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研究（2022）》· 新论集萃 ●
大生档案形成史
朱 江
摘要：大生档案特指江苏省南通市档案馆保存的张謇及其创业团队，以及他们的事业继承者，在兴办实业、倡导教育、捐资公益事业等方面直接形成的历史记录。大生档案形成于大生沪所，1962年入藏南通市档案馆，从企业资产转化为社会的共同记忆。大生档案能够保存至今，源于大生纱厂创办人张謇的档案意识，也与大生档案的形成者和保管者的勤勉和责任心有关。
关键词：张謇；大生档案；大生沪所；大生纱厂
大生档案，从广义的角度讲，是清末状元、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改革家张謇及其创业团队，以及他们的事业继承者，在兴办实业、倡导教育、捐资公益事业等方面直接形成的历史记录，也有一定数量的个人和家庭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历史记录。
但通常所说的大生档案，为狭义的概念，也是档案界和历史学界普遍认同的，即保存在江苏省南通市档案馆，主要包括4个人物全宗和23个单位全宗的近万卷档案。这些档案基本反映1895年张謇筹办大生纱厂而引发的南通的工业革命，以及由此发轫的南通早期现代化的探索历程。其中，《大生纱厂创办初期的档案》被列入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张謇家书》《通海垦牧公司档案》《大达内河轮船公司档案》《大有晋盐垦公司档案》入选江苏省珍贵档案。大生档案能够相对完整地保存下来，成为张謇企业家精神乃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与张謇较强的档案意识有关，也与大生档案的形成者和保管者的勤勉和责任心有关。本文拟依据大生档案，探讨其形成的原因和经过。
一、张謇的档案意识是大生档案形成的重要前提
大生档案的名称，源自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光绪二十一年（1895）农历八月，两江总督张之洞委任张謇筹办纱厂，到1899年5月23日大生纱厂正式开车。期间集资之难，张謇日后有“坐困围城，矢尽援绝”的感慨，但即使“进无寸援，退且万碎”，[1]张謇还是以坚忍不拔的意志，把现代工业引进通海地区，进而彻底改变了通海地区（江苏通州和海门，现属南通市区）的面貌。
大生纱厂，是张謇投身实业的开端，也是张謇日后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基础。张謇所创办的各项事业，大抵都由大生纱厂发轫，通过已有企业投资或者垫资，加上他和亲友的引导，带动社会力量和资金投入而不断创设，渐次开展，并不断滚动发展。这些由张謇所创企业的资金作为纽带连接起来的企业、文化和慈善单位，通常被称作大生系统，因此相关单位形成的档案，被称为大生档案。
大生纱厂于1899年开车之后连年盈利，使得张謇在大生纱厂的经营管理方面，拥有至高无上的话语权。张謇的档案意识，决定了大生纱厂，乃至后来的大生系统单位档案积累、保管的意识和水平。
档案意识，是人们对档案价值的认识，由此引发对档案的积累、保管和利用的行为。档案意识实质是权利意识，因为档案具有原始的凭证价值，是用于证明事物原委的最直接的证据。档案意识同时也是一种文化自觉，是通过有意识地保存历史文献，达到传承文明、维护历史真实面目的作用。
如果说人们出于趋利除弊的考虑，天然地有着或多或少的档案意识，积累和保存一些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档案（如地契、借据等）。那么张謇的幕僚生涯，大大增强了他的档案意识，使他开始自觉地形成和保管档案，更善于利用档案，不仅出于维护自身和大生企业的需要，也用于塑造良好的社会形象。
幕僚，又称师爷、幕宾、幕客、幕友等，江平主编的《中国司法大辞典》（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提到幕僚源于秦汉，成于唐，盛于清。清代幕僚由地方各级官府主官（幕主）自行延聘，只对幕主负责，幕僚协助幕主办理公务，如起草文书、批阅文卷、办理司法诉讼、处理户籍赋税等事宜。幕僚相当于私人秘书，既处理文书，也管理档案，因此可以视作兼职的档案管理员。
晚清很多著名人物都做过幕僚，甚至有名臣起家幕僚的说法，如曾国藩的幕僚就有李鸿章、郭嵩焘、左宗棠、丁日昌等多人。而李鸿章的幕府集中当时洋务和外交方面的优秀人才，其中包括洋务派的代表人物盛宣怀，盛宣怀给后人留下大量档案，包括日记、信札、电报、账册[2]等，上海市图书馆保存有15.7万件（其中部分为盛宣怀家族形成），被称为中国私人档案第一藏。[3]曾为张之洞幕僚的赵凤昌，注重自身档案的收集，与其子赵叔雍收藏和整理的2729件档案，包括赵氏父子所收信札、赵凤昌做幕僚时收藏的张之洞所收书信、晚清至民国初年的电报稿和奏折稿等，分109册，现藏国家图书馆，称为《赵凤昌藏札》，是研究近现代史的重要资料。[4]盛宣怀、赵凤昌与张謇都有幕僚经历，他们身上深深烙上幕僚的痕迹，各自都重视档案的积累和保存，为后人保存下珍贵的历史记忆。
