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生纱厂到大生布厂

——企业兴衰中的“关庄布”等质量因素分析

南通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庄安正

现代企业能否长期发展与不断壮大，与多种因素有关，其中产品质量能否顺应社会需要，追求卓绝与超越，是极为重要的一种因素。张謇在近代创办大生企业过程中的实践也告诉了我们这一真理。众所周知，甲午战败后，中国民族危机严重，张謇有感于此，放弃仕途，投身“实业救国”。首先创办了大生纱厂，随后又连续创办了二、三十家企业，其中包括轻工业、重工业、农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电力工业等方面的企业。这二、三十家企业互相联系，互相支持，最具代表性的无疑还是大生纱厂。本文试以大生纱厂，以及稍后筹办中的大生布厂为例，分析张謇当年在坚持企业产品质量实践中的经验与教训，并对我们今天提高企业产品质量的自觉性有所启迪。

一

大生纱厂收获成功的秘诀，除了张謇为首的企业团队强烈的爱国情怀，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以及立足本地，坚持正确的营销方针外，顺应社会需要，全力追求产品质量的卓绝与超越，这一点非常重要。

本文所指的产品，不仅指机制棉纱，而且指“关庄布”。机制棉纱是大生纱厂的产品，“关庄布”是南通传统手工业的产品。但前者为后者的质量提高提供了前提，后者既为前者提供了市场，产品质量的考量中实际上也包含了对前者质量的考量，二者关系密切。将“关庄布”称为大生纱厂的最终产品，并无不可。张謇以南通为基地投身实业救国，为什么首先在本地创办大生纱厂，生产机制棉纱呢？这是由南通特殊的地理、历史条件决定的。南通位于长江下游北岸，土地肥沃，气温适宜，雨量充沛，盛产棉花。自明清以来，南通农民就形成以家庭为单位，用手工纺纱织布的传统。南通出产的土布除满足本地民众需要外，还畅销各地，其中以销往山海关外东北市场的“关庄布”最为著名，几百年来绵延不绝。“关庄布”开始由“土经土纬”织成，价廉耐用，厚实耐寒，反之，东北的大豆、豆饼等特产亦广受南通民众的欢迎。最初沟通二者的媒介是山东客商，是他们用驴马通过陆道南来北往，将这种远距离的互惠贸易逐渐变成常态。几百年间，经两地供需双方不断磨合，“关庄布”的质量逐渐提高，名称也在逐渐改变。早期称“稀布”，后改称“尺套”。上海近代开埠后，西方各国客商尤其是日本客商的势力侵入南通，大量抢购南通棉花用于纺洋纱，又将洋纱输往南通销售。由于洋纱具有“条干匀均，不易断头”等优势，他们吸引南通农民采用“洋经土纬”“土洋结合”方法，对土布进行改良。由“洋经土纬”混纺而成的“大尺布”开始流行，长度、阔幅又有所增加，布匹质量也有了进一步提高。这一看似有着亲善色彩的现象背后，隐藏着驱使南通沦为洋商原料基地，传统土布生产(尤其是“关庄布”)依附于他们的险恶用心。正如张謇在大生纱厂《厂约》中指出，“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通产之棉，力韧丝长，冠绝亚洲，为日厂之所必需；花往纱来，日盛一日，捐我之产以资人，人即用资于我之货以售我，无异沥血肥虎，而袒肉以继之。利之不保，我民日贫，国于何赖”。可见张謇创办大生纱厂，即是要尽力设法阻断洋纱侵入，用大生纱厂的机纱代替洋纱，引导农民用“机经土纬”混纺代替“洋经土纬”，生产2.0版的“大尺布”，将南通传统手工业----“关庄布”业的命运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并促进“关庄布”业健康快速地发展。

