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士 志士 勇士
——中国近代实业家教育家张謇探微
钱国华
张謇先生半生汲汲于科举，一朝大魁天下，本应高官厚禄、亨通闻达。但时势风雨飘摇，国日益蹙，民日益穷。怀有大担当的张謇毅然抛舍禄位，回到偏于东南一隅的故里南通，高张自治大旗，兴实业、办教育、营城市，风生水起，名盛一时，影响及于海内外。张謇是清末士大夫中少有的“追梦人”，南通俨然成为他早期现代化的试验田。
张謇兴实业办教育，熔铸出“父实业母教育”的著名论断。他指出，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实业所至即教育所至。张謇揭示的实业与教育相依互存的辩证关系震古烁今，被奉为现今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的圭臬。因此，张謇作为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先躯者和奠基人之一是当之无愧的。
一、大格局拓兴实业
清光绪二十年（1894），是张謇高中状元的最辉煌之日，也是甲午战争爆发，中国坠入灾难深重的最低谷之时。作为有大担当、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鸿儒张謇极度忧戚时势，慨叹国家民族之多艰。 “中国今日国势衰弱极矣，国望亏损极矣。”[1]他热切的号召爱国人士“须是将天下一家、中国一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之道理，人人胸中各有理会；须是将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之责任，人人肩上各自担起。”[2]
张謇洞察列强企图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今天下大势，英之兵舰梭织于长江，德之铁路午贯于山东。谋蔽长江，则势力必扩而北；谋障山东，则势力必扩而南。”[3]英德“各逞其强，各均其势，得寸得尺”[4]。当美国虐待华工之苛约不肯废除时，众人眼里的谦谦君子张謇振臂一呼，曝身于抗争的最前沿。“今届实行不用美货之期已逾十余日，而美人仍聋耳无闻，不允改约，可见其蔑视我国民，蔑视我国工商界人，达到极点！此正普天率土义愤同深之日！苟吾同胞于此时再欲袖手漠视，不思实行抵制之法，则将来各国效尤，欺侮必将加甚。言念及此，大堪痛哭。”[5]张謇的拳拳爱国情怀令人感奋。
“长夜漫漫，将何术以拯此危局？”[6]张謇忧国忧民，徘徊求索。他有自己的政治主见，作为一颗新星，他在政治舞台上闪耀过，但山河破碎、官场朽烂，令张謇不得舒张志向。他对那些庸碌无为、尸位素餐的官僚表示了强烈不满，“至于习气，则中国之士大夫多不能免，有贵介之习气，有名士之习气，有大官之习气，有要人之习气，有市侩之习气。”[7]
张謇绝意仕进，决然辞离官场，“徒以国势日蹙，一息尚存，有一份心力，即当与邦人大夫共谋一份公益。”[8]于是奋然走上了“实业救国”之路。
张謇读圣贤而未务实业，但图强中国的理想已然成为他巍然不倒的精神支柱，“下走本是寒素，向于工商实业未尝学问，但以中国国势日弱，外侮日加，寸心不死，投身实业界中，稍尽心力，冀得沟通商学两界，借立中国真实自强之基础。”[9]所以，张謇兴办实业之路尽管艰辛坎坷，但始终毅然恒定。
张謇规划实业，眼界高阔，思路清晰，一开始就显现出大框架、大格局。“夫实业之曰农、曰工、曰商者，既为诸君所熟知，而为人类之不可或缺者矣。人民之生活本此，即教育之目的在此。请举一国之大势而筹之：赖农而生者十之五，赖工而生者十之三，赖商而生者十之二。”[10]
张謇所兴实业，肇始于大生纱厂。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创建，到民国十五年（1926），形成了以大生纱厂为核心的庞大的大生系统。这一系统，是产业链，是事业圈，是城市带。
农业是产业链中重要一环。纱厂必需棉花，而且在张謇看来，棉花已然成为国家的命脉。“农之衣食民者，谷与棉最普，而谷之自外输入，夺我利权而制吾死命者，尚不如棉织物之甚。盖谷虽不足，勉强犹可自给，而棉之不足甚巨，故棉织物之来自外国者，每年入口，其值至一万八千万两以上，几当吾全国岁入之半，此可惧也！吾通之棉，鸡脚墨核，为世界冠，而种棉者不得其法，制棉者又无其方，以至棉业仅普于东南之一隅。而各口之洋布，如泉涌潮流，乘吾之隙而入。故谋抵制之方，必自棉始。”[11]而大量植棉需要开垦土地，于是成立了垦牧公司。张謇先后在南通、大丰等地围垦沿海滩涂数十万亩，建成了纱厂原棉基地。有了棉花，因棉籽制油而设油厂；因便利运输原料和产品而设轮船公司等等。至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9），除大生纱厂外，张謇先后创办的实业公司有：垦牧公司、广生油厂、大兴面厂、阜生桑蚕公司、翰墨林印书公司、同仁泰盐业公司、大达内河小轮、大隆皂厂、泽生水利公司、懋功生房地公司、颐生罐诘公司、染织考工所、颐生酿造公司、大中公行、资生铁厂、资生冶厂、大达轮步公司、外江三轮、船闸公司等。