张謇曾先后在江宁发审局孙云锦和庆军统领吴长庆幕府担任幕僚。从档案管理的角度看，幕僚生涯使得张謇通晓官府档案管理的基本流程和规范，从而运用到大生企业管理中。清代官府档案管理有一些普遍性的要求，如实行诉讼档案一案一卷制度，即同一案件形成的全部档案，按照一定顺序，粘连成帙，组成案卷；档案按照文种分类，再按时序或者问题排列；档案按照年月，编目登记；档案汇抄制度，将档案原件，依照文种、问题等不同特征，按照年月日顺序抄录成册；等等。这些制度的内核，即完整保管形成的档案、档案的备份，后来在大生企业的档案管理中都有体现。
就目前留存的档案看，在创办大生纱厂之前，张謇就有意识地保存他的个人档案，如南通市档案馆保存着张謇金榜题名之前部分友朋的信函，涉及人物有顾锡爵、周家禄、孙云锦、汤寿潜、何嗣焜、吴汝纶、沈曾植、郑孝胥、张裕钊等，共34封，这是大生档案中与张謇直接相关的最早的档案。历史的风云往往让个人的留存烟消云散，所以张謇早年保存的档案到底有多少，内容是什么，也许永远是个谜。个人信件、日记之类，往往为自身所珍视，有意识地保留下来是出于对个人和家庭历史的尊重与纪念，是档案意识的初步。而幕僚生涯强化了张謇的档案意识，把档案意识转化为大生企业管理的内容。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指出：“我们特别感激张謇，因为他不仅在通海等地留下自己的事业与思想，同时还留下大量相关的文献资料。张謇生前就非常重视相关文献、档案、手稿的保存。”[5]大生档案，就是张謇为后人留下的宝贵财富。
大生纱厂最早的有关档案管理的制度，体现在张謇起草于1897年，定稿于1899年10月的《厂约》[6]中。《厂约》是大生纱厂早年的企业管理制度，开宗明义大生纱厂的设立是“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厂约》明确规范大生纱厂总理（厂长）和各董事（分管业务的负责人）的权职，员工薪水的标准，余利的分配等。《厂约》明确了大生纱厂档案管理的负责人是银钱账目董事：“入储卖纱之款，出供买花之款，备给工料，备支杂务，筹调汇画，稽查报单，考核用度，管理股票、公文、函牍，接应宾客，银钱帐目董事之事也”。银钱账目董事相当于总理的副手，在大生纱厂地位显赫，作为文书和档案管理的负责人，可以确保文书和档案工作的正常开展。银钱账目董事还需在每年年底“另刊帐略，分别咨商务局寄各股东”。正是依靠高度的档案意识和明确的档案制度，11月17日，张謇致刘坤一《承办通州纱厂节略》，在全面报告大生纱厂从1895年筹办，到1899年开车，44个月的艰苦历程后，张謇自信地说：“以上各节，皆有公牍私函可据，撮要备采”，[7]所以汇报的内容，都有据可循，都是从档案摘要而来。
《厂约》中有关档案管理的制度也涉及到大生沪所，大生沪所，是对大生企业驻沪办事机构的统称。如“银钱总帐房章程”规定：“沪帐房逐日所来信件，凡与厂事有关者，各处阅后，均应送总帐房存查”；“沪帐房逐日寄到洋厘报单，进出货处阅后录簿，原单送存总帐房备核”。这里主要涉及银钱总帐房与大生沪所来往文件的归档，可以推测大生沪所的档案管理制度，应该是与银钱总帐房相一致的。而大生沪所保存下来的档案，就是大生档案的主要部分。
二、大生沪所是大生档案的形成主体
大生档案，主要是大生沪所形成的档案。大致在1896年3月中旬，筹建中的大生纱厂设立大生上海公所，暂寓上海福州路广丰洋行内。光绪二十三年（1897）秋搬入天主堂街31号，并改称大生沪帐房。之后搬迁至裕源批发所、印书公所、通海花业公所、紫来街、南太平码头、小东门外等处。1907年大生纱厂召开第一次股东常会，议决将沪帐房改名大生驻沪事务所。1920年，位于上海九江路的南通大厦落成，大生驻沪事务所迁入办公。1930年，迁至南京路保安坊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大楼4楼。1936年，大生第一纺织公司和第三纺织公司董事会组织大生总管理处，下属各厂只负责生产，其他诸如进出货、人员任免、薪酬发放等决定权均归大生总管理处。1945年9月15日，大生第一纺织公司和第三纺织公司召开董监联席会议，议决设立临时管理委员会，代行大生总管理处职权。1946年7月，设立大生上海联合事务所。1951年，改名称为大生第一、第三纺织公司上海联合事务所。1953年撤销。