立于提高“关庄布”的质量角度分析，完成这项任务是一项综合工程。张謇对此认识深刻，在实践中注重综合施策，收获了良好效果。

第一，努力生产优质机制棉纱。优质“关庄布”，必须以大生纱厂优质的机制棉纱提供前提。纱厂最初的纺织设备由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引进，由世界一流的英国赫斯林登机器制造厂生产。因在上海杨树浦码头上搁置了几年，遭受风雨锈蚀，功能受到影响。但张謇聘请技术人才精心维修，尽力配齐零件后，主要功能得到了恢复。纱厂投产伊始，张謇又亲任总理，拟订“厂约”16条作为基本规章，对纱厂各部门的职责权限、奖励赏罚、利润分配等实行严格管理。各部门也根据自身特点拟订了条文总数达195条的管理细则，各自实行严格管理。一流设备加上生产中的严格管理，推动纱厂生产的“魁星”牌棉纱从投向市场开始，就以“纱色光洁调匀”等特色赢得声誉，被认为产品质量“冠于苏、沪、锡、浙、鄂等十五厂”，清宣统二年（1910）又在国内大型商品展览会南洋劝业会上荣获金奖。如此优质的机制棉纱，南通农民感受最深，自然乐意接受并长期用以机、土纱混织，进一步提高了“关庄布”的质量。

第二，培育推广棉花优良品种。棉花是棉纱的原料，没有优质的棉花，不可能生产出优质的机制棉纱。大生纱厂投产后，张謇即十分重视棉花优良品种的培育与推广。南通虽然盛产棉花，但农民原来往往因循守旧，棉花良种意识比较薄弱。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张謇创办农业学校，建立农事试验场，率先从事棉花优良品种(例如南通本地青茎鸡脚棉，以及引进的美国棉花等)的培育。获得经验后则面向农村，向农民广为宣传。民国四年至九年（1915～1920）间，先后举办5次棉作展览会，“任乡民自由出入，随意观览”，展览会现场安排农校学生宣讲良种植棉重要性以及科学植棉的具体方法，并向农民发放“种子及《种棉浅说》”小册子，还对良种植棉中成绩优良的农民进行奖励。与此同时，张謇还在黄海海滨连续创办通海、大有晋、大豫等多家盐垦公司，将大面积盐碱地改造成为棉田，广植棉花优良品种。既保证纱厂对原料棉花的“自给之力”，又可满足“关庄布”业发展对大量棉纱的需求。

第三，引导农民提高混织技术。大生纱厂生产的机制棉纱多达近10种型号，实践证明，其中的12支粗纱与南通农民纺织“关庄布”时的土纱在粗细、坚韧度等方面较为匹配，张謇遂大量生产，将12支粗纱定为面向农民推介的主导性棉纱。但是，12支粗纱与土纱混织中仍然存在如何调至最佳的各种技术性问题。为了解农民混织的基本情况以及经常遭遇的技术性问题，张謇特意在纱厂内“备有乡间通行之手织机”一台，不时邀请“乡人到厂，用本厂新纺之棉纱织为土布”，由纱厂和农民共同研究“机土混织”如何达到最佳的方案，然后向农民普及。又，土纱在“关庄布”中作为纬纱存在，由农民“用旧式纺车纺成”。而每个家庭“旧式纺车”的规格不一，故生产的土纱时常标准不一，并出现各种弊病。鉴于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可能苛求农民改纺机制纬纱，张謇遂向他们宣传统一改用“上海明成铁工厂”生产的“新式手搖铁纺车”，“出纱既宜，速率又高”，同样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回顾南通从明清之际到大生纱厂创办前近300年内，“关庄布”生产尽管绵延不绝，质量提高总体较慢。但是，在张謇创办大生纱厂后的30年中，“关庄布”在东北原有品牌基础上又大大火了一把，东北民间传说，称家中父母如果说一句：“明日赶集替你买一块‘同兴宏’(指南通沈敬夫经营的一家“关庄布”布庄)的布料做衣服”，就可让一个儿童立即止哭为笑，可见“关庄布”在东北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之崇高。从销售范围看，“关庄布”30年中从原来销售东北部分地区，扩大为覆盖东北124万平方公里全境(甚至溢出国境，进入朝鲜、俄罗斯)，满足了东北全部1996万人口“百分之九十”布料的需求。南通土布业这一辉煌业绩的出现，即是张謇上述非凡努力的结果。

