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研究（2023）· 成果精选》 ●
张謇的南通模式与
其他乡村建设模式比较研究
熊 彤
（浙江省博物馆，杭州 310007）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以史为鉴，近代乡村建设运动无疑值得再研究。通过比较发现，梁漱溟的邹平模式和晏阳初的定县模式从教育入手；江宁模式是由政府主导的乡村治理，侧重于政治建设。张謇毕生致力于南通乡村建设事业，相较于其他模式，张謇的南通模式出现最早，独具特色。其独特之处在于从经济入手，以工促农，“实业教育迭相为用”，注重农工商协调发展，取得的成效十分显著。尤其是张謇在南通乡村建设中遵循“本利循环”理念，注重生态循环农业和市镇化发展，与同时代人相比，张謇的“本利循环”理念明显具有系统性和超前性。乃至今天，张謇的南通模式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张謇；本利循环；南通模式；其他乡村建设模式；比较研究
近代乡村建设指近代中国进步人士（包括企业家、知识分子、社会团体和政府官员等）在乡村创立新事业、增加新设施，从政治、经济、教育、风俗等方面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社会改良活动。[1]这项运动发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全国性的社会思潮，之后虽声势渐歇却流绪不绝，于本世纪千禧之交适时而发，为现今中国的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历史借鉴。近代中国的乡村建设类型众多，若按照主导主体不同，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实业引导型，以张謇的南通模式[2]为代表。二是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教育倡导型，以梁漱溟的邹平模式[3]和晏阳初的定县模式[4]为代表。三是政府为主体的治理主导型，以江宁模式[5]为代表。其中，以张謇主持的南通模式出现时间最早，成效最为显著，对后来梁漱溟等人的乡村建设也产生了影响。
相较于梁漱溟、晏阳初等人的乡村建设，目前关于张謇乡村建设的研究成果并不多。有的学者认为张謇在南通乡村举办的各项活动，促进了当地乡村教育、交通、医疗、社会救助等事业的发展，南通的乡村建设成效显著。[6]本文拟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南通模式与其他几种乡村建设模式进行比较，从中发现张謇的南通模式的独特和可贵之处。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斧正。
一、张謇南通模式的核心理念“本利循环”
张謇筚路蓝缕，一生致力于“经营乡里”，倡导“地方自治”和“棉铁主义”，在家乡南通苦心经营数十年。在张謇的乡村建设思想中，以农工商协调发展、实业教育并举的思想最为独特。所谓实业与教育并重，即“以实业养教育，以教育促实业”，教育和实业之间实现了良性循环，这种良性循环促进了南通地区乡村的发展，改变了当地的落后面貌。如果用一个词语来概括南通模式的这种特点，那就是“本利循环”。
“本利循环”是张謇于1901年在《通海垦牧公司集股章程启》中提出的一个理念，他说：“务使本利循环相生，故垦与牧兼办”。[7]214本和利，本义指本金和利息；循环是周而复始的意思；“本利循环”则是本生利，利为本，周而复始，资本积聚扩大。“本利循环”本为一经济理念，但在社会实践中，张謇将“本利循环”理念从狭义的经济范畴引申为广义的社会范畴，本乃根本，是基础和目的；利为末，是实现本的手段、工具和桥梁，涉及工业、农业、民生、教育等众多领域。张謇南通模式的“本利循环”理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工业和农业相辅相成
张謇的乡村建设独特之处在于从经济入手，他通过兴办实业筹集乡村建设资金，以工业促动农业，激活农村手工业，改造传统小农经济，配套实施地方自治、教育和公益慈善事业，实现政治、经济、文化协调发展。在传统社会，民以食为天，农为正本，工商为末，以工促农，以农补工，则是“本利循环”。早在清末，张謇就将美国棉种大量引进，分给棉农种植；并将大生纱厂的机纱用于土布业，“1903－1904年，大生纱厂年产十二支纱三万件，而织户用于织关庄布的十二支纱即需六万件之多”，[8]机纱供不应求。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农村和农业发展，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又为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工业原料和广阔的市场，从而促进了工业的发展。正如林百举所说的，“即使在机纱内运，大生开车之后，土纺受了排挤，剩余的劳力，正好投入织布的补助工作，或多或少，还有一定的收入。”[9]纱厂为村民提供了新的谋生机会，据严学熙估算，“一个辅助劳动力的年工资收入（按30年代初计算）高于佃耕甚至自耕8亩至10亩农田的收入”[10]。