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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体育观的理论渊源
时间: 2020-10-26     次数: 474     作者: 何 叙

 ●《张謇研究年刊(2019)》·论文精选

 

张謇体育观的理论渊源

 

 

 

(南通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江苏 南通 226019)

 

 要:张謇作为近代著名教育家,为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在教育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体育教育观点。张謇体育观的理论渊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中国传统的道家、儒家养生思想,近代西方的军国主义思想,近代洋务派、维新派的教育思潮。探究张謇体育观的理论渊源,能使我们明晰其思想发展的脉络及其历史价值。

关键词:张謇;体育观;理论渊源

 

清末状元张謇作为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为中国近代教育及体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体育教育思想既蕴含深厚的传统文化,又吸纳了西方近代体育文明,更受到时代风潮的影响。张謇体育思想既有时代特征,又有独具的特质,推动了近代体育教育的发展,也为当前体育教育的进步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一、传统养生思想的影响

张謇作为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在发展民族工业的同时积极兴办教育,在南通创办不同层次、不同类别学校三百余所,初步建立了近代化教育体系。他在学校教育中尤为重视体育一科,主张“三育并重”以养成健全人格。他指出:“国家思想、实业知识、武备精神三者,为教育之大纲,而我邦之缺憾,师范造端教育,责任匪轻,故尤兢兢于国民教育奖劝实业及师范体操以兵式为主。”[1]17这里的武备教育即指体育。张謇在其创办的学校积极推展“三育并重”的教育思想,目的就是要培养有道德、有知识并具有尚武精神的“健全之国民”,使他们能够成为服务国家的全面发展之人才。同时,张謇积极倡导学校的体育竞赛活动。他作为第五届运动会的名誉会长,对运动竞赛有独到的认识和见解。他认为运动会之目的在于检阅学生体育成绩的进步幅度,指出:“今日为体育之竞赛者,所以促诸生者进镜,翼年胜一年。”[1]148他认为,通过运动会的检验,可以进一步激发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积极性,促进体弱者加强平日之运动锻炼,而夺得锦标并非赛会的最终目的。张謇希望通过运动会使“诸学生,有高尚之思想,自立之志气,文明之公理,尚武之精神,非望诸学生犹夫科举世界之眼光胸次”[1]265。体育赛会虽为体能与技术的比拼,然而更重要的是要在这一过程中养成道德品质、独立精神和尚武强国之思想。

张謇注重体育锻炼的身体观以及在运动中养成良好道德品质的思想,与其所受中国传统文化之熏陶有密切关系。张謇为封建社会科举制度下的状元,参加乡试、会试、殿试十余次,科场拼搏近三十年,最终于1894年金榜题名。因此,他的传统文化之底蕴不可谓不深厚。传统养生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张謇体育教育思想的形成影响颇深。传统养生思想以道家、儒家、佛家和医家影响最大,道家最早建立养生体系,后经儒家与佛家的融入,医家们则从中取其所需实现养医结合。

古代的养生运动源于养生思想。从广义的体育而言,养生运动自属其范畴。养生运动为养生的范畴之一,其中包括“运动养生”、“动形养生”、“导引行气”等项,是养生方法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养生运动的目的也是为“延年益寿、祛病强身”。