二    

一般而论，盛世出佳象。南通“关庄布”的兴盛却出现在中国近代的衰世，实属罕见。“关庄布”在衰世创出奇迹，完全源于张謇的非凡努力，成功来得特别不容易。同时必须指出，“关庄布”佳象出现在衰世，其兴盛受到社会上多种负面因素产生的负面影响牵制(例如，中国政府对民族工商业的不作为甚至反作为，国内局势持续动乱，以及西方国家不断加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等等)，“关庄布”业的兴盛能否长期维持，继续发展，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首先，从“关庄布”北上东北的长途运输通道看。无论晚清政府还是民国政府都不肯废弃“值百抽一”的厘金制度，南通即属于厘金重灾区，仅“通州、海门两境”，设立厘卡“五十七处”。厘金制度严重妨碍了商品流通，流通距离越远成本越高，对于张謇将“关庄布”运销1400多公里外的东北市场构成很大的障碍。张謇为此精心制定“土产土销”与“土产外销”结合的营销方针加以应对，一定程度上利用了厘金“法网”的缝隙，为“关庄布”开辟了一条独特的生存之道，并获得很大的成功。但是，企业营销方针虽然巧妙，并非完美无缺。分析张謇为趋利避害设计的从南通往东北营口间长途运输通道的路径或走向，发现既有陆路又有水路，水路中既有江路还有海路，运输主体途中有所变更，运输通畅受到时局影响，还受季节更替限制等。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发生变故或意外，都会影响到“关庄布”顺利进入东北市场。清光绪三十年（1904），日、俄两国在东北爆发为争夺中国东北控制权的“日俄战争”，营口遭遇战乱，整个“关庄布”北上运输通道受阻。清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爆发后多地响应，上海、南通先后光复，作为“关庄布”长途运输中转站与始发地的两地政权发生更迭，也影响到“关庄布”的顺利北上。可见这条在衰世环境下开辟的“关庄布”北上运输通道总体脆弱，安全风险系数较高。

其次，从“关庄布”与南通有关的两个市场看。与“关庄布”密切关联的有棉花收购、棉纱销售，以及“关庄布”销售3个市场，其中棉花收购、棉纱销售两个市场位于南通本地，与南通关系较为密切。大生纱厂生产的“魁星”牌棉纱经张謇努力开拓，在南通市场确立优势后，西方客商并未善罢甘休，南通亦无法简单地将西方客商拒之门外，双方继续在南通展开较量。上海是近代中国最早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张謇创办大生纱厂时，西方国家基本上都在上海建立了租界，各国客商借助上海与南通仅一江之隔的便利，频繁地从上海来到南通显示他们的存在。尤其是日本客商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上海首开收购华商兴泰纱厂纪录，上海已成为日商最早入侵我国纺织业的城市。先说棉花收购市场，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后，日本客商从上海侵入南通收购棉花十分频繁。尤其是在若干“美、印棉欠收”年份，他们会认为“通花下美花一等，故最合用”，不惜到南通“放价争购，滥而无择”，与大生纱厂争夺棉花资源。至于棉纱销售市场，日本客商同样会无视大生纱厂大量生产“魁星”牌棉纱的现实情况，使用各种手段，推动日本机制棉纱“倒灌”南通，造成市场“花贵纱贱”，迫使大生纱厂的“魁星”牌棉纱“无利可图”，甚至只能“以贬价抵制外纱倒灌”，以争夺南通的棉纱市场。可以发现，张謇与日本客商围绕南通这两个市场的争夺一直非常激烈。

