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研究年刊（2017）》·学术报告会 ●
故家乔木关兴废 城郭人民有是非
——论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孙中山与旅沪粤商的政治互动
马铭德
各位朋友，下午好。今天我讲的题目是“故家乔木关兴废 城郭人民有是非——论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孙中山与旅沪粤商的政治互动”。
今年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全国各地都有纪念活动。我们上海也将会有一些的纪念活动。我曾在民革机关服务28年，2012年退休后又在上海中山学社帮忙。多年来，也曾接触过一些原国民党的前辈以及他们的后人；孙中山——对我来说，是一个耳濡目染的话题。今年又是晚清状元，近代实业家、教育家，张謇逝世90周年，有机会来张謇的故乡南通与大家交流，深感荣幸。
一、张謇对孙中山的评价
孙中山是一位开启我国现代化闸门的伟人。91年前，当孙中山去世时，张謇曾在南通的公共体育场做过追悼孙中山的演说，张謇说：“中国以四五千年之君主国体，一旦改为民主，在世界潮流虽顺，在世界旧观念则逆，况以一二人为之，则因逆而更难！而孙中山不畏难，不怕苦，不耻屡仆屡起，集合同志，谋举革命，千回百折，备尝艰苦，至辛亥年事会凑合，卒告成功。……孙中山之革命，则为国体之改革，与一朝一姓之变更迥然不同。所以孙中山不但为手创民国之元勋，且为中国及亚东历史上之一大人物。”[1]张謇的这番话，对孙中山的评价非常到位，非常准确。但是张謇还说了：“能举非常大事人，苟非圣贤而贤哲为之左右，必有功过并见之处。鄙人愿我国人以公平之心理，远大之眼光对孙中山，勿爱其长而因护其短，勿恨其过而并没其功。为天下惜人才，为万世存正论。”[2]回顾九十年来，国共两党对孙中山都有不同侧面的颂扬；今天我们纪念这样一位伟人，我觉得还是应该把张謇当年所说“为天下惜人才，为万世存正论”，作为我们的圭臬。
孙中山逝世后，张謇写过一对挽联，上联是：“使第一任终，采择刍荛，公可至今存，超然立万物之表”[3]，就是说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上，张謇曾建议孙中山卸任后，留学欧美三五年，一方面增加学识而养清望，一方面监督袁世凯政府走上正轨。下联是：“更数十年后，绸缪桑土，国犹有与立，毋忘革三就而孚”，就是说希望后来者努力经营，安定国家，团结全国的人心，同时不忘手创民国之人。其中的“革三就而孚”一词，出自易经革卦“革言三就，有孚”，意思是改革要顺应历史潮流，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而且要多次与人民沟通，取得绝大多数人的认同；也就是呼应上联所说的“采择刍荛”。张謇这副挽联中，我觉得最后一句“毋忘革三就而孚”，是他要说的关键所在，这也是张謇在临时政府时期的切身体会！为什么这样说？下面我就以孙中山临时政府前后与上海旅沪粤商的政治互动为例，来说明张謇的未尽之言。
二、孙中山出席扆虹园集会及旅沪粤商对革命的贡献
2014年8月，有新闻报道：上海正在动迁的武进路453号—457号，被违章建筑遮蔽的老宅，“就是民国时期名噪一时的私家花园‘扆虹园’，1912年，孙中山曾在此发表演讲”。时隔百年，“扆虹园”的相关资料已不多，只知道是广东富商赵岐峰、赵灼臣父子的住宅，赵家曾经营轮船航运，有“趙同记輪船公司”，“扆虹园”当年曾与上海的私家园林张园、愚园、徐园、露香园等一样有名。百年之后，孙中山到访扆虹园的雪泥鸿爪早已淹没在历史尘埃中，据查史料和报章的记载，孙中山到访扆虹园的具体时间应为1911年12月30日，时间距其就任临时大总统前仅三天。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有文章描述过当年孙中山为何于就任临时大总统政务倥偬之际，特地出席扆虹园聚会；其背后与出席聚会的旅沪粤商又有一种怎样的互动？
我查了当时的报刊《申报》、《民立报》，关于孙中山到扆虹园“发表演讲”一事都有报导，但大都语焉不详。倒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的警务报告较为详细，报告说：“若干旅沪粤人在靶子路111号宴请孙逸仙博士、伍廷芳及温宗尧，参加此宴会的有旅沪粤商约四十人。孙逸仙博士于晚7时15分到达，9时5分乘坐345号汽车离去。另二位客人于晚7时乘313号汽车到达，于9时10分离去。当时有西探一名，华探两名在靶子路111号的花园内执勤。”[4]这份报告出自探员的目击，提到了参加宴会的旅沪粤商，同时出席聚会的人物有伍廷芳和温宗尧。伍和温都是广东同乡，二人当时还肩负着外交和南北和谈的重任。
按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警务报告：伍廷芳、温宗尧二人先孙中山到扆虹园，然后晚五分钟离开；据此可以推测伍和温不仅仅陪同参加，而是作为旅沪粤人乡贤和东道主的身份出席宴会。然而孙中山那天晚上到扆虹园，仅仅是出席旅沪粤商的欢迎宴会吗？
伍廷芳和温宗尧皆为广东人，两人自幼在香港读书，留洋学成后都在清廷为官，伍廷芳曾任驻美公使、外务部右侍郎等；温宗尧则曾任驻藏帮办大臣。此时两人蛰居沪上，同是上海广东同乡组织广肇公所董事。1911年11月3日上海光复，沪军都督陈其美深知欲得各国领事承认，外交非伍廷芳出面不可；遂让出任民政总长的李平书请伍氏出任军政府外交总长。据李平书回忆“余往晤伍先生，初以年老辞，适温君钦甫（温宗尧字钦甫）至，相与力劝，乃受照会”[5]，伍廷芳出任军政府外交总长，温宗尧任副长。随之，两人还联名通电赞成共和。[6]不久两人作为南方军政府代表，参加了南北和谈，其中伍廷芳为和谈总代表，温宗尧为参赞。30日那天，二人与北方代表唐绍仪刚举行了南北停战议和第四次会议。