中国传统的养生文化,自古流传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历代提倡者颇为积极,各家学术流派也甚为重视,其中尤以道家一派贡献最大。道家养生思想以“重人贵生”为基本理念,主张爱护和珍重生命。老子在《道德经》中指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2]114他将人与道、天、地置于同等地位,充分体现他对人的生命的重视。人的生、老、病、死并非小事,“一死终古不得复见天地日月也,脉骨成涂土”[3]298。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死而不得复生。因此,重视生命、养护生命为道家养生的开端。陶弘景在论及“重人贵生”时指出:“夫禀气含灵,唯人为贵,人所贵者,盖贵为生。生者,神之本;形者,神之具。”[4]397人之最为宝贵者,即为生命,生命为精神之本源,形体为精神之物质载体。道家养生思想之目的就是为了祛病延年,增福益寿,让生命维系得更长久。为此,道家学派不断探索“贵生、养生”之道。“夫人之所贵者生,生之所贵者道。人之有道,若鱼之有水”[5]131。若得养生之道,就如鱼得水,即可长生不老。那么,何为长寿之道呢?道家认为,神、形相依可得长寿,这就是养生之道。神行相依即指身心关系的统一和谐。《淮南鸿烈》对神、形、气三者关系及其功效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6]46这把外在形体视作生命的居所,将精神视作生命的主宰,而气则贯穿全身形成统一的整体,形、神、气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任一要素停止工作,就会对整个人体造成伤害。道家养生之道在于神形合一,同时要“顺乎自然”。老子认为,养生须依循自然的法则,据以设计养生的运动,以适应人体自然的生长与发展。[7]这种身心一统的整体养生观,使养生方法兼顾形、神、气三者,使之均衡协调发展。这一养生思想为张謇“身体与精神平均发展”之体育思想提供了理论渊源。1916年,张謇指出:“谋学生体力与智力之平均发达。人类之生存固待有智力,然体力不足,则精神受其牵制,而努力亦虚悬而无所附丽,……学者将欲养成强毅勇敢之体力,乃能发皇其智力,故身体与精神必求平均发展,不能有所偏枯。”[8]213-214在人类生存发展的进程中,人的智力固然重要,然而假使身体羸弱、精神萎靡,智力也无以发挥。因此,欲培养全面发展之学生,须使身体与精神、体力与智力均衡协调发展,这充分体现了道家形神统一的养生思想。

此外,道家的养生思想是一种积极主动的人生观。老子曰:“我命在我,不属天地,我不视不听不知,神不出身,与道同久。吾与天地分一气而治,自守根本也。”[9]7老子认为,生命须由自己主宰,不听命于天地,要敢于与大自然抗争,与天地同呼吸,以神形一体养生之法,最大限度地延续生命。这种积极主动、敢于抗争的养生思想,对张謇“刚毅勇敢”、“拼搏进取”体育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主流文化,注重人的伦理道德修养和人生价值的实现。儒家养生思想同样以“贵生”为出发点,尊重生命,爱惜生命,充分肯定人的存在及其社会价值。孔子对无视生命存在、违背人的意愿的殉葬陋习提出了最严厉的批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儒家养生长寿之道在于修身养性,将道德修行与养生相结合,即“仁者寿”。对此,孔子指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何者为“仁”?子曰:“爱人”。孟子也同样认为“仁者,爱人”。“仁”就是对待他人要心存仁爱、博施济众。然而做到心中有大“爱”也非易事,前提是要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只有道德修为达到一定境界,才能胸怀坦荡,深仁厚泽。那么为什么“仁者寿”?董仲舒解释说:“故仁人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静,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是其且多且治。”仁者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清心寡欲,从而心态平和,轻松愉快,所以多福多寿。

医家养生学派融汇儒家养德思想,也对以道德修行为基础的“仁者寿”进行了论述。晋代养生家葛洪认为:“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为了延年益寿,长生不老,只有修身养德,其它任何神仙方术都不得长寿。唐代名医孙思邈指出:“百行周备,虽绝药饵,足以暇年;德行不克,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寿。”孙思邈认为,注重道德修行,对他人报以仁爱之心,虽不服灵丹妙药,也可颐性养寿。反之,道德不修,即使服用再好的神丹,也未必能够长寿。儒学的养德与医学的养生相互结合,使“仁”超越了伦理范畴,成为养生益寿的重要途径。

儒家养生思想重视修身养性,认为古代教育“六艺”中的射、御,也并非只传授技艺,也要学习其中的礼仪、道德,以培养君子之风度。我国古代的《射礼》就是射与礼的结合,亦即术与道的结合。射礼非常讲究君臣之伦理,不同阶级者的射侯、射程都有所差别。《礼仪注疏·嘉礼》就指出:“射前,司马命量人量侯道与貍步,公射大侯,侯道九十步,大夫射参,侯道七十步,士射干,侯道五十步;位有序,乐以助兴,射毕乃祭,酌饮。”[10]343射的顺序、射的发数也依阶级不同而有所区分。孔子在《论语》中阐释射礼时指出:“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11]78射礼成为“君子之争”的代表性运动项目,在比射过程中,重礼仪轻结果,“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11]86。不能射中靶是因为人的力量差异的缘故,并不为怪。“射礼”的重要功能在于透过射以观其德。因此,“射礼”被用作“天子以射选诸侯”、“乡射选士”的重要手段。

