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研究（2023）· 新论集萃》 ●
民国时期张謇纪念史探赜（1926—1949）
——兼论张謇形象的变迁
张若愚
（南通大学张謇研究院，江苏 南通 226019）
摘 要：清末状元张謇，从1895年走上实业救国的道路后，逐步成为极具影响的地方精英。1926年，张謇积劳成疾不幸病逝，南通举城哀悼，自此掀起纪念高潮。从张謇逝世至民国覆灭，张氏后人及其事业继承者借助仪式与文字、空间与场域，建构张謇愈发丰满的历史形象，历经乡绅—士绅—状元—精英—先贤等多重转变。回望民国时期的张謇纪念史，特别是站在企业家精神的高度重新审视张謇纪念史，爱国、守正、创新等内核正驱动张謇形象进一步变迁与发展，也为当下张謇纪念新高潮的来临奠定基础。
关键词：张謇；纪念史；民国时期；形象变迁
张謇（1853—1926），江苏南通人，字季直，号啬庵，清末状元，著名实业家、教育家、政治家，中国早期现代化先驱。新文化史学家曾言，个人是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他们至少在日常生活或长时段里影响历史的发展，纪念则是重要的载体与途径。纪念以活动、文字等方式得以呈现，是纪念主体精神活动的物质外化，只要某种逝去了的事件或人物，被认为具有纪念的价值，相应的纪念活动都会“因时”——特定的历史时刻——出现与进行。[1]从1926年张謇去世至今，历史的车轮已经行进接近百年，有关张謇的纪念史历经多个高潮，并形塑张謇丰富且饱满的历史形象，历经乡绅—士绅—状元—精英—民族资本家—爱国企业家等一系列嬗变。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赞扬张謇，肯定其爱国企业家的典范意义，称颂其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2]，进一步掀起全社会纪念张謇的热潮。
检视学界，纪念史研究的兴起与新文化史、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密切关联，方兴未艾，特別在中国共产党纪念史方面成果丰硕，同时亦有争鸣。[3]而在有关重大历史事件与重要历史人物的纪念史研究方面，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孙中山等均为典型代表。[4]稍显遗憾的是，正如有学者所言，纪念史研究应侧重社会史路径，发掘底层社会记忆，更需强调小人物小事件纪念活动的研究，[5]当下纪念史研究的发展鲜见“地方”色彩，尤其是张謇等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地方人物。窥探民国时期的张謇纪念史，既可以深化纪念史研究的厚度与深度，使之呈现更为丰富的面貌，更能拓展张謇研究，创新视角，为传承发扬张謇企业家精神提供历史逻辑与理论依据。
一、张謇逝世后的纪念高潮
1926年8月1日，张謇在南通姚港一带视察江堤等水利设施，因天气炎热加上积劳成疾，感染风寒，身体状况急速恶化，24日中午去世，终年73岁。在张謇生前，作为拥有相当地位与资本的地方精英，他已建立起状元、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等多重身份象征与历史形象。张謇的去世，对于其耗费毕生心血打造经营的南通城民众来说，无疑是噩耗。同时，张謇的葬礼颇受政府重视，通过纪念话语和仪式政治的操演，不仅可以建构更加立体、成熟的张謇形象，更利于获取民众支持与认同，从而达到控驭民众、稳固统治的目的，也有助于实现聚拢民众向心力与凝聚力，形塑坚固的政治拥趸等效果。
张謇去世当天，治丧处便宣告成立，“分电北京、南京、汉口、镇江、上海等报丧。”[6]治丧处设于张謇生前居住的濠南别业内，“大门外搭一布棚，并絮东西辕门各一。有警察二人，持枪守卫。门之左右，分列肃静回避牌。及红质金字之‘农商总长’‘勋一位’‘全国水利局总裁’蓝质白字之‘特命驻智全权公使’‘特派扬子江水道委员会长’卫牌。气象颇为悲壮。”[7]显而易见，张謇身前历任重要职务及所获重要荣誉在此时成为他最好的身份象征，并用不同颜色加以标注、凸显，营造出传统儒家文化中森严的等级观念。张謇的灵堂布置，依然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商人或资本家的身份在此时明显淡化，取而代之的“士大夫”形象栩栩如生。考虑到张謇弃官回乡“设厂自救”的人生历程，从“士”到“商”，如今身故离世，又从“商”回“士”，颇堪玩味，也可折射传统思想之根深蒂固，“民主”与“共和”任重而道远。
