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士生存与科举心路

——张謇致严礼卿函释读兼若干探疑

□ 陈松林

礼卿先生左右：

客岁近三百日不得惠问，颇疑从者踪迹之无定。记得腊月曾得一缄，然在奉讳家居时，心如涫汤，凡事都如梦寐，至今此缄究亦不知作何语也。今年考差，想先生必与其选，惟愿门下广得才畯，为吾党光，幸甚，幸甚！

謇于八月偕延陵去济南，九月还防，息辙仅及数日，又奉母氏葛太安人之讳，时九月廿七日也。冒风带雪，于廿八日南返，展转到家，则已十月中旬。一切支离穷蹙之状，所不堪说。百计张罗，仅仅将残冬敷衍过去，并将葬事营办。极意趁此乞休，奉老父以愿乌私之志，奈屡遭大故，负累几及千金。蓬蒿埋首，在不肖于计良得，而贻亲以穷愁之苦，于义不可。不得已，仍赋北征，中间又以赵菊师垂危、孙海师解任，纡道至无锡、江宁，亲为探视。两师者，皆有饮食教诲、生华枯木之恩，相见惟有涕泪。至于孙师，尤以无辜被累，驯至免冠对簿，而感恩知己之人，曾不能一为昭雪，此则尤痛心者。盖当时妙耳山命案，皆洪琴西一人主持，孙师官江宁府时，实未尝有承审之事，狱成之日，不过照例列名，便受无穷拖累。现在处分如何，尚未知如何也。张香涛中丞去年函来此间，延假记室，此席应荐吾乡范铜士为是，周彦升与謇皆不能往，朱生又不可往故也。而朱生以垄断之心为自谋之计，毅然请行，此中情形，有不忍缕说者，左右可悬想而知矣。畏皇坚辞此地之馆，而力戒烟，不为无见。行且有珠海之行，要亦负米之苦衷，非浪游之汗漫。来时曾一见于上海，行色真可怜惜，渠念左右亦甚笃也。謇本图今岁三月入都，以与当代魁特亮璆之儒相砥砺，今重遭大故，又不知此愿何日能偿，何日复得与左右相见，念之惘然欲涕矣。

前年在前门关帝庙求签，有“若问生前君大数，前三三与后三三”语，当时谓三十三岁，疑今秋之尚不能中，不意今秋之并不能考也。闻向可托人求签，先生正人，与謇尤有相爱之雅，拟乞代为一问，此后究竟若何，所谓穷则思卜也，亦可怜矣。謇屡经挫折，已无大志，但亟亟图能自立养亲而已，先生岂不矜之耶？三四月间或偕延陵一至津门，此时不知能一见。兹尚有拟购之件，敢恳赐为照办寄下，该款当随后寄奉。

又，子钦为石君奉托请封事，告轴想已有，子钦属向尊处取回，该款亦归后缴，不知长安米贵之时，力尚能及否也。此间海防各事，延陵自有讯与左右，故不慺慺。初来此间，公私蝟集，夜辄四鼓始寐，写此讯遂草率乃尔，伏冀亮之。拉杂奉闻，无任眷恋，万万为道自重，不具。

制张謇顿首　二月廿七日三更

子叶都尉希致声。子钦、彦升并属请安。

一、《张謇全集》文字校勘

上面信函是张謇1882年4月14日写给好友严礼卿，2012版《张謇全集》对本函手迹识读有几处误差，这里结合语境、字义和信函原始手迹予以校勘。（校勘承蒙海门区张謇研究会张裕伟、徐俊杰两位会长指导，特致谢忱）

（一）全集“穷感”：是“蹙”，非“感”

  若作“感”字，就与后面“状”字意思重复，从语义角度就能判断。穷蹙为文言常用词，意为窘迫、困厄。《文选·宋玉》：“悲忧穷蹙兮独处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绎。”再从草书字形角度判断，以怀素草书“感”和王羲之草书“蹙”为例，对照下，显然手迹中为“蹙”字。

（怀素）                       （王羲之）

（二）全集“闻问”：应为“闻向”