张謇还十分重视与这条产业链共进退的金融业发展。他认为，“银行者，农工商实业生计之母，而国民进化之阶梯也。”[12]“盖银行为百业之枢纽，而百业皆以银行而进行也。”[13]张謇及其家族，既办有一般商业银行性质的储蓄所、钱庄，也办有专业银行，如投资银行、外汇银行，更办有地方自治性质的中央银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金融体系。
在大生系统事业圈方面，张謇主持成立了地方自治组织，建立了多个新式社团，组建了军警。事业圈中最辉煌的是教育事业。张謇先后兴办了高等教育、师范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等。在慈善和公益事业方面，张謇兴建了孤儿院、养老院、残废院、贫民工场，还建设了图书馆、博物苑、俱乐部、大戏院等。
随着大生事业的发展，南通的建设逐步形成了“一城三镇”的城市带格局。主城区是政治、文化、商贸中心；唐闸是工业基地；天生港是港口、码头、物流要地；狼山是休闲旅游风景区。城镇之间交通便捷、田园相间。南通城的规划与建设，在中国近代城市建设中极富典型。
张謇大格局兴办实业，并非仅仅在实业本身，而是以极大的胸襟和胆识，让实业反哺、带动农业、教育及社会公益与城市建设。他因这一创举而卓立于中国近代实业家之林。
二、大视野创办教育
与“实业救国”一样，“教育救国”也是张謇的最大理想。 “开民智，明公理，舍教育何由？然则今日国势之危，正迫我全校诸生热心普及教育之猛力药，下走破涕而笑，看作幸福。”[14]张謇热切的为普及教育鼓与呼，但也深知办学的艰难，“现在上下知识未通，不待愚民不知学校为何事，大概做官的人许多看作兴学是敷衍公事，其尤顽蠢者且看作学校与福音堂一样。”[15]虽然民智未开，官府敷衍，资金短缺，但张謇不辞焦苦，披荆斩棘，在南通先后创办了370多所学校。他对各类教育的地位作用都有独到见解，“师范启其塞，小学导其源，中学正其流，专门别其派，大学会其归”[16]。张謇在南通建立起从幼儿园到大学，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包括社会教育和特殊教育在内的一套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
张謇进阶于科举，但对科举戕害荼毒年轻学子有切肤之痛，“日诵千言，终身不尽，人人鹜此，谁与谋生？”[17]他立志砸破科举桎梏，兴办学堂，“今变五百年之科举，而使天下人材，举出于学堂之一途。”[18]张謇办学从师范开始。“欲雪其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19]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謇创办南通师范学校，这是全国第一所师范，4年后又创办南通女子师范学校。
张謇不惜重金延聘大师来南通讲学，以扩展学子的眼界。杜威、王国维、朱东润、欧阳予倩来通任教，梅兰芳来通演出。民国三年（1914）聘沈寿为女工传习所所长，后又请沈寿担任南通绣织局局长。
张謇以卓越远见办教育，更多体现在兴办职业学校方面。他认识到，“衡以我国之现势与民生所最切要者，莫如农工专门学校。”[20]热切呼唤“謇之愿望我国民实业世界有一工艺学校，俾累千百寒畯子弟肄业其中，增知识强精神，以新我世界。”[21]张謇不仅亲自创办了农校、纺校、商校、医校、伶工学社、垦牧初等高等小学校、工人艺徒学校、女工传习所等许多职业学校；还资助创办了江海工程专门学校、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吴县铁路学校；为适应社会各方面对人才的急需，还办有蚕桑学习班、发网学习班、保姆传习所、镀镍传习所、政法传习所、巡警传习所等职业培训班。他还创办了特殊教育学校——狼山盲哑学校。 他所办的职业学校，从纵向上有高、中、初的层次；横向上适应社会需要，多门类、多专业；在教育类型上，有正规学校教育也有短期职业培训，有一般职业学校，也有特殊学校；有独立设校的，也有工厂、医院附设的，体现了职业教育的特点，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在推进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功不可没。