1901年创办的通海垦牧公司直接解决了当地人多地少的矛盾。公司经过十年招佃围垦荒滩，各堤之内“栖人有屋，待客有堂，储物有仓，种蔬有圃，佃有庐舍，商有廛市，行有涂梁，若成一小世界矣”[7]386。之后大批盐垦公司相继出现，截至1925年，苏北地区有49家以垦牧、盐垦或垦殖命名的公司。淮南垦殖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垦殖区，投入的社会资金总额达2000万元，占有土地共700余万亩，其中开垦经营土地为110万亩，常年生产商品棉30万担左右。因此，不论是兴办实业还是发展乡村经济，张謇的乡村建设就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本利循环”大系统。
2.各级教育循序渐进
1895年，张謇在撰写的《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设计了一套完整的现代教育结构体系。他认为办教育要循序渐进，从师范入手，“师范乃小学师资所从出，小学乃教育之基础”[11]599，只有筑牢基础，教育才可能获得良好发展。显然，最基础的小学教育是“本”，培养小学教员的师范为“利”，教育的良好发展为小学师资力量的培育创造有利条件，则是一种“本利循环”。从师范入手办教育，继而再兴建小学、中学和大学，这就是张謇所说的“师范启其塞，小学导其源，中学正其流，专门别其派，大学会其归。”[12]211如此，教育的各个环节首尾相连，相互促进，“本利循环”理念在此得以逐一呈现。
张謇重视教育，认为教育乃乡村建设之根本。为了将“本利循环”理念落到实处，张謇相继创办了通州师范、通州女师培养师资力量，之后创办通州师范附小、通州女师附小、张徐私立女子小学、张邵高等小学校、女子师范纪念小学、大生副厂职工子弟小学、常乐镇国民初等小学、张氏私立初等小学、张徐私立常乐第三初等小学校、唐闸私立实业小学等各类小学，夯实教育基础，再后创办南通纺织专科学校培养技能人才。在乡村建设实践中，张謇所创办的师范学校为乡村教育培养了师资，如他考察燕尾港（今属灌云县）时发现那里文化落后，于是带回当地两名学生进入通州师范学校学习。其中一人毕业后回乡创办了盐务小学，由当地农垦公司承担学校经费开支，所收学生均为盐民子弟及贫民子弟，免收学费、书本费，这所完全小学总共招收了300多名学生[13]。从这可以看出，张謇创建的南通乡村教育体系也是一个“本利循环”系统。
3.实业和教育相得益彰
张謇主张“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以教育为目的，实业为手段。因此，教育是“本”，实业为“利”，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这是典型的“本利循环”建设理念。张謇晚年愈发精辟地阐述了实业与教育两者的关系：“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实业之所至，即教育之所至。”[12]214张謇在南通投入了大量教育经费，“综计先生积年经费所耗，凡二百四五十万，一以实业所入为济，不足则举债以益，又或鬻字以补之。”[14]为培养农垦专门人才，1902年张謇在通海垦牧区私资创办南通农业专门学校——农学堂；1906年将它改称农科学校，附属通州师范；1909年改为独立的初、高等农业学校；1919年改为农科大学；1928年农科大学与医科大学、纺织大学合并为南通大学。据《南通县图志》记载，“邑为农校农学会，欲以究农学而良种植，并张氏为之倡。初办三四年间，都其试验所得尚仅，近则观效渐普。张氏轫办淮南各盐垦公司，亦各设场实验，种植人才实胚胎于此”。[15]可见，张謇运用大量资金创建农校并设实验场所，目的是为棉种改良和垦牧等乡村建设事业服务，实乃“本利循环”。
4.建立农业生态系统
张謇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提倡农林牧副渔协调发展的多种经营。以通海垦牧公司为例，张謇直接提出“本利循环相生”，要求公司兼事林业，垦牧结合。张謇劝勉当地农民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桕和桐，要求在每田四周隔一丈二尺一棵，桕秧桐秧由公司成本价发售。公司指导培植收采方法，并收买种籽[7]225。张謇要求公司首先筑堤修渠，通过淡水洗盐来改良土壤；之后再移植芦苇“种青”，等一两年后，再移入牧场养殖，然后等田地卤气下降了再开垦。将畜牧放在芦苇“种青”之后、棉豆粟麦种植之前，因为既能用畜牧的肥料给地施肥，又能将畜牧业所得利润用来疏浚渠道。[7]213这样，畜牧养殖改良了土壤，土壤的改良和灌溉渠道的疏通为农作物丰收提供保障。在此，农垦为“本”，畜牧为“利”，这种将畜牧养殖和农业种植相结合的农业生态系统明确体现了张謇乡村建设“本利循环相生”的特点。在“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16]的今天，张謇“本利循环相生”的农业生态发展体系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综上可见，张謇的“本利循环”社会理念涉及领域广泛，各个领域自成一环，环环相扣，形成一个大的“本利循环”社会系统，从而具有鲜明的经济性、统筹性、社会性、系统性特点。
