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与中医药
□ 徐慎庠
张謇自幼品学兼优，青年时，岁试、科试及优行生试均取第一。24岁入淮军将领吴长庆幕。光绪十年，32岁有志“经言治国平天下，始于正心诚意，是固儒者是矣”，翌年应顺天乡试，中第二。光绪廿年，42岁遵父命，甲午恩科以《殿试策》“举河渠、经籍、选举、盐铁诸大端，全引朱子”高中状元。当年九月，因父丧丁忧。光绪二十一年（1895）冬，在南通议办大生纱厂，四年后建成，自此一发而不可收，以“父教育、母实业”为主张，认为这两项为“国家富强之大本”。
1912年，他与兄詧努力筹集资金，利用旧观神殿改建教室，建立南通医学专门学校和南通医院。为医校题写的“祈通中西，以宏慈善”，堪称办医药学校儒家之大旨。今将张謇先生与中医药，详述如次，以飨读者。
一、少年张謇在扁鹊神龛后背大书“指上生春”，此后60年间陆续赋诗题联以纪
张謇撰《柳西草堂日记》，南通三叔父张彭庚购下明外科名医陈实功居宅，西隔壁为陈氏捐建的药王庙（今南通市濠阳路南侧，遗存有“因树斋”可证药王庙原址）。1864年仲夏的一天，年仅12岁的张謇“用泥水匠的垩帚（蘸白石灰浆），在扁鹊神龛之后背大书‘指上生春’四字，字大一尺七八寸，庙中砚工朱姓大称善，逢人便告张家第四子能书”。此后60年间，张謇曾为药王庙赋诗三题联二，1925年有《题移建药王庙》联，曰：“疥墙题字，倏六十年，昔日儿童今耇长；旧宇新基，距八九丈，南仍濠浒北城阴。”疥墙，指用垩帚涂写的墙壁。此联为最后的纪念。至于1916年9月11日、六十开外的张謇看到药王庙外筑岸种树，感怀先叔父善举之余，趁兴撰《重题药王庙壁》诗（略）一首，诗序中介绍“祀神农、扁鹊、华佗，及汉张机，晋王叔和，梁陶弘景，唐孙思邈，金刘完素，明缪仲淳，元朱丹溪、李东垣，明汪石山、薛立斋十人”。使后人识得陈实功一生心仪的历代医家。诗中有“谁祓十龛尘”句，可证十人塑像也在龛中，装修之考究。汪机（号石山居士）著《外科理例》，陈实功采用其方剂19首，入《外科正宗》，为临床经常体验之成方。缪希雍（字仲淳），逝世于天启七年（1627），可证陈氏建庙也应在此年以后。
1925年4月2日，《通海新报》发表张謇诗一首，序曰：“故药王庙前有鸡栖树，数百年前物也。六十年前尝嬉戏其下。今庙徙，建因树斋，诗以纪之”代题，诗云：
婆娑何代树，几阅海壖桑。见我童年戏，尊之大父行。
心空秋英瘦，顶秃午阴妨。未改平生敬，瞻依况此堂。
此诗作月前，张謇有移建药王庙和濠阳小筑同日分别上梁的日记。鸡栖子，学名皂荚，此树应植于陈实功手，对这棵婆娑古树，张謇在《因树斋匾跋》中叙述较详，因其“腐积蠹丛”，张謇派人整枝疏理，不久即显露茂盛的嫩芽，甚感“仰彼嘉荫，如对故老矣”的欣慰。树原在门外西南角，经过庭院重新设计改建，此树在院内，所以，张謇亲书《因树斋匾跋》。因树斋，现为南通市张謇研究中心办公的所在。
二、1915年，年届63岁的张謇，因患腕痛宿疾，口述《针灸诠述弁言》，由三兄张詧代笔，从《弁言》内容看堪称传世之作
《柳西草堂日记》载“1914年12月24日，江西黄石屏来，以针灸治肺虚病。次日，石屏复针”，仅两天，实因当时张謇诸事烦杂，黄石屏住一宿离去，按《弁言》所述”尝为余愈痹湿及翌年以《诠述》稿示请张撰序，至少来通三次。今将张謇先生为《针灸诠述》所撰序文照录如下：
弁言 《汉书·艺文志》方技三十六家，而医以经名。凡黄帝《内经》《外经》，扁鹊《内经》《外经》，白氏《内经》《外经》《旁经》为七。班氏云：“医经之为用，乃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针石汤火所施。”师古注：“针所以刺病也。石谓砭石，即石针也。火即灸也。古者刺痛以针，攻病以砭，而疏病以火，针灸之由来尚矣。”至汉而砭石之术已绝，迨经方十一家疏衍，后人本草石之寒温，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汉仲景而后历代名家辈出，于汤剂多所发明，独针灸一科陵夷至今，若隐若现，虽《针灸聚英》《针灸节要》《针灸杂说》《针灸大全》诸籍先后杂出，而通玄撷幽，确能寿世者，则戛乎难之。
