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通州盐灶变迁

孙 庆 章

南通县（通州）制盐起于南朝梁承圣初年（552年）前后。

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年），有7处盐场，年产盐48.9万余石。

（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年产盐47.94万石。

——引自《南通县志》1996年8月版。

运盐河在余西古镇外静静流淌

今天，但凡讲到古通州大地上星罗棋布的盐灶，还得从它与通州成陆的渊源讲起。

早在两汉时期，当时的江海交汇处还只是一片茫茫大海，只有狼山孤耸江中。但在这波涛接天、状如一只硕大无朋的喇叭口的长江入海口，泥沙搅动，不断沉积。星移斗转，古通州这块沃土如同躁动于母腹的胎儿，正在企盼呱呱堕地的神圣一刻。

古通州出水最早的当是胡逗洲，约在南北朝时期，距今1500年左右历史。以后陆续又有南布洲、石渚等沙洲与之涨接相连，形成了今日通州的基本版图。北宋的地理志史《太平寰宇记》（乐史撰）对胡逗洲曾作如此记述：称其位置在海陵（泰州）“东南二百三十八里海中，东西八十里，南北三十五里。上多流人，煮盐为业。”至公元958年（后周显德年间），通州始有建置。

对应今日通州地域，胡逗洲当在其中西部地区（含南通市区一部分），这也是古通州的核心区域。“上多流人”一说，颇费猜测，有人说，成陆之初的胡逗洲，水天茫茫，交通闭塞，生存环境极为险恶，因此成了朝廷流放犯人的理想之地。“流人”即犯人。也有人称，“流人”当理解为流徙之人，即周边区域的贫苦百姓从四面八方来到这片待开垦的处女地来讨生活的，拿今天的话来讲，“流人”即移民。最明显的例证是通州方言的南腔北调，最基本的有江淮方言（楚）和吴方言之区别，本地人习惯称之为“江北人”和“沙地人”。不但语言不同，连风俗习惯也有明显的区别。

“煮盐为业”则意思直白，没有歧义。通州滨江临海，大海以它的博大胸怀、向古通州人作出最慷慨无私的馈赠就是无穷无尽的食盐。自古以来，盐便列入寻常百姓家“开门七件事”的重要位置；且盐铁两利历来就是朝廷的经济命脉。胡逗洲上的先民似乎从冥冥中领悟到了煮盐中蕴含的巨大商机，纷纷干起了这个其实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营生。在那个生活资源十分匮乏的年代，人们无疑从煮盐中找到了生的希望。

几乎在一夜之间，古通州的村镇乡野支起了不胜枚举的盐灶，因此，一些带有浓郁地域特色的以“灶”为名的地名也陆续出现，诸如姜灶、袁灶、严灶、新灶、唐洪灶、跑灶、同心灶、黑鹿灶……等等，不一而足。林林总总的灶名一般以姓氏冠头，但也有例外。譬如同心灶，在五甲镇境内，原名“花子街”，意谓叫花子们集聚的地方。后来当地灶头们厌这个地名不雅，便商量改成了“同心灶”，同心戮力之意。灶头还把飘泊为生的叫花子们吸收进来当了灶民，成就了草根创业的一段佳话。

还有一个灶名更具文艺味，即黑鹿灶。江海平源并无鹿生长，缘何要取这样个怪名？据当地上了年纪的老人讲，黑鹿灶原名黑六灶。早年间一对从外地流浪过来的年轻夫妇在这里安家落户，砌灶煮盐。男人生得黑大粗壮，就叫黑六。夫妻俩日子虽然过得拮据清苦，但感情甚笃，十分恩爱。一天，黑六正在海边收拾卤田，不料遭遇怪潮袭击，一下被卷入了大海。妻子得悉这个噩耗，痛不欲生，日思夜想，以泪洗面。一日深夜，茅扉突然被撞开，一头毛色黑亮的鹿闯了进来，对着女人不断悲鸣。女人若有所悟，立刻骑上黑鹿，凛然冲向无边的黑夜，从此杳无音讯，她的身后只留下两口盐灶。村民们被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深深感动，遂在黑六灶原址建了座庙，取名黑鹿庙，奉祀这对视爱情重于生命的年轻夫妇，黑鹿庙在当地人心目中无疑是座爱神庙。传说毕竟只是传说，但此灶此庙、甚至解放初期还有个黑鹿灶村却确确实实存在过，遗址在今金沙镇北约十里唐洪乡境内。

