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的“政治理想”

张 华

（来源：“五点出发”公众号  2026年5月14日）

一

世人看历史人物，总爱贴标签。

说到鲁迅，就想到横眉冷对、匕首投枪，就想到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很少有人知晓，北大沿用至今的校徽，出自他的设计。

提起苏东坡，张口便是“大江东去”、豪放词宗，却忽略了他还是顶级的书法大家、丹青高手，更是自带流量的美食家。

一个人若在某些方面光芒太盛，其他的才华与建树，便容易被遮蔽。

张謇亦是如此。

他在实业、教育、慈善领域的功绩太过耀眼，长久以来，政治层面的探索与成就，被尘封在历史角落，无人问津。

他曾直言：“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

这并非无意感慨，而是他毕生践行的行动纲领与政治信念。

一个完整的张謇，不能缺少政治这一关键拼图。

今天，我们要讲述的，便是那个鲜为人知、却在政治道路上奔走一生的张謇。

二

时光回溯至1901 年。

此时，距张謇状元及第已过去七年，他创办的大生纱厂蒸蒸日上、声名鹊起。

但他睡不着了。

让他辗转反侧的，不是车间里机器的轰鸣，而是紫禁城深处，大清王朝日渐黯淡的政治余晖。

一年前，庚子之乱骤起，义和团搅动京城，八国联军攻破帝都，慈禧太后仓皇西逃，偌大的清王朝，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那一刻，张謇看清了：清王朝的统治根基，已然崩塌。

他跑到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面前，说了一句今天听来依旧清醒无比的话：“无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无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

这句话的核心意思是，西北维系着朝廷的名义尊严，东南则守护着国家的经济根基。虚名可暂放，民生与经济的元气绝不能损耗。

这是极具务实精神的政治研判。

他在刘坤一与东南各省督抚之间多方斡旋，依托江南的人脉网络，在“东南互保”的酝酿与达成中，充当起连接官民的关键纽带。庚子年间，张謇的日记里，满是关于“东南自保”的记录，他终日奔走于上海、南京、通州之间，书信、电报往来不绝。

彼时的张謇，已然显露出乱世之中谋定大局的智者风范。

同年，他撰写了毕生最重要的政论文章《变法平议》，两万余字的篇幅里，提出四十二条改革方略，覆盖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诸多领域。在他眼中，中国的核心困境，并非器物落后，而是政治体系的彻底腐朽。

他开出了改革良方：建立议政机构，推行渐进式立宪，革新官僚体系。

要知道，在当时的中国，倡导“立宪”是极度危险的事。戊戌变法刚过去三年，六君子的鲜血仍未风干，国内士大夫大多还沉浸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迷梦中不愿醒来。

但张謇的态度非常明确：改革不能一步到位，这么大的国家不能一宿就把房子推倒重建。必须循序渐进，在皇帝名义的前提下，制定宪法，限制君权，保障民权。

这一方案看似保守，却绝非怯懦，而是状元出身的实干家，对国情最清醒的预判。

正如学界所评：张謇试图在康有为的激进变法、孙中山的暴力革命之外，开辟一条救国新路，以实业夯实根基，走稳健改革之路。

就这样，他怀揣着保守却坚定的政治理想，踏上了布满荆棘的改良征途。

三

1903 年，张謇从日本考察归国，政治信念愈发坚定。他主张“中日相近，宜师法日本”，提出以日本明治宪法为蓝本，结合中国国情推行君主立宪。

他刊印《日本宪法义解》《日本议会史》等书籍，分赠官、商、学界友人，还设法呈送至慈禧太后的案头。

据传，慈禧阅后感叹：“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

这句话虽见于晚清笔记，真伪难辨，但毋庸置疑，整个晚清立宪运动，张謇已成为当之无愧的核心人物。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胜出，社会舆论普遍将此视为“立宪战胜专制”的标志。

1905年7月，清廷派遣端方、戴鸿慈等五大臣出使各国，考察立宪政体。

消息传来，张謇彻夜难眠。

五大臣途经上海时，他多次与端方详谈立宪事宜；考察团归国后，他又举办盛大公宴，借此凝聚社会舆论，推动立宪进程。

1906年9月，清廷终于宣布“预备立宪”。

可张謇未曾料到，这场“预备立宪”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失败的伏笔。

清廷是真心革新，还是故作姿态？张謇或许心存疑虑，却依旧选择了信任。

同年，张謇与一众立宪派人士在上海创立“预备立宪公会”，郑孝胥任会长，张謇、汤寿潜任副会长。众人办刊兴学、开设法政讲习所、发行《公民必读》……满怀热忱，为立宪之路蓄力。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以“立宪”为宗旨的政治团体之一。