说到温宗尧，他作为上海广肇公所的董事，曾积极投入上海的革命活动，可说是孙中山此次赴扆虹园的关键人物。温是广东台山人，早年曾参加杨衢云、谢缵泰的香港辅仁文社，应当说他很早就与革命组织有过交往。[7]自上海光复后，温就在广肇公所发动旅沪粤商筹助军费，从实质上帮助军政府，据《申报》报导，在汉阳已被清军攻克，而江浙联军刚打下南京浦口之际，12月3日，广肇公所有一千数百名旅沪广东人集会，为南方军政府筹款。被推为临时主席的温宗尧号召上海的广东人出钱出力，温说，“目今时局危急，我国民之有勇者，固应策马从戎；有钱者尤应竭力捐助，俾得购办枪炮，以谋战事之胜利。我旅沪粤商不下十七八万人，苟能人人捐助，不难立集巨款”，在场的王宠惠也鼓动说：“现在之接济民军，即与保卫己身无异”。会中大众赞成筹款，并达成共识：所有广东商行如每月开支百元，则捐出10元，雇工和商店职员则捐款薪水的10%，按月汇送，直到为军队筹集资金的问题解决为止。[8]稍后，温还坚定地向外国友人表示：“实行共和制是确保消灭朝廷的关键，而且是唯一能满足人民愿望的办法。”[9]30日旅沪粤商在扆虹园公宴孙中山，温宗尧作为广肇公所的董事，也出了很大的力。另外我还要提一下当时上海广肇公所还有一位旅沪粤商谭干臣，他拥有的谭同兴营造厂，是上海有名的富商，其子谭敬是我们上海民革的党员，我想很有可能谭干臣也在扆虹园现场，为什么这样说？后面我会讲到。
记得三十年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们民革有一位前辈叫谭敬的，他那时已经70多岁，告诉我说：“我的父亲当年曾经资助过孙中山”。我曾进一步询问谭老，什么时候资助？资助了多少？谭老也说不清楚，只说可能是辛亥革命的时候。当时我是相信谭敬所说的话。因为了解谭敬的人，都知道谭家完全有这个能力。所以两年前看到扆虹园的新闻，对我来说，有一定的敏感。
现在我略微介绍一下谭敬及其家族。谭敬在民革曾担任过上海的市委委员，民革中央的监察委员。谭敬的祖父在前清道光咸丰年间曾经是广东十三行与外国人做生意的富商。鸦片战争南京条约签订，上海开埠后首先是广东十三行的商人先到上海，凭藉他们在广东做外商贸易的优势，在上海大施拳脚。谭敬的祖父就是在那时到上海，开设谭同兴营造业，承包了外滩附近的很多建筑，逐渐又在公共租界上购置了大量的土地。到了上世纪初辛亥革命前，谭家已是上海著名的粤商，谭敬的父亲谭干臣也被送往英国留学，曾与王宠惠同学，谭干臣回国后由于在上海拥有大量的房地产，成为上海的广东籍富商。
谭敬从小就是上海滩有名的小开，他留学美国纽约大学，回国后，长袖善舞任华业信托公司、华业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东南信托银行常务董事等职。上海的华业大楼就是谭家的产业。另外谭敬爱好文物书画，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上海与张大千、郑振铎等友好，因而精于文物鉴定，亦富于收藏。抗战胜利后，溥仪在东北被掳往苏联，东北伪满皇宫中很多珍贵的古书画流出，谭敬斥巨资前往收购，使得他收藏有宋、元、明初很多珍贵书画。在美国有关书刊中，将谭敬列为中国现代收藏家鉴赏家之一。解放后谭敬回上海，将珍藏战国时期齐国青铜量器“陈纯釜”和“子禾子釜”等捐献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还将所藏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稿卷孤本捐献国家，现由故宫博物院收藏。谭敬身上的故事很多，说出来也非常有趣，譬方说抗战胜利后，他还一度雇人制造假画，像赵孟頫、倪云林的假画今天还收藏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另外谭敬的母亲唐佩书唐家也是广东的茶叶富商，谭敬的舅舅唐季珊就是电影明星阮玉玲的丈夫。谭敬的话题虽然与我今天讲的内容无关，但谭敬说他的上代资助过孙中山，我一直记着，直到年前查找扆虹园的史料，才蓦然明白谭敬当年的话。
此时孙中山的境况是：自12月25日到上海，26日晚召开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讨论决定组织临时政府，公推孙为总统人选。29日十七省代表会议于南京，选出孙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代表会并推举王宠惠、汤尔和到上海迎孙中山到南京就职，同时决定三天后，即1912年元旦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
据时任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的回忆：“决定总统于阳历一月一日就职”，从12月29日到翌年元旦，短短三天内要紧急筹募组织临时政府和临时大总统就职的款项，革命党人实在有愁坐书空的困窘。“余急就旅沪之广肇潮嘉同乡，募得军资七十余万”，[10]“以为临时政府急需”。[11]作为曾随同孙一起出席扆虹园聚会的当事人，胡汉民的这一段回忆非常重要，揭开了孙中山出席扆虹园旅沪粤人宴会的真相。