二、张謇的南通模式与教育倡导型乡村建设之比较
近代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外御强敌、内富国民成为有识之士面对的时代难题。作为一种以改造乡村社会为直接目标，以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为最终鹄的的实践性社会运动，乡村建设运动是当时中国各界人士对社会问题思考的结果，他们之间既有共性，也必然存在差异。
（一）南通模式与教育倡导型乡村建设的相同点
乡村建设运动处于以救亡图存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之下，张謇、梁漱溟等人提出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各种实践活动皆是对这一时代主题的直接回应。
1.基本理念相同
张謇是清末状元，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他重视实业，也始终把教育作为强国的根本途径。1896年3月，他在日记中谈及自己办厂的肇端时说：“今求国之强，当先教育，先养成能办适当教育之人才。”[17]8551903年游历日本之后，他写道：“然则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而非广兴实业，何所取资以为挹注。”[17]515因此，他主张“父教育而母实业”，提倡“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并重。
近代大儒梁漱溟从文化哲学角度出发把文化、农村和整个中国的命运联系起来。他认为要拯救现实中国，须着眼于中国文化的改造，通过创造一种新文化来实现中国社会的复兴。而改造中国文化必须依靠教育，教育是他进行乡村建设的主要手段。他认为，“今后建设新中国的工作，完全是一种创造，处处要创新，没有成规可循。非有社会运动团体之自发的志愿不可；非有教育家循循善诱来启发人的态度不可；非有学术家研究实验的态度不可。总而言之，非普通行政机关所能办。”[18]579他带领广大知识分子在乡村创办乡农学校，希望以此来复兴中国固有精神，为中华民族生存立一根基。
留美学者晏阳初认为教育是实现“民族再造”的最有效方法，“中国不必亡，亡不亡全在教育界”[19]51，提倡“实验的改造民族生活的教育”。他试图用乡村平民教育唤起民众，把广大民众培养成为具备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团结力的新民，促使民众从麻木中觉醒。他明确表示，乡村改造主要目的是在摆脱困境的过程中真正开发出个人和社会的发展与创造能力，开拓新世界前景，使社会和个人都得到良好的全面发展。[20]
因此，张謇和梁漱溟、晏阳初等人有着共同的基本理念，他们都提倡“教育救国”，将教育作为强国的根本途径。
2.现实基础相同
张謇等人基于相同的现实基础，均主张以农为本，希望通过乡村建设拯救濒临破产的农村，达到国家和民族复兴的目的。
张謇在上光绪皇帝的奏疏中力主以农为本，“臣窃上溯三代，旁考四洲，凡有国家者，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相因之势，理有固然”，[21]力陈农业和农村的重要性。梁漱溟持相同观点，认为中国一直是以乡村为本，以农业为主；国民所寄托在农业和乡村[22]。但由于西方文化的侵入，中国乡村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他认为，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18]150如果乡村遭到破坏，则中国传统文化就会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壤，则中国的民族独立、文化复兴就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只有把握住乡村，才能把握住整个中国，则中国的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才有可能实现。晏阳初也认为农村是民族复兴的基础，要建设国家必先建设乡村。他认为外敌入侵使整个中国陷于纷乱状态，农村濒于破产；而“中国人——尤其是大多数的农民——的衰老、腐朽、钝滞、麻木和种种退化现象，更让中国整个社会的问题严重到不可收拾”。[19]561他认为，要挽救民族危亡，必须沉下心来反求诸己，非谋求自力更生不可，而乡村建设正是实现中华民族自力更生的有效途径。[19]560
尽管张謇和梁漱溟等人都有着“教育救国”的基本理念，基于现实希望复兴乡村经济，但是，张謇具有独特的“本利循环”理念。他强调教育要循序渐进，兴办教育从培养师资的师范入手，继而小学、中学、大学；同时主张实业和教育相得益彰，实业为教育提供资金，教育培养人才促进实业；在振兴农村时，注重农林牧副协调发展，重视农业生态系统。这些做法在当时可谓别具特色，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超前性。
（二）南通模式与教育倡导型乡村建设的不同
