初，不明真相的手工棉纺织业者欲纵火烧厂，督抚立即派兵弹压。通海垦牧公司荡地纠纷也多亏“总督刘坤一主持于上”⑧。清廷商部与地方当局还帮助大生销售产品、解决资金周转等困难。民国年间，江苏都督程德全曾借贷16万元，帮助张謇解决收棉的燃眉之急。
在依赖官府的同时，张謇也多次与政府抗争。他痛陈“中国上下之势太隔，士大夫于商务尤不素究。但有征商之政，而少护商之法”⑨，并提出改革商政、振兴商务的办法。“论者至谓舍厘捐不可以国，謇谓欲固国必去厘捐”⑩，张謇把国家发展与商政联系起来。为商民争取合法权益，他不惜与政府官员抗争，如光绪二十一年，张謇为“认捐”一事，与江宁藩司、厘捐总局抗辩，大骂这些官员“刁难”“可恶”“贪昏专狠”。张謇还因通海等地巧立名目征税与地方官交涉，为同仁泰盐业公司的税负、为查抄大有晋公司事件讨回公道。他还为筹建商业银行一事指责户部“以银行为梏”的愚蠢行为，将会把实业引向危险的境地，也会失去商民信任。张謇还抱怨营商环境太差，官场积弊严重，所谓“通一语须钱也，行一牍须钱也，求一见亦须钱也。不肖者乐以为用而不肯破，贤者以为无关轻重而不肯破”⑪、“其时謇事实业已十余年，此十余年中，所感觉资本家种种之势利。感受办事人种种之痛苦，几于罄竹难书”⑫。在批评国内商政的同时，张謇还充分肯定日本的商政。1903年，张謇在《东游日记》中指出，“政者君相事，学者士大夫之事，业者农工商之事。政虚而业实，政因而业果，学兼虚实为用，而通因果为权”⑬、“日本士大夫为官，听其人志愿，方为官则一意官之事，及为商则一意商之事”⑭。
丰富的从商经历使张謇认识到商政的重要性，理解了商民的所思所盼，为从政以后改革商政、制订相关政策做了铺垫。张謇一生为官时间不长，但贡献较多。清王朝时期，张謇先后担任翰林院修撰、商部头等顾问（三品衔）、江苏省谘议局议长等职。民国年间，张謇又先后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两淮盐政总理、全国水利局总裁等职。2013年，张謇又入熊希龄内阁，出任农林工商总长，主管全国经济工作。在担任总长二年多时间，张謇厚积薄发，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回应商民关切，制订了切实可行的经济政策，促进工商业发展。比如，针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张謇把构建经济发展的保障体系摆到重要位置，为商业发展创造环境，具体内容为“银行之设置 、币制之改良、关税之协商、厘捐之裁减”⑮。具体办法包括：革新与稳定金融市场，不断完善国家金融体系，维护民间金融市场；改革不合理的税收制度，包括进出口的海关税收制度和国内商品流通的税收制度，尤其要按照国际惯例，根据国内需求，对外灵活调整关税，对内裁撤厘金，为工商业发展创造条件；改革官办企业制度，奖励与补助民营企业，包括资金奖励、保息等；利用外资振兴实业，用“合资”“借贷”“代办”等多种形式引进外资。又如，张謇还针对不同产业的实际，确立了一批重点产业，包括棉、铁业等，提出了“提倡”“保护”“奖励”“补助”八字原则，并规划了详细的实施方案，所谓“提倡、保护、奖励、补助以生其利，监督、制限以防其害而已”⑯。
在百废待兴的民国初年，张謇不同于碌碌无为的政客，而是紧紧抓住从政窗口期，牵头制订了改革商政的具体举措，顺应了时代要求，遵循了经济发展规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
除了从商、从政的社会职业，张謇还有“通官商之邮”的自我体认。“绅”是张謇的人生底色，“通官商之邮”是张謇的人生抱负。在专制政体内，“中国上下之势太隔”由来已久，一方面，官府垄断资源，操生杀大权，高居庙堂之上，既需要商民装点门面以振兴商务，也需要商民承担税赋以维持政权运转，但又听不到商民的心声，不闻民间疾苦，加之官场积弊日深，颐指气使，商民怨气日增；另一方面，商民匍伏于威严的衙门之下，小心翼翼地生产经营，除承担沉重赋税外，还要承受官吏无休止的勒索与欺压，一些商人甚至把与官府打交道视为畏途，希望有一种力量作为官商之间的桥梁与纽带，用商民的话就是“商管银钱帐项买卖，绅管学习机器教训学徒，官主保护而不侵利权。即有事涉街门，有绅承担，不累商民，无可疑聚”⑰。张謇横跨官、绅、商三界，既有功名，又有人脉，既熟悉政务，又从事商务，是“通官商之邮”的最佳人选。张謇在《厂约》中专门规定了总理（张謇）的职责，即“通官商之情、规便益之利，去妨碍之弊，酌定章程，举措董事，稽察进退，考核功过，等差赏罚”⑱。