按中国国情，地缘文化对于每个人的思想行动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孙中山也不例外，他早期的革命生涯中，无论是筹组兴中会、筹款海外洪门，几乎都渗透着地缘文化的因素。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当时面临的形式就如他所说，“胜负之机，操于借款”，“大局所关，千钧一发”![12]亟亟于要解决临时政府财政困难，军饷无着的困境，向“南洋侨商征集大款”，远水不解近渴。当此一筹难展之际，能想到的就是依靠地缘，求助同乡。而在沪粤商也确能像此前在温宗尧号召下，为南方军政府筹款一样，再度为临时政府解囊。这就是胡汉民回忆中，“急就旅沪之广肇潮嘉同乡募得军资”，筹措资金的原委。既然能募得粤商的资助，将要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虽然百务丛集，也须拨冗参加旅沪广东团体举办的宴会，以答谢同乡的鼎力相助，这就是孙中山赴扆虹园的真正目的。
当年胡汉民募得军资七十余万，其中大部为旅沪广肇商帮、潮州商帮的借款，在上海档案馆的档案中显示，实数为银424,500两，开始要求此款分两次归还。最后出于乡谊和对反清革命的热情，广、潮两商帮讨论后决定一次如数借给。[13]据后来沦为汉奸的温宗尧（任汪伪的司法院长），晚年被审判时交待，当年孙中山赴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曾协助借款42万两银子；温宗尧说“广肇公所垫款，总理（孙中山）来时，没有钱，是我垫的。”[14]所以可推测，温宗尧是当年扆虹园公宴孙中山背后的重要人物。
有学者研究，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曾利用私人关系募得数笔借款共计约104万元；其中有湖州商人刘锦藻的借款20万元；有香港商人借款24万元；最大的一笔就是上述旅沪广肇商帮、潮州商帮的，“孙中山亲自出面向广肇公所、潮州会馆商人借款40万余两，约合60万元”，约占私人借款总数的57%以上。[15]
当然往更深的一层看，上海广肇、潮州商帮之所以愿意出此大笔借款帮助孙中山筹组新政府，除了乡谊之外，自然也希望于鼎革之际，广肇公所、潮州会馆的旅沪粤商能积极参与到新政府中，能在政治上有所拓展。既然故家乔木、广肇公所的领袖人物伍廷芳、温宗尧在上海光复伊始就出任沪军都督府的外交总长和副长；稍后更进一步担任南方军政府南北和谈的首席代表及参议；现在作为广东同乡的孙中山又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旅沪广肇商帮和潮州商帮理所当然地希望通过财力的支持，让家乡贤达伍廷芳、温宗尧自然过渡到孙中山临时政府的外交总长、副长；从而为广东人谋得政治上的一席之地。这也是现代政治文化中，地域组织政治转型的一个必由之途，是民众政治意识和参与激情的表现。
三、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对外交总长的考虑
然而孙中山对于临时政府人员的安排有他自己的看法。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抵达上海，第二天即到南阳路惜阴堂拜访有立宪派背景的代表人物赵凤昌，征询对时局的看法。据赵尊岳的回忆，孙与其父赵凤昌商议，包括筹建临时政府和文武职员的安排，赵“遂一一陈述沪汉情事。其后屡至，商统一建国诸要端。………临时政府筹商人选，孙、黄及汪（汪精卫）、宋（宋教仁）屡出名单，征询当否。先公以建府开基，既须兼纳众流，更当克副民望，取舍慎重。弥劳神思，片纸提名，钩抹数回，而后定其议。”[16]“片纸提名，钩抹数回”，说明经过几度酝酿。可以说，孙中山与同盟会干部商讨筹组临时政府时，就已经有了考虑，且还征询过立宪派的看法。
今天回探当年的史料，不难发现当时社会的普遍印象是伍廷芳和温宗尧会理所当然地出掌新政府的外交。且不说伍、温在上海光复伊始出任军政府外交之职，以及在南北和谈中的重要地位；就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当日，伍仍以中华民国外交总长的名义，拟定发布了《中华民国对于租界应守之规则》，要求租界内“一律遵守，免生枝节”[17]。而媒体也捕风捉影，认为伍会继任外交总长，王宠惠将出任司法总长；《申报》以《临时政府之新组织》为题：“十二日（阴历）黄副元帅莅宁，即有组织临时政府之说。现孙总统至宁履任后，闻已与参议院人员（即各省代表）及各大领袖议商，拟公推黄兴为总理大臣、伍廷芳为外交卿……王宠惠为司法卿、蔡元培为学政卿。大致俱已安洽，不日将由大总统正式发表。”[18]
1912年1月2日，孙中山就职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就在参议院的谈话会上提出了临时政府各部长名单，交换意见。按修正后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临时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并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各员，须得参议院通过。”[19]。也就是说各部长人选由总统提出，然后交参议院通过。根据当时参议员湖北代表的居正回忆，孙中山先在谈话会上提出：黄兴陆军、黄钟瑛海军、王宠惠外交、宋教仁内务、陈锦涛财政、伍廷芳司法、汤寿潜交通、张謇实业、章炳麟教育。名单提出后，参议院代表中“多数参议员反对宋教仁”，同时最引争议的是王宠惠主外交，伍廷芳任司法，会上众参议员建议伍和王对调。[20]