张謇重视农业，兴办农校更是不遗余力。“我国贫弱至今极矣，然欲挽富转强，惟农业是赖。诸生既在校研究农业，当孜仡于学，立志于业，重视实验。将来农业日兴，自然国富而兵强，余实有所厚望焉。”[22]他身处一县，却具有一国，乃至世界的眼光。他兴办农校就从借鉴国外的先进办学成果开始。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十一岁的张謇东渡日本考察。在一个多月的考察中，张謇对农校的兴办和农业专门人才的培养等方面的考察就有8次之多。他参观东成郡鹤桥村农学校，了解到该校学生有4种去向，认为这些最适宜通州效仿。他参观北海道新建的农学校和农园试验场及前田牧牛场、植物园等，对农校学生学做结合留下了深刻印象。张謇对日本农校的学生教育颇为推崇，“凡日本教育家之言曰，当使学生知为学不求饱而敏于所事。不可使饱食而无所用心，可谓知本。”[23]这对日后张謇重视农校学生的道德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张謇在南通兴办农校，既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又结合本土实际，探索新的办学模式。首先是服务产业办农校。张謇创办大生纱厂，纺纱需要棉花，为增加棉花产地，就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有棉产地，须讲求改良棉种及种法，又创设农业学校。张謇兴办农校在当时省立农校之前。他服务产业办农校的理念在一个多世纪之前独树一帜，其影响及于当代。
其次是技术为先办农校。张謇兴办的农校不是封闭办学，而是打开校门，走向社会，以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为己任，广泛服务民众。民国六年（1917）春节，南通农校举办了一次露天棉作展览会。“本校试验棉作于今八年。本年虽因风雨之灾，然以选种疏种，培土施肥之得当，故收获量一亩多者至二百余斤。兹特按照历年之经验及本年之方法，编为浅说，于阳历二月六日，即旧历正月十五下午二时，就南通县南门外本校农场，罗列各种棉种、种法图样，开露天展览会讲演及改良方法，附赠《种棉浅说》。凡我农友，均可来观。”[24]此次展览会办得相当成功，参观的乡农有4000多人。
再次是学做结合办农校。张謇十分重视农业实验场的建设，设有实习农场四处、林场一处、牧畜场一处、苗圃一处。这既能改良品种、提高产量，又能极大地提升农校学生的技能素质。
第四是广开门路办农校。张謇聘请老农劝导农事，并起草了《劝农员章程》，以此作为农校教学与技术推广的补充。
三、大心血培育人才
张謇对学生寄予厚望，同时对他们的要求也甚为严格。他提醒学生，学术不可不精，而道德不可不讲。“诸生将来之地位，必不能无差异，然亦在诸生自为之耳。如道德优美、学术纯粹者，又何患乎莫之用哉？今在实践室内，当锻炼一种耐烦耐劳之习惯，首重道德，次则学术”[25]。他经常莅临学校讲演，与师生沟通交流。他关心学生的思想、学习和生活，甚至关注他们的行止、仪貌。对优秀者予以褒奖，慈爱有加；对乏善者予以警示，训导不怠。张謇以自己的理想去精心塑造后生学子。
求学爱国。张謇始终要求南通各级各类学校学生，孜孜求学，报效国家。“青年正当求学之时，且爱国一道，尤其于积极方面着想。意气从事，无裨实际。与其废学而号召一般人之觉悟为浅近，不如在求学时代，砥砺行学，勉道深就，为将来振兴中国之一办事界强有力之分子为愈。”[26]“夫爱国当先爱身，爱身当先爱学，爱学当自爱其可宝贵之光阴！辍学弃业，为无济于事之叫嚣，充类至尽，何异自杀？”[27]“至此次农医二校，一课未停，能明大义，颇堪嘉尚。”[28]虽然张謇批评学生的罢课行为有时代和思想的局限，但希冀学生学得本领，以振兴中国为己任的拳拳之心天地可鉴。
勤苦俭朴。张謇给南通农校题写的校训是“勤苦俭朴”，他对这4个字的阐释非常深刻。“盖勤有在思虑者，有在肢体者。若农之为业，则兼思虑肢体而为用，而肢体之劳动尤多，是苦为勤之所表示也。有勤而不必尽苦者，未有苦而不出于勤者也。俭之表示以朴，乃俭之在一人一家者，于俭之用为狭。而非朴则不足表示俭之实行，非徒托空言也。”[29]“诸生听吾言，若能切实做将去，诸生之名誉在此，生计在此，而予之希望诸生以图应用于社会者亦在此。诸生勉之。”[30]他要求学生每日清晨须提前15分钟起身，夜寝须推迟15分钟。他曾将1917届农校毕业生分往余东、吕四等地实地开荒，自小工做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与农夫同甘苦，让学理与经验兼备，在社会上不致仰食于人。