黄子石屏，鹾官也。向以随宦山东，得异人授，擅针灸之技。初不自名，朋好有觇而求者，无不应手奏效。尝为余愈痹湿，今其技益神。其言曰：“吾始习少林，运气有年，萃全力于拓，然后审证辨穴，金针乃可得而度也。”则其诣岂易言哉。余勖以舍官问世，并广其传，因汇所著述成编见示，洵独得之堤，非不传之秘钥矣。
夫西医剖解，东医注射，亦不过济汤剂之穷，而吾神州方技无传，徒令《明堂针灸图》《铜人针灸图》悬为空诣，视东西医为相形之绌，是亦医学界之大憾。然则黄子持此以发挥绝技，不独津梁医学，抑保全国粹之所关矣。
乙卯六月，张謇撰，张詧书。
张謇先生的《弁言》写得非常精到，文章与他的三兄叔俨手书合作而成。因张謇在23岁（时光绪元年正月）日记有“学以‘拨镫法’作字，腕甚苦痛”句，此后一生中时瘥时痛，弁言中“尝为余愈痹湿”，这“痹湿”当为腕痛宿疾，针后立效，得以缓解。黄石屏（1850-1917），名灿，江西清江人。自幼随父游宦山东，曾任管盐务的“鹾官”。拜山东一医僧为师学习针灸及内家功法，辛亥革命后弃官从医。黄氏认为“金针”（按：金质之针）性纯而入肉无毒，质软而中窍无苦，体韧而经年无折，称为“三善”。药灸能够培元可助兴奋力，宣滞可助疏通力，攻坚可助排泄力，称为“三益”，他强调施金针者要有内功为基础，“用金针贵有精力以运之；至于施药灸者，要熟谙经典，“融会于灵素之中，变通于长桑丹阳之外”。学术上尊崇针灸学家凌云之论，并有创新。他在上海、扬州、南通一带以“江右金针黄石屏”挂牌治病，由于他内功深厚，针法高超，各种疑难杂症，无不应手奏效。门人方慎庵亦为近世针灸名家。黄氏金针流派至今仍独具一格。
三、张謇注意到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创建了“模范省”，并得到山西成立中医改进研究会的信息，于信函中坦露自己的心迹
1912年，张謇等人出资创办南通医学专门学校，这也是中国较早的高等医学院校之一。学校初设西医本科，“以高等学识技术养成医学专门人才为宗旨”，嗣后不久设中医本科。1914年11月，张謇亲题“祈通中西，以宏慈善”，校训统领医学院校的发展。
宣统年间，张謇将原师范生熊辅龙（字省之，武进人）派往日本千叶医校留学，1911年7月毕业回国。南通医院建立，张謇委任熊辅龙主持院事。1912年1月24日，熊氏在南通施行首例乳癌切除手术，获得成功。1915年4月30日，熊氏在南通医学专门学校主持南通历史上首例人尸体解剖，观者达七八百人。熊辅龙成为南通近代医史颇有影响的一个人物。
张謇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他在清末民初试办地方自治，“一进而为实业、教育发达之区，再进而得全国模范县之名”（陈翰珍《二十年来之南通·引言》）张謇找到时任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一是因为阎推行积极发挥民众作用的“用民政治”，提倡发展民德、民智和民财。其“村本政治”与张推行的“村落主义”基本相合。再者，山西获得了“模范省”的称号。二是阎锡山在当时否定和废止中医思潮中特立独行，他认为“使中医能适应世界之潮流，成一种有统系之科学”，创办了中医改进研究会及附属医院。
1918年末，张謇有《为沟通中西医学致阎督军函》，实因阎在山西成立中医改进研究会主动联系，并附寄冯薇馨编印的《实验医药杂志》（惜佚）。翌年一月十三日，督军复书：“迳复者。承惠赐《实验医药杂志》一册，披诵之余，伟论卓识，足资考镜，裨益医界，良非浅鲜。除将杂志发给研究会俾作指南外。用特专函驰谢。此复。