8月25日，“本县（南通）各区人士暨外埠来通吊唁者不下三千余人，其中以如[皋]、海[门]、崇[明]、泰[县]等县到者为最多。”[8]据《申报》报道，“[张謇]于十八日（农历）午后申刻大殓，棺为楠木制，外施金漆，光可鉴人。殓衣为旧时祭天服，仪典殊隆……全城商店皆停市半日，各机关停会下半旗三日，各校咸停课三日，以志哀忱云。”[9]从当天的宾客凭吊情况来看，南通城“万人空巷”，几乎倾巢而出，“濠南马路一带汽车往来如织，包车衔接而行，尤形拥挤。”[8]
基于人类学、文化学视域，殡葬文化是人类在自我意识觉醒过程中建立形成并不断改造完善起来的，其根本意义在于纪念。[10]换言之，人类文明历经数千年的演进与更替，殡葬文化已深入人心，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成生命的延续，即超越死亡，建造永恒。窥探张謇的出殡，他身穿“旧时祭天服”，“仪仗用旧二品制……共五十余项，亘长四里余”[11]，彰显出鲜明的儒家元素——明亲疏、显贵贱、别等级，无论是张謇所着丧服或是阵势浩大繁杂的出殡仪仗，都反映其尊贵的身份象征，传统儒家士大夫的形象跃然于前。虽然张謇具有“独立开辟新路”的创新精神与“洞明世界大势”的开放胸襟，他身故后的落葬仪式却充满了传统与守旧色彩，其形象也定格于“士”，而非“商”。不难看出，民国中前期，作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之一的封建主义思想依然在无时无刻束缚着人们的行为，即使张謇耗尽心血“建设一新世界雏型”，却无法撼动融入民众血液与骨髓中的“旧世界”，最终难逃窠臼，回归于士大夫的传统形象。
张謇去世后，社会各界掀起了张謇纪念史上的第一个高潮，纪念活动与文字呈高唱入云之势，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形象有所展演。《申报》、《时报》、《晶报》、《新闻报》、《通海新报》、《密勒氏评论报》等本外埠报纸对张謇生平进行介绍，并配有照片，这是张謇形象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对外集中展示。张謇创办的企业、学校等各项事业，以及其主要生活地南通与故乡海门常乐镇，均举行纪念仪式，通过营造盛大场景，深化民众对于张謇的认知与理解，达到“闻者不禁肃然起敬”[8]的效果。
8月30日，海门县各界于常乐举行迎接张謇遗像返回故里与公祭仪式，参与民众达万余人，“肖像则为一高与檐齐之立身放大照片，身着大礼服。”[12]有趣的是，纪念张謇的肖像多用其佩戴一等大授宝光嘉禾勋章等礼服照，考虑到现代勋赏制度起源于欧洲，其所佩戴的勋章均为北京国民政府所授，这与其入殓时的穿着形成对比与反差，可谓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华与西方的融合。[13]当然，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们基本没有机会可以看见张謇入殓时的模样，张謇的形象更多依靠纪念活动与文字的宣扬。然而，无论是入殓时的张謇，或是纪念活动中的张謇肖像，都在有意突出张謇作为“士”的身份象征，他在新旧政权中的历任职务与所获荣誉，也是张謇身故后其形象建构的重要依据。
从张謇去世至其出殡落葬，各地的纪念活动水涨船高，“各处的挽唁函电（祭文），如雪片而来，不约而同的开会追悼，举国都有木坏山颓的哀感。”[14]后人许彭年、孔容照将张謇逝世后的各类挽联祭文等汇编成《张南通先生荣哀录》，分为“寿序”、“寿诗”、“寿联”、“颂词”、“唁电”、“唁函”、“祭文”、“诔词”、“挽联”、“挽章”等十篇。[15]其中，北京国民政府发来的唁电，称颂张謇“耆年硕德，体国忠诚，位望崇隆，邦人所重”[16]，从官方角度对张謇予以定调定性，并强调国史馆要为张謇修史立传。