无论在朝在野，张謇都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社会批评精神，不遗余力地提出建议，诸如减免税赋、振兴商务、设立商会农会、培养人才、扶持民营经济、厘清政商关系等政策建议，留下了《农工商标本急策》《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答南皮尚书条陈兴商务、改厘捐、开银行、用人才、变风气要旨》《代拟请留各省股款振兴农工商务折》等文稿。张謇主张“商自经营，官为保护，绅通官商之情”⑲“合官绅商民之力”⑳。“謇介官商之间，兼官商之任”㉑、“下为商苦，上与官磨”㉒。宣统元年，张謇还在《请新内阁发表政见书》中说“謇十四年来，不履朝籍，于人民之心理，社会之情状，知之较悉；深愿居于政府与人民之间，沟通而融合之”㉓。1922年，北京民国政府觊觎招商局航产，拟以此押借外债，引起舆论哗然。张謇发挥自身影响力，发表《维持招商局致政府电》，为商民据理力争，维护股东合法权益。在多重压力下，“政府得电后，也就无形的软化下来，没有再蛮干下去”㉔，化解了一场危机。
二、“乞灵于法律”
与政策相比，法律更具强制性、权威性与稳定性。张謇在制定促进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时，紧紧抓住担任总长的窗口期，牵头制订法律法规，为工商业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用张謇的话，就是“乞灵于法律”、“求助于金融”、“致力于奖励”、“注意于税则”㉕。
中国近代经济法律法规建设始于清末新政时期。1904年以后，清廷先后颁布了《商律》《公司律》《破产律》等十多部法律。然而，这些法律法规要么过于简单，要么落后于形势。民国初年，张謇担任农林总长就立即着手经济法规建设，“謇自任事以来，窃见农商行政向无法规为之依据，是以商民时有陈请，则准驳俱无所施，官史偶有设施，则宽严莫知所措。故謇尝谓今农商部之责任，首在增订法律，因汲汲焉以编纂法规为务”㉖。在张謇的主持带动下，制订和修订了二十多部法律法规，初步形成的有利于工商业发展法律体系。研读这些法律法规，大致有五点值得肯定：
——张謇对法律法规的认识是深刻的。张謇认为，“法律之作用，以积极言，则有诱掖指导之功；以消极言，则有纠正制裁之力”㉗“无《公司法》，则无以集厚资，而巨业为之不举；无《破产法》，则无以维信用，而私权于以重危。此尤其显著者”㉘。张謇认为，“法律者，轨道也。入轨道则平坦正直，毕生无倾跌之虞，不入轨道，随意奔逸，则倾跌立至。自来商业之失败，无不以此”㉙。基于这种认识，张謇提出：“故农工商部第一计划，即在立法”㉚。
——这些法律法规是相对系统的。张謇主持制订的20多种法律法规，涵盖工商、矿产 、金融、权度、农林、经济社团、利用外资和侨资等方面，内容比较全面，且操作性强，基本形成了近代的商法体系。何为商人、何谓公司、何为商会，以及它们具有何等之权利与义务，以及如何组织设立等，都作了明确规定。经过修订，《商人通例》，由清末的《商律总则》9条增至73条。《公司条例》由清末《商律》67条增至251条。
——这些法律法规较多地体现了工商业者的利益。这些法律较多地吸纳了工商业者的合理建议，规范了政府的行为，体现了工商业者的利益。以《商人通例》为例，该法把商人的范围界定为“商业之主体之人”，推进公司法人化。《公司条例》《公司保息条例》则详细规定了商人的权利与义务等。《矿业条例》不仅在制定时吸收了工商界的建议，而且在公布后又根据工商界的建议进行了修改。
——这些法律法规具有明确的指向。这些法律法规多为初创，但指向一致而明确，那就是推进政府经济管理的法制化、企业与企业家的法人化、竞争的自由化与公平化、融资渠道的社会化与国际化等。比如，这些法律法规对社会经济活动的保护与扶持、对企业和企业家法人权利的保护、对企业的经济奖励与补助、对纠纷的裁定都有具体规定。
——这些法律法规的作用较为明显。在制定程序上，既借鉴了外国的先进法治文化，又兼顾了本国的商业习惯和工商界的利益；在价值上，有的填补上相关法律的空白，有的修正了过去的不合理规定，有的完善了法律条文；在功能作用上，有助于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营商环境，促进了工商业发展，还使中国的经济法规跨入现代法律的范畴。
在商政与商法的双重作用下，民国初年的工商业发展呈现出良好势头。诚如当时的工商业者所言：“民国政府厉行保护奖励之策，公布商业注册条例、公司注册条例，凡公司、商店、工厂之注册者，均妥为保护，许各专利。一是工商界踊跃欢忭，咸谓振兴实业在此一举，不几年，而大公司、大工厂接踵而起”㉛。此时又适逢一战爆发，列强忙于纷争无暇东顾。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迎来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年代”。
