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研究（2024）· 往事钩沉》 ●
“仿照庚子互保”：
江浙战争与江苏耆绅的和平运动
（1923—1924）
靳 帅
（清华大学历史系 北京 100084）
摘 要：江浙关系与全国政局相表里，自1922年以来两省关系深受直系与“反直三角同盟”牵动。1923年沪杭成为“反直中心”后，江浙关系恶化，以苏社集团为代表的江浙耆绅主张仿照东南互保先例促成江浙和平，他们推动两省军阀签订和平公约，相当程度上延缓了战争爆发。但1924年直系战败，“反直三角同盟”主政，为此张謇等苏社诸理事促使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下野，避免了战争扩大。在此过程中张謇与苏社其他耆绅态度常不一致。这些政治运动展现出苏社集团的政治力量与江苏“绅军政权”的特质，也展现出晚清政治在北洋时期的延续性。齐燮元素与江苏耆绅关系密切，双方均以“保境安民”为要约。但江浙战争期间，军阀受派系利益求“保境”，士绅因地区利益求“安民”，军绅之间发生严重分裂。军阀无法安民，其存在的合法性亦发生动摇。
关键词：江浙战争 苏社 军绅政权 张謇 张一麐
“一省之治安，与境外之状态相表里”（1），北洋时期各省自治运动的进程，深受邻省关系影响。袁世凯去世后，出现了“江苏直系也，浙江反直系也，上海为两系交界之地”（2）的政治格局。这一格局导致江浙两省时常因争夺上海管辖权而发生冲突。1920年以来江苏督军齐燮元属直系，浙江督军卢永祥属皖系。受派系因素影响，1920年直皖战争、1922年直奉战争均使江浙关系极度紧张，直至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尽管江浙军阀之间长期存在对立态势，但江浙耆绅自晚清以来就有着密切合作的传统，每当江浙关系出现危机时，两省耆绅经常吁求和平。
江浙耆绅在晚清历次政治运动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民初政治舞台上仍具有相当大的话语权与影响力。（3）陈志让即指出，辛亥后中国大部都已是“军绅政权”模式，但江浙反而呈现出“绅军政权”形态。（4）1920年，江苏耆绅张謇、黄炎培、沈恩孚、黄以霖、马士杰、韩国钧、张一麐、袁希涛、史量才、陈陶遗、王清穆、段书云、魏家骅、仇继恒等组建了一个统合全省自治事业的“苏社”。（5）1922年，旅沪浙江士绅仿照苏社，亦创立“全浙公会”。两省士绅集团发起自治组织，一方面旨在强化耆绅集团内部的组织动员力，一方面亦是在制衡两省督军。民初以来，他们提出的“保境安民”要求（6）被两省督军接受。但1924年之后，全国政局出现“明显区域化倾向”（7），为确保地盘稳定，各地军阀常常目光向外，时刻关注邻境的风吹草动；这与目光向内，追求本省秩序的耆绅集团相反，由此构成了军阀主张“保境”与士绅主张“安民”之间的对立。江浙战争即在这种冲突对立的关系中演进。
目前学界对于1924年江浙战争的研究已有不少。（8）不过既有研究较多关注军阀战争的过程，较少关注战争背后士绅议和的内情，尤其是较少探讨江苏耆绅对江浙战争与江苏政局的操控，对1923年曹锟驱逐黎元洪、1924年冯玉祥驱逐曹锟这两次突发性中央政变与江浙局势的互动关注也不多；本文将江浙战争放置到直系与“反直三角同盟”互相角力的全国性政局中，着力探讨战争前后江苏耆绅的和平运动，及其与军阀关系的演变，以进一步揭示北洋时期江浙“绅军政权”的特质。
一、“国会移沪”与《江浙和平公约》
1923年6月13日，直系曹锟等人在北京发动政变，逼迫总统黎元洪离京。这一事件标志着北京中央完全被直系控制。政变发生后，反直系的国会议员纷纷离京，北京一时陷入“无国会、无政府状态”（9）。直系这一明显的“失道”举措，致使奉系、皖系与孙中山“反直三角同盟”进一步强化。此时，皖系卢永祥、何丰林在浙沪势力雄厚。因此“反直三角同盟”与部分南下的国会议员意图在上海或杭州重开国会。章太炎、唐绍仪、岑春煊等耆绅名流亦主张在上海召开联省会议，重建政府。6月底，上海成立“国会移沪集会筹备处”，国会南迁至沪杭的风说甚嚣尘上。对此卢永祥亦通电表示支持，甚至还传言称卢永祥要支持唐绍仪在杭州建立“第三政府”。（10）