10月29日，南通各界追悼张謇大会于南门浦子巷之公共体育场举行，会场门外有布扎牌楼三座，会场中架台一座，四周围以白布，前缀花圈及纸灯、布球，台中高悬张謇遗像，其旁张挂挽联，案上供设祭品。[17]这是张謇逝世后纪念场域的初步构建，通过营造立体空间与操演仪式政治，实现纪念的势能。时人感叹：“南通举行盛大之追悼会者仅两次，一悼孙中山先生，一悼张啬庵（张謇）先生。”[18]事实上，11月1日举行的张謇灵榇出殡仪式是南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自通济桥口起，至松树路止，两旁为站队送殡学生，各界执绋者二万余人”[19]，北京国民政府“特派陈陶遗致祭，陈因时局关系，未能离宁，派金陵道尹徐鼎康为代表，与孙传芳代表陈季侃同来致祭”[20]。对比张謇的出殡仪式与孙中山颇为隆重的奉安大典，二者在规模、经费、影响等方面虽不可同日而语，却有着大致相同的政治用意——建构人物符号，将丧葬事务与悼念活动有机结合，融入政治宣传，努力塑造不同的历史形象，实现其在意识形态领域及民族国家（NationState）认同方面的重要意义。[21]
二、张謇纪念场域的营造
从张謇逝世至起落葬，历时2月有余，各类纪念活动与文字层出不穷，这是百年张謇纪念史上的第一次高潮。随着张謇的落葬，其纪念活动与文字逐渐趋于常规化。例如1929年8月21日是张謇逝世三周年（农历）的忌日，“通泰各实业公司及盐垦业，特就俱乐部公祭，以志追思”[22]。
偏重于形式的日常纪念，虽然具有短时间内深化记忆、冲击视觉、引发共鸣等效果，但时效性难以延续。加上纪念带有因时性等特点，存在遗忘等事实条件，无形中对纪念的影响与效果增添阻力与屏障。因而，营造纪念张謇的特定场域成为当务之急，此举一方面为贯穿日常的纪念活动与仪式提供专门空间，另一方面则是张謇纪念从常规化走向常态化的必要步骤。
纪念场域是一个物质性的空间场所，往往蕴含着某种意义。张謇的纪念场域，是关乎其纪念意义的神圣空间，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发挥纪念势能，从而达到建构张謇形象与符号的作用，也是实践空间政治的重要载体。首当其冲便是张謇墓地的修建。张謇墓始建于1922年，由他本人亲自选址，位于南通南郊的陆洪闸附近的袁保圩，1923年底开始建园造圹，1926年11月1日张謇归葬于此。张謇墓简朴肃穆，面积八方丈，周边植树及辟为向道，不用石人石马，墓上不铭不志，仅在石阙题刻八个字：“南通张先生之墓阙”。[17]
作为张謇纪念场域中最为神圣的空间，张謇墓“地极幽秀，入门，有阔道一，两旁芳草如茵，杂莳松柏，间以奇葩，鲜艳夺目，清溪傍流，净如明镜……一巨石阙矗立眼帘，有额横于上，曰南通张先生墓，石柱凡四，刻石作隶书……墓地形颇佳，堪与家之择此，盖亦有深意焉……”[23]依照描述，张謇墓虽无宏伟之气，形制与规格却不低，工程量相当，“工程历年余，迄未告竣，据闻耗于筑墓者，达五万金，建祭堂者，达九千金，合树木花卉计之，已近十万元。”[23]
从张謇墓的整体空间布局来看，结构简洁，分为墓道、墓门、墓阙与墓室。墓阙上，用隶书篆刻了张謇的一生，墓室“石栏绕之，柩仿西洋葬式，以三和土作圹，胶合无间”。[23]值得一提的是，张謇墓与其所处的整个空间浑然一体，仿佛一气呵成，寓意深远。“墓正中值剑山，剑山之右为狼山，左则为军山，狼山之巅，有支云塔，军山之顶，则有气象台，二物矗立云际，相映成趣，堪与家臂为之烛台，居中之剑山，中稍凹，宛若香炉，夫以三山之胜，隐为祭器，自属古今之佳话。”[23]烛台、香炉、祭器等形象生动的比喻，将张謇墓与其背后的狼山、剑山、军山等三山及附属建筑相交融，带有深刻的政治象征意涵，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
整个张謇墓还包括位于墓茔东南畔的张氏飨堂，“内设灵位，役人居之”[23]，四合院式房舍，后毗连一八角亭，青砖粉墙，瓦格围墙，开月洞门进出。张謇逝世未久，其独生子张孝若便致信伯父张詧（张謇三兄），称：“有建立啬园、啬馆之计……拟将西林改称啬园，而黄泥山虞楼西建立啬馆，父之铜像即立同顶绿荫之中，江轮往来，皆可望见。”[24]站在张孝若的立场，他有意将张謇墓扩大规模，与其所处空间真正连为一体，既具备象征意义，更凸显纪念张謇的深邃内涵与价值意蕴。张孝若还在信中详细列举了啬馆陈列物件，包括张謇遗像、遗物、遗书、遗著、遗件、图表、照片、祭文等，可谓对这一纪念场域作出明确规划。遗憾的是，啬馆并未能建成，张謇逝世一年后建成的张氏飨堂在一定程度承担了啬馆的部分纪念功能，陈列张謇画像、各界人士祭奠的诗文、书法、挽联等，张氏飨堂也与张謇墓融合成张謇逝世后最具纪念价值与意义的神圣空间。
至于张孝若在信件中提及的张謇铜像，则在1929年正式落成。纪念场域的营造，不光是建构墓地、祭堂等神圣空间，还需要打造纪念符号，特别是颇具立体感的纪念符号，其影响力不容忽视。相较于遗像等照片载体，铜像或塑像是立体的、与真人相仿的艺术化形象，更能向广大民众传输和普及张謇形象，扩充纪念场域的影响范围。[25]