在今人心目中，古通州倒底有多少盐灶？笔者试从两个方面作为佐证来探索它的答案了：

一曰盐场。古通州盛产色质上乘的白盐，史称“冲梁”或“顶梁”。《两淮盐法志》（明起蛰、张矩合撰。起蛰，江都人；张矩，仪征人。书成于明嘉靖庚戌年）盛赞“通州白盐，甲诸天下。”

唐武德年间（618-626年），朝廷便在胡逗洲设置了管理民间盐灶的机构——盐亭场。至明代，通州计有金沙、石港、余西、西亭四大盐亭场。每座盐场间距也仅一、二十里，自东向西排成了一线。每座盐场如被众星拱月一般，支撑它运转的当是乡间大大小小的盐灶。

农耕时代的古通州因盐而生，因盐而兴，成就了各盐场相当一段历史的经济繁荣。以余西场为例，这是个不足二千户的乡镇集镇，鼎盛时商号林立，市廛繁华，古镇建有“迎江”、“登瀛”、“镇海”、“对山”四座城门，可谓瑞气盈天，气象森严。

盐场的官方机构称作课盐司署，俗称盐署衙门。余西的盐署衙门坐落在南北走向、当地人称之为“龙街”的北端，即龙首位置。三面环水，绿柳掩映，俨然是块风水宝地。可惜的是，当年风光一时的盐署衙门如今已夷为平地，废墟上只留下一些断砖残瓦了。

二曰运盐河。中国最原始的物流是靠一根扁担来完成的。可以想象，灶民们要把烧煮好的一堆堆白盐用肩挑车载的方式运到盐场，再换回维系生命的银两，那该付出多么艰巨的劳动。无论寒暑，一副沉甸甸的盐担永远压在肩上，一双铁脚板永远走在乡间坎坷不平的小道上。清嘉庆年间诗人徐宗干在《煎丁歌》中慨叹道：“瞥见灯火明，隐隐居荒舍。卤井在其左，草灰积其右。门前编以芦，檐则复以瓿。吞鱼以为食，饮水以为酒。寒不能育儿，饥不能顾妇。盛夏火不离其身，严冬衣不蔽其肘……”煎丁，即灶丁或灶民，诸般苦中唯有“挑盐苦”没有纳入诗人的视野，这种疏漏殊为可惜。

就这一点来说，古通州的灶民还算是幸运的，因为境内一条运盐河的开凿成功，基本解脱了无数灶民的运盐之苦。据《南通县志》载：“南宋咸淳五年（1269年）两淮制署使李庭芝凿河40里入金沙、余庆场、以省车运”。后来在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和隆庆二年（1568年）曾两度疏浚维护此河，不难想象，宽宽的运盐河上舟楫日夜往来，唉乃之声相邀，一船船洁白似雪的食盐可以直接进入通扬运河，运输到远在数百里外的泰州、扬州，乃至全国各地，这也极大地促进了古通州的盐业生产，难怪通州百姓亲热地称呼这条运盐河为母亲河。

通州百姓是懂得感恩的，为了缅怀这位体恤灶民疾苦、后来又在抗金斗争中壮烈殉国的李庭芝将军的功绩，通州百姓自发筹款建了座“元帅庙”。此庙在金沙镇东南约10来里的乡间，至今殿宇犹存，香火仍旺。李庭芝的赫赫威名在通州百姓心目中树起了一座丰碑。

民国二年（1913）由南通实业家张謇发起的三余大有晋垦牧公司正式宣告成立，啬翁为其亲书楹联：“汉铎为农家而作，宜田原，宜牛羊；周书廑小人之依，胥保惠，胥教诲。”上联明白告诉世人公司“废灶兴垦、发展农业”的经营理念。此后，江海平原上逐步完成了“白色产业”（盐）向“绿色产业”（棉）的华丽嬗变，延续了千年之久的盐灶之火次第熄灭，而一个以植棉为主要载体的崭新的农耕时代，裹挟着江海平原上一股坦荡春风，正呼啸着扑面而来。

 （原载《謇园》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