这种将“射”的行为融入“礼”的规范,对张謇注重运动竞赛中的体育道德和运动风尚之体育观具有较为深刻的影响。此外,儒家武德文化对张謇体育观的形成也颇有影响。孔子体育思想最大的特色就是礼教,其中含有君子的运动精神。[12]这就是儒学知书达理的武德文化,即透过激烈的运动竞争仍能体验到运动伦理。儒家的武德目标并不排斥竞争性的活动,也没有反对人们应有尚武的彪悍作风,武德文化乃是主张人们在相互竞争时,勿忘合理的君子之争。

儒家养生思想的终极目标是“有为”。孔子说:“养其身以有为也。”他强调人生价值在于为国家、社会做出贡献。在这里,儒家学派将“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尊重生命、养护生命,修身养德以有为于天下。儒家“有为”的养生思想,对张謇的“尚武健民强国”以及“体育救国”之体育主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西方近代体育思想的影响

张謇作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开拓者,始终站在时代风潮的前沿。伴随着西学东渐,他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欧风美雨的洗礼和熏陶。清末民初,德国以军国主义傲视世界。日本经过明治维新改革之后,甲午之役,轻取大清帝国,一跃跨入世界强国之列。明治帝国的形成,给晚晴帝国以相当大的暗示。迅速崛起的德、日两国都奉行军国主义教育。军国主义体育思想给予张謇等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极大的启示,对其教育思想和体育思想的形成均产生了深刻影响。为挽救民族于危难,提振民族自信心、培养尚武强国之体魄,中国朝野上下达成了“远法德国,近采日本”的思想共识。

德国的军国主义可追溯到普鲁士王国。普鲁士民族在生存和社会发展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精神”,即普鲁士精神。19世纪初,在普鲁士国家和德意志民族濒于危亡之际,德意志各族人民把普鲁士视为领导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的希望之神。也正是在“普鲁士精神”的感召下,德意志及欧洲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全民皆兵、历经磨难,最终在1813年的莱比锡战役中击败拿破仑,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为民族统一奠定了重要基础。19世纪70年代,俾斯麦仍采取普鲁士军国主义的“铁血政策”,采用战争暴力手段,完成了德意志民族统一大业,使德国步入了近代发达国家之列。“普鲁士精神”不仅成为德意志文化的精髓,而且沿袭下来。其本质就是军国主义。20世纪初期的德国青年教育仍为军国主义的教育目标和内容,“德国青年公民教育”规定在小学毕业到服兵役之前,应接受必要之训练:一为身体之锻炼,二为国家意识之教养,三为爱国精神之涵养,四为尚武气氛之提振,五为经济思想之发达,六为经济能率之提升,七为科学知识之普及。[13]前四项为军国主义的教育内容,注重身体锻炼,养成尚武精神与国家意识,国家如若发生不测,即可赴死沙场。

张謇对欧洲体育思想的采鉴是通过日本间接获得的。由于日本自幕府末期就已经开始向西方国家学习政治、军事和教育,日本学习西洋的经验与教训都能为我所用。1903年,张謇赴日本考察70余天,日本教育是这次考察的重要内容之一。

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既包含传统武士道精神,又借鉴、吸纳了德国军国主义教育。1862年,幕府派遣使节团赴欧洲学习,“重点调查各国政事、学校、军政”,并要求团队成员购买“文武学校规则之书”[14]85,以备翻译学习。18541868年间,日本有关军事科学的译著达262种。[15]38这一时期日本国内的洋学“以研究西方军事科学为主”[16]238,使西方“兵学”在日本迅速发展,并与传统“武育”相结合,成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教育发展的土壤。

明治以后,日本加速了军国主义的步伐,并修改明治政府初定的“富国强兵”政策,以“强兵富国”为发展方针。188011月,时任陆军参谋本部部长山县有朋在《进邻邦兵备略表》中指出:“故所谓强兵,原本并非所谓从事攘夺、乐于祸乱,而是维持风尚以免陷于偷薄、充实仓库以不至于空虚之攻略。……此强兵之略,非欧洲列国独然,万国今日皆不应少之。”[17]93至此,日本军国主义的“强兵”路线已展露无遗。