以怀素草书“向”和“问”为例，对比张謇手迹，为“向”字无疑。

  再从字义分析，向有“以往、从前、过去”之义。“向”字，与表示“听说”的“闻”字结合为“闻向”，构成了一个时间状语，指明了“可托人求签”这件事是张謇过去所知的一种惯例或渠道。张謇因守制不能参加科举，对前途感到迷茫焦虑，于是想到了一种寻求心理慰藉的方法——求签。

他想起（“闻”）过去（“向”）听说过在京城有托人代求签的做法，因此恳请身在京城的好友严礼卿帮忙。若作“闻问”，则语句重复赘余（“闻”已包含“听说”之意），而“闻向”表示“听说以往”，则文从字顺。这个“向”字精准地反映了张謇的心理活动，他是在回忆和依据自己过去所获得的信息，来向朋友提出一个不情之请，生动体现了他当时“穷则思卜”的无奈与可怜境地。

 （三）全集“故不缕缕”：应为“故不慺慺”

   根据手迹偏旁部首“忄”，应为“慺慺”。再从说文解字角度分析，慺慺本义为恭谨、诚恳，引申为忧心忡忡，如《后汉书·杨赐传》“慺慺之诚”。缕缕本指丝线细密之态，引申为详尽叙述如“缕陈”，或接连不断如“缕述”。

原句“此间海防各事，延陵自有讯与左右，故不慺慺”中，若作“慺慺”，则表达“不必忧心”之意；若作“缕缕”，则强调无需赘述，隐含信息已详尽的逻辑。查明清海防文献与文人书札，“慺慺”在类似语境中高频出现。如明人胡宗宪《筹海图编》“倭情慺慺，不敢懈驰”，清林则徐书信“边事慺慺，夙夜匪懈”，均以“慺慺”表忧勤之态。

结合古代公文用词习惯，“慺慺”更符合文言语境中对心理状态描写，与“延陵自有讯”的因果关系更契合，因已有明确消息，故无需挂怀。

（四）全集“望为道自重”：应为“万万为道自重”

因此识作“望”和“万”都有道理，只能从草书字形入手，以怀素草书“望”和“万”为例，对比张謇手迹，为“万”字无疑。

二、信函内容介绍

信中首先解释去岁音问稀疏之故：自身连遭母丧（葛太安人）及父忧，心力交瘁，处事恍惚，且经济困窘，“支离穷蹙”，负债近千金。原欲借此守孝退隐，奉养老父，然为生计所迫，不得已仍北上谋职。途中专程绕道无锡、江宁，探视恩师赵菊师与孙海师。后者因妙耳山旧案受洪琴西牵连而免冠对簿，张謇深感痛心却无力相助，其感恩重义之心可见一斑。

随后谈及友人动向：谢绝张香涛（张之洞）之邀，推荐范铜士（范当世）代之；提及朱生、畏皇等人选择，皆透露出世态纷扰与谋生之艰。自身功名前途亦显渺茫，前年求签卜问功名，今秋却连考试资格亦无，故恳请正人君子礼卿代为求签问卜，直言“穷则思卜”，心境凄惶。

末后请托具体事务：代购物品、代取告轴等，并言明款项后补。全信交织着家事哀痛、生计压力、师友情谊及对前途的迷茫，生动勾勒出一位传统士人在困顿中恪守孝义、挣扎求存的真实形象。

本函张謇介绍家庭变故上，两年内生母和嫡母病故，负债累累，穷困潦倒。恩师遭遇上，恩师赵菊泉病危，孙云锦妙耳山命案无端牵连蒙冤，张謇痛心无力；幕府纠葛上，1882年海防危机，幕友不能顾全大局，意欲跳槽让张謇揪心；科举波折上，因嫡母去世，“守制”期不能进京科举，求签问卜焦虑前途；托办事项上，请严礼卿代购物品，代问签文；情感倾诉上，心力交瘁，丧母之痛、负债之窘、师冤之愤，科举之愁。