其实不止是张孝若，社会各界缅怀张謇的人士在他逝世后就提出建造铜像的设想。1926年8月28日，《申报》刊载了各界人士议铸张謇铜像的新闻，称：“兹悉士绅界有人发起，由各法团醵金，为张啬老（张謇）铸造铜像，其建设地点以江山门外花坛中为适宜，该处商市繁衍，交通甚便，铜像南向空旷，颇为庄严，闻此议赞同者极多，想不久即可实现也。”[26]根据行文，张謇铜像初步定于南通城江山门（南门）外，位于“商市繁衍，交通甚便”之处，有意最大化呈现张謇铜像的纪念价值与意义，营造出新的纪念场域。
《益世报》报道称：“南通张季直逝世后，举国惋惜……其哲嗣孝若更欲于陵墓及公园内，树立大理石及铜像两尊。”[27]结合前述张孝若致张詧的信件，无论是信件中提及的“即立同顶绿荫之中，江轮往来，皆可望见”，或是《益世报》所称的“于陵墓及公园内，树立大理石及铜像两尊”，均出于纪念张謇、宣传张謇、尽可能在更大范围内建构张謇象征符号的意图。
可惜事与愿违，由于外部环境逼仄及经费困难等原因，张謇铜像最终未能立于南通南门外、五山之顶及公园内，而是在1929年11月，即张謇灵柩入土为安三周年之际，由张謇事业继承者吴寄尘为主导，树立铜像一尊，正式立于张謇墓室之后。有趣的是，该尊铜像成为改革开放后南通等地多座张謇铜像的“母版”，建构起更为立体多元的张謇形象。
进入1930年代后，张謇门生与事业追随者开始筹建新的纪念场域。张謇墓的神圣性自然不言而喻，其位置却也相对固定与永恒，且墓地庄严肃穆，在交通不算便利的民国时期，不太适宜频繁举办纪念仪式与活动。为尽可能扩大纪念张謇的空间与范围，其门生在张謇家乡海门谋划纪念祠堂的营造。
1934年9月24日，张謇门生沈燕谋等，“以张氏（张謇）生前，倡兴通海等县地方自治事业，功德在民，拟将常乐镇社庙后厅等屋，改建祠宇，以资纪念，昨特呈请县府备案。”[28]祠宇即祠堂，是纪念先祖或先贤的场所，带有公共属性（public），是典型的纪念空间与场域。相较于墓地，祠堂具有普及化的特点，具有向民众普及张謇纪念势能的作用。同时，祠堂也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体现与象征。从这层意义出发，兴建张謇祠堂，是其门徒的普遍希冀与诉求。
翌年11月12日，沈燕谋等再次呈请县政府，强烈表达兴建张謇祠宇的意愿，称“筹备兴工，定于下月一日落成。”[29]遗憾的是，兴建工程再一次搁置。直至1936年，一再拖延的张謇公祠获得重启。3月5日，张謇门生江谦联合多位士绅社会贤达，决定重启因张孝若遇刺身故而搁置的“张啬公（张謇）长乐（常乐，下同）故里公祠”。4月，据申报报道，张謇祠宇“俟款筹妥兴工”[30]。
江谦等称：“自来名人建功立业于世者，其生长之地往往为重所流连想慕，以成其崇德报功之举……张啬庵（张謇）先生学问功业举世所重……先生生长故里无一纪念为歉……预期二十五年（1936）秋，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31]江谦为公祠亲作楹联一副，赞誉与敬仰之情溢于言表。[32]江谦的用意彰明较著，通过筹建张謇的纪念场域，进而稳固张謇形象，特别是选择在张謇故里与张謇逝世十周年纪念日，通过时间与空间的双重演绎，实现行政手段难以实现的效果与影响。
据《申报》记载，该年“为张季直氏（张謇）逝世十周纪念，地方各机关团体及教育实业慈善各界，定（九月）二日上午九时，齐集陆洪闸张氏墓地致祭，并在其故里长乐镇，建立公祠。”[33]
此外，一直以“张謇门徒”自居的陈葆初同样注意到纪念场域之于张謇形象与凝聚民心的关键意义，于1944年提出兴建南通城北公园的设想。他认为，张孝若在张謇去世后所编著的《张季子九录》等文稿受众以知识分子为主，广大民众对张謇的认知需要通过仪式政治的操演或纪念场域的建构，获得记忆重塑而深入人心。加上1936年江谦等发起建立的张啬公长乐故里公祠位于海门，不在南通城内，故陈葆初指出：“一乡之长者，先生有功业德泽施诸群众者……令人徘徊瞻仰，致其无涯之景慕，况其功业之巨大，德泽之深厚，炳炳耀耀……先师（张謇）之精神人格，允足以表率后生，楷模百世而纪念。”[34]言语中，陈葆初回忆自己与张謇在南通城北濠河饮茶坐论的光景，借以引发南通士绅及民众的共鸣，进一步烘托纪念的氛围感。