此时沪杭逐渐成为反直系势力的中心。以往研究多将江浙战争的起因归结于双方对上海管辖权的争夺。实际上，上海管辖权之争早已有之。真正导致江浙关系骤然紧张的主要是黎元洪被逐后，沪杭成为反直中心这一要因。汇聚在沪杭的各方反直势力来源虽不同，但主体大致有三拨：一是卢永祥、何丰林等沪杭的皖系军阀，其基本关怀多在地盘的稳定；二是长期旅居沪上的政治名流，如章太炎、唐绍仪等联治派，他们密切关注各方政治动向，其基本关怀是召开联省制宪会议，讨伐直系；三是南下的国会议员，他们多与南方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基本关怀是议员名分与薪饷。这三拨势力虽有各自的考量，但反直系立场相同，而反直系就是在反齐燮元。这让毗邻反直中心的齐燮元高度紧张，江浙两省关系骤然恶化。齐燮元在致江苏省长韩国钧信中即愤愤不平地称：“浙主在沪迎集议员，可为移祸东吴”，“乃甲省长官主在乙省，实欺我、祸我，未免太甚”。（11）“甲省长官主在乙省”开会，这一句中既有对卢永祥支持反直国会议员在沪开会的不满，亦有对卢永祥、何丰林占据上海的不平。
此时，奉、浙、孙三方极力招徕在京国会议员与在津的黎元洪南下，以促成具有联省性质的第三政府建立。奉系杨宇霆在致孙中山密电中称，“联省会议之说，此间亦已赞同”，国会移沪，“不论沪方办法如何，但须一致”。（12）对此曹锟、吴佩孚认为“苏齐不与浙战，而不能阻止议员来沪”。因此在8月初，直系拟派曹锟部将王承斌率军南下江苏，以鼓动并援助齐燮元与卢永祥开战，搅乱江浙局势，使反直势力难以在沪杭重开国会。王承斌南下的风说使苏沪杭三地绅商立即抱团，迅速展开和平运动。主张“仿照庚子互保之约”，“共同维持治安办法”的呼声亦随之而起。（13）
大致自1919年南北议和后，“仿照庚子互保”处理江浙危机成为江浙耆绅一贯思路。1920年北方爆发直皖战争，江苏督军李纯积极备战，为此上海、杭州、南京总商会即主张江浙两省“仿照庚子成案，联防互保”，浙江督军卢永祥“以保境安民为职志”亦提出东南五省联防办法五条，其核心主张是东南各省不参与北方的直皖战争，以维护东南和平。（14）1922年直奉战争导致江浙关系紧张，江浙耆绅即以上海总商会、江苏省议会等名义通电称，“昔张文襄订东南互保之约，而七省人民受其利赖，至今称颂”，“今日大局阽危，尤非清季可比”，“应请商同皖闽两省，互订约束，勿入漩涡”。（15）他们认为东南一隅之和平是“全国和平之基础”，此前主政江苏的冯国璋正是因为“不依附何种势力以自存”，“高树和平之帜”，才确保东南和平。（16）但1923年齐燮元与卢永祥因深陷全国派系漩涡中，江浙和平亟需巩固。
江浙和平运动苏方主导人是苏社集团之人，如黄炎培、沈恩孚、袁希涛、穆藕初、张一麐、姚文枬等；浙方是朱葆三、盛炳纪、姚紫若、沈钧儒、杭辛斋、褚辅成、金兆棪、沈泽春、陈其采、余名铨、俞凤绍等旅沪浙绅，其中尤以全浙公会诸人为代表。就以苏社诸理事为代表的江苏耆绅而言，听闻6月13日曹锟驱逐黎元洪的消息后，他们颇感震惊，立即聚议晤谈应对办法。（17）6月15日苏社召开理事常会，黄以霖、张一麐、马士杰、黄炎培、沈恩孚等人齐集沪上，他们意识到曹锟悍然发动政变，必将影响江苏政局稳定，故宣称“目前任何方面，绝对无可依赖，惟内饬吏治，外避党争，差可自卫而卫国”。会议决定首先催促省议会赶制江苏省宪法，试图效仿湖南、浙江等省，利用省宪自治而保持江苏和平；其次，请齐燮元“实行保境安民”，勿率先起兵破坏和平。（18）
1923年8月6日，黄炎培、沈恩孚、张一麐、冯煦、张謇、邓邦述、魏家骅、段书云、黄以霖、仇继恒等人与沈钧儒、姚紫若、杭辛斋等在沪决定“邀两省人士发起一种团体为实力之运动”（19）。张一麐认为“军民长官虽有保境安民之表示，而尚无具体之公约。故捕风捉影之谈，足以混淆人心”，故他表示愿意“以个人名义，奔走江浙，请两省长官共同宣言，以杜谣诼”。（20）此后发起江浙和平协会与促成江浙和平公约签订同时展开。8月9日，黄炎培、沈恩孚、姚文枬、袁希涛等人联合浙江士绅褚辅成、沈钧儒、金百顺、沈泽春、陈其采等人开始筹备“江浙和平协会”。筹备会议议决两省各推选十二人组成协会干事部，为协会领导机构，以江苏省教育会会址为协会通信处。（21）