三、函中若干疑问试探

（一）张謇为何对严礼卿推心置腹？

严家让（1838—1892），字礼卿，号鸣谦，安徽含山人。光绪三年（1877）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工书法。其父严锡康为咸丰朝举人，曾任江苏知县，家学渊源深厚。严礼卿1877年中进士前入幕吴长庆，张謇1876年来庆军营，张謇年谱载“光绪二年六月识含山严礼卿（家让），与为友”。严礼卿1877年中进士离开庆军幕府后，直到1889年，其间张謇长期与之书信往来。

1879年十月严礼卿回到南京，张謇日记记载“十五日过江。至肯堂处，见礼卿，极喜，谈至三更而别。”1880年春，吴长庆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见，张謇随同。四月一日到北京就与严礼卿见面“三十日至京师。宿内城东安门沙滩关帝庙。晤礼卿。”

1885年张謇赴北京顺天乡试，日记记载四月“二十九日抵京，寓杨梅竹斜街和含会馆。晤礼卿。”这次来京长达几个月，日记多次记载双方互约造访。八月“八日申刻入场。保之、铁山、甹耆、礼卿、旭庄、星海、云阁、子培皆送场。”张謇顺天乡试考试日，严礼卿亲自送到考场。日记载九月“十一日听录。二更后节庵、云阁、晦若来，知中第二。”“十二日……诣礼卿。”“十五日移寓礼卿处。”十二月“二十二日移居礼卿处，治室。”“二十三日榜所居曰“移簃”。再主礼卿，咸止是室，禾长相倚，移之义也，用以榜之。”“簃”指阁楼旁小屋，代指书房。“移簃”意谓老家书房移到这里，寓含“禾长相倚”的互助精神。此名既记录栖身严宅，亦隐喻二人志同道合、互为支撑的情谊。

1889年年初张謇第2次去北京会试，日记记载二月“八日入都。与叔兄同寓礼卿宅（北半截胡同）。”三月“十七日仍移就礼卿宅。”1890年张謇第3次去北京会试“闰二月二十一日 启行。氐京，仍借住礼卿宅。”

张謇日记中记载两人诸如以上交往多达50多次，可见友谊不浅。严礼卿中进士后任翰林院编修，长期身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两人又系幕友故交，严能为张謇提供很多科考信息，助力张謇在北京士人圈积累声望，还能帮助张謇解决在京食宿、借债等实际生活问题。日记中就多次记载北京科举借寓严家，可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良师益友。

光绪八年（1882），三十岁的张謇仍为吴长庆幕僚，多次乡试屡试不第，郁郁不得志。1879年生母、1881年嫡母去世，两年痛失双亲，连遭变故，负债累累，守制期又不能科举。赵菊泉和孙云锦两位恩师近期又病危和解职，张謇痛感无力相助。写信目的其一，向严礼卿倾诉家庭变故、恩师蒙冤、经济压力、科举失意、职场纠葛等困境，倾诉心中郁闷，寻求情感支持；其二，托请严礼卿垫资代购、代取文书、代卜前程等，体现了张謇生活窘困和对前程的焦虑。

（二）“妙耳山命案”孙云锦何以蒙冤？

“妙耳山命案”，即晚清“三牌楼冤案”。光绪三年（1877）冬，南京城内三牌楼下发生命案，两江总督沈葆桢要求营务处总办洪汝奎（洪琴西）限期破案。洪汝奎将案件交予保甲局总捕头胡金传，胡为立功早结案，采取刑讯逼供、捏造证据等手段，迫使证据不足的嫌疑人“认罪”。洪汝奎作为审理案件负责人，未加核查即草率结案，以至处决了无辜人。

孙云锦虽时任江宁知府，无权参与审理。但清代刑案实行“逐级审转复核制”，知府作为地方主官需在结案文书上签字，即便未参审。后案件再审，真凶最终查出，实属草菅人命的冤案，一时舆论哗然。光绪七年（1881）朝廷追究三牌楼冤案“失察”责任，孙云锦因结案文书“列名”，遭革职处分。故张謇信中说“皆洪琴西一人主持，孙师官江宁府时，实未尝有承审之事，狱成之日，不过照例列名，便受无穷拖累。”