三、“今日之先务在商”
商帮与商会都是商人的组织形式，两者虽只是一字之差，但意义有天壤之别，两者的历史背景、组织形式、功能作用等存在时代差异。前者是农业社会地域性商业联盟，具有封闭性，主要依赖血缘、地缘和人情习俗来维系，而后者则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具有开放性，强调规则、契约与法律。商会的出现，使工商业者突破了狭隘的同乡、同业范围，进而整合到区域性的商业共同体中，实现了利益认同的现代化整合，既可在商品经济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又可将商会职能延伸到政治、教育、地方自治、商业人才培养、社会公益等方面，进而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水平。
商会是近代中国工商界的社会团体，产生于清末，成熟于民国，是沟通官商的媒介与商人自我管理的组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作为商界的头面人物，张謇在设计商会、修订《商会法》、完善商事仲裁制度、主导南通商会等方面都作出了杰出贡献，既是中国商会方案的设计者与实践者，又是使之臻于完善的操盘手。
早在1895年，张謇就在代湖广总督张之洞起草的一份奏折中提出建立商务局（会）的建议。1896年，他就提出商会的具体方案，所谓“天下之大本在农，今日之先务在商。不商，则农无输产之功；不会，则商无不校能之地”㉜。张謇在论证商会建设必要性的同时，又设计了商会的职责、功能、组织方式等。其功能在于对外加强与官府的沟通与联系，对内为实业发展提供规划与咨询。就组织形式而言，张謇认为“各行省宜有总会，各府宜有分会”，其职责为“分会有长，长考府辖之县最王之产、最良之产，与风尚之华朴，民俗之勤惰，工作之精粗，市情之消长，各列为表。度其所宜兴，宜革、宜变之故，斟酌其如何革、如何兴、如何变之法，闻于总会”㉝。
商人的兴起与商会的建立又对《商会法》提出了要求。清廷曾参照日本的《商业会议所条例》，制订了《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这是中国第一部商会法规，但此律太过简单，且明显滞后于民国初年的工商界现状。张謇出任总长后就着手修订《商会法》，制订《修正商会法》《商会法实施细则》。经过修订，《商会法》内容更为完善，规定更为合理。全律共46条，分为总则、组织、职务、选举及任期，会议、解职及处罚、经费、解散与清算、附则等九章，标志着中国第一部完整意义上的《商会法》的诞生，奠定了近代中国《商会法》的基本体系和原则。《商会法》特别规定了商会参政权利，诸如“关于工商业法规，凡税法之规定、修改、废止，及与工商业有利害关系等事，（商会）得发表意见于行政官署”。
调解与仲裁商事纠纷是近代商会的重要职责，最早成立的上海商务总会的章程中，规定其宗旨之一为：“维持公益，改正行规，调息纷难，代诉冤抑，以和协商情。”张謇出任工商总长后，会同司法部制定颁布了《商事公断处办事细则》61条，后又出台了《商事公断处章程》，使商事公断处的仲裁工作趋于规范化，限制了随意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仲裁效力。
在设计商会方案与制订法律的同时，张謇兄弟积极推动南通商会建设。1902年，张謇兄弟创办了“南通州商务总会”。1906年，按照清王朝有关规定易名“通崇海商务总会”。后又改为“通崇海泰商务总会”。其职能有联络工商、调查商情、受理商事纠纷、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等。商会成立后，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包括组建商品陈列所、主办南洋观业会南通物产会、创办银行专修学校及商业学校等，被称为“一邑之总枢”。1925年，商会会员不下数万人，已成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骨干力量。南通商会也因此与上海、南京、苏州总商会并列为清末民初“江苏四总会”。商会的建立与运行为南通早期现代化注入活力，为南通成为“模范县”立下汗马功劳。
四、“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