江浙和平协会成立的同时，张一麐着手起草江浙和平公约。8月19日，齐燮元、卢永祥、何丰林等在《江浙和平公约》上签字，20日公诸报章。张一麐指出公约是“引庚子东南互保成案”，将“地方治安与中央政治折而为二”，“以地方治安为重，而中央政治为轻”。（22）这也表明此时江浙两省督军的确较多考虑地方利益，此点确与东南互保相似。《公约》内容仅三条，看似简单，实有深意。第二条“凡足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运动，双方须避免之”，是针对此时南下的国会议员在沪杭重开国会，另组反直政府的行动。第三条中“其两省以外客军，如有侵入两省或通过等情，由当事之省，负防止之责任”。此点是针对此时比邻苏浙的皖督马联甲、赣督蔡成勋、鲁督田中玉以及四省流动性军阀而言。因为上述环绕在江浙周围的皖、赣、鲁、闽（亦不排除豫）四省均是直系或亲直系的军阀，他们随时可能“有侵入两省或通过等情”，对皖系浙督卢永祥构成了非常大的威胁。
对于卢永祥来说，《江浙和平公约》可预防环浙直系势力合围，尤其是可以防止孙传芳与齐燮元联手夹击浙江。对齐燮元而言，《江浙和平公约》意味着卢永祥支持沪杭反直势力重开国会，另组政府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正因如此，旨在促成在浙沪重开国会、另组第三政府的章太炎极力反对公约签订。他认为“江浙和平之约，实某之输诚于齐，而间接输诚于曹吴”（23）。
但支持直系的国会议员张书元反而认为和平公约并不利于直系。他指出江浙和平公约完全是江浙两省耆绅从地方利益出发的举措，“妄言援前清庚子保守东南旧例，反为浙卢之保障”。但又认为，只要“善于运用”，和约对于直系仍“有莫大之利益”。此时京津地区的直系与沪杭地区的反直势力均在争夺国会议员。谁先凑足法定人数，谁就可以率先召开国会，拥有政治合法性。而沪杭反直势力招徕国会议员南下实为“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运动”。故张书元主张，可让齐燮元“执此条文，向卢严厉质问”，如卢永祥遵守条约，应“将议员设法驱回”北京，否则“以破坏公约讨之，可谓师出有名”。（24）
和约签订后的江浙督军彼此仍充满猜忌。卢永祥主要担心直系会派军南下援助齐燮元。他在8月18日复旅京浙人函中称：“能否维持江浙之治安，不在江浙而在他方”，故应早做准备，“当有万全之策”。（25）因此，尽管会背负“破坏公约”的口实，但卢永祥仍与旅沪的国会议员代表褚辅成、谢持，奉系代表杨毓珣，西南联治派陈惟庚、李燕宾等“各省代表及沪上各要人迭次磋商”，讨论在沪重开国会、组建联省政府事宜。卢永祥的代表邓汉祥明确表示，卢永祥意在联合奉粤反直势力，“合西南、东三省”之力，先召集联省会议，再组建第三政府。（26）这些举措实际上已是“破坏公约”的“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运动”。
江浙两省士绅则竭力消除两省督军的猜疑。8月24日张一麐主张，如若促使齐燮元、卢永祥“能相会于江浙之间，猜疑自释”（27）。8月26日，或为避免齐燮元方面指责卢永祥会见国会议员，褚辅成解释称：“江浙和约为两省平和之保障，并非限制全国政治运动”，和平公约这一两省的地方协定不能限制国会的活动。（28）《江浙和平公约》无法约束沪上的国会议员，这成为江浙和平的一大隐患。故张一麐称，“‘罗汉’（国会议员）无颜北归”，江浙和平“总受小小限制”。（29）
二、“恐非苏、浙两省人士所能调解”
黎元洪被直系驱离后，出走天津，仍以总统名义发号施令，但不过是一纸空文。听闻沪杭反直势力谋划在上海重开国会，他有南下来沪的打算。黎左右之人如金永炎、李根源，旅沪浙籍国会议员、全浙公会领袖褚辅成，以及浙籍名流章太炎均主张黎元洪来沪。黎元洪此时举棋不定，他希望卢永祥、何丰林等沪杭实力派能公开邀请其南下，则总统颜面至少可在反直势力中保存。但一方面受制于《江浙和平公约》，另一方面对在沪杭谋划成立的新政府，南方人士多主张采用委员制而非总统制，故对黎元洪以总统名义南下“深怀疑忌”，“段张陆孙各派，所以不愿其南下者，都因是之故”。为此，黎元洪“决计抛弃总统名号南下”，于1923年9月10日抵沪。（30）