1907年，清廷下令各省设立谘议局。

张謇的机会来了。

四

1908年冬天，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相继离世。

噩耗传来，张謇沉默良久。

一个时代，就此落幕。

新的时代会好吗？他无从知晓。但有一点确定无疑，立宪的脚步，绝不能停歇。

1909年10月，张謇当选为江苏谘议局议长。

履新首日，他便遭遇棘手难题：谘议局的权限太小了。

依照清廷规制，谘议局没有实质性权力，可议政却不能决策，可建言却无法推行。

这对于满腔热血想要大干一场的张謇而言，无异于当头一盆冷水。

张謇并未抱怨。他深知，旧制度框架下空间逼仄，却并非毫无可为。

他以超乎常人的耐心，在制度夹缝中探寻改革空间。

谘议局拥有弹劾失职官员的权力，张謇牢牢抓住这一抓手，先后弹劾多名贪官污吏。即便最终惩处权归朝廷，弹劾之举已然形成强大的政治震慑。

更重要的是，他以谘议局为平台，稳扎稳打，逐项推动兴教育、办实业、修铁路、建银行等地方自治改革。

张謇如同一位审慎的耕耘者，在贫瘠的政治土壤中，悉心培育改革的幼苗。他深知幼苗脆弱，随时可能被时代风雨摧折。

江苏谘议局成为全国最活跃的地方议会之一。

1910年1月，张謇联合十六省谘议局代表，赴京发起第一次“速开国会”请愿，惨遭驳回。

半年后，他携三十万人签名请愿书，再次赴京请愿，依旧以失败告终。

从文书起草、人员组织，到经费筹措、媒体联络，张謇事必躬亲、全力以赴。

第三次请愿，他满怀期许再度进京，清廷却只给出冰冷回应：“准即缩改于宣统五年”。

仅将国会召开时间提前三年。

拖延敷衍，是守旧势力最惯用的手段。

立宪的承诺，沦为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张謇的心，在一次次失望中逐渐冷却。

五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枪响，辛亥革命爆发。

这声枪响，把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打出了一条裂缝。

张謇做梦也没想到这场革命来得这么快。更让他纠结的是，他收到黎元洪的电报，邀请他出山支持共和。

支持共和？这等于过去十年辛辛苦苦推动的君主立宪彻底落空，等于自己那套渐进式的改革路线宣告破产。

张謇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挣扎。

但他很快想通了，他要的不是某一个特定政体，要的是国家安稳、人民安定。皇帝对他而言，并不是一个人格化的神，而是维持国家统一的“安全锁”。如今这把锁既然不灵了，换个锁芯也是可以接受的。

于是，他剪去发辫，出任江苏省议会议长，正式投身共和阵营。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三天后，张謇被任命为临时政府实业总长。

临时政府面临严重财政困境，张謇以大生资产为担保，向日本三井洋行借款三十万元，又通过其他渠道筹措五十万元，全力纾解财政危机。

这绝非趋炎附势的投机之举，而是张謇为共和建国倾尽心力的担当。

随后，孙中山、黄兴等人主张汉冶萍公司与日本合资，增资3000万，从中借500万救政府急需。张謇提出异议并全力劝阻无果，仅任职两个月便辞职而去。

之后，袁世凯执掌政权。

1912年2月12日，张謇参与起草的《清帝退位诏书》正式颁布。他在诏书中表示，国家体制一日不决，民生一日不安。希望把满、汉、蒙、回、藏这五个民族的土地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大中华民国。同时，皇帝应受到国民礼遇。总之，期望人民安居，国家安定。

短短三百多字的诏书，宣告了中国封建帝制的彻底终结。

1913 年冬，张謇赴京，出任袁世凯政府农商总长。

纵观张謇一生，政治立场随时代更迭而调整，从状元郎到立宪派领袖，从立宪倡导者到共和支持者，再到入阁袁氏政府，他几乎跟上了每一个历史节点。

这种转变绝非投机取巧，而是基于对时势的精准判断。当立宪彻底无望、革命势不可挡时，他选择顺应历史潮流。

他不是随风摇摆的墙头草，而是乱世中顺势而为的实干先驱。

六

对张謇而言，官职从来不是追求，而是实现强国理想的工具。他决心依托职权，为民族工商业开辟一片沃土。

上任伊始，面对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现状，张謇一通操作猛如虎，把八个司合并改组为农商部三司一局（农林司、工商司、渔政司、矿政局），官员一下子从四百多人砍到一百二十六个。