忠信笃敬。张謇办实业兴教育，更深知信用的价值。他一生以守信为本，腾达时如此，困顿时亦然。他题写的南通师范学校的校训是“坚苦自立，忠实不欺”。他谆谆教导学生忠信笃敬，“信用者，即忠信笃敬之意。我本一穷人，廿年前我之信用，不过一二千圆；更前言之，不过百圆而已。现余各实业机关之资本，几二千万圆，然非一时可以致之，盖有效果使人信从。非然者，徒自苦而已。盖天下事不信则民勿从，故余对于农学生，时时以忠信笃敬为训。”[31]他到商业学校讲演时，还以生动的故事告诫学生，“余友鲍君之子，曾任银行职务，颇有能力，熟意中途生变，行止不端，竟亏欠万金之巨，身败名裂”[32] 。张謇的一番肺腑之言无不使在座的学生动容。
端正风习。张謇要求学校严明纪律，对学生中有碍观瞻的行为予以坚决制止。他曾就个别学生游烟之举进行了训示。“本校学生有行路之时口衔纸烟，且行且吸者，此乃上海租界无规则之风俗，欧美上等商人即不尔……以后行路吸烟者，无论校内校外均当戒绝，不改则量予惩罚，诸生其自爱以爱校风哉。”[33]张謇详细规定了学生下课后散步的区域。“本校诸生下课后散步，既非因事请假，即当在指定范围之内，东止八窑口河，南止易家桥，西南止启秀桥，西北止博物苑角栅门。若至长桥或进城买物，必须说明请假，否则以私出校论记，扣修身分数，此亦为诸生分明界限之一端也。”[34]这看似琐屑，却有效提升了学生守纪自律的素质。对严重违纪学生的处理，张謇从不姑息，处理结果公开告示，以儆效尤。“上半年农学生在校有不规则者数人本应即行斥退，以免害群。今以恶恶从短之义，姑予留学半年，并属管理人随时察看，若能痛涤前非，仍予终业，否则仍应随时退学。”[35]张謇端正风习的举措，极大地提高了学校办学的美誉度。
一条长江，源远流长，丰沛了张謇厚重的学养，他是儒士；一弯平原，坦坦荡荡，开阔了张謇远大的胸襟，他是志士；一片海洋，波澜壮阔，铸就了张謇搏击的意志，他是勇士。是儒士，他兴教育，育人才，孜孜不倦；是志士，他胸怀天下，忧戚民生，脚踏实地追寻“中国梦”；是勇士，他惨淡经营，踽踽独行，虽百折而不挠，成就了辉煌的业绩。也许张謇背负的东西太多太沉重，他最终飞鸿折翼，未能志得意满，胡适扼腕叹之为失败的英雄。但先贤的思想精神与实践创举值得后辈永久承继。
注 释：
[1][2][3][4][5][6]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69.70.83.84.97.151.
[7][8]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17.105.
[9][10][11]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103.183.184.
[12][13]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114.184.
[14][15]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77.96.
[16]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613.
[17][18][19][20]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154.49.70.
[21][22]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100.348.
[23]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张謇全集第8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547.
[24]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张謇全集第5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178.
[25][26][27][28]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277.459.460.
[29][30][31][32]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349.371.442.
[33][34][35]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张謇全集第3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1415-1433.
（原载《謇园》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