按照陈葆初别出心裁的规划，城北公园内“建造祠宇，崇祀先贤啬庵先生，更于祠后建屋一所，奉祀襄助啬公初创实业诸老，致其馨香，隆其祀典。”[34]与张啬公长乐故里公祠相比，城北公园内专设祠宇，形成双重纪念场域，最大程度演绎纪念的动能与势能，进一步建构、充实张謇形象。值得一提的是，陈葆初打造的祠宇，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公祠或私祠，更在祠堂后专门建立房屋供奉与张謇事业相伴的诸位元老，使他们与张謇共同接受民众的纪念。这一构想，与封建时代帝王的宗庙——太庙相类似，皇帝的功臣可以配享太庙，张謇的得力助手同样可以“配享”纪念。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此举不仅做实张謇“儒”的身份象征，更有“神化”、“帝王化”张謇的意味，尽全力扩大纪念张謇与展演形象的范围，将张謇与其同侪者一道接受民众纪念，实现封建时代功臣配享太庙般的“尊贵待遇”，以此赢得更多人的支持与认同，其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抗战胜利后，国共政争无时无刻不影响着瞬息万变的时局，陈葆初在风云诡谲的历史时空中依然未放弃张謇的纪念活动与形象建构。1946年时值张謇逝世20周年。2月，陈葆初向国民政府呈文，由他出资棉纱五百件之售价为经费，提议建立啬公纪念祠园等设施。他称：“先师张啬公生平对于乡里之建设皆所以为全国示模范……值兹抗战功成，其高瞻远瞩为国贤劳之伟绩，尤当昭示于不朽，前此屡欲发起为公建祠，以资崇报，而地方沦陷形格势禁，未得实现，今兹胜利复兴开始，自应亟图实行，以表地方人士追念先贤崇德报功之忱。”[35]陈葆初巧妙利用抗战胜利民族主义空前高涨的契机，昭彰张謇作为地方精英乃至家国贤者的人物形象。
从1936年的张啬公长乐故里公祠，到1944年的南通城北公园，再到1946年的啬公纪念园，这是目前已有资料中可以窥探的除张謇墓、张氏飨堂和张氏宗祠外，由张謇门生筹划建立的三所公共性纪念场域。陈葆初全部参与其中，更是后两处场域的发起者与倡议者，充分印证他作为“张謇门徒”的身份符号。三处纪念场域的筹建，均迎合了其特定的时代背景。无论是张謇逝世十周年纪念日，或是战争时空中因应日伪对张謇形象的篡改和激发民众的民族气节与家国情怀，还是呼应抗战胜利与战后重建的时代话语，在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与纪念话语中，张謇已成为符号与象征，形塑起有血有肉的儒家士大夫、社会贤达与地方精英等历史形象，并且是凝聚民心、聚拢民力的重要保障与精神载体，极具政治用意。
三、张謇纪念话语的建构
与相对固定的纪念场域相比，纪念文字更加灵活，影响范围更为广阔，可以借助报刊等媒介载体，与纪念场域形成互补，共同强化纪念势能。早在张謇逝世后的纪念高潮中，张孝若言：“我父（张謇，下同）七十岁生日，各方送来祝颂的文字各种体裁，有好几千篇。等到我父逝世，我家接到国内外哀悼的文字，更加多一二倍。”[36]从张孝若所列举的来看，不难发现，赵尔巽、王宠惠、梁启超、张作霖、章炳麟、黎元洪、唐绍仪、沙元炳、蔡元培、黄炎培、熊希领等社会各界人士均十分注重纪念文字，在张謇逝世后形成各类祭文、唁电（函）、诔词、挽联等。
作为最具神圣空间的张謇墓地，需要纪念场域与纪念话语的双重作用，方可在最大程度上凸显纪念势能，建构张謇形象与符号。前述立于张謇墓室后的铜像下方，篆刻祭文，记载了张謇的一生，表达对其哀悼、祷祝之情。至此，由张孝若等张氏后人与吴寄尘等张氏事业继承者历时三年合力营建的张謇神圣纪念空间完全形成，不仅包含墓道、墓门、墓阙、墓室、飨堂、铜像等多重纪念场域，更包含祭文、匾额、挽联等多重纪念话语，不但建构带有永久性质的物质类纪念载体，更通过纪念话语与纪念场域双重叠加的形式，熔铸张謇的纪念“定势”。爬梳张謇墓阙上的文字和张謇铜像底座上的祭文，均以“盖棺定论”的方式对张謇人生进行回顾，对其行为与精神进行赞扬与肯定，建构“伟人”符号，促使更多民众认同与理解张謇，深化纪念的价值与功用。
除祭文外，张孝若更注重出版文字的力量，增强纪念势能，稳固张謇形象，深化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和上层人物对于其父的记忆与认知。张謇逝世后，张孝若深居简出，谢绝外事，潜心整理张謇生平文字，于1930—1931年间编成《张季子九录》，并用白话文撰写《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邀请胡适作序。胡适在序言中写道：“张季直（张謇，下同）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数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37]如是说，胡适将张謇定义为“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一评价不仅成为贯穿“后张謇时代”张謇形象的重要来源之一，更是百年张謇纪念史的缩影与片段。胡适对于张謇的定性，张孝若表示认同与理解——“你称我父为失败的英雄，这话确当的很，就是我父本人也承认的。”[38]