大生沪所从大生纱厂的派出机构，最后发展为大生第一、第二、第三纺织公司在上海的办事机构，它在运作的过程中自然会形成、积累这三家公司的档案。大生第一、第二、第三纺织公司一直是大生系统的核心，尽管大生第二纺织公司1935年破产清算，但第一、第三公司依然是大生系统的中坚力量。张謇所创的企业、文化和慈善机构数量很多，覆盖面又广，为什么大生沪所形成的档案能基本反映大生系统发展的概貌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两方面来考察。
首先是从大生沪所的性质和承担的任务角度看，大生沪所参与大生系统机构的创设，并为后续的发展提供支持，在此过程中形成相关的档案。
大生沪所设立时，大生纱厂尚在集资阶段，唐家闸的厂房还没有建设，之后大生沪所参与大生纱厂资金的筹措、把官机从上海运送到通州、置办大生纱厂所需的各种物料、与江海关沟通，是大生纱厂初创时期的主要参与者之一，这个阶段留下的原始档案，最早为1897年的会计账册。1897年一直到1899年之间的大生沪所档案，是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大生纱厂创办初期的档案》的重要部分，是大生纱厂初创史的见证。
随着大生纱厂不断盈利，张謇声名鹊起，他和创业团队在投身实业的基础上，进而发展教育、从事慈善和公益事业。在这个过程中，上海起到独特的作用。上海是张謇所创各项事业资金的主要募集地、技术和人才的核心来源地、设备和燃料的集中采购地，同时也是张謇从事早期现代化探索的思想启迪处。大生沪所是张謇将大生纱厂，以及之后创办的一系列单位与上海紧密联系起来的纽带。随着南通现代化的进程，大生沪所甚至成为了南通在上海的窗口。大生沪所有效地加强了南通与上海之间的资金、人才、信息的交流，这对于南通接受上海的辐射，充分依托上海这个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承接来自上海的先进生产方式，汲取沪上的先进文化，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
作为孵化器的大生沪所，自然形成和保存与其有关联的大生系统单位的档案。这些后起的单位，大都是依托大生第一、第三公司的资金带动发展起来的，也依靠大生沪所筹措资金和购买物料，甚至许多单位的股东会议和董事会都是在上海召开的。1920年开业的淮海实业银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家总部在南通的区域性银行是张謇等人创办的，根据现有史料，淮海实业银行筹备工作至少在1918年就已经开始。1918年5月30日的《申报》第7版《实业银行开会记》中记载，1918年5月24日召开淮海实业银行第二次发起人会议。这次会议确定拟议中的银行定名为“淮海实业银行”，股本100万元，在通沪两地设立筹备处，发起人公推张詧、张謇为筹备主任。上海筹备处由筹备主任委托大生沪所所长吴寄尘办理。
大生沪所对淮海实业银行创立起到的作用，第一是代收股金、代换股票和发息。第二是在上海代购多批次的用品，主要是会计记账用品，如支票、日记表、开支账、未收票据账、定期放款分户账、现金保单，其他办公用品如保险箱、橡皮图章、木器等。第三是代办业务，在淮海实业银行上海分行1920年9月17日正式开业前，大生沪所代为承担部分职能，如1920年8月25日第88号号信所述，金城、上海银行各交到2万元，代存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洋户。[8]
“1938年春，南通沦陷，行屋生财遭敌寇侵损，甚至库房亦被打开，幸重要契劵文件，由已故保管员习清之弟泽民送沪，得以完整。”[9]淮海实业银行的其他文件和账册，则在1938年时散失。1946年3月23日，淮海实业银行出于向财政部申请核准复业的需要，致函南通县总商会，请求出具证明书，证明“民国廿七年三月十七日，本县被敌人进驻，于沦陷时鄙银行总行全部房屋被敌占住为伤兵医院。当时事出仓猝，一切帐据文件及库房统被损毁无遗”。[10]
淮海实业银行的档案，已经不见踪影。好在大生档案里，保存大生沪所与淮海实业银行的号信、股东清册、换股票发息清册等，结合南通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形成的相关档案，基本可以勾勒出淮海实业银行的概况。不仅是淮海实业银行，大生沪所几乎为所有的大生系统企事业单位提供服务，会计档案丝毫无漏地记载着往来的费用，细细考察账目，可以提供很多有趣的细节。
张謇在大生纱厂取得盈利之后，通过企业注资、个人捐资、引导亲友捐赠等方式，1902年创办通州师范学校。光绪二十八年（1902）大生沪所的总录里，记载大生沪所8月19日代购《二十四史》，支付九八规元152两，还花费洋2元买书箱2只，把书送到开往通州的船上又给了力资费洋5角。 [11]