张謇和主流乡村建设派不同的人生经历也决定了两者的乡村建设存在差异。最根本的差异在于入手点和实施效果迥然不同。
1.入手点不同
张謇是从经济入手，重视实业。在南通的实践中，张謇首先发展乡镇工业，从经济上改善农民生活；然后在改善经济环境的基础上，配套实施教育、公益等其他事业。南通的乡村建设是以大生集团雄厚资本为基础的。张謇认为，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发展教育无异于空中楼阁。如果不发展实业，就无法为教育提供充实的经费，“不广实业，则学又不昌”，[11]92张謇南通教育发展事业上花费的巨额经费来自大生资本集团及其个人。因此，兴办实业不仅解决乡村教育经费来源，改善村民教育状况，还提高了村民的经济收入。
梁漱溟认为，中国存在的根本问题是文化失调，复兴农村的工作必须立足于文化建设，而文化建设的关键在于乡村教育。故梁漱溟从教育入手改造乡村，进而改造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他把“乡学村学”作为解决中国地方自治问题的钥匙，并强调新政治习惯的培养必须与中国固有的伦理精神相结合，中国乡村尤其要走伦理情谊之路。[23]他所设计的乡农学校是一种面向村民的教育组织，采取学校兼社会式的教育方式，“以乡村自然领袖为学董，以专门技术人才为教师，以本乡区全体民众为学生，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的”。[24]它既是建设者们改造和救活乡村的大本营，也是指导民众解决问题、改进生活的行政机关。
晏阳初认为解决中国乡村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乡村人的潜力，而人的潜力发展必须要依靠教育，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救治中国的愚昧、贫穷、体弱及缺乏公共精神这四大病患。他认为，教育是乡村建设的根本所在，“新习惯、新技能，只有通过四个方面的教育计划渗入他们的生活之中，才能获得。”[19]259只有经过教育，人们的思想意识才能有所创新，乡村建设计划才能实现。为此，他在河北定县大力兴办平民学校，希望通过教育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和农业科学技术，以推动农村的经济建设。
2.实施效果不同
张謇在南通实业教育并举。在大生集团雄厚经济实力的支持下，张謇在南通推广普及教育，要求小孩六岁皆入学，为此规划“必小学校七百余所。校均计必凡六十人，识字之人，乃略当人口今数二十余分一。”[12]218到1924年，南通已有初级小学校300余校，还计划扩充至1000所以上。[11]600教育的发展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优质的人力资源，促进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张謇创建的企业加速了通海地区的早期现代化进程。1895年以前，通海地区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经济落后。经过张謇长期经营之后，一系列工厂和文化设施相继建立，几十家盐垦公司出现，通过兴修水利，广植棉花，落后面貌得以根本改变。张謇的乡村建设事业成效明显，受到当地村民的热烈支持，南通被冠以“模范县”称号。
主流乡村建设派尽管拥有理论上的优势，但是，知识分子无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出现了农村不动的现象，实施效果并不佳。梁漱溟承认邹平的乡村建设实施效果很不理想，“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呐喊。退一步说，也应当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动。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惟不动，甚至因为我们动，反来和我们闹得很不合适，几乎让我们作不下去。此足见我们未能代表乡村的要求！”[18]575由于资金不足，他们很难满足广大农民经济上的根本要求；加之国民政府对乡村建设的过多限制，使得农民的政治民主权利也无法得到保障，最终只能使乡村建设陷入“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尴尬境地。
可见，张謇正是本着“本利循环”理念，在家乡致力于他的一揽子工程，从经济入手，先办实业，以农为本，以工促农；再办教育，“以实业养教育，以教育促实业”；继而慈善和公益，其理想是建成一个贫富相济的“新世界”，即实业、教育、慈善全面发展的乡村建设蓝图。因此，南通模式成效较为显著。而梁漱溟、晏阳初为首的知识分子则从教育入手，最后面临资金不足等情况，教育倡导型乡村建设难以为继。