师徒传承是商帮培养人才的一大法宝。晋商曾就学徒做过非常详细的规定，诸如衣着、谈吐、学习、交易、商德等。工商业兴起后，旧时师徒传承已不能适应形势任务的需要，跟不上时代发展步伐，亟待开设专门的学校，为工商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父教育母实业”是张謇的一贯主张。商学既是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实业发展的人才支撑。张謇把商学摆到突出位置，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为商学做出了独特贡献。
从理念上说，张謇较早提出了商学思想，所谓“有实业而无教育，则业不昌”㉞，提出了“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㉟“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㊱等主张，丰富了“父教育母实业”的思想。
从实践上看，张謇在办好全国第一所师范学校的同时，又创办一系列工商学校，大力培养专门人才，把教育与工商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早在1902年，张謇就创办了师范学校，并在师范学校内附设农科、蚕桑、测绘、土木等等实用技术性学科，后又兴办了各科类型的专门学校，如纺织、农林、银行、渔业、医药等，为工商业发展培养专门人才。
随着工商业发展，人才需求激增。1909年，张謇就通海五属公立中学附设了“银行专修科”及“初等商业学校”。1912年，“初等商业学校”改为“乙种商业学校”，后又易名为“南通甲种商业学校”。学校设商业、簿记、会计、商品四科，除开设必要的文化课程外，还教授簿记、会计学、商品学、珠算、验币、商事要项、商事法规，并组织商业实习。高校毕业生大多到大生集团及所属企业、到相关银行、到长江各口岸工作，成为工商业的骨干人才。
张謇的商业学校与职业教育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对教育而言，开启了职业教育的先河，以学校教育取代师徒传承，完善了现代教育体系；对地方经济而言，为大生集团的壮大、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对商业发展而言，传播了现代商业理念，加快了专门人才培养，促进了产教融合。
五、“商业无道德，则社会不能信用”
商业是直接与金钱、利益打交道的经济活动，这对从业者既是诱惑又是考验。因此守法诚信经营就显得尤为重要与可贵。张謇非常重视商德建设，既积极倡导，又身体力行，用言传身教来推进商业道德建设。
从言传来说，张謇一直强调商德的重要性，把商德视作商人的必备条件，所谓“商业无道德，则社会不能信用。虽有知识、技能，无所用之。故知识、技能、与道德相辅，必知识、技能与道德三者全，而后商人之资格具”㊲、“故德行必兼艺而重，而艺尤非德行不行”㊳、“人之道德，端赖养成。寻常商业，虽卖贵买贱，皆有计心。而利异损人，必为众弃”㊴。
张謇多次抨击商人的不良行为，认为近世商业之所以不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商人之道德，素不讲究，信用堕落，弊窦丛生，破产停业，层见叠出，况银行员日与金钱为缘，更非有优美之道德，不作以恢弘信用，扩张营业”㊵。“然以不信不义之国人，而冀商业前途之发达，是则大车无䡚，小车无軏之行也”㊶。
张謇还积极倡导守法诚信经营。1917年，甲种商业学校建成之际，张謇挥笔题写了“忠信持之以恒，勤俭行之以恕”的校训，勉励商校学生坚守守法诚信经营底线，培养社会公德与职业道德。他在给商校毕业生演讲时告诫学生“当求为人所敬爱，而毋为人所畏忌。设有人任事兢兢唯职分是守，唯信用是图，持之以恒，行之以谨”㊷。
在言传的同时，张謇更重视身教。张謇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无论是大生纱厂的“魁星”牌棉纱，还是面粉、颐生酒业等产品受到消费者的追捧，且质量上乘，既不短斤缺两，更不以次充好，成为守法诚信经营的标杆。早在1915年，大生纱厂的“魁星”牌棉纱产品就获得美国旧金山世博会工业馆金牌奖章，系我国获世博会金奖的第一件棉纺产品。大生集团所属的吕四盐场生产的盐、酿造公司的酒与罐食、女红传习所的绣品等屡获金奖。此外，张謇还依据《商标保护法》的要求，开展商标的设计与保护，保护消费者权益，提升品牌价值，为工商业的诚信守法经营树立榜样。
结束语：一位特殊的商人