无论张謇是否成功或失败，历经逝世后高潮频起的纪念活动，对其形象进行重大建构，加上张孝若等人的努力，纪念场域与纪念话语双管齐下，再加上仪式政治的有效操演，民众对于张謇的认知与理解达到新的高度。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翌年3月17日南通沦陷。张謇生前曾与日本建立起深厚的渊源与联系，他生平唯一一次出国访问即是访问日本，于1903年东渡考察日本的实业与教育，写下了著名的《癸卯东游日记》。[39]侵华日军在占领南通之前，便制定了“尊崇张謇”（以下简称“尊张”）的政策，渗透于各类公告、布告、政令之中，昭彰其笼络民心、重建秩序、夯实殖民统治根基的政治意图。而此类用语，亦可视为一种特殊的张謇纪念话语。彼时，陈葆初从友人处得知：“日本政府对于中国之曾文正（曾国藩）、张文襄（张之洞）、张南通（张謇）均表敬仰，并命令前方将士对于此三公事业一律爱护，不准蹂躏。”[40]
在侵华日军当局先后制定的《关于经营江北之指导要领书》与《南通特务机关对于处置大生纺织公司之调查书》中，张謇被屡屡提及。日方认为：“大生纱厂为先贤张謇氏所苦心经营之遗业，成为江北各种社会事业母体之重要产业，距今约四十年前，在创办当时即有中日经济合作之意，但为各种关系未克实现。”[41]出于侵占的需要，日方赋予张謇以“先贤”的形象，“拟先授权钟纺继承张謇先生之遗业，以纺织事业为中心，令其协力江北地方事业之开发，及宣抚工作之推行。”[41]毫无疑问，日方所谓的“尊张”纪念话语，只是用来“宣抚”普通民众的迷思（myth），其实质是为了冲击甚至摧毁民众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向心力与政治忠诚，重建新的社会统治秩序，以“张謇遗业继承者”的身份将大生纱厂等民族工业攫为己有。
南通沦陷时期，日军当局曾多次通过公开讲演等方式，进一步建构张謇的纪念话语。在大生纱厂因南通沦陷而停工未久后，1938年4月11日上午9时，日军驻南通特务机关长、“宣抚班”班长率领“经济部”主任等十余人到厂对全体职员发表复工演说。“宣抚班”班长川又务随后演说：“大生创建人张四先生（张謇，下同）为地方之主旨与苦心完全明瞭，故此次复工动机在此后种种保护……职工体会张先生遗志，向进步方面努力……大生及诸君……如有困难可随时报告。”[42]日方的纪念话语极尽笼络人心之效用，借助张謇形象的建构与展演，粉饰其占领南通的侵略行径，将自己塑造为明晰张謇经营南通之苦心的继承者，通过“保护大生及职工利益”、“继承张謇遗志”来获取大生职员、工人的信任与理解。
1939年3月2日大生纱厂遭遇日本“军管理”后，4月8日，日方在南通设立的经济统制机构——江北兴业公司负责人大江广召集大生纱厂留守职员、工人，发表即将复工的讲话。大江广强调：“张謇先生抱负甚大，欲使江北民众安居乐业，而创厂大生纺织公司，现恢复工作，须实现张先生之理想，所谓理想者，乃江北地带中日经济之合理化。”[43]对比一年前川又务的复工演说，张謇的纪念话语有了新的变化，即重点强调“实现张先生之理想”——“江北地带中日经济之合理化”。日军从1938年刚刚占领南通，至一年后对大生纱厂实施“军管理”，其用意不再遮掩，“日华合办”、“中日经济提携”等词语多次出现，并且嫁接成张謇的理想，可谓是对张謇形象的一次彻底改塑。通过口头演说，川又务、大江广等日方人士，将张謇视为一种政治符号，服务于其在南通施行经济统制与政治占领。此番复工演说，真实用意为日方抬出张謇，唤醒留守职员、工人对先贤的追思，将张謇的救国理想服务于“日中亲善”，使得“宣抚”的效果最大化。
无独有偶，日军当局对张謇形象的展演，不仅仅停留在布告、讲演等传统纪念话语层面，同样注重仪式政治的操演，开展纪念活动，进一步强化纪念话语的影响范围，服务于占领后的社会重组。1939年是张謇逝世13周年，彼时南通城已置于沦陷的时空之中，结合日方的“尊张”政策与“宣抚”思想，以及傀儡政权——伪南通县知事公署（以下简称伪县署）亟需熔铸统治根基，充满政治意涵的公祭张謇纪念活动迫在眉睫。
其时，伪县署“发起公祭张四先生……公祭之日已择本月之末日，是日乃系张氏之诞辰。”[44]如前所述，张謇的纪念活动，在他去世后渐成定势，特别是逝世十周年即1936年时达到高潮，却因战争爆发一度中断，如今伪县署在日军当局扶持下成立，决意恢复这一重要的仪式政治，一可迎合日方“尊张”的既定方针，二可通过场域的作用聚拢民众，实施“宣抚”，获取认同，稳固孱弱的统治根基。