三、张謇的南通模式与治理主导型乡村建设之比较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地方自治、联省自治到村治和乡村建设等思潮相继出现，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张謇的南通模式和治理主导型乡村建设均注重探索地方自治模式。国民政府主导的乡村建设以江宁乡村治理最为典型，由于实施目的不同，南通模式与江宁模式存在很多差异，根本差异在于前者从兴办实业和教育入手，注重农民的参与互动；后者是运用行政力量自上而下地采取一些乡村治理措施，不注意调动农民积极性。
1.实施目的和侧重点比较
南通乡村建设是张謇“救国图强”活动的一部分，“为民生计”，“开通风气”，以拯救农村。为实现这一目的，张謇秉持“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理念，大力推动经济建设和发展教育。张謇在南通的乡村建设轨迹是先办实业，教育次之，然后再配套实施社会公益事业。南通模式侧重于实业、教育和慈善事业，这三者也被张謇看成是地方自治的核心。
反观江宁乡村治理的目的则是出于政治考虑，为了将江宁乡村打造成为官僚政治地方改革的公开样板。1933年2月10日，江苏省政府以江宁地近首都南京为国际观瞻为由，提出一切政治建设以该县先行试办为要，这样既可给外人以良好印象，又容易引起国内注意和效仿，[25]因此将它设为自治实验县。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县政府改组后即着手整顿财政和治安、发展教育、救助农村和推广农业技术、倡导卫生、改良风俗等工作，而尤以改良税收体制、整顿警政与社会治安以及整理户籍等政治建设为乡村治理的侧重点。
2.乡村自治管理体制比较
清末“新政”之前，保甲制是控制乡村社会的主要方式，之后保甲制开始逐步被具有现代意义的地方自治体制所取代。1901年张謇在《变法平议》中主张效仿日本，设立府县议会，实行地方自治。当局政府随后颁布了一系列地方自治法规，如1908年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和《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依据法规，南通的地方自治机构分为县、乡、村三级，县城设“议事会”和“董事会”，各乡设“议事会”和“乡董”，“议事会”、“董事会”和“乡董”的成员均由本地居民投票选举产生。1908年9月张謇曾自任筹备自治公所议事会正议长，其兄张詧任筹备自治公所董事会副会长。南通地方自治依法采用县、乡、村三级制，是一整套近代化的乡村管理机关。这些乡镇自治机构运行经费绝大部分出自张謇所创办的大生集团。
江宁在乡村治理实验期间对自治区域进行了重新划分，在农村废止邻闾制，改编村里，合并乡镇，裁撤区公所，设置自治指导员，力图使乡村更符合政治管理的需要。同时决定村里长暂不由村里会议选举，而由乡镇长于各村里居民中荐举加倍人数，由县政府择委。在江宁，村里不再成为一级自治单位，“乡镇自治体不仅没有独立的自治权，也没有民主选举制度，实际上是自治形式下的政府行政工具，显然违背了孙中山地方自治设想的根本精神”。[26]国民政府还在江宁整顿户籍，设立保切结制度。该制度规定每乡有户籍员，两乡设1名户籍警，随时按户调查。通过这种乡村控制制度，江宁虽“无保甲之名，而有保甲之实”，甚至比其他县份的保甲还要严密。江宁的地方自治陷入有名无实的尴尬境地。
3.实施效果和影响比较
张謇在乡村着重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条件，他所创办的纱厂、农垦公司等为农民带来实际利益，受到村民的拥护。大生纱厂为南通乡村建设事业提供了稳定充足的资金来源。张謇用纱厂的盈余结合招股，先后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广生油厂、大达外江轮步公司等20多家企业。然后利用这些企业的结余资金建立通州师范学校、南通农业专门学校和乡村学校，发展乡村慈善事业。南通教育蔚然成风，乃至“国人觇江苏教育者，必举无锡、南通”，[12]149乡村教育的普及以及职业教育的推广提高了农民的素质和能力。同时，张謇在南通创办了一揽子公益事业实践他的“本利循环”理念，从育婴堂到养老院、公墓的开辟，真所谓“从摇篮到坟墓”，体现了他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南通“全县没有一个乞丐”。[27]
政府主导的乡村治理是基于更好地管理村民这一政治目的。江宁虽然在禁赌、禁烟、禁缠足、稽查盗匪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以政府强制力作后盾取得的。这种毫无经济建设意义的治理不仅受到村民的不满和抵制，也遭到当时知识分子的批评反对。黎康民认为，“民众对运用行政力量的乡村运动团体或乡村工作者不能有亲切的同类感，而会在情绪上发生迁就、畏惧、躲闪或甚至憎恶与怨怼；那自然不能发动他们起来，使凝成伟大的力量了”。[28]另外，乡村治理经费除小部分由地方政府拨款外，绝大部分由县政府自筹，结果必然导致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徒使人民未得自治之益，而先蒙自治之害”，[29]自然得不到村民支持。再者，政府乡村改造存在重自治组织而忽略发展自治事业的倾向，使乡村自治只有组织形式而无实际内容。实践表明，没有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进步，政治建设不过是空谈；乡村建设只有在农村经济和文化教育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引发农民的共鸣和积极参与，否则村民自治终究流于形式。