明治时期的学校教育继承了“武育”传统,在小学修身书中写到:“雄毅英武忠直之风,乃吾国之美俗。应愈益鼓舞振励万古不灭之士气,精炼武备,以守帮家。……天下虽为太平,然忘武则危。故治世亦不应忘学习武事。”[18]227其时,日本政府教育学生在太平之世,也不要忘记尚武之美俗,操练军事,养成尚武之志,以报效国家。

明治时期的日本在学校体育层面更加注重“军事体操”之训练,并对各类学校设置了不同的规定,在师范教育中率先引入了军事教育,由陆军高级将领兼任师范学校校长,统领学校的军事训练。“军事体操”被设置为必修课,内容包括“新兵学、中队学、行军演习、兵学大意、测图”等,后增设刺枪术。军事体操课并非简单地学习体操,而是更加注重集团性的行军及作战科目,将体操与军队训练合二为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完全采用军事化的生活方式,实行寄宿制,起床就寝以军号为令,被服、日用品、食物均由学校统一发放,甚至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佩戴枪支。由此观之,师范学生与军队士兵生活几乎没有太大差别。在中等教育领域,18867月的《高等中学学科及其程度》规定,在体操课内均设置“军事体操”,实行军事化组织与训练,每年实行约8次行军,还在军事体操中添设军歌练习。这一时期,日本学校教育的主要特征是“教育”与“兵备”相结合,并将“教育”作为“战争”的根本武器,学校教育旨在培养“义勇奉公”之品质,一旦国家有危及之需,“则鞠躬殉难,奋起武勇,伸张国威”[19]135。德、日两国军国主义之体育思想对张謇的“尚武强国”、“养成军人之气质”体育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国际教育思潮的冲击以及国内的危急形势,军国民体育思想也成为清末民初学校体育的主流思潮。

三、近代时代风潮的影响

清末国家积弱垂危,仁人志士无不积极探求强国强种、抗击列强侵略之国策,洋务派、维新派所提出的救国方略及教育思想,对张謇教育思想和体育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清政府改变了排外、保守的策略。此时,统治阶级中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代表人物,主张学习西方,力图用求富求强的新法来挽回大清统治的颓势,使中国成为富强的国家。他们掀起了一场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及科学技术以维护清朝统治的自救运动。

洋务派出于强兵的目的,主动引进近代西方兵操,并在军队中广泛采用。在他们创办的新式学堂中,也将体操列为教学内容之一,这在客观上推动了近代西方体育在军队中的广泛传播。洋务运动后期的重要人物张之洞,更是从战争的实践中注意到列强不仅兵器、战法先进,而且士兵身体强壮、精神抖擞,这与深受鸦片毒害的清政府士兵相比有天壤之别。张之洞清楚地意识到,这都是西方人重视体育和军事教育的结果。因此,早在1901年,他在教育实践中,针对人才培养原则主张:“道艺兼通、文武兼通、中西兼通”。他在学校教育中积极倡导德育、智育、体育三者并行的教育方针。张之洞重视培养学生强健的体魄,规定“各学堂一体练习兵式体操以肆武事,并于各高等学堂中讲授军制,战史,战术等要义”[20]2021903年,张之洞开始主持全国性学制体系制定,为德育、智育和体育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思想走向制度化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张之洞努力将体操制度化在《癸卯学制》之中,开近代学校教育设置体育课程的先河。

这一时期,张謇以个人出资兴办学堂而闻名。张謇与张之洞关系密切,张之洞倡导的德育、智育、体育三者并行的教育方针,强调人才学识应该全面,但更应重视人品端正。这种教育思想及体育思想在张謇所办的学堂中都能依稀可见。

1894年甲午战争惨败,中国处于亡国灭种的边缘。以严复、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人士,总结数十年近代化失败的教训,开始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提高国民素质上。严复以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理论为依据,认为“一国一种之盛衰强弱,民为之也”。而考察一国人民的品质高低,则以其德、智、力的程度为标准。“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21]25。严复针对“民力已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的现状,结合达尔文的“进化论”,首次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救世方略。这表明,他注重从教育着手进行救亡图存,并且把“鼓民力”放在第一位。他说:“今者论一国富强之效,而以其民之手足体力为之基。”[22]27严复将体育和国家兴盛、富强联系在一起,进而揭示了民族素质的提高和人民体质的增强是“保种”的关键。这唤起了国人对于身体问题的空前关注,对于张謇倡导“三育并重”并将体育置于首要位置的教育思想之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较早从资产阶级全面教育的意义来认识和阐述学校体育的。康有为依据西方教育制度勾画出完整的大同教育模式。体育在其教育模式下,各阶段目标都做出了规划,且比较科学。康有为根据学生年龄分期对体育教育内容作轻重缓急之分,重视教育和环境的关系,使学生在轻松明快的环境中,在欢快愉悦的心情下,不知不觉地获得身心的健康发展。