黎元洪到沪后，本不平静的江浙局势更增几分不确定性。上海“讹言复起”，江浙双方猜疑加深。许多江浙沪商民“惴惴然若不知祸至之何日”。当时盛传黎元洪南下源于卢永祥力邀。齐燮元最担心的就是卢永祥“挟天子以令诸侯”，借黎元洪总统名义在沪新建第三政府。故齐燮元“除连日召集所属军官，开紧急会议外，并电请旅沪江浙耆绅仍持和平运动，就近阻止黄陂（黎元洪）组织临时政府”，一面又测绘地图紧急备战。（31）针对黎元洪来沪引发的谣言，9月15日苏社理事会上，苏社诸耆绅联名致电江浙沪三方，请求“在时局未靖以前，任何变化勿轻表示”（32）。此外，张一麐等与江浙士绅频频展开斡旋。9月17日，他向韩国钧解释称，对于黎元洪来沪，卢永祥并未邀请，而是“再三拒绝”。卢永祥亦“无他项准备及丝毫款项分拨”给黎元洪，“卢之诚意和平，随在可见”。（33）张一麐的此番解释，才使积极备战的齐燮元稍有松懈。
巧合的是，大致在黎元洪到沪的同一天，英籍港商何东（RoberHotung，字晓生）（34）亦抵达上海，成为刺激江浙政局的又一不确定因素。何东长期在香港经商，是汇丰银行、香港造船厂的大股东，“香港中外官绅多崇拜其为人，遇有公私为难之事，就商于彼，每得爵士一言而立解”。他对“中国北部事亦极为关心”。（35）黎元洪出走天津后，他公电曹锟、吴佩孚、黎元洪、孙中山等要人，主张在上海召开联省会议，促成全国和平。9月初沪杭重开国会，谋建第三政府的呼声高涨，何东颇感时机成熟，遂来沪谋划。
何东的核心主张是由西人组织斡旋，邀请全国军政绅商各界领袖名流，召开“全国领袖人物团聚会议”，以解决中国此时的南北分裂与战乱不休的问题。（36）但何东身份复杂，“英籍港商”既是优势（可以超越各方，亦可以超越军阀党派），亦是劣势（因外人色彩较为浓厚，容易引起排外主张，且对各方内情较为隔膜）。黎元洪、何东抵达上海后，即有双方合作的风说，他们与张謇、黄炎培、沈恩孚等苏社耆绅晤谈，这使“海上人士之政治兴趣忽复再见浓厚”（37）。蔡和森即称对于南北和平会议，何东筹划已久，“他是很有计划很有步骤的”，“当曹锟未上台的时候，他从广东下手，讨得孙中山先生的同意”，“然后跑到上海来吹法螺”，“总商会、江苏省教育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以及其他团体等，莫不逖听下风”。（38）何东的这一系列举动引发齐燮元猜忌，他或是怀疑苏社耆绅与何东、黎元洪等人联合，促成反直系的和平运动，将不利于自己。（39）为此张謇向齐燮元解释称：何东对“本国政局之关系及社会之情状，大概如在雾中”（40）。苏社诸耆绅明知何东对国内政局情形隔膜，但仍在论调上给予种种声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想借助何东的和平倡议，将《江浙和平公约》范围扩大，让公约的效力更持久。
江浙和平协会成立与《江浙和平公约》签订后，有报人指出“苏浙局势，已由紧急时期而入缓和时期”，但“假使皖赣图浙”，苏虽幸免战事，浙江仍不能免，则“苏浙和平协会，最多只能做到一半”。（41）因此，“为苏浙彻底和平计，更为长江下游治安计，似和平运动之范围，尚须扩大也”（42）。故8月下旬，全浙公会干事严慎予、孙慎钦、沈钧儒、杭辛斋等人多主张“将皖、赣、闽、鄂等省一致加入和平运动，俾长江上下游永保息争”（43）。扩大江浙和平运动的范围，亦符合处在环直系包围圈下的浙江军绅的利益。故效仿《江浙和平公约》，促成与邻省安徽、江西、福建三省签订和平协定则是浙绅持续努力的目标。10月8日在浙绅金润泉、高云麟等人与皖绅余诚格等人的奔走下，安徽督军马联甲与卢永祥签订《皖浙和平公约》。随后，江西督军蔡成勋与卢永祥又签订《赣浙和平公约》。至此，环浙江的四省直系中仅余福建一省未与之签订和约。这也成为江浙和平运动中的一大隐患。（44）