然而，报道这则新闻的《晶报》本身便提出质疑：“[七七]事变以后，沦陷区域之主持地方事务者，有时匪夷所思之事……夫以张謇在通州之兴办实业，实足为地方之模范……今反为傀儡衣冠所尊敬，殆亦张氏生前所不及料欤？”[44]行文言下之意，受日方扶持的傀儡政权公祭张謇，有损其光辉形象。诚然，《晶报》及其作者的立场具有特定的政治忠诚，位于日伪的对立面，势必对傀儡政权加以抨击与驳斥。日伪此举，出发点与落脚点是利用纪念活动与仪式政治的操演，充实张謇形象，唤醒南通民众对于往日盛况的回忆，坐实日方系“张謇遗业继承者”的身份，服务于“宣抚”与殖民统治的需要。
不仅是作为侵略者的日方，真正意义上的“张謇遗业继承者”——陈葆初等大生纱厂高层，也在战争时空中宣扬各类纪念话语，进一步强化政治意涵，与日方竞争与博弈，形成此消彼长之势。
1943年7月28日，大生纱厂成为华中沦陷区最后一批解除“军管理”的华资工厂。当日下午，中日双方在上海东和洋行举行“发还”仪式，由于这一批“发还”企业基本为张謇遗业，陈葆初毫无悬念地成为中方代表。“发还”仪式上，中日双方看似“和谐”，实则暗流涌动，双方不约而同地“请”出张謇，展开了一场唇枪舌剑、剑拔弩张的“辩论”，成为张謇纪念话语的新一轮建构。日方重申“尊张”政策，再次改塑张謇形象，将“张謇先生之数十年来经营工厂业之精神”定义为“完成中日经济提携之真义，共同完遂大东亚战争，击灭英美侵略经济政策”的催化剂，代表汪伪政权的袁愈佺进一步错位嫁接张謇与“总力战体制”的关系，强调“希望江北实业界领袖，一本以往张季直先生之精神，对于大东亚战争有所贡献。”[45]
面对日伪方面对张謇形象的肆意篡改，特别是公开场合如此“纪念”张謇，陈葆初予以还击。当然，出于沦陷区艰难求存的基本事实，陈葆初势必无法当面驳斥，只得隐晦地用言外之意进行修正。他先肯定了日伪“尊张”的假面，并暗讽日伪未能深入了解张謇，未能充分“读张先生之言论”，才建构起啼笑皆非张謇形象，再提出“纺织厂为张先生首创事业，尽以苏北产棉，因地之利，事半功倍，当藉纺织为推进凡百事业之基础，造成苏北全面之繁荣。”[45]字里行间，透露出陈葆初了解日伪“尊张”的实质，只是借助张謇的形象与纪念张謇的效能更好地统治江北民众，暗讽日方的侵略行为不可能“造成苏北全面之繁荣”。这也是中方在公开场合对日方建构张謇话语及形象的有力反击。
大生纱厂“发还”后，陈葆初迫于生存与环境压力，不得不走上与日汪“合作”交换代纺的道路。为更好地重构非常时期张謇的纪念话语，恢复张謇形象，改变江北民众受日军荼毒的负面影响，深化自己及大生作为张謇继承者的身份象征，陈葆初在交换代纺获利后便正式启动通海河水利工程。张謇曾于1917年倡议通海河水利工程，“便航运，利灌溉”，“为苏北联络南通、海门两县之干河，全长一百六十中里，起南通之陆洪闸，至启东之大生镇。”[46]可惜遭致地方士绅的阻力，事未竟成。陈葆初如今重启此项水利工程，继承张謇精神，造福桑梓，是他“明知工程浩大，在抗战期中，断难完成，不致增产资敌，但基金确定，准备工作，业已着手，一俟胜利来临，即可兴工”[47]的重要动力来源。陈葆初也在《为开浚通海河告地方父老兄弟书》中，向江北民众坦言：“我们现在很侥幸有这样的机会来开浚通海河，一方面为地方人士谋福利，一方面也是完成本乡先贤的遗志，真是值得举办的一件事。”[48]依托开浚通海河水利工程，陈葆初向江北民众表达出完成张謇遗志、造福地方人士的纪念话语，并蕴藏着巨大的动员势能，张謇在此刻演化成“先贤”等政治符号，既能稳固陈葆初的社会根基，又可促进民生，以此抗击日伪的荼毒与侵蚀。
结 语
1926年张謇病逝后，其纪念活动便应运而生。万人空巷的吊唁、出殡、落葬典礼，加上仪式政治的操演，建构起立体而又复杂的张謇形象。随着张謇逝世后的纪念高潮的渐息，其后人及门生开始注重营建张謇纪念场域与建构张謇纪念话语，助推张謇纪念从常规化走向常态化。在此过程中，张謇形象愈发丰满而立体，历经乡绅—士绅—状元—精英—先贤等多重转变。
不能忽视的是，民国时期的张謇纪念史，涵盖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特殊时期，因政争等需要，张謇的纪念活动、纪念场域与纪念话语，被不同势力赋予不同的政治意涵，其形象亦被改塑，彰显纪念史背后的政治用意与动员势能。