明清以来，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中国历史的天空曾闪烁着一批又一批的商人面孔，如财大气粗的晋商、气势如虹的徽商、不可一世的粤商等。这些商人创造了无数个财富神话，演绎了许多动人的故事，但囿于时代与个体的双重局限，这些商人大多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套用一句诗词，那就是“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五口通商”以来，伴随上海的开埠与崛起，粤商以变应变，发挥精通“夷务”与外语的优势，或充当洋行买办，或投身洋务运动，或创办近代工商业，实现了华丽而又艰难的转身。粤商的转型又带动了江浙商人的勃兴，使之成为拉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一支劲旅。
在江浙商人群体中，张謇既与同行如出一辙，又有天壤之别。其可贵之处在于：
——在“官本位”的国度，受时代感召，张謇带着“天子门生”的光环、“实业救国”的抱负、建设“新世界雏形”的宏大理想由“士”入“商”，创建大生集团，几执中国工商界之牛耳，既为当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动力，也为后世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
——在“上下之势太隔”的近代中国，张謇以“通官商之邮”的自我体认、“言商仍向儒”的复杂心态，发挥“绅”的优势，协调政商关系，弥合官民矛盾，调解商业纠纷，维护工商业者利益，既缓和了当期社会矛盾，又为后世留下了不少佳话。
——在碌碌无为的近代官场，张謇依托“商部头等顾问”、农商总长的有利位置，牵头制订了一系列经济政策与法律法规，优化了当期的营商环境，提高了政府管理经济的水平，既为接踵而来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做了必要的铺垫，又为后世以不少启迪。
总之，“绅”是张謇的人生底色，“商”是张謇的社会职业，“官”是张謇在体制内的位置。张謇既是商人，又不单纯逐利；既是官员，又不守旧庸碌；张謇既是名士，又不空言负气，而是发挥官绅商的综合优势，带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家国情怀，致力于商政、商法、商会、商学、商德建设，不断优化商业发展的内外环境，为近代商业发展作出多维度贡献，成为商业史上里程碑式人物。
注释：
1、2、3、11、12、19、20、25、27、28、30、32、33、37、39、40、42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论说演说》，上海辞书出版社（下同），2012年版，第257页，第260页，第550页，第14页，第597页，第14页，第14页，第257-259页，第257页，第258页，第258页，第26页，第26页，第195页，第202页，第277页，第442页。
4、18《张謇全集·章程规约告启示》，第6页，第6页。
5转引自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111页。
6、13、14、35、41《张謇全集·日记》，第215页，第565页，第548页，第536页，第554页。
7、17转引自章开沅、田彤著《张謇与近代社会》，第382-383页，第398页。
8、36《张謇全集·艺文杂著》，第582页，第346页。
9、15、16、23、26《张謇全集·公文》，第22页，第257页，第257页，第225页，第347页。
10、21、22、29、34、38《张謇全集·函电》，第28页，第100页，第92页，第438页，第160页，第1249页。
24张孝若著《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274页，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9月。
31转引自虞和平主编《张謇——中国早起现代化的前驱》，第424-425页。
（作者简介：葛志华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特聘教授；
徐芹霞 江苏省如皋中等专业学校高级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