1923年10月，直系通过贿选让曹锟当选总统，自此直系主导中央，这使直奉矛盾加剧，亦使沪杭的和平运动逐渐销声。黎元洪自感处境尴尬，不久即离沪赴日。曹锟以非法手段获得总统之位，亦引发沪杭反直势力的声讨，全浙公会甚至派代表王孚川、毛酉峰督促卢永祥“服从民意，克期出师”，讨伐曹锟。（45）为稳定东南局势，曹锟曾拉拢卢永祥，但卢永祥因有“反直三角同盟”做后盾，并不就范。（46）有报纸甚至称浙江卢永祥宣布自治，“尤足证明浙江已成变相的独立省分”（47）。这使江浙局势再度紧张。
此时苏社人士担心各理事在沪、宁之间“往返磋商，时期已过”，难以有效应对倏忽不定的时局变化。因此他们决定在申报馆设立通讯处，由沈恩孚和史量才担任通讯员，有极为紧迫的情形时，可以用事先商定好的名单署名，“通电表示公共意思”。此外，黄以霖、段书云、魏家骅、仇继恒、邓邦述、张一麐、张謇等还达成共识：如有大事发生，或“电约立至”，或派出代表长期驻沪，以代为商议。这时候掌控《申报》，拥有极为繁密的信息与人际网络的史量才的作用凸显。此外，对于曹锟贿选引发东南政局的波动，张謇的主张是“政变自政变，江浙自江浙”（48）。这实际上仍是前述“内饬吏治，外避党争，差可自卫而卫国”的翻版。张謇认为北方“直奉有事，则江浙可无事”，但为防不测，他向张一麐建议“由商会密商各领（事），由各使明告政府，画出于将来万一有事战线之外，似较稳妥”，并请张一麐“密与黄（炎培）、沈（恩孚）、史（量才）诸君熟筹之”。（49）
就在和平运动的热度减退而和平的态势仍处于平衡维系之际，1923年11月10日，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被刺，打破了苏、浙、沪之间脆弱的和平态势。徐国梁遇刺与何丰林有极大干系。（50）徐国梁自1913年以后长期在苏沪警界担任要职，他拥有警察部队数千人，与齐燮元关系深厚，齐担任江苏督军后，对他颇为借重。1920年卢永祥的亲信何丰林担任淞沪护军使后，徐国梁成为齐燮元在上海牵制何丰林的重要力量。淞沪地区本属江苏，但“一切用人行政，久已属浙”，齐燮元隐忍已久。徐国梁遇刺成为齐燮元解决淞沪管辖权的一个契机。（51）
徐国梁遇刺身亡后，卢永祥、何丰林与齐燮元、韩国钧就淞沪警察厅长继任人选问题展开角力。卢、何委任其亲信、淞沪警察厅总务科长陆荣篯署理，而齐、韩则委任申振刚。陆荣篯属于警察厅旧人，与上海绅商政军各界关系有旧；申振刚此时是江苏省署警备主任，曾在沪充任军职，与上海亦有渊源，但远不如陆。（52）陆荣篯与申振刚警察厅长之争，“质言之，是何齐之争”，而何丰林背后是卢永祥。面对此一僵局，苏社人士担心江浙两方撕毁和约，开启战端，故他们此时希望“设法和解以保全公约”。为转圜两方关系，张一麐主张可让何丰林致电江苏省长韩国钧，请申振刚暂缓到任，并让申振刚在何丰林护军署内先熟悉环境，“以为接手警厅之预备”，如此韩国钧方面“当无不可商量”。为此，张一麐先求见何丰林，未得要领，又在浙江士绅的协助下亲赴杭州求见卢永祥，目的是“到浙为最后之哀求”，但效果不佳。张一麐在致韩国钧信中坦言：“杭州方面，只能做到如此地步。”（53）最后，齐燮元、韩国钧与苏社诸耆绅只好默认由陆荣篯暂署厅长职务。（54）
徐国梁遇刺后，江浙开战的谣言复起，于是江浙耆绅又纷纷奔走于苏、浙、沪之间进行斡旋。1924年1月9日，黄炎培与黄以霖、张一麐、盛炳纪、沈泽春、陈其采、金润泉夜见齐燮元晤谈和平问题，“谈至七小时之久，其间互相辩难之语甚多”。但齐最终强调，“苏境并未增加或调动一兵”，也绝不会像报纸所传言的那样会撤换淞沪护军使。12日，史量才、张一麐在浙方代表陪同下又赴杭州与卢永祥晤谈。（55）13日夜，黄以霖、史量才、沈恩孚、黄炎培、张君劢、陈陶遗联名致函韩国钧称，“此事变化并非局部问题”，苏社集团此时已无调停办法，故建议韩可斟酌去留问题。（56）
齐燮元方面，当淞沪警察厅转入敌手后，他深知浙沪问题已是心腹之患，迟早都会爆发，故主张迅速解决。因此，尽管他配合江浙“地方士绅”的和平运动，但暗中仍与直系各方积极谋划备战方略。齐燮元试图与福建的孙传芳联合举兵。孙传芳在致曹锟密电中也主张对卢永祥“采取调离或武力解决办法”，他称在反直联盟“布置尚未大定之际”，苏、皖、赣、闽四省合力围浙，“以四省之兵力，共同迫卢（永祥）”，“不出旬日，浙事自可戡定，使长江流域呵成一气”，如此亦可使“奉张及西南必皆俯首就范”。并称“传芳与齐巡阅使，往返电商意见相同”。（57）曹锟的部将陆锦也支持这一计划。他从各处得到密报称，卢永祥已得到奉系弹药经费接济，不过奉系要求其“两月以内，不得先发难，须俟关外发动，始可响应”。因此陆锦也主张“为今之计，唯有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解决浙事，再图两粤”（58）。