这不是简单的数字调整，而是对旧式官僚作风的彻底革新。

在《实业政见宣言》中，他将“健全法律体系”置于首位。在他主持下，《公司条例》《商人通例》《矿业条例》等数十项经济法规相继出台，搭建起民国经济法律的初始框架。

此后，张謇兼任全国水利局总裁，主持近代中国首次淮河流域大规模科学勘测，拟定《各省水利委员会组织条例》，推动直隶、黑龙江、新疆、云南等省设立水利委员会，统筹地方水利事务。

他还在南京创办中国第一所水利高等学府——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即如今河海大学的前身。

一张1916 年的老照片格外动人：一群河海学子身着西式工程师制服，投身水利勘测，眼神坚定、意气风发。百年前的这份朝气，正是张謇为中国未来播下的希望火种。

在袁世凯的政治框架中，张謇大胆推进各项改革。

然而，他与袁世凯的政治“蜜月期”，远比预想中短暂。

1913年4月，袁世凯为筹措镇压国民党的军费，绕过国会，擅自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了总额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以盐税、关税等国家命脉做抵押。

身为农商总长的张謇拍案而起，这等于把他毕生追求的立宪理想，踩在了脚下。

他找到袁世凯，当面质问：“借款而不经国会，与专制何异？”

袁世凯的回答很简单：“国会掣肘，国事何堪？”

那一刻，张謇终于看清，袁世凯要的不是立宪，而是借立宪之名，行集权之实。

裂痕一旦产生，便难以弥合。

1915年，袁世凯公开推行帝制。

张謇如遭重击。

他多次面见袁世凯，苦口婆心劝谏，声泪俱下，却始终未能挽回。

但袁世凯没有听。

因与袁世凯政见不一，张謇多次请辞，最后以“勘视淮灾”为由，请假南下。

在他的信念里，做官是为了做事，居高位是为了成大事。若无法践行理想，宁可弃官归田。

最终，袁世凯称帝仅83天，便在举国声讨中黯然收场，张謇的预言再次得到验证。

多年后，有人问他：你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他想了想，平静地回答：没能亲眼看到国会开会。

这是实话。在他的心里，始终有一个国会情结。那是他政治理想的象征，也是他一生追求却始终未能触及的目标。

张謇退出了政治舞台，回到了南通，专注于地方自治实验。

政治这条路，走不通了。但至少，在南通，他还有一片可以施展拳脚的天地。

七

张謇的“南通实验”，也许是理解张謇政治抱负的最佳窗口。

这是一份近乎理想主义的建设蓝图。

他将全部心血与热忱，倾注于南通的规划与建设中。

他的政治理想，以另一种方式活着。他所追求的，从来不是一个城市的兴盛，而是一个“理想国”的雏形。

在《南通地方自治之成绩》一书中，他写道：“窃维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成，基于教育。”

他将这一理念，凝练为“父教育而母实业”。

在他的构想中，南通绝非孤立的样板，而是示范全国的标杆。他渴望将南通模式推广至全国，最终实现中国的整体现代化。

这是一个宏大而遥远的梦想。

但梦想终究是梦想。

1926年，张謇去世。

他走的时候，南通的债台越垒越高。他的实业帝国在衰退，教育投入在萎缩，那个精心打造的“南通模式”，正在光环退去后露出骨感的现实。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失败，而是那个时代所有理想主义者的宿命。

在历史洪流面前，个人的力量，渺小如尘埃。

八

那么，张謇的政治理想实现了吗？

答案是，部分实现了，但最终失败了。

称其“部分实现”，是因为他的实业救国、教育兴邦、地方自治等理念，在中国后来的发展中得到了印证。尤其在民营经济制度化方面，他做出了开拓性的历史贡献，正如学界所言，张謇在近代中国制度化缺失的背景下，走出了一条独树一帜的工业化道路。

称其“最终失败”，是因为他在《变法平议》中描绘的那幅蓝图，立宪的政体、共和的制度、绅民共治的国家，终究没能变成现实。他的政治改良之路，最终未能走通。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更远一些，或许会有不同的结论。

历史不是笔直的线条，而是蜿蜒向前的河流。

张謇的政治理想，没能在他有生之年开花结果，但这颗种子，却深埋进了中国的土壤。

他曾言：“国可亡，而地方自治不可亡；国亡而自治精神不变，虽亡犹不亡。”

他用一生，诠释了传统士大夫的梦想与坚守、辉煌与落寞、超越时代的追求与无法挣脱的现实。

张謇的政治理想，部分内容已然过时，但他的精神永不过时：追求进步却不冒进，顺应潮流却不盲从，直面现实却始终心怀希望。

一个人可以被时代打败，但他的理想永远不会被时代掩埋。

这，便是张謇留给后世最珍贵的政治遗产。

（本文作者系南通市社科联党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