再次，从争夺“关庄布”东北销售市场的双方实力看。“关庄布”的东北销售市场与在南通的两个市场依次衔接，紧密连接，处于大生纱厂经营链三个环节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即使前两个环节运转良好，“关庄布”在这最后环节无法实现价值，大生纱厂整个经营链仍将变得毫无意义。故“关庄布”在东北市场的销售对“关庄布”生死攸关，张謇对此亦极为重视。“关庄布”长期在东北市场占据优势，是因为东北当时较为封闭，民风较为淳朴，“关庄布”厚实价廉的特色深受东北民众欢迎，而日本、俄国两国客商又暂未侵入的背景下形成的。自中国甲午战败后，张謇创办大生纱厂，固然推动南通“关庄布”巩固与提高了在东北市场的地位，但东北被迫对外开放，日、俄两国对东北的觊觎之心大生。“日俄战争”后，日本战胜俄国。日本客商又成为了“关庄布”在东北市场的最大竞争对手。为了巩固“关庄布”在东北市场的销售，张謇于上海建立大生沪所与纱布公所，“每月评阅各牌布色”，“抄写营口所来函电、市单”，提交南通参考。又于营口“驻员一人”“每月探听(东北)行市，作函报告”，其中包括运用无线电通信工具，实现两地商情的快速共享与应对。张謇的求胜决心与运筹能力，无疑在国内工商业群体中非常出众。但是，张謇基本上是以个人之力对抗日本客商群体，能争取到的限于南通、上海等一些地方资源的支持。两地相隔千里之外，张謇的影响力受到限制，中央政府亦从未有效地充当后盾。反观日本客商群体在中国的实力，本来即强于张謇个人，加以背后得到日本政府“大陆政策”的大力支持，东北成为日本侵略中国志在必得并首先要占据的地区。这就使得张謇在与日本客商争夺东北“关庄布”市场的较量中，遇到的困难要远远大于其他两个市场。

综上可知，南通“关庄布”业的辉煌业绩为世所瞩目之际，剧情仍在发展，大幕背后暗流涌动，张謇与日本客商围绕争夺东北“关庄布”市场的较量较前更为激烈并复杂。

三

回顾日本客商在经济上争夺东北“关庄布”市场的手段，开始主要是通过仿制南通的“关庄布”，将一种被称之为“瀛布”的日本土布输入东北。但因“瀛布”质量低劣，东北民众很容易将之与“关庄布”比较识别，拒绝购买，“瀛布”最终因此败下阵来。“然而影响所及，已属不小”，给“关庄布”在东北传统市场的地位造成一定威胁。日本客商稍后吸取教训，代之以完全由机纱织成的日本棉布侵入东北市场，双方竞争的主动权逐渐发生易位。南通的“关庄布”不管是否2.0版，总体上姓“土”，属于近代工业与传统家庭手工业嫁接的产物，自身存在“长阔不齐，质量不一”等方面的缺陷。而日本客商的机制布，“其花样之翻新，色泽之悦目，购用无染色印花之烦，裁制无过剩不足之弊，尤为用户之乐取，更超过粗布、绒布、斜纹布而上之，岂吾尺布可与之相争并抗之乎”？加上随着东北逐渐对外开放，东北民众的社会风尚亦日在嬗变中，“智识渐开，性情移转，所有大尺布独具之功能美德，所谓坚固耐用者，早为一般人民所放弃，仅劳农、苦力之一部分，仅具固有之特性，尚能少数购用。然其消费力量，远非市民可比”。