张謇注重编纂档案汇编，使得大量大生档案的内容，通过档案汇编的形式得以保存，这是大生档案能基本揭示大生系统概况的第二个原因。如果仅仅因为大生沪所与众多的大生系统单位发生联系，因而保存相关单位的档案，那还是不足于反映大生企事业的全貌的。因为大生沪所保存关联单位的档案，肯定比不上关联单位本身保存的档案数量。纵观大生档案，会发现大生企业的许多重要文件，特别是早年的股东会议记录、董事会记录、合同、往来函件等，原件已经不知所踪。大生的核心企业，如大生纱厂、通海垦牧公司，召开股东会和董事会，相关档案应该形成并保管于公司本部，可惜动荡的时局下，这些企业本部的档案几乎无存。
好在中华民族一直有着文献编纂的优良传统，使得相当数量的档案，尽管其原件不复存在，但内容流传至今。曹喜琛和韩宝华认为：“先秦的档案原件绝少留存，而孔子编订‘六经’，使一部分重要档案文献保存流传下来；宋代以前皇帝颁发的诏书原件已不可复得，而宋人编纂的《两汉诏令》《唐大诏令集》《宋大诏令集》，则使我们至今仍然能窥见系统真实的诏令原文；古代臣工上奏的文书原件多数已经亡佚，而历朝编纂的名臣奏议的大量总集和别集，使我们得以一览这些奏书的原始内容。” [12]
张謇在大生企事业的管理活动中，继承了先辈的做法，先后编纂《通州大生纱厂本末章程帐略》《通州兴办实业章程》《通州兴办实业之历史》等，系统性地保存大生纱厂及相关单位的重要档案。每年度把企业的账略和说略作为单行本印制分发，在当时既是对股东的交代，也是向社会所做的企业形象宣传，客观上起到复制原件内容、增加副本数量的作用。慈善机构的征信录则是对爱心人士的褒奖，也是体现善款流向的记录，用于取得社会对所从事的慈善事业的信任。历经多年的风雨，后人在没有原件的情况下，依然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大生系统单位的情况。这些档案汇编功不可没，能与大生沪所形成的档案相互补充。
三、大生档案的价值
档案是在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因此具有原始性的特质，从而具备参考和凭证价值。张謇档案管理思想系统、全面，不仅关注文书和会计档案的形成，对基建和设备档案保管也十分留意，还重视合同档案的留存，以维护企业的切身利益，保障企业的正常运行。沧海桑田，千帆过尽，张謇创办的大量事业，其曲折历程都物化在这些无言的档案里。大生档案相当数量已是百年高龄，兼具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已经由企业的资产转化为社会的共同记忆，成为研究张謇的企业家精神、南通近代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依据。
大生纱厂领取官机后，需要募集50万两商股与之配套，但进展缓慢。经两江总督刘坤一牵线搭桥，1897年8月11日，张謇与盛宣怀签订《通沪纱厂合办约款》，约定双方各自领取2万余锭官机，各作价25万两，分别在唐家闸和浦东开设工厂；各自招募25万两商股；官府不再派出驻厂官董。由郑孝胥和何眉生“见议”，即见证。官机规模缩小一半，配套的厂房、物料和流动资金也相应可以减少，有利于早日把纱厂建起来。8月16日，作为官方代表的桂嵩庆（总办江宁商务局），与张謇和盛宣怀签订《官商约款》，取代之前的《官商合同》。《官商约款》对于官股利息，官机的点交、转运、安装等事宜均有约定，其中规定江宁商务局派崔鼎到上海点交机器，张謇和盛宣怀各派员共同到现场查点均分。大生纱厂方面由大生纱厂沪帐房具体负责，沪厂方面，盛宣怀把具体事务交给郑孝胥和盛宙怀。
分机过程中的关键技术人员是英国工程师汤姆斯（大生档案中也记载为汤姆司、汤洋人、洋人）。首先需要根据机器的情况，保证分到两个纱厂后各自能够独立运转，因此先要设计出分机方案，这个方案一直到10月30日才出台。11月18日纱机开始运往通州，而汤姆斯在大生纱厂待了将近一年。之后大生纱厂的机器由他负责指导安装，具体安装则由徐福寿负责。
这批纱机由于长时间暂存在黄浦江滩边，风雨侵蚀，大件几乎都有锈损，而小件很多糜烂掉了。加上机器从英国进口后，从上海运往湖北，再折返江宁，又回到上海。作为官机投资大生纱厂，又通过驳船装上官府的兵船，到了通州还要接驳。几番折腾，加大了破损程度。
1899年5月23日大生纱厂开车前，禀请南洋大臣刘坤一，要求派员到大生纱厂，实地查验官机的破损情况。同时请江宁商务局的崔鼎，把瑞记洋行、地亚士洋行在湖北承办这批纺纱机器的原合同拿到大生纱厂来，用合同上的机器清单与实物核对。因为1893年瑞记洋行、地亚士洋行承办纱机合同规定：“全厂机器备齐，零用物件配足六个月用，不得短少”，“如机器物料照来单有短少损坏，均由瑞记等行认赔”。[13]后来根据现场勘察，以及通过与负责指导机器装配的汤姆斯的交流，张謇在10月19日给刘坤一的咨呈中认为：“似此项分领之机，因锈损而缺，非原单所缺。”至于应该添配的机件，先由大生纱厂垫办。[14]另据前往大生纱厂查验的候补道林志道致刘坤一的禀文，官机合同的原件存江南筹防局，沈燮均和高清建议林志道，把点验的官机清单交给江南筹防局，再与合同原单逐项对比。