（三）签语“前三三与后三三”与张謇一生命运之巧合

信中签语“前三三，后三三”出自关圣帝君灵签第六十三签，签语玄妙之处在于寥寥数字，当事者迷，多年后方能会意。这种解签不免牵强附会，不同人有不同解释。但“前三三，后三三”暗含张謇前后半生旧、新转变，是人生命运的分界线，个中巧合，令人拍案叫绝，解读如下：

“前三三”，暗指张謇从出生（1853）到33岁（1885）时的经历。1885年，张謇顺天乡试中举（南元），这一年他正好33岁。

张謇1882年求关帝签之后，1885年八月十九日日记记载再次求关庙签：“四十签，上吉。新来换得好规模，何用随他步与趋。只听耳边消息到，崎岖立尽见享衢。”抽得“上吉”签，顺天乡试中“南元”很快应验了，九月十一日日记写道“知中第二”。次年正月十七日日记载“诣关庙进香”，应该是中举人后去还愿的。

“前三三”还蕴含了“中三三”，即33岁后的9年，1885年中举人到1894年中状元。“前三三”是张謇前半生读书、游幕、科举生涯，仍属于传统士人。

“后三三”，指张謇从42岁（1894）中状元到74岁（1926）去世的约33年时光。这段时间，张謇致力于实业救国，兴办教育和慈善事业，积极参政推动政治民主化。“后三三”是张謇后半生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成为时代新人。

（四）“珠海之行”是去今天的“珠海”吗？

函中曰束畏皇“坚辞此地之馆”，“行且有珠海之行，要亦负米之苦衷，非浪游之汗漫。”清代从事幕府工作称“馆地”“馆”，入幕称“到馆”，辞职称“辞馆”。说的是张謇庆军幕友束畏皇生活负担重，辞庆军幕去“珠海”谋生。言下之意吴长庆幕府工资低了，为了生计而跳槽。

束纶，又名束增煦，字畏皇、渭璜，扬州江都人，其父因经商而搬居南通二甲镇。张謇19岁就与束增煦相识，后同在庆军幕府，两人是一生至交。束纶长子束曰琯（字劭直），张謇弟子，后为张謇秘书，公牍多出其手，束曰琯还娶了张謇叔兄张詧的女儿。束纶次子束曰璐，张謇盐垦得力助手。

信中“珠海”是今天的广东珠海市吗？1953年广东省原“渔民县”更名“珠海县”，1979年建市，1980年设立经济特区。故张謇1882年信中“珠海”，不可能是今天的广东珠海。

那“珠海”是上海吗？历史上，上海最初只是小渔村，叫“沪渎”，即河口渡口，“沪渎”是上海最早地名，也是上海别称“沪”的来源。元朝上海成为“沪县”，属江浙行省。明朝上海升为“上海卫”，属南直隶，这是地名“上海”的最早出现。清朝有“上海县”，隶属松江府，属江苏省。上海地名沿革从未有“珠海”之名，那“珠海”到底是哪个地方？

看到张謇1885年四月十三日日记：“得畏皇、宜民讯，知粤事不振，法约将成。”看到“粤事”，豁然开通，原来清代“珠海”就是珠江，借指广东，尤指省城广州。又发现张謇1885年诗《自题画象寄畏皇广州》，也证明束去的“珠海”就是广州。

屈大均《广东新语·水语》载：“珠海，珠江也。其水自西北来，至广州分为二，环城而南，复合为一，以入于海。”清代《番禺县志》：“珠江亦称珠海，以水势浩渺如海。”珠江贯穿广东，在广州入海，因此珠江广州段清代称“珠海”。广州曾有“珠海书院”，为清代广州三大书院之一。1947年陈济棠在广州创办珠海大学，这校名就与历史地名有关。

信中谈及束畏皇：“来时曾一见于上海，行色真可怜惜”，说明束畏皇是在上海乘船去广州。束畏皇可能投奔两广总督张树声幕府，张树声曾两任两广总督，第一任就在1879年至1882年。但发现张謇1882年7月21日写严礼卿信“畏皇已去粤西，为蔡将军客”，说去“蔡将军”幕府，这就否定了入幕张树声。蔡将军当为淮军将领蔡金章，《蔡绶廷军门碑记（清杨枢光绪二十三年）》载“蔡军门讳金章，号绶廷，安徽寿州人也，以军务起家，荐升提督鉴僧额巴图鲁，经前两广总督张靖达公奏调来粤，历署广东陆路提督、广西右江各缺。”