对于参议院的会议上意见分歧，孙中山当即与黄兴私下协商，黄兴认为原来主张“初组政府，须全用革命党，不用官僚，理由甚充足。但在今日情势之下，新旧交替，而代表会又坚持反对遯初长内务。计不如部长取名，次长取实，改为程德全长内务，蔡元培长教育，秩庸（伍廷芳）与亮畴（王宠惠）对调”。孙中山考虑后说：“内、教两部依兄议，外交问题，我欲直接。秩老（伍廷芳）长者，诸多不便，故用亮畴，可以随时指示。我意甚决。乃复商代表会，外交司法勿变更！”黄兴于1月3日再次在参议会上与众代表商量修订名单，并转告总统的意见。最后取得一致意见。参议院“开正式会，按照提出名单，投同意票，一致通过，而政府成立矣”[21]。
从上述居正回忆临时政府各部长人选的酝酿过程中，不难看到革命党人最初是主张政府中全用革命党，不用旧官僚。后来黄兴主张新旧交替之际，不如容纳旧官僚，“部长取名，次长取实”。黄兴的意见，一则借鉴稍前惜阴堂中赵凤昌“建府开基，兼纳众流”的建议，一则弃名取实，避艰就利。
伍廷芳、王宠惠都是广东人，伍曾参与了三天前扆虹园旅沪粤商公宴孙中山的聚会；而王时为广东代表并任各省代表会议副议长，被派赴上海迎孙到南京就职。对于伍、王二者在临时政府中的的安排，学者曾有过详尽的探讨。[22]问题是上海光复伊始，伍廷芳就被聘任为军政府外交总长，此后伍一直以外交总长的姿态示人。况且此时南北和谈正进入关键时期，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袁世凯即来电称：唐绍仪被免职，改由南方总代表伍廷芳直接与袁世凯南北直接协商。[23]对于刚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伍廷芳实是个至关重要的人物。
但是从革命党的视角来看，伍廷芳本是一纯粹的旧官僚，他早年入伦敦林肯法学院精研法学，此后回国入李鸿章幕，主要从事外交工作，并担任驻美公使8年，是清政府的一位官高位显的资深外交官。另外，伍廷芳生于1842年，年长孙中山24岁，可谓是长一辈。就孙来说，无论从年龄、学历和资历，伍廷芳都不易驾驭。再说当时年仅31岁的王宠惠，本是孙中山在香港的旧友王煜初牧师之子，早年就加入同盟会，1904年曾协助孙起草《中国问题之真解决》英文对外宣言，作为子侄辈，与孙有很好的合作。尽管外界评论：王宠惠“和蔼可亲也很聪明，只是不适于做外交总长”[24]；但孙中山如要直接掌握外交，必须选择王，这就是孙说的“秩老长者，诸多不便，故用亮畴，可以随时指示”。
另外，孙中山内心还有一层不认同伍廷芳的看法。在临时政府期间，孙中山的内心是积极准备北伐的，只是由于缺少经费，才退而求和谈[25]，故对于伍廷芳、温宗尧的和谈并不寄于过多的希望。孙还曾对南方和谈代表团秘书张竞生说：伍“其人是大官僚，贪图物质享受，过去做驻美公使，声名很不好。他不是革命党人。在他任代表往上海时曾问我，这次议和，如能达到像英国一样成立内阁制度，清廷则保存虚君位，这样能否接受？——我坚决对他说，我们革命的宗旨，在推翻清朝，建立民国，断不能再由清朝保留虚君位。总之，无论从哪方面看，伍是不能真正代表我们革命的宗旨的”[26]。所以“秩老长者，诸多不便”，只是面上的表述，孙中山内心也不接受伍廷芳。
至于说另一位广肇公所的董事温宗尧，尽管他早年参加辅仁文社，但孙中山与该社的杨衢云、谢缵泰有过节[27]；更何况温宗尧很早就入两广总督岑春煊的幕府，后任英藏订约副大臣，驻藏参赞大臣等，这些清朝官宦的背景，正应验孙中山“吾人正当破除所谓官僚资格”[28]的说法。所以此时温虽然全力支持革命党人，且是扆虹园旅沪粤商资助孙中山的主要谋划者，外交一职也不会落在温宗尧身上。
对于王宠惠，当得知被提名为外交总长，对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经历，能否胜任，缺乏自信，乃上书孙中山云：“民军初起，伍、温两公担任外交，使全国军民对外交涉，得所依托，而外国舆论，亦极表赞成”，自己“未尝周旋于外交界，当民国艰难缔造之时，对外交涉，关系甚大……恐力不称职，贻误邦交”[29]。对于王宠惠的担忧，孙回答以“革命外交，非君莫属”[30]，“外交问题，吾自决之，勿怯也”[31]，来劝慰和鼓励之。
四、上海广肇公所粤商对于临时政府内阁安排的反应
孙中山对于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的安排，是几天前聚宴扆虹园的旅沪粤商所深切关注的。当王宠惠会出任外长的消息传出，上海诸粤商就致电南京大总统及参议院，云：“武汉起义，各省以伍、温二人中外信仰，举为外交长并议和全权代表。今新政府甫成，忽剧易人，中外疑惑。闻王君宠惠力辞外交，可否仍旧伍温二公担任，以释群疑，而维大局，民国幸甚。旅沪广东团体广肇公所潮州会馆公叩”[32]。
电报发出后，上海广肇公所、潮州会馆诸粤商并未就此静候回音，一方面进而号召再次集会，拟“推举代表前往江宁向孙大总统有所陈述”，另一方面，还计划“将认定之借款四十万两暂不支付”[33]，以为要挟。大有不让伍、温出长南京临时政府的外交，誓不罢休之势，给孙中山形成压力。正可谓“故家乔木关兴废，城郭人民有是非”[34]。
伍廷芳闻同乡粤商有此举动，急与温宗尧联名致函广东同乡，以为广肇公所此举，于公于私，两皆未合，并坦诉心迹：“弟等承军政府之委托，办理外交，不敢不黾勉从事者，正以革命之举在驱除恶政府改设良政府，为公众谋幸福，而非为一己之争权也。……开会一事，务祈迅速取消。至认定借款，尤宜照数呈缴，以昭信用。”[35]同时，伍廷芳对于自己职位的变更，也采取了默然接受以配合新政府的态度；在面对记者对于外交、司法，“君所喜何职？”的询问时，伍淡然表示：“予视两者无甚差异”，“予尚有他事要做”，“但予现在所做之事，决不为之稍辍”[36]。