大生纱厂是否、何时借到官机合同，或者江南筹防局有否替大生纱厂核对缺损情况，没有史料说明。但大生档案里确实保存着这份官机合同的抄件，张謇在首页上批注“存沪帐房备查”，[15]说明最终大生纱厂取得合同的复本。通过核对官机合同，一方面避免机器的缺少，另一方面也验证锈损机器的数量，作为向官府获取补偿的依据。
出于维护企业利益的目的，张謇注重档案的积累。1903年，张謇就广生油厂机器配件事宜，与盛宣怀进行交涉，是以保存的档案作为凭据的。广生油厂从事机器榨制棉油兼造棉饼，1901年筹建于唐闸。1901年，盛宣怀所办的华盛纺织总厂（以下简称华盛）准备与外商在通州、海门合办轧花、榨油厂。南洋大臣魏光焘认为与条约不合，令盛宣怀将所购的榨油机器并设于大生纱厂，不得与洋商合股。经协商，华盛所购的榨油机价1万两，由华盛和大生纱厂各认一半，在大生纱厂附近筹建广生油厂，当年发布集股章程。由于资金未招足，1903年由大生纱厂投资，建成开车。1905年，华盛将股份全部让给大生纱厂，大生纱厂投资总额为5万两。1905年7月29日注册，1909年召开第一次股东会。
华盛置办的设备运到通州后，根据设备清单，应该有相关配件，但并未随机运来。大生纱厂董事高清、广生油厂执事茅友仁、专事机器采购的郁芑生面告华盛的总办盛宙怀，当时大生沪所的负责人林兰荪在座。盛宙怀提出由广生油厂自行采购，作价2400两，货款在华盛投资的5000两内扣除。1903年盛宙怀去世，为了厘清事情的原委，张謇在给盛宣怀的信中指出：“添件与原件自是两事，原件有华文清单，添件有帐，现已属油厂将原单检出，寄呈台览，并令原办事人来为详说，必可明白”，[16]张謇让广生油厂把随机清单寄给盛宣怀。在另一份致盛宣怀的函中，“遵属沪帐房即日划交尊处所有荔翁原讯及广生执事茅友仁讯单并抄呈览”，[17]吩咐大生沪所把所保存的盛宙怀的来信原件，以及茅友仁的相关函件以及抄录的复本送到华盛，进一步交代事情的经过。
大生档案中有很多合同，是张謇在惨烈的商战中维护企业利益的保障。张謇认为：“既是买卖，应订契约。一切交涉事例，载明约内”。[18]这些合同，不仅有大生企业与国内企业签订的，还有相当数量是与外国洋行订立的。1906年，张謇曾在上海聘请英籍律师哈华托担任大生纱厂、大达轮埠公司、江浙渔业公司等6家公司的法律顾问，顾问事项包括“商量事件、备办事件、陪从议事及写信案牍”，[19]说明大生企业签订的合同都是经过律师把关的，这些合同作为档案保存，是张謇未雨绸缪的体现。张謇强调诚信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如履行契约，所有条件稍有欺诈，则信用难以保持，何以招徕主顾？便宜不过一时，损失终无尽期。”[20]
目前留存下来的大生档案，主要组成部分是文书档案和会计档案，还有少量实物档案。如果说在大生纱厂《厂约》中对科技档案没有明确涉及的话，1904年大生分厂的章程对于基建档案、设备档案的规定相对详细。大生分厂，又称崇明分厂、大生二厂、大生第二纺织公司，1904年张謇、张詧、王丹揆、恽莘耘、刘聚卿、林兰荪等集股，在崇明外沙久隆镇（今属启东）筹建。开车前集得商股60.95万两，由大生纱厂拨入商股余利18.889万两，合计79.839万两。1907年4月17日，大生分厂建成开车。1907年9月8日，大生分厂召开第一次股东会，张謇被推举为首任总理。1935年进行清算，以40万元拍卖给扬子公司。
大生分厂的档案管理，也是由银钱帐房负责。《银钱帐房章程》规定：[22]
购买厂基之地，坐落、方向、户名、亩数，一一查契，按年月抄记编号，专列一册，附系以图，开河、垫土、筑路工价，一并隶入；
建造全厂房屋及工房、市房，位置、方向、高广宽深尺寸、土木铁石工料价值，按进分晰开列，专列一册，附系以图，厂外桥闸各工，一并隶入；
机器分别山西、英国所购各件及修配件数价值，断自全机装完为止，分别查明，专列一册，备件亦断自全机装完为止，一并隶入。以后归工料帐房汇报，另册存记；
办事处、花行、批发所、洋匠机匠房等处，一切常用器物备齐后，分别所在及件数、价值，另列一册。
以上规定，涉及大生分厂用地、房屋、机器等，是企业的固定资产和生产要素，在维修、保养等方面会频繁查考相关档案。这是在大生纱厂档案管理的基础上，总结出的经验应用到大生分厂。
斗转星移，当年这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产生并发挥作用的档案，如今安静地置身于南通市档案馆的204库房里。经过时间的沉淀，大生档案的凭证和参考价值渐渐褪去，历史和文物价值凸显。透过大生档案，后人基本能了解张謇所创事业的沉浮，及其对南通社会的改变，对中国社会的贡献。按照南京大学茅家琦教授的观点，大生档案“是张謇留下的研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最完整的一份资料”。[22]