上述可知，由于复杂社会背景下出现的日本机制棉布替代机土混织的“关庄布”的现象，日益成为东北民众日常生活消费中的一种风尚(国内其他地区也存在这类消费风尚)。张謇通过上海、营口等地提供的信息，感受到了东北民众消费风尚上的这一变化。立足产品质量的角度分析，这一种消费风尚的变化，即意味着东北民众对产品质量提升的追求。高质量的产品来源于日本客商，更意味着与日本客商的竞争更加激烈。既如此，张謇认为应该在南通适时布局筹建大生布厂，形成规模化的完全由机制棉纱织成的棉布生产，替代“关庄布”运往东北传统市场参与竞争。清光绪三十年（1904·8），张謇嘱张詧等往天津、山西采购纺织机器设备，其中即包括由英国赫斯林登厂生产的若干台“织布机”(系“山西官办未用”)。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9），这些“织布机”运抵南通。正值大生纱厂举办第一届股东会期间，张謇乘势提出了筹建大生布厂的计划。《时报》称：“张季直殿撰以通地土布滞销，拟就唐家闸设织布厂。在山西购买之机器业已到通，现议筹集股三十万元，以五元为一股，厂地已经度定”。张謇同时又呼吁：“欲救其弊，非全国仿织花旗粗布不可，次则斜纹布。通崇海棉产特良，尤宜任此，创通风气之责。下走奢愿，……而必自立一大公司始”。“纺织能合，……纺自纺，织自织，……以今日始，惨谈经营，三五年后，或可为织业异军突起之权舆。若更迟疑观望，恐祸至无日，而悔恨莫追”。清宣统二年（1910·9），大生纱厂举办第四届股东会期间，张詧亦提出应“将已购之山西布机迅筹装设，成一布厂，既多一销纱之地步，复开地方阔布销场。况近年洋布盛行，本所出祗千百之一，未足以云抵制。诚能筹成一布厂，则一事而两利兼备”。清宣统三年（1911·5～6），为满足机制棉布生产对纺织技术人才的需要，张謇等在大生纱厂内先建纺织传习所，以担负这一任务。民国四年（1915），张謇等在大生纱厂内先行设立了织布车间，正式开始生产“财神”等品牌的机制棉布。令人不解的是，从民国四年到十五年（1915～1926)的10余年间，织布车间却未能逐渐扩大规模，并进一步升格为大生布厂(大生企业名录中找不到大生布厂的存在)。张謇等在世时没有作过解释，历届大生纱厂股东会亦未留下有关的文字资料。但是，弄清这个问题对进一步了解张謇有关企业产品质量的主张十分重要，故再作以下三方面简要阐述。

第一，筹建大生布厂，出于用机制棉布代替“大尺布”的根本考虑，这与创办其他大生企业的出发点不尽相同。其他企业建立，是以大生纱厂为主体，而大生布厂的建立与壮大，最终会代替大生纱厂成为主体，从而改变大生企业现有的这一格局。并影响到现有格局下企业、农民各自扮演的角色以及相互的利益分配等等，关系甚大。张謇此前并没有这方面的实践与经验，先建织布车间，应该是张謇采用稳妥应对，逐步过渡的策略，开始时便考虑预留较长的时间观察并进行权衡。

第二，织布车间建立之际，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国家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在外部压力减轻的有利环境下，大生纱厂迎来了企业发展的鼎盛期。这段时间，恰恰也是织布车间升格为大生布厂，扩大机制棉布生产的窗口期。但是，大生纱厂连年收获的丰厚利润，淡化了张謇对机制棉布替代“大尺布”成为趋势，社会风尚正在日益改变的担忧，张謇最终选择了由1家大生纱厂向8家纱厂发展的方向，而将织布车间升格的时机交给了未来。

第三，民国十年（1921），大生企业因扩张太快，以及严重自然灾害突发等原因遭遇重挫，加以西方国家因世界大战结束，对中国国内市场卷土重来，大生企业由此告别鼎盛期，进入了衰退期，织布车间升格为大生布厂的窗口期亦随之结束。在各种困难逼迫下，张謇维持织布车间现状已勉为其难，将织布车间升格为布厂成为了一种奢望。尤其到民国十四年（1925），上海银团全面接管大生企业管理权后，不可能再按照张謇的经营理念来管理企业，织布车间升格一事彻底无望。

上述可知，企业提高产品质量的问题，有时并不仅仅是生产中一个单纯的技术性问题。企业家作出有关决策时，会考虑时机、步骤、方法等多个方面，甚至企业以外的社会因素。筹建大生布厂，提高产品质量，恰恰就属于需要进行多方面考虑的一次决策。对张謇有关企业产品质量的深刻认识与不懈追求，不应持有任何疑问。但是，由于企业内外各种因素比较复杂，张謇在提高产品质量的实践中也会有犹豫，恍惚，乃至失误。

（原载《謇园》 202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