要而论之，民国时期的张謇纪念史，充斥着符号与象征的特殊意涵，在南通及相邻地区的不同场域，轮番上演的张謇纪念活动与文字，既饱含其后人、门生、民众对于张謇这样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的思念之情，更寄托不同政治势力、经济团体对于张謇形象的重新诠释，从而达到聚拢民心、积蓄民气的目的与意图。站在企业家精神的高度重新审视张謇纪念史，爱国、守正、创新等内核正驱动张謇形象进一步变迁与发展，也为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张謇纪念新高潮的来临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与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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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江谦等.筹建张啬公长乐故里公祠缘起（1936年3月5日）[Z].南通市档案馆藏，B403-111-293.
[32]楹联内容为：“几人儒者，如师能恳恳经营，货财出地，勤勤教育，桃李盈州，字婴养老，教哑收残，复金碧五山，演世尊大教，深悯斯民多难，愿也无穷，所期师后有师，千手分身，勉尔升堂髦士；先此数年，曾梦谒重重琼宇，宝树披珍，灿灿榜联，手书异体，悦目怡心，章功表德，更辉煌一室，与关圣同居，猥蒙提耳片言，俄然而觉，岂意梦中证梦，昔因今果，即兹故里公祠。”参见：江谦等.筹建张啬公长乐故里公祠缘起（1936年3月5日）[Z].南通市档案馆藏，B403-111-293.
[33]各界追念张季直[N].申报，1936-9-2（11）.
[34]为纪念张啬庵先生兴建南通城北公园征求同志书（1944年）[Z].南通市档案馆藏，B403-111-293.
[35]陈葆初为捐资兴建啬公纪念祠园等六项建署呈国民政府文及复函并由内政部通知陈葆初文（抄本及省政府代电等）（1946年2月）[Z].南通市档案馆藏，B403-111-246.
[36]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M].上海：中华书局，1930：411.
[37]胡适.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M].上海：中华书局，1930：5.
[38]张孝若.复胡适之先生信（1929年12月18日）[A]//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M].上海：中华书局，1930：8.
[39]张謇除东渡日本外，还于1882年随庆军统领吴长庆赴朝鲜平息“壬午兵变”。结合朝鲜在1895年前长期是中国的藩属国等背景史实，本文认为张謇赴朝并非走出国门。有关张謇与日本的渊源内容，可参见笔者拙著《沦陷时期大生纱厂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有关章节。
[40]陈琛自述国难期中经过（1945年）[A]//南通市档案馆.张謇研究中心编印.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纺织编（V）[G].南通：内部印行，2007：262.
[41]大生紡績公司ノ処置ニ関スル調査書（昭和15年6月）[Z].南通市档案馆藏，B403-111-200.
[42]汉奸陈葆初信件（录银团稽核发来函）[Z].南通市档案馆藏，A209-112-598.
[43]三厂事变后经过记略报告书（1939年）[Z].南通市档案馆藏，B401-111-665.
[44]原文有误，应为张謇逝世农历日期。参见：南通公祭张四先生[N].晶报，1939-8-26（7）.
[45]最后一批军管理工厂昨举行发还典礼[N].中华日报，1943-7-29（1）.
[46]开浚通海河及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资料（1943年8月）[Z].南通市档案馆藏，B403-111-240.
[47]石磊选编.审判唐寿民档案[J].档案与史学，1997（5）.
[48]通海河水利工程的有关资料（1944年）[Z].南通市档案馆藏，B403-111-241.
（作者简介：张若愚，男，历史学博士，
南通大学张謇研究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