大生档案是中国人自强、奋进、崛起的真实记录，记录了以张謇为代表的先驱者，在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探索历程。大生档案内容上具有完整系统的特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全面反映了张謇以大生纱厂的成功创办为基础，将产业链延伸至盐垦、交通、金融等行业，进而倡导和捐资教育、慈善公益事业，全面地规划和建设南通的过程；另一方面，大生纱厂、通海垦牧公司这样的核心企业，其账略、股东会议事录、号信、账簿、股东名册等，基本系统地保存下来，为企业的微观研究提供详实的数据。大生档案还给后人带来形式的美感。大量精美的手写书法，带给现代人艺术的享受。英文、法文、日文形成的合同、书信、账单，让人感受大生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书信上的谦语，带我们走入当年的语境，体会别样的风范和气度。南通市档案馆于2016年启动大生档案申报世界记忆工程的前期准备工作，聘请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田彤教授担任顾问，田教授认为，大生档案记录了“南通模式”的中国城市近代化的发展历程，记载着张謇“以人为本”的“儒家”经济伦理的形成过程，记录了张謇把中国传统管理智慧与外国资本、技术结合，发展大生集团产业链的进程，在中国近代化、世界一体化的历史记忆中，具有惟一性、完整性、不可再生性及世界意义。
四、大生档案入藏南通市档案馆的经过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形态发生巨变，大生企业的营商环境随之迎来变化。1952年年底，大生上海联合事务所向上海市有关部门申请撤销。在12月25日给向上海市工商局的申请书中，提到撤销的原因：“本两公司上海联合事务所，经常业务，原为销售成品，收购原料、物料、燃料，曾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局登记，领有登字第0122626登记证在案。近以纱布早经统购，机物料又已委托苏北财委购办，是以上海联合事务所，已无设立必要。”经济体制发生巨变，联合事务所退出历史舞台是必然结果。联合事务所30名职工，除一人年老退休，其余人员分别调至大生第一纺织公司和第三纺织公司工作。[23]
1953年1月26日，上海市老闸区人民政府老歇53字第03874号通知，称1952年12月26日大生第一、第三纺织公司来文已悉，原则同意大生上海联合事务所撤销。[24]7月3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刊登《公私合营大生第一、第三纺织公司撤销上海联合事务所启事》：“本两公司上海联合事务所，已不合当前生产需要，业经予以撤销，所有该所未了事务，概由我两公司负责处理。除已报请上海市老闸区人民政府撤销登记，并奉到老歇53字第03874号通知同意外，特此启事。”以往大生沪所登载启事的《申报》《新闻报》《时报》早已进入历史，大生沪所从此也成为社会记忆的一部分。
随着大生沪所的撤销，大生档案也启动回归南通的步伐。大生档案中保存了1953年9月编的《沪所文卷总目录》，是当年整理出的部分大生档案的目录，包括整字第1号至整字第20号，共计1328宗。目录后面还有附注：[25]
1.整理前沪所文件，于1953年8月成立工作小组，即开始进行整理，一、三两公司均派员会同参加工作，至9月26日止，计工作三十天，全部文卷整理完成，共计整理文卷1328宗（编有沪所文卷目录），重行分装12个大箱（编有卷箱目录）。
2.此次整理中提出三公司文件全卷15宗352件，又于各项文卷中抽出关于三公司文件137件，另抄件32件，共计521件，编有三公司接收文卷清册和目录一式二份，一份交一公司存查，一份交三公司收执。
3.三公司文件521件，当即点交严孝圣同志接收，装二箱携往三公司。
根据附注“重行分装12个大箱”“一、三两公司均派员会同参加工作”推断，大生沪所所存的大生档案，应该在1953年8月之前，装入大箱从上海运到南通，在大生第一纺织公司进行初步分类整理，再重新装箱。附注提到有关大生第三公司的文件点交后，由严孝圣携回大生第三公司，如果是在上海整理的话，应该是第一公司和第三公司分别携回各自公司，才比较合理。