广东陆路提督衙门自康熙元年直至清末都设在距广州不远的惠州城，畏皇1882年入幕广东陆路提督蔡金章，张謇却说“畏皇已去粤西，为蔡将军客”，粤西在清代语境下就是广西，那么这与张謇说的去广州相悖吗？其实不矛盾，究其缘由在于清代将领职位所在地与实际驻地分离是常态，再加之中法战争背景使然。

举例说，如吴长庆同治十三年（1874）实授直隶正定镇总兵、光绪六年（1880）升浙江提督，但均留驻江苏南京。光绪六年（1880）冬，吴长庆授广东水师提督衔，移驻山东登州，帮办海防。光绪实录载光绪九年（1883）九月：“帮办山东海防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奏、密陈驻防朝鲜情形。”

1879年法国企图以越南为跳板，侵略广西和广东。清廷1879年任命张树声为两广总督，加强广西边防和广东海防。1880年两广总督张树声奏“调记名提督蔡金章、董明礼、张海龙、参将余雄飞、都司胡恺办理海防”（光绪实录卷之一百十三），1881年“以广东督标中军副将蔡金章，署广东陆路提督。”（光绪实录卷之一百二十八）。

蔡金章虽为广东陆路提督，在中法战争背景下，受两广总督张树声节制调度，1882年驻扎广西防御法国侵略，符合清代军事管理制度和历史背景。故“畏皇已去粤西，为蔡将军客”，先是上海坐船到广州，再由广州到粤西（广西）。

1882年束畏皇入幕蔡金章，1884年张謇五弟张警也做了蔡军门幕客，张謇1884年四月日记载“得枚生、畏皇讯，五弟无恙。”1884年张謇年谱载“四月，以五弟属广东陆路提督蔡绶庭（金章）。”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清廷解散蔡部，这年年谱载“十一年十月，知蔡提督兵散，五弟归。”那么家居南通二甲镇的畏皇（祖籍江都），1885年也可能和五弟同归。畏皇原本冲着高薪跳槽去了粤地，才三年就丢了饭碗，人算不如天算，又要为生计奔波。

（五）幕友“朱生”是谁？为何不提名字？

信中说张之洞“去年函来此间，延假记室，此席应荐吾乡范铜士为是，周彦升与謇皆不能往，朱生又不可往故也。而朱生以垄断之心为自谋之计，毅然请行，此中情形，有不忍缕说者，左右可悬想而知矣。”

“朱生”是谁？怀疑是张謇好友朱铭盘（1852-1893），字日新、叔简，号曼君，江苏泰兴人。朱铭盘光绪三年（1877）入吴长庆幕。光绪八年（1882）中举人，和张謇随吴长庆去朝鲜。光绪十年（1884），又随庆军驻奉天金州。光绪十四（1888）年，在金州入张明光幕。光绪十九年（1893）客死于旅顺军幕。朱铭盘、周彦升（周家禄）和张謇三人都是乡友，又同为吴长庆幕府核心成员，交情深厚。朱铭盘、周家禄、张謇、范当世、顾锡爵五人都是南通人，并称“江苏五才子”。

信中提到张之洞1881年就欲聘张謇为幕僚，张謇婉绝，只推荐了同乡范当世。张謇、周彦升（周家禄）、朱铭盘三人都是庆军核心幕僚，吴长庆对三人不薄，加之1882年日本侵略朝鲜，庆军即将开赴朝鲜，正是用人之际，此时跳槽与大局不顾，张謇信中直言“周彦升与謇皆不能往，朱生又不可往故也”。不料朱生“以垄断之心为自谋之计，毅然请行，此中情形，有不忍缕说者，左右可悬想而知矣。”