南通中西医药观摩会。台鉴阎锡山启。”
张謇有《复阎锡山函》二件，时间均在1919年（具体日期不详）。今择要摘录如次：“昨奉赐书，论沟通中西医学一节，伟论宏观，钦佩无任。”（按：据分析，此为阎锡山第二函，附寄一书，内容有沟通中西医学一节，达到共识，应该是一段佳话。）张謇说：“今之言医者，以为西人医学与药学截分两事，故辨性较精，而施效易见，不知中医之道《汉书·艺文志》本草家与医家早已截分。惟言药者只《本草》一系，性味虽别而未精详。方证治用，或未能知其所以然；然知其所以理之理，未能知所以然之数（按：此即张謇有对中药材逐一试化验的思想出发点）。”“鄙意欲延德之精于化学、医学者各一人、中亦各一人，就《本草经》所载药品二百余，……约计分析之人与药品之费，始须五万圆以上，……事若能成，则四万万人之福，亦三千年来始曙之光也。”
张謇给阎督军的第二封信讲得实在，他说：“敝处所办自治、教育、实业各事，粗具雏形，尚须改进。医道与人生性命息息相关，亟应注意，难得吾公慈祥宏愿，亦具此心。走办此间医学专校亦已八载，毕业三次，六十余人，并设医院为学生实习地。社会习惯，信中医者多。中医主气化，治虚证亦诚有独至之处，因是添设中医一级。但中医教材缺乏，教者、学者又鲜通才，与西医教材、教法实相径庭，一时沟通亦殊不易。兹拟于中医科加生理、化学两科，西医加本草药物科，令学生自加融洽，希冀沟通，并欲学生先习中医数年，徐习西医，气化、形体洞悉无遗，期以十年，人材当有可言。所苦学生志愿利于速成，重在谋生，走之期望，不知何时始达。”1920年1月25日《申报》载王正廷（1919年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全权代表之一）与沪上友人谈话：“要救国，须从下边做起，不必靠政府也。如南通张謇、山西阎锡山均能实心实力做事，故百事均举。如中国能有一百个张謇，则无事不毕矣。”也是当时官方代表的客观评价。
四、张謇对沟通中西医情有独钟，因为“医，技而有学者也，其系人疾痛死生至重”，曾制订《中药经》的宏伟计划
张謇于1921年4月发表《拟集资订（中药经）征求同意书》（以下简称《征求同意书》），他说“南通设医校有年矣，意在沟通中医，而效未大著，思之思之，乃计先通药学。药通然后可以求医之通。犹汽车、电车，药犹轨与道也。”按这样的思路，他认为“医，技而有学者也，其系人疾痛死生至重。”儒家的慈与医家的仁在张謇晚年精神生活中占有一定份量。
他反复温习《汉书·艺文志》经文，体会到“是知汉以前之方技医、药固并重。惟中医言药，有性有气有味。性或古今不同，用尤经纬各异：有相辅以为用，有相制以为用，有相反相激以为用。故古代主治之说，不尽可从。其言西药便人服饮，良是。是在今日尤不能不取西医学说，以辅吾之不逮。”其意在中西沟通上，如何使中药的“服饮”如西药一样方便，应该撷取西医学说为我所用。
于是，张謇专注并系统地阅读了《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书，指出《本草纲目》凡一千八百九十二种，“大都积于不用之地，非所亟也。”（《征求同意书》）那么，急待需要办成的事是什么呢？他接着说：“比晤德意志友人，访知柏林大学药物院教授托姆司（按：1917年南通大学农科聘）、化学工程师密勒（按：密勒曾对200多种中药材进行化验测定），皆邃精药物，与商此事，许赞其成。”张謇的目的“意欲编订《中药经》发明本草之学。”《征求同意书》中计划“先延德密勒君来华，就南通农科大学化验室，为化学分析之试验，得其定性定量，然后以所得之药、所验之表，寄往大学托姆司君，征验所得定性、定量之异同，然后要求东西各国之药物学大家复验之；必举世大同，而后定一物之真用，而后辨吾古说药性与气与味之确否，而后著录以成经。”《征求同意书》文后附初拟11条经费预算项目。