这次整理，严格来讲只是完成了档案整理的前序工作，文件材料未被固定顺序，更谈不上成卷。但这是大生档案历史上的重要阶段，通过这次整理，将构成大生档案主体的沪所文件材料进行梳理，基本摸清这部分文件的家底，有了初步的目录，为后续的整理打下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目录没有涵盖从沪所运回材料的全部，1960年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到大生第一纺织公司整理档案，在1953年9月编的《沪所文卷总目录》后面，加入整字第21号（1909—1952年各项工作补选）和整字第22号（补编文卷）。其中整字第21号共编顺序号44号，计143本；整字第22号，共编顺序号59号，有的注明本数和扎数，有的没有标注。另外，南大历史系在原有的整字第20号中，续列第19编号，为1946—1949年的信件回单，共8本。
1960年南大师生对大生档案的整理，是真正意义上的大生档案的第一次系统整理，拟写案卷题名，编制档号，对每卷档案的内容作简要说明，共整理成1203卷。
1962年1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副社长蔡暹和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教师祁龙威、姚能等人到访南通，与时任南通市副市长曹从坡商谈。他们的目的，是建议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师生利用假期时间，来通整理大生档案，编成资料，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曹从坡对此表示赞成。这个提议最后没有得以落实，但促成《张謇日记》的出版和曹从坡《张謇的悲剧》的撰写，最重要的是推动了大生档案向南通市档案馆的集中。曹从坡提出，把大生档案集中到档案馆来。
1962年春，鉴于大生档案处于无专人管理状态，大生一厂又缺乏良好的保管条件，在曹从坡的主持下，存放在大生一厂的大生档案首先移交给市档案馆。时任南通市委秘书长的朱剑1962年3月10日给任职于南通市革命史料编辑室的穆烜的信里提到：“一厂的档案资料，已拟于最近几天运来市档案馆，公安部门调去的部分，老杨打算去看一下，也设法统一存于档案馆，以求一公司档案之完整性。”[26] 1962年的5月，暂存上海的剩余大生档案由大生一厂的党办秘书洪国辉从上海运往南通，直接入藏南通市档案馆。
1962年两次档案进馆，奠定大生档案的基本内容框架。1963年1月4日穆烜给朱剑、江行、曹从坡的信，可以了解到大生档案的集中情况：“大生档案的集中工作已经基本完成，除上海和一厂的已于去春运来档案馆外，分散于公安局、三厂、财政局和房地产公司的也已分别接收。现正开始整理。过去南大整理了一批，共立一千几百个卷，但比较乱，质量不高，如重行拆开来整理，则花人力太多，只好原卷不动。未整理部分，约八十皮箱，其中账册居半。文件如全部立卷，大约也近千卷。现在账册经逐箱清理，已排好次序；由于其作用我们还不能简单地加以估计，因此暂时全部保存，将来恐怕要请教专家，才能定其弃取。文件部分，已由我和曹钧二人开始整理。工作步骤包括鉴别、分类、排次、标题、立卷、装订，最后，要与南大整理的部分合并起来，重行编目上架。其显而易见，没有什么用的，则在整理过程中剔除，作为废纸处理。估计全部工程，可在半年内完成。以后条件许可时，我建议还是要设法添一部分木橱，使档案上架。皮箱则可作价出售，或另作他用。这样，既有利于档案之保管收藏，也便于使用。”{27}
据南通市档案馆1982年12月的《大生集团档案目录》介绍：目录号0、6、7三部分的档案系“文革”后期整理，目录号6、7两部分所收为大生企业董事会、盐垦公司等单位的材料，当时并入第二全宗，实际上破坏了六十年代初所拟定的体例；0号目录的“0”，实为“临”的误字，这部分所收多为信底杂件，当时作“临时保管”处理的，后来的整理者发现其中有不少有价值的材料，遂改“临”为“0”，并将这部分移至卷首。大生档案在动乱岁月里，竟然还能有机会得以进一步的整理，实在是匪夷所思，真是苍天有眼。1980年代初，南通市档案馆启动第三次大生档案的整理，这也是大生档案全面对外开放之前最后一次系统整理。
参考文献与注释：
[1]张謇.总理报告经理本厂十二年历史[G]//通州大生纱厂第一次股东会议事录.南通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402-111-470.
[2]旧时“账”、“帐”通用，本文除原文照录，以及帐房用“帐”，其余一律用“账”.
[3]上海图书馆网站“盛宣怀档案知识库”，网址sd.library.sh.cn/sd/home/index.
[4]李小文.《赵凤昌藏札》入藏国图始末[M]//藏书家(第15辑).济南：齐鲁书社，2009：45-54.
[5]章开沅.序言[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①.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5-10.