对于四省攻浙计划，吴佩孚并不同意，他反复致函齐燮元、孙传芳等称，“现大局趋势，实以赶行收西南各省为必要”，对浙“似应先之以和缓感情，继之以和平解决，形迹若过操切，实际或虞不妥”。他认为“遽议图浙，事实上亦非甚易，且东南大局，中外瞩目，由我开衅，是犯天下大不韪，而引起全国之震动也。即至万不得已，亦应征取苏、浙民意”。“征取苏、浙民意”虽是吴佩孚的托词，亦可见江浙耆绅的分量。总统府军事处听从吴佩孚意见，密令马联甲、齐燮元等“不可衅自我开，遽生枝节”。（59）
当然，吴佩孚反对攻浙，有更深层次的考虑。由于齐燮元是苏皖赣巡阅使，东南苏、皖、赣、闽四省直系督军中，齐资格最老，威望最崇。其他督军均是一两年内崛起的新锐。皖系密探马凤池在致韩国钧信中即称“直系实力首洛阳（吴佩孚），次金陵（齐燮元），陵不逮洛，然其地盘扼扬子江中心，与洛控黄河上游不甚轩轾”。故一旦在北方局势未定之际，四省攻浙，则“大江以南，齐其为盟主”，从此齐燮元将完全可与吴佩孚分庭抗礼。（60）此外，吴佩孚也意识到，环绕在直系包围圈内的浙江不足为虑，真正的对手是奉系，因此，他主张“联浙制奉”。齐燮元、孙传芳与浙卢从速决战的想法受到吴佩孚的牵制，江浙和平也因此得以暂时维系。
受制于吴佩孚“联浙制奉”计划，亦受制于江苏本省士绅的和平诉求，齐燮元不敢贸然行动。齐燮元曾派幕僚阎祖培等赴洛、京游说，陈说解决浙江问题的紧迫性，但均无效果。因此，他在致北京中央的信中抱怨称，淞沪问题“中央政府遇事因循，不图根本解决”，卢永祥“表面提倡和平，暗中实准备战事”，但“两省士绅为其所欺，专质问苏省戒备，不无偏袒”。此外，他亦不满吴佩孚在此问题上的态度，认为“吴使之函，对燮元计划，有所讥评，实未悉真相，假若吴使处燮元地位，恐张皇为尤甚”。（61）因此在派系利益的牵制下，“各方情形亦日趋和缓”。1924年2月国会议员祁景颐在致韩国钧的信中即称，“浙决不动，奉难独发”（62），而孙传芳又派兵入赣防御广东，难以顾及浙江。这种局面也使时人认为：“今年如无特别变故，必可相安无事。”（63）久经政潮又深悉内情的靳云鹏则认为：“江浙问题，酝酿已久，虽为公约所束缚，终恐不免破裂。”（64）确如其所言，1924年6月，“臧杨事件”最终导致江浙战争爆发。
三、“四省围浙”与江苏军绅的战和分歧
“臧杨事件”的主角臧致平民初长期在北洋陆军第四师（镇）任职，与卢永祥、何丰林等人曾共事，有旧谊。1913年袁世凯派第四师南下镇压革命党，二次革命结束后臧致平与李厚基赴闽，1914年后李厚基担任督军兼省长，但李始终受到臧致平挟制。1920年直皖战争皖系失败后，李厚基逐渐投向直系与徐世昌。为此1922年底皖系与孙中山联手，鼓动臧致平将李厚基驱逐出闽。但这也引发直系的报复，1923年初他们派孙传芳、周荫人入闽。此后福建陷入各方竞逐之中，臧致平逐渐被挤出福建，而在这一系列变局中，臧致平常受卢永祥的策应与接济，两方“联成一气，相互呼应”。（65）
1924年6月，臧致平与杨化昭率部辗转闽、赣，最后被同为皖系的卢永祥接纳整编为浙江边防军，但这违背了和平公约中“不得容留、收编客军”的规定。卢永祥之所以不惜破坏和约而收留臧杨客军，主要是源于皖系失去福建后，苏、皖、赣、闽“四省攻浙之风说，甚嚣尘上”（66），只能将上海作为出口的卢永祥不得不早做防备。“臧杨事件”发生后，齐燮元以违反和平公约为由，要求卢永祥解散臧杨军队。外交总长顾维钧与美国驻华领事贝乐（BellEdward）谈话时亦称，卢永祥此举“不免违犯和平公约之精神”，将臧杨军队解除武装，“立可化险为夷”。（67）但卢永祥却对此劝说一概置之不理。至此战争已是不可避免。