鉴于临时政府阁员的安排，城郭人民有是非，孙中山1月6日接受了《大陆报》记者的采访，对内阁人选作了讲话：孙表示“组织新政府近已日渐进步，内阁诸员，除伍博士及王宠惠两君之外，其余均已受任，昨日已开第一次会议分别办事矣。记者告先生，伍廷芳为司法总长，外间颇为错愕。先生谓：此不足异，外人皆为伍博士为外交之才，而自吾人视之，其律学更优于外交也。……余意伍博士此职责实处内阁最要地位，夫外务卿诚关系重要，然吾人如得一俾斯麦或拿破仑为外务卿，也非俟修订法律之后，不能有所作为。盖修订法律为第一要举，必有良美之法治，而后外务始能有所成就也。”[37]孙中山这番讲话的意思，就是强调法制建设是在民国初建时期的第一要务，比外交更为重要，唯有完善了法制，方能使其他政务有所成就。借此来消除社会上的物议沸腾，告诉世人，伍廷芳担任司法总长，并非错位，乃是新政府人尽其才的明智之举。
同时，孙中山还复电上海广肇公所潮州会馆：“民国新立，司法重任非伍公不可。至议和事，伍、温两公仍为议和代表。”[38]电文向上海广肇公所再次强调伍任司法总长不会变更，希望粤商不要纠缠此事。同时“委任温宗尧为驻沪通商交涉使兼和议参赞”[39]。孙中山的这一委任，很有可能是有安慰性质的。因为当时法制局局长宋教仁有一封致孙中山信：提出对于“外交部所拟通商交涉使驻沪办事……，查通商交涉司设置之目的及其职掌范围如何，职等无从悬断。”[40]显然言外之意是，这一委任官制上没有依据。
在伍廷芳、温宗尧联名函的恳切劝告下，上海广肇公所、潮州会馆诸粤商还是依前约，向南京如数汇上借款。这对财政困窘的临时政府来说，不啻是雪中送炭！孙中山接到此款后，致电伍廷芳、温宗尧、谭干臣等，称赞桑梓诸公“此次各同乡热心借款，以助军饷，急公好义，实深感荷。”[41]这封电报上列名的第三位谭干臣，就是我前面说的谭敬的父亲。
借款虽然如数汇出，但是旅沪粤商对临时政府的热情已经远不如前。随着临时政府与袁世凯对立逐步变得明显；加之伍廷芳与孙中山因袁世凯出任总统程序的歧见，以及不同的法治观而渐趋疏远[42]。3月份广肇公所和潮州会馆逐步向临时政府催讨还款。孙中山卸任前，临时政府向上海粤商偿还了10万两借款[43]。剩下的32万余两，尚在不断的催讨中；1912年底，上海广肇公所、潮州会馆董事陈维翰、谭国忠致函孙，以年关在即金融奇绌，商业异常困难，要求孙转请财政部归还南京临时政府所借的月息七厘，期限四个月的借款。为此，孙中山致函财政总长周学熙，写道：“今春南京政府因急需向上海广肇公所、潮州会馆商人所借之款，前经贵部担任偿还。现值年冬，商人需款甚急，尚望尊处速行了结此款。”但北洋财政部也无能为力，12月23日，财政部回信说：“部库如洗，收入全无；近更各种债款，相逼而至，不能不略分先后”。直到1913年财政部只还了10万两。[44]
五、试论民初孙中山的理想与革命党人的时代局限
临时政府成立前夕，需款孔急，扆虹园旅沪粤商为使乡贤伍廷芳、温宗尧能顺利出任临时政府的外交总长、副长，愿意出大笔借款帮助筹组新政府，这是现代政治文化中民众政治意识和参与激情的表现。按理说新政府刚成立，亟需吸收各方的人才，应该有兼容并包的雅量；也就是赵凤昌所提议的“建府开基，既须兼纳众流，更当克副民望，取舍慎重”。然而，同盟会诸革命党人筹组临时政府的过程中，主观上却倾向由革命党来主导，只是鉴于客观上实力有限，被迫做了妥协。回顾同盟会孙、黄等人，先是批判“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继而“初组政府，须全用革命党，不用官僚”，最后“部长取名，次长取实”。这种“门户之见”下的新旧结合，非但与兼纳众流大异其趣，而且有将同盟会小团体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嫌疑，进而丧失了许多非同盟会人士的信任，难以做到“克副民望”。
就革命阵营以外的诸立宪派人士，临时政府内当上总长的所谓“旧官僚”者，有司法总长伍廷芳、内务总长程德全、实业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受党见的影响，“张、汤仅一度就职，与参列各部会议，即出住上海租界。程固于租界卧病。伍以议和代表，不能管部务”[45]，皆没有真正到任。对于伍廷芳，孙中山以为“是不能真正代表我们革命党宗旨的，只因各省代表推他，而不能不任命，但我总怀疑他是否能称职？”[46]不仅是对立宪派，就是出自同一革命阵营的，也有因门户之见而产生分化现象；孙中山刚到上海时，就感到革命阵营内部“气息隔阂，不能自为联系，意见不相统属”[47]，且有同盟会将天下为私有的传言；如浙江方面有“同盟会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是欲组一党政府。若守此见，人心解体矣！”之说，湖北方面有“鄂中将士，皆起义有功，而南京漠然置之”[48]之说。
再之，临时政府期间财源竭蹶，罗掘俱穷，军饷无款可支，筹饷成为最重要的问题。孙中山说“胜负之机，操于借款”，胡汉民也说：“各省方忧自给不足，遑论供给政府。”[49]张謇也曾出面向盐商借款20万元，以解决军队开拔出南京城。后又以盐务总理的身份，筹措资金100万，其中包括将自己的大生纱厂作抵押，向日本三井银行借款30万元。后得悉汉冶萍抵押，谋向日本借款五百万，张謇深恐影响国权，坚决反对！反观三个月前武昌起义，湖北藩库中尚有四千万银元的财政存款掌握在黎元洪手中，[50]却不闻湖北有一钱支援南京临时政府，可见两地暌隔殊深。所以身处局中的伍廷芳，也在事后借西方人之口，谓当年临时政府时期用人：“所谓人才，稍识新学，侈然自高，殊无事功之经验”；东西留学生“竞入仕途，当道乃不加甄别之，分别委以总次长之要津，或为专城之重寄”[51]，言下不无微词。