张謇称朱生“不可往”，“而朱生以垄断之心为自谋之计，毅然请行”，暗含对朱铭盘执意出走的不满和失望。有人会问，函中“朱生”没说具体名字，为何认作朱铭盘？

“生”字用在姓后，是对年轻知识分子昵称。朱铭盘1852年出生，1882年只有30岁，称其“朱生”符合语境。张謇信中毕竟是批评朱铭盘跳槽不识大体，朱由于是好友，顾其颜面隐去名字，称其“朱生”符合人之常情。

张謇日记、文稿中常常并提朱铭盘（曼君）、周家禄（彦升）、束纶（畏皇）这3位庆军幕友，如《张丈七十寿序》：“广延四方之士。于时泰兴朱曼君、海门周彦升、江都束畏皇、海州邱履平、闽县林怡庵，先后皆至军中。”《万物炊累室类稿序》：“瑰奇逸宕如朱曼君，窾窾中理如束畏皇，倜傥有节如周彦昇。”

张謇1877年日记更是多次提到“偕畏皇、曼君至夏炳亭处。”“同畏皇、曼君至石臣处。”“同渭璜、曼君、炳亭游定山。”“知渭璜尊人十一月廿四日病殁，曼君典衣赠以十四元，可嘉也。”

可见朱铭盘、周彦升、束畏皇三人为张謇庆军幕府核心朋友圈，这三人严礼卿想必也熟悉，因为严也在庆军幕府呆过。大家都是庆军幕友，信中一并说起也是自然不过。

也许庆军幕府中也有其它朱姓人，但信中明确提及“周彦升与謇皆不能往，朱生又不可往”，指向特定人物。若为普通朱姓幕僚，张謇一则无需在私信中向好友严礼卿详细说明；二则对严礼卿不熟悉的人，没必要隐去名字。

最终在张謇1882年7月21日写给严礼卿信中，找到朱生就是朱铭盘的确凿证据：“香涛中丞来假文武士者屡屡，已令李宜民、邱履平（履平后行）、方心斋等六人前去，同事中虽曼君曾有愿去之说，现在亦作罢论矣。”

里面提到的“曼君”就是朱铭盘，“朱生”之迷解决。朱铭盘并未出走，1882年7月和好友张謇、周家禄随吴长庆赴朝鲜处理“壬午兵变”，想必张謇对其晓之大义劝阻起到了作用。

（六）为何庆军幕府跳槽多？

为何信函中张謇两个庆军幕友朱铭盘和束畏皇都要跳槽？晚清幕府跳槽流动是普遍现象，“幕宾流动则一方面由幕主方面的变故引起，另一方面取决于幕宾的主观意愿及其自身的变故。……或因不满幕主待遇而离去，或因与幕主意见不合而离去，或因参加科考而离去，或因丁忧而离去，或因思家而离去，等等。可见，造成幕宾流动的因素是很多的，幕宾的流动频率往往也就很高。”（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增订本》291页，2018年东方出版社）

“在用人方面，清朝定制，三品以上文武官员由军机处开列名单，呈请皇帝选定，三品以下则由皇帝、吏部和督抚分掌，缺额各有定数。至咸丰年间，朝廷倚重湘淮军，每于胜仗后，许督抚择优保举将士，此外文职如巡抚一职也可举荐，用人大权实际上部分已落到地方督抚手中。”（戴鞍钢《晚清史》87页，2019年复旦大学出版社）

可见晚清幕府流动很频繁，主要与政治仕途和经济待遇有关。吴长庆作为庆军统领，虽为武将，但政治地位远不及当时山西巡抚张之洞。水师提督是从一品，总督是正二品或从一品，巡抚是从二品。表面上看提督比巡抚级别高，但自宋朝以来重文抑武、以文制武政策，武将政治等级与督抚不可同日而语。督抚作为封疆大吏，掌控地方军政大权，还有官员举荐权力，能为幕宾提供晋升机会。因此信函中朱铭盘想去时任山西巡抚张之洞幕府，也就情理之中，对朱铭盘这类有远大抱负的士人更具吸引力。