此时吴佩孚已改变“联浙制奉”方针，对浙主强硬态度。阎锡山在北京的密探钱桐称：“江浙风云外传甚盛，双方从事准备，洛宁意见一致，亦是实情。”（68）此时孙传芳将福建督军的位置让予周荫人之后，“亟思得一地盘”。吴佩孚、齐燮元遂极力怂恿孙传芳向浙江发难。（69）8月上旬，卢永祥请皖系“灵魂人物”徐树铮赴奉游说奉系联合举兵。卢永祥表示奉系如果不愿出兵，浙江可率先发动，“但浙事发生，奉须出兵牵制”。卢永祥对奉系代表称，“如浙江失败，则唇亡齿寒，直必以全力对奉”。（70）8月底，双方已是箭在弦上。在洛阳的吴佩孚与北京总统府之人陆锦、王毓芝等商议，由在江苏边境的鲁豫各军沿津浦铁路南下，暗中辅助齐燮元。（71）皖系方面，徐树铮、吴光新在沪招集各自旧部，“编练新军两师，以备援助浙江”（72）。此时直系、皖系与奉系“这三方面都处于等待状态，就差一根导火线了”（73）。
齐、卢双方剑拔弩张之际，江浙沪三地的耆绅商人纷纷呼吁息战。当时黄以霖等“回沪约及同志”与韩国钧等反复筹议，“以消弭战争为依归”，“并剀切言于抚帅（齐燮元）”。（74）8月19日，时在北京的黄炎培接到张一麐、庞树森“江浙将开战”的急电后，即刻筹划议和方案。首先，张一麐、黄以霖、沈恩孚、袁希涛、方还、钱崇固、黄炎培、史量才、陈陶遗以“江浙和平协会”名义，分别致函齐、卢两督，要求澄清开战的传言。8月21日，张一麐、黄以霖从沪动身赴宁，准备再次与齐燮元商议息战。他们在南京停留时间极短，不过两日，可见调停效果应该不佳。张一麐等人深知此时江浙问题已被福建牵动，“闽有所发难，无论所向何方，势将牵动东南全局”。故8月24日，张一麐与董康联名致电，请吴佩孚下令不要让孙传芳北上攻浙。但北京方面将此电“视为无枪阶级之救命声”而已，“难得有枪者之一顾”。（75）
齐、卢“已间不容发”，但张一麐、黄炎培等人仍认为“尚有挽狂澜于将倒之希望”。（76）8月24日，黄炎培、袁希涛、马士杰等乘夜车赴北京，会见时任内阁总理颜惠庆、执掌财政的王克敏、执掌外交的苏人顾维钧，以及旅京苏人张嘉璈、张相文、沈惟贤、蒋凤梧等，试图在南北联动中达成江浙弭兵。（77）此外，张一麐、黄炎培、沈恩孚、黄以霖、马士杰、袁希涛、史量才、陈陶遗商议后，提出此前张謇的方案：两省督军“确定缓冲地线，两省驻兵各离边境若干里，以为瓯脱之地”，然后再由江浙士绅“促当局互遵公约，永释前嫌”。（78）“确定缓冲地线”是张一麐等苏社耆绅维持江浙和平的最后策略。8月26日、28日，张一麐等人先后在江苏省教育会、银行公会会所与江浙沪三地士绅商议划界办法，他们请“两省公推军事专家四人，会勘驻兵适宜地线，请各派参谋来沪会同办理”（79）。当时浙方准备派代表陈其采、顾乃斌赴沪。与此同时，韩国钧亦请沪上名流唐绍仪从中斡旋调和。（80）但“两省当局明虽赞成，暗则军事进行益力，故未及实行，而霹雳一声，战事已启。此划界之事，亦遂等之泡影”（81）。
1924年9月3日，战事爆发。福建孙传芳、赣督蔡成勋、鄂督萧耀南、鲁督郑士琦、豫督张福来等直系势力纷纷出兵，对浙形成夹击围攻之势。为解除浙江之围，“反直联盟”的奉张、粤孙均对卢永祥展开策应，但远水难救近火。9月20日，腹背受敌的卢永祥“将浙事交与浙人，到沪督战”。此时“江苏援兵亦已齐集”，“胜负不久可定”。（82）10月13日，卢永祥、何丰林通电下野，江浙战局初定。
在1924年8月的和平运动中，作为苏社的发起人、江苏耆绅的领袖人物，张謇鲜有露面。即使是带有表态性质的江浙和平协会的宣言中亦不见他的署名。这表明张謇对张一麐坚持议和似并不同意。有报人称：“观张季直为江苏巨绅，对于此次危象，毫无表示，又令人揣疑。”（83）实际上，在战和问题上，张謇极难决断。1923年底他私下称：“论政争则不乱不并，不并不定；论地方则一乱即难定，此所以两难也。”徐国梁被刺，让张謇预感“江浙和平终必破裂”。（84）1924年8月时更是如此，此时他深悉两方“已绝和之望”，故劝齐卢，战争要“缩短时间、缩小范围”。（85）
当时京津报纸及坊间盛传张謇支持齐燮元发动战争，且为其撰写檄文、筹集军费，以此来为其子张孝若谋得江苏或浙江省长一席。（86）曾任齐燮元督军署书记官的钟士澄在回忆中指出，在发动江浙战争一事上，江苏省议长徐果人是“齐、张之间的桥梁”（87）。曾任齐燮元驻洛阳代表田仲韬亦称：“张一麐等虽有和平公约的主张，而耆绅名流张謇，则主战最力。当我在昆山的时候，即闻张謇正送齐30万元，以为慰劳军队的费用。”（88）