有鉴于此，张謇曾致信黄兴，恳切劝孙、黄等人能超越党见的局限，张謇说：“统一最要之前提，则章太炎所主张销去党名为第一。此须公与中山先生密计之，由孙先生与公正式宣布。一则可融章太炎之见，一则可示天下以公诚，一则可免陆军行政上无数之障碍。愿公熟思之！此为民国前途计，绝无他意也。”[52]这里所说的章太炎主张销去党名，就是指曾被孙中山批判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章太炎的电报是在武昌起义最为危急的时候，回答谭人凤、刘揆一等人关于组织政府的询问。电报原文是：“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今读来电，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若守此见，人心解体矣。诸君能战则战，不能战，弗以党见破坏大局。”[53]章太炎的原意应该是：以同盟会之类的“革命党”，是特殊时期的秘密结社，与依托议会开展合法政治活动的政党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旦取得政权后，为了组织在议会中合法开展政治活动的政党，就应该消除秘密结社性质的“革命党”，蜕变为议会政制下的政党，以推进中国的民主政制建设。所以“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实际上是希望及时促成中国政治近代转型效应的政治呼吁！
可惜该口号提出后即遭到革命当事者的强烈批判！在中国的政治实践层面，这一批判反映了国家政治转型中政治利益的复杂性与政制思想建设的滞后。其后果是影响深远！不仅是宋教仁被刺后，国民党又回归“革命党”的立场，重新走上革命之路，使得孙中山在革命之初所选择的西方议会民主政制也在事实上遭到否定。而且影响深远的是，在“后北洋时期”，议会制度在中国的革命政治中被排挤出局，致使近代中国的政制建设始终是在“破旧”中徘徊，而迟迟不能“立新”。难怪时为参议院湖南代表谭人凤则感叹道：“中山急于怀才欲试，而一般政客皆心有所蔽，不能见之远而虑之周，致民国纷扰至今尚不能底定，则即此临时政府误之也。”[54]
对于这一用革命党人组织政府的现象，孙中山又是怎样看的呢？孙中山在《心理建设》中认为“行之非艰，知之惟艰”，是人类社会处理认识与实践关系存在的普遍规律。孙中山认为人类社会自科学发明而后，为知而后行的时期，“知”是最重要的，知而后行，要靠少数“知者”。这一知难行易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孙中山对中国革命和革命后民国建设急于求成的心境。出于这种心理，孙中山将人分成三种类型：“其一先知先觉者，为创造发明；其二后知后觉者，为仿效推行；其三不知不觉，为竭力乐成”。孙中山赋予“先知先觉者”以启蒙的责任。显然在辛亥革命、临时政府时期，孙中山认为只有革命党人才能负起先知先觉的责任，那些“旧官僚”、“立宪派”至多只是仿效推行和竭力乐成者，或许还要防范其怀有二心。孙中山的体会是，在辛亥革命之前，他领导同盟会创立了三民主义，要实现民族、民权、民生这三大纲，具体的路径是由革命党人来实行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的革命方略。到辛亥革命，临时政府的组织大纲就与孙的革命方略有很大距离。再之大多数革命党人和立宪派都只认定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就是汉族对满族的光复，以为清帝制一倒，目的已经达到。原来的三民主义不再有人关注了，或是认为理想太高；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的革命方略也被抛弃；[55]所以孙中山要批判“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论点，要以革命党组织新政府来实行所谓的“训政”。在这种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差距下，前面所述的众旅沪粤商在扆虹园欢宴孙中山，慨然以大笔资金资助临时政府，期待故家乔木能有所作为；但身为“旧官僚”的伍、温二公，又何能融入革命党人主导的新政府？旅沪粤商的资金投入，最终也只能是单方面的，不会在政治上如愿以偿，就是张謇的境遇也莫能例外。
然而政治不是理想主义者的真空实验室，而是现实主义的纵横与捭阖。来自理想化而非实际的革命理念，往往会趋于极端化；一旦取得政权，就要逞门户之见，“不用旧官僚”；殊不知诸“旧官僚”如张謇、汤寿潜、伍廷芳等，大都志行高洁，且富有政治经验。这种希望以同盟会小团体来实现理想的激进做法，必然使人产生疏离感！政治上的变革应是循序渐进的，这种渐进还要看政治场域的大小、人口数量和观念的混杂彼此交融，相互制约。当年临时政府的筹组，本来就是“各派的大拼盘”[56]，且具有很强的过渡性质，在这一短暂的过渡时期，需要妥协，需要张謇，更需要富有政治经验且身兼南方和谈代表的伍廷芳。虽然，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上也说过自己“谬承重任，思力未精，丛脞堪虞，非有硕彦相扶持”[57]这样的谦辞，却又何以苛求伍廷芳、张謇这样的立宪派人士，要“真正代表革命党宗旨”！美国学者韦慕廷也说过：“许多在革命前属于君主立宪派的人，在促使帝制的崩溃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对立宪派的活动懵然无知，我们对辛亥革命的过程是不能了解的。”[58]所以革命党人的门户之见和以后政见中的分歧，使伍廷芳深叹“共和政体，固非程度幼稚者之可能一蹴而几也”。[59]