4.时人评价存在差异
在乡村建设中，梁漱溟认为“凡乡下事万勿使官府过问”，[30]政府既然是被改造的对象，所以乡村不应完全由政府主导，而以知识分子为主、政府为辅的局面最佳。但是江宁的乡村治理自一开始就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乡村改良运动，它享受许多优惠政策，甚至还免除了省税，这种特权是为自治经费困扰的普通县所无法享有的。因此，江宁模式能否为他县借鉴仿效值得怀疑。南通模式则是张謇秉持“本利循环”理念，并根据南通实际设计的以工促农、“实业教育迭相为用”、农工商协调发展的系统性乡村建设。在实施20年后，南通的乡村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人们慕名前往参观，张謇的创新探索也为后来的乡村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结 语
通过比较发现，民国时期三种乡村建设典范由于入手点和目的不同，导致侧重点和效果也不一样。以梁漱溟、晏阳初为首的知识分子把乡村教育作为入手点，致力于推广识字运动、棉种改良、卫生改善和风俗改良等方面；江宁县政府侧重于改良税收体制、整顿警政与社会治安、整理户籍等政治建设。他们所从事的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运动开始进行的有声有色，但随着时间推移，教育倡导型乡村建设因经费困难、农民不能积极配合等难以为继，最后无疾而终；治理主导型乡村建设则因政府过多参与，重名不重实，乡村实验陷入绝境。而张謇主持的南通模式则从经济入手，实业教育并举，以工促农，成效显著，这无疑得益于张謇“本利循环”的建设理念。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张謇的南通模式拉开了淮南农垦事业的序幕，促进了该地区市镇化的发展。继通海垦牧公司之后，大批农垦公司相继成立。它们连片围垦，开荒植棉，附近农民被吸引前去。据统计，在20世纪初20多年的时间里，20万左右的通海农民迁入淮南垦区。淮南垦殖所需大批熟练劳动力的难题依靠南通的乡村教育得以解决，通海境内的人口压力也得以缓解。[31]同时，随着垦殖规模的逐渐推进，人口不断聚集，许多公司驻地建立市镇，建筑仓库、学校，修筑道路、桥梁，设立邮政，架设电话线等，[32]昔日荒寂的海滩上出现了一大批新兴的市镇，比如，海复镇以及今属大丰县的北镇、大中集和南阳集等便是如此发展而成。[33]因此，张謇的垦牧事业刺激了乡村市镇化，赋予了南通乡村建设浓厚的现代化气息。
参考文献与注释：
[1]熊彤.中国近代乡村建设的另一种典范——张謇的南通乡村建设[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24—130.
[2]张謇一生致力于实业，他被大多数人称为“状元资本家”，还有绅商、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等称谓，因此其实业家身份更浓。本文的南通模式是狭义的，是南通乡村建设模式的简称，与邹平模式、定县模式、江宁模式相对应。
[3]邹平模式是梁漱溟以山东邹平为实验区，设立“乡学村学”，推行“管、教、养、卫”合一的乡村建设模式。
[4]定县模式是晏阳初以河北定县为实验区推广“平民教育”思想的产物。它采取“博士下乡”，希望通过开展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达到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的目的。
[5]江宁模式是南京政府在江宁县实施的乡村治理模式，但它从一开始即是政府刻意打造的地方自治模范县，纯粹是一场行政指导下的自治实验。
[6]主要有马俊亚的《有实无名的江南乡村建设事业》，徐秀丽、王先明主编的《中国近代乡村的危机与重建：革命、改良及其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63页），熊彤的《中国近代乡村建设的另一种典范——张謇的南通乡村建设》（《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凌振荣的《张謇农村建设思想与实践》（《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崔军伟的《民国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乡村建设探析》（《求索》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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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浙江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