再说经济待遇，晚清幕府俸禄都是幕主自己掏腰包发放，主要仰仗幕主个人俸禄。信中明确提到庆军幕宾束畏皇“负米之苦衷”，即吴长庆幕下工资低，难以维持生计，被迫跳槽另谋出路。下面以张謇为例，来谈谈晚清幕府工资情况。

1873年孙云锦邀请张謇到他新任职的江宁发审局担任书记，就是幕僚性质的私人秘书。张謇日记载1874年发审局月薪10两白银“给余月十金，先生发审局差俸，月裁五十金耳。”后光绪二年（1876）去吴长庆幕月薪20两“客其军幕，治机要文书，不以他事混，俾致力制艺，月俸二十金。”1878年涨到24两“四年二月，至浦口，增月俸为二十四金。”后涨到30两，张謇提及广东幕俸更高“幕俸唯粤给较优，若吴公之客，则月裁三数十金耳。”（李明勋等《张謇全集》第6卷364页，2012年上海辞书出版社）清代数据显示“1800年，御史张鹏展奏报，在广东番禺、南海两县的幕友收入从1500两到1900两不等。”（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186页，2022年新星出版社）

可见晚清广东单知县的幕客年薪折合月俸150两左右，是吴长庆幕府5倍多！无怪乎张謇感叹“幕俸唯粤给较优，若吴公之客，则月裁三数十金耳。”张謇念吴长庆对他知遇之恩，他不能跳槽，始终不离不弃吴公。但张謇1884年“以五弟属广东陆路提督蔡绶庭（金章）”，这和广东高薪不无关联。

四、本函研究价值

（一）研究晚清士人生存状态

信中详述张謇因母丧返乡、负债千金、营办葬事等细节，展现了传统寒门士人生存困境。其“百计张罗”“支离穷蹙”的窘境，揭示了科举制度下寒门士子经济压力的普遍性。

张謇求签问卜“前三三与后三三”，将人生转折寄托于神秘主义解释，反映科举制度下士人的心理焦虑。这一行为既是个人命运的迷茫投射，也是晚清社会动荡中知识分子寻求精神慰藉的缩影，是剖析传统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重要切口。信函为研究晚清寒族士人生存状态，提供了微观样本。

（二）研究晚清司法与政治生态

张謇恩师孙云锦因妙耳山命案无辜受累，“皆洪琴西一人主持，孙师官江宁府时，实未尝有承审之事，狱成之日，不过照例列名，便受无穷拖累。”暴露晚清司法实践“列名连坐”积弊，张謇痛陈“曾不能一为昭雪”，亦隐指司法黑暗性与政治腐败性。这为研究晚清司法与政治生态，提供了个案素材。

（三）研究晚清幕府流动

张之洞1881年赴任山西巡抚，延请张謇入幕，张謇义字当先不为所动。而庆军幕友朱铭盘为仕途想投张之洞，幕友束畏皇因贫困跳槽广东，张謇对庆军核心幕僚朱铭盘“垄断自谋”出走进行批评。这些都折射出幕府流动中“公义”与“私利”冲突，为研究晚清幕府流动提供了鲜活案例。张謇向张之洞推荐同乡范当世（铜士），则凸显地域人际网络在晚清幕府流动中的作用。

五、结语

综上所述，张謇1882年4月14日致严礼卿函，寥寥数百字，不仅是具有史料价值的私人文献，更是洞察晚清士人精神世界与生存状态窗口。通过对信中文字研读，我们得以超越100多年的时空，真切地触摸到一位知识分子在家庭变故、经济困顿、科举压力与师友道义等多重压力下的复杂心境。信中所涉的寒士生计、司法冤案、幕府流动及科举心路等诸多议题，生动勾勒出晚清社会生态图景。揭示了张謇及其同时代寒士彷徨、挣扎与坚守。这封书信成为研究晚清寒士社会网络、情感结构、生计模式以及制度与个体互动关系的珍贵个案。阅读本函的启示在于，研究历史人物既需要宏大叙事，也需要私人记录的细致解读，唯有如此，方能更为丰满而深刻地把握那个时代的脉动与个体命运沉浮。

附录：信函手迹

（作者单位：南通市海门区张謇研究会）

（原载《张謇研究》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