社会是多元的，要承认多元的合理性；政治的艺术就是妥协、就是分享，所以才需要在宪法框架内的各种法律和行政举措。后来宋教仁也对记者说：“今日党争之法，只宜以政见为标准，即有人欲组织内阁，只问其政见之宜不宜，不当问其人之属于何党。”[60]当年张謇在与孙中山谈政治后，有“未知涯畔”，就是不着边际之说，更有“知其于中国四五千年之疆域、民族、习俗、政教因革损益之递变，因旅外多年，不尽了澈，即各国政治风俗之源流，因日在奔波危难之中，亦未暇加以融会贯通”[61]的感受。而在上海的赵凤昌也有同样的感受，当1911年12月底孙中山首次与赵凤昌会见时，一起谈到社会发展滞缓，民生凋敝的现状，孙中山当即说自己一旦当政后，首先就会免去全国的田赋，就是土地税，以此来改善民生；赵凤昌听了，马上提醒说：如果这样做，政府将会一筹莫展，连军政费用也没有出处了，孙先生在海外多年，刚入国门，您说的每一句话，都为各方瞩目，所以要注意谨言慎行。稍后在惜阴堂，估计张謇应该也在场；当宾主谈到清帝退位后如何优待清皇室时，孙中山马上说：这事好解决，可以每年给清皇室一千万优待经费！赵凤昌在旁又制止说：这样的大事要慎重，应该交给国会来讨论决议，不是我们现在在座的一两个人可以决定的！事后赵凤昌私下说：革命党人虽然坦率豁朗，孙中山以为清朝灭亡就在眼前，望外之喜，不觉溢于言表，但是他对国家治理之道如此不熟悉，希望日后能多听各方的意见，避免以后酿成新的政治纠纷。[62]所以张謇在南通公共体育馆追悼孙中山逝世时，特别惕励世人，“毋忘革三就而孚”，确实是他的亲身感受！虽然春秋更迭，笔墨徒存感慨，但这些百年前的政治经验，至今仍值得后人深思。
在一个时代巨变，制度转型之前，人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旧制度无法自动产生新制度。制度转型需要具有成熟的政治智慧、政治理想，又有高瞻远瞩眼光、与现实感有良好平衡的人，才能担当制度转型的大任。而欲天下为公、创制共和，此人必须超越各党派、各意识形态、任何利益集团之上，能够包容各方，让大家都有参与感和安全感，同意在新制度里面博弈。在晚清民初，短暂的议会问政岁月，尚未来得及淘洗出一批拥有民主精神的知识分子，来支撑新生的共和制度；另外，在长期的帝制生活中，国民的性格中不可能养成民主精神，来适应和支撑新的共和制度。这样的精神也是需要在时间中商量培养，在适当的土壤中慢慢成长起来的；显然，在批判“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氛围中，更不易酝酿有成熟政治智慧的人物。从今天的眼光来回望辛亥革命时期旅沪粤商、立宪派人士与孙中山的政治互动，不难看出革命党人在历史巨变和时代的局限中也有自身的不成熟。上述内容或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张謇当年的亲身体会，以及他在挽联中所说的“毋忘革三就而孚”。孙中山不是神或完人，他也有个性、气度、思想见识与政治上的时代局限，有张謇所说的“功过并见之处”，因此对于孙中山思想给予客观的析理和评价，“为万世存正论”仍是有必要的。
如果说历史这个连续性的整体，数千年来因循多而质变少，辛亥革命则是一场历史的质变。孙中山毕竟是一位历史上的伟人，他领导的革命开创了国体的变革，中国摆脱了“改朝换代”的因循，从此跨入一个共和的新时代。孙中山民族、民权、民生的理念，是人类追求进步的集体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于以他为象征所代表的宪政共和与国民革命理想，则仍是值得尊敬和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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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关于这方面较为出色的论文有：吴佩林、董清平《王宠惠何以担任民国首任外交总长》，《史学月刊》2014年第1期。张礼垣《论辛亥革命期间伍廷芳与革命党人的关系》，《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1期。丁俊贤《论孙中山与伍廷芳》，《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
[23]1912年1月2日《袁世凯致伍廷芳电》//《伍廷芳集》下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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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黄任潮：《张竞生谈孙中山对南北议和的指示》//《辛亥革命回忆录》第8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4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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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渤海寿臣辑，《辛亥革命始末记》，台湾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688页。