张謇在当月《<中药经>博征同意书》一文中说：“通医之轨道惟何？必先明药。以走所知，西之某药，类中之某药。以西法制中之某药，即西之某药。……药明而后用药之法可出而索，而后治病之方可贯而通。……不求其明，中西将永永僢驰；经听其昧，即中亦必永永固蔽。”张謇这段“通医轨道，必先明药”的观点出自肺腑，说理恳切而感人。遗憾的是《中药经》之撰著没有实现，其原因不清楚。难怪著名学者胡适说：“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值得告慰于先贤的是1977年由江苏新医学院编著《中药大辞典》收载中药5767味，包括植物、动物、矿物及传统中药加工制成品，都有成分、药理的分析及数据。这部巨著曾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五、张謇与叔兄将捐资创办南通医院视作慈善之举。1924年，为将此项慈善事业做得更为完善，特专题赠一篇短文给时任院长的金聘之中医师，颇具人情味，至今读来仍有现实意义
今将张謇《书赠金品之》一文照抄如下：
《子华子》：“医者，理也；药者，瀹也。理之言意，瀹之言养。”《淮南子》所以贵扁鹊者，非贵其随病而调药，贵其擪，息脉血，知病之所从生。苏轼《蜀谚》云：“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人费之说至有味。吾见今之医费人特甚，更不论前二说矣。品之习业医，慎之哉！
笔者孩提时代祖辈的朋友、自诩张謇的学生，《二十年来之南通》的作者陈翰珍，描述《南通之慈善·医院》说：“医院为调养病人之所，济生救死之地。天生烝民，无人不有病，有病无不医，故有人应有医，有医应备院。而南通一邑耳，竟有医院数所，不可不谓南通病者之幸、南通人之福也。”“南通医院在城南，与医学专门相连。开办于民国二年，为张叔俨、张季直两先生私资创办，半系慈善事业。”
金品之，亦作金聘之（1875-1957），南通市人。自幼好学，先儒后医。擅治伤寒，“注重表里兼顾，以衡为治”，临诊中常以听诊、检温、血压器以辅中医四诊。且“不以小疾而忽视，不因重殆而推诿”。应张謇先生聘，主持南通医校并在附设中医班授课。1921年起任南通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主任（亦称院长），具体负责医院行政管理。所以，张謇先生专门题词一幅（惜此件无存）。
张謇先生短文94字，通篇以理、贵、费三个字贯穿到为医的品质，用三篇古人所说的短语“理之言意”。《淮南子》所说，为医不应该随病调高药价。“贵其擪息脉血，知病之所从生”，此处之“贵”应作“重视”或者“看重”解。至于苏轼《蜀谚》，张謇慨曰“人费之说至有味”，说的是“学医”堪比“学书”，亟须探求医中之至理。最后提到“吾见今之医费人特甚，更不论前二说矣。”“医费”决不可与“纸费”“人费”混为一谈，有违办医校建医院的初衷，远离儒家仁义慈善的宗旨。
结语
张謇不愧为一代鸿儒，南通百姓亲切地称他为“张四先生”，因为先我而生者，生命的依赖和慰藉也。经过上面5个片断所述，也基本可以纵观他对中医药的伟大贡献。办医校建医院是他一生中宏愿之一，无论从精神上和物质上的付出都是为人称道的。
南通县自治会于1938年作《二十年来之南通·序》，最后一段话：“更有愿为中外告者：先生至伟大也，卒之年，问其储仅六七千元，遂筑文殊师利法院于剑山巅尽之。观成之日谓其弟子某曰：“吾子而才，此戋戋也；吾子不才，复何望焉。”呜呼！先生后世之人，有神驰百辈致其景仰而不可跂及也欤？”张謇先生为南通著名游览胜地狼山风景区创设并捐建观音禅院、普陀别院、林溪精舍、沈绣禅楼等，唯剑山之巅需要给游人有一个启迪智慧的禅院，倾注心血并倾其所有积蓄。正如黄炎培感叹曰：“孰弗我有，孰是我有，晚而大觉，尚可憾乎？”
（作者单位：海门张謇研究会）
（原载《张謇研究》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