1902年,张謇自己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民办师范学校——通州民立师范学校。他在通州师范学校开课之初,打破当时书院旧的传统,将体育纳入学校教育,使之成为整个教育结构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康有为的学校体育思想在张謇所创办的通州民立师范学校的体育教学中都有充分体现。张謇同样重视教育和周围地理环境及人文环境的关系。为了保证体操课程的质量,他出资修建了运动场,购买运动器材。张謇依据学生不同年龄阶段的需要对体育课程与教学内容的安排,也是受到康有为体育思想的影响。

维新派认为,为了达到强国强种的目的,妇女问题不容忽视。他们从种族进步、国家富强的高度提出“废缠足、兴女学”。梁启超还在《变法通议》中专门写了《论女学》一章,他说:“各国之以强兵为意者,亦令国中妇人,一律习体操,以为必如是,然后所生之子,肤革充盈,筋力强壮也。此亦女学堂中一大义也。”[23]45梁启超将女学的重要性提升到关系国家强弱存亡的高度,明确主张“欲强国必兴女学”[23]46。谭嗣同也积极提倡女子教育,认为:“欲强国,必储人才;欲植人才,必开幼学;欲端幼学,必禀母仪;欲正母仪,必由女教,”“妇学实乃天下存亡之大原也”。在维新派人士的倡导下,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近代第一所女子学堂——经正女塾于1898531日在上海城南诞生。梁启超还为该学堂起草了章程。在筹办过程中,他还积极吸取外国先进办学经验,特别邀请中西知名女性120余人为创办学堂提供宝贵意见。

维新派注重妇女教育和体育,倡导妇女解放运动的思想观点,对同时代教育家张謇亦产生了深刻影响。张謇从妇女解放和教育实践方面积极推进女子教育和女子体育。他于1905年创立通州公立女子师范学校,聘请日本女教习森田政子开设体操课,还将体操课设为必修课,充分显示出张謇对妇女教育、妇女健康在国富民强中重要作用的认识。

维新派在民族危亡之际,大力倡导“尚武强国”。1903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民说·论尚武》并指出:“然则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文明所赖以维持也,……立国者苟无尚武之民,铁血之主义,则虽有文明,虽有智识,虽有民众,虽有广土,必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24]709梁启超认为,在列强威逼的情势下,尚武之国民乃强国之基,立国之本,种族得以延续的根本保障。梁启超与张謇为同时代的杰出人物,而且过从甚密。他们之间的思想交流与相互影响自不待言。身处该时代的张謇,清楚地意识到国家此时正处于列强竞争之时代,因此最需要救亡图强的教育。富国强兵必须普及国民教育,增强国民体质。张謇创办我国早期的民办师范学校,在《师范章程改订例言》中强调:“国家思想、实业知识、武备精神三种,为教育之大纲,而我邦之缺憾。”[1]17其中的“武备教育”带有鲜明“尚武强国”的时代教育特点,也是维新派所力倡的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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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Origin of Zhang Jian’s Viewpoints on Physical Education

He Xu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Science,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China)

Abstract: As a famous educator in modern China, Zhang Jian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in China, and formed his unique educational viewpoints on physical education in his educational practice. Theoretically speaking, his viewpoints originates from three aspects, namely, traditional Chinese health-keeping thoughts from Taoism and  Confucianism, modern militaristic thoughts from the West, and educational thoughts of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and reformists. The probation into Zhang Jian's viewpoints on physical education can help us fully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al path and historical value of his educational thoughts.

Key words:  Zhang Jian; viewpoints on physical education; theoretical origin.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7YJA890008

(原载《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作者简介:何叙(1963- ),女,广东惠州人,

南通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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