[6]张謇.厂约.南通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402-111-469.
[7]张謇.十月十五日承办通州纱厂节略.南通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402-111-469.
[8]淮海信底（庚申荷月接立）.南通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401-111-161.
[9]淮海实业银行清理工作报告.南通市档案馆馆藏档案E262-111-68.
[10]淮海实业银行董事会致南通县总商会函.南通市档案馆馆藏档案A208-115-454.
[11]大生沪帐房光绪二十八年总录.南通市档案馆馆藏B401-311-27.
[12]曹喜琛.韩宝华.中国档案文献编纂史略[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
[13]德商瑞记洋行、地亚士洋行承办纱机合同（抄件）.南通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401-111-1.
[14]九月十五日咨呈南洋督部刘.南通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402-111-469.
[15]德商瑞记洋行、地亚士洋行承办纱机合同（抄件）.南通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401-111-1.
[16]张謇.复盛宣怀函（1903年9月11日）[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②.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128.
[17]张謇.复盛宣怀函（1903年）[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②.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130-131.
[18]张謇.拟江宁贡院不留之屋售于公园事例[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④.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101-10.
[19]哈华托来函（1906年1月11日）.南通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404-111-6.
[20]张謇.银行专修科演说[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④.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277-278.
[21]大生分设纱厂专章.南通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403-111-8.
[22]茅家琦.序[M]//南通市档案馆.南京大学历史研究所.南京大学留学生部江南经济史研究室.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大生企业系统档案选编（纺织编Ⅰ）.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
[23]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局企业歇业、解散、撤销登记申请书（1952年12月25日）.南通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401-111-1015.
[24]上海市老闸区人民政府通知（老歇53字第03874号）.南通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401-111-1015.
[25]南通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401-111-1018.
[26]南通市档案馆馆藏档案F070-311-10.
[27]南通市档案馆馆藏档案F070-311-10.
（作者简介：朱江，南通市档案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