[30]谢瀛洲：《王宠惠先生传略》//《王宠惠与中华民国》，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6页。
[31]《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三辑，台湾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4年版，第58页。
[32]《广肇公所潮州会馆致孙中山电》//《伍廷芳集》下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23页。
[33]《致广东同乡函》//《伍廷芳集》下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23页。
[34]借用刘季平《六朝松》诗：惆怅梅庵去不归，庵前梅花自斜晖；故家乔木关兴废，城郭人民有是非。几见淮流变清浅，分无花萼斗芳菲；重来不似旁人感，衹惜江头柳十围。
[35]同上，第422-4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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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王耿雄：《在南京与大陆报记者的谈话》//《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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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王耿雄：《孙中山史事详录1911-1913》，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3页。
[40]刘小宁：《民国肇建——辛亥革命在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4页。
[41]王耿雄：《孙中山史事详录1911-1913》，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3页。
[42]见丁俊贤：《论孙中山与伍廷芳》，该论文有孙、伍临时政府期间从合作到疏远的论点。
[43]李荣昌：《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问题初探》//《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五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2页。
[44]陈锡褀：《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56页。
[45]《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三辑，台湾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4年版，第58页。
[46]黄任潮：《张竞生谈孙中山对南北议和的指示》，《辛亥革命回忆录》第8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413页。
[47]陈锡褀：《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06页。
[48]张皓：《革命阵营内的名位之争与辛亥革命的失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49]《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三辑，台湾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4年版，第61页。
[50]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中册，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74页。
[51]伍廷芳：《中华民国图治刍议》//《伍廷芳集》下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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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赵尊岳：《惜阴堂辛亥革命记》//《近代史资料》第5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