张謇之所以支持直系，源于他此时反奉、反段的政治立场（89），亦源于齐燮元在张謇的实业上关照支持极大。大生纱厂自1921年便开始亏空，为此张謇不得不到处筹款。此事齐燮元、韩国钧“皆非常助力”。1924年初，大生纱厂获得省政府保息年款三十万，张謇向其子直言“殊可感!”不过齐燮元、韩国钧之所以如此帮助，也源于齐燮元、韩国钧是张謇实业的股东。（90）
苏社中的黄炎培、张一麐等江苏省教育会派与张謇显然不同。即使是战争已经爆发，张一麐等仍然齐聚在沪上租界密议。（91）黄炎培后来回忆称，张一麐为促成和平，“集两省人士，奔走京杭间，垂涕阻双方出兵，尝说卢永祥，不见听，至于下跪”（92）。战争爆发后，江苏耆绅一方面发起“保卫地方之组织”，以促成“局部之安全”；一方面派黄炎培赴京，拜访旅京苏人庄蕴宽、赵椿年、于宝轩、张嘉璈，浙人王家襄等，探析政情，并仍试图“联络调停，冀达万一和平之望”，并竭力促成上海中立。（93）但于宝轩也非常坦率地指出：此次战事“非仅齐、卢双方战争”，实是“皖直、奉直两役之果”，因此“恐非苏、浙两省人士所能调解”。（94）战争让江苏地方士绅对于《江浙和平公约》的评价也趋于负面化。徐兆玮即称：“和平公约实为筹备战事之方略，仲纯（疑为仲仁，即张一麐的字）等难辞其咎，使早日爆发，糜烂尚不如此之巨也。”（95）因此《江浙和平公约》即使有效制约和延缓了战事爆发，但战前与战后的评价并不一致。
四、北京政变与苏社耆绅的“驱齐”暗潮
江浙战争不仅是江浙问题，实为直系与反直三角同盟在南方的角力。当时主持《民国日报》的江苏人叶楚伧即称，江浙战争“就是直系与非直系的战事的开端”（96）。1924年10月，江浙战局胜负已定，而第二次直奉战争正在北方激烈进行。此时曹吴所派的直系各省援苏军队纷纷入驻江苏，直系在东南地区骤然扩张。对此王清穆感叹称“彼倡四省攻浙之计者”，“而孰知其结果，乃为八省攻苏”。（97）此时上海由鄂军援苏总指挥张允明占领，他取代了此前何丰林的位置，而孙传芳占领浙江，取代了卢永祥。故齐燮元与孙传芳、张允明的三角关系和此前与卢永祥、何丰林的对峙态势无异。因此江浙战后，对于看似胜利实则元气大伤的齐燮元来说，局面依旧危机重重。
1924年10月24日，第二次直奉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时，属直系的冯玉祥突然倒戈，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总统曹锟，直系中央骤然倒台。原本在江浙战争中取得胜利的齐燮元也骤然失去派系庇护，面临着下台的险境，“这变化如此突兀，如此出人意外”（98）。钟士澄亦称：“江浙双方主角结果弄成两败俱伤，都丢掉了地盘和本钱，这真是当事人及旁观者都不及预料之事。”（99）和一年前直系驱逐黎元洪事件一样，政变再次引发了东南政局波动。战后江苏士绅对齐燮元已极为不满。王清穆就主张：“必先军民分治，将齐督他调，或令移驻徐州，专任剿匪事宜。否则省长公署，暂移徐州，勿受军人牵制。”（100）
冯玉祥政变的消息传至苏、沪后，史量才急函韩国钧称：“江浙战事才平，北京政潮突起，此举影响于我江苏前途甚大。量才意，请公发急电致任之、云抟两君，迅即北上接洽苏同乡征求意见。”（101）此中的“任之”即黄炎培，“云抟”即张一麐之弟张一鹏。10月25日当天，风闻冯玉祥政变的黄炎培在江苏财政厅长严家炽家中，与苏社诸理事亦有密议。但北京政变后，交通梗阻，讯息中断，黄炎培、张一鹏没有如史量才所计划的那样“迅即北上接洽苏同乡”。（102）与旅京同乡联络斡旋的人员主要是先前就已北上京津的张一麐与董康。
“江浙战后，苏绅即怀倒齐之志，公推董康、张一麐两人北行。明揭赈灾及解决淞沪问题之帜，暗中实以倒齐为目的。”（103）但董康、张一麐到津后，未能见到吴佩孚。冯玉祥北京政变后，“京津交通遂断”，一直到11月7日，张一麐才得以谒见段祺瑞。他向段祺瑞探询北京中央对齐燮元的处置意见，段祺瑞“已含有武力解决之意”。张一麐深知“直派之倒如山岳崩颓”，“齐之必倒，更为人人心理所同”。因此张一麐竭力所求者，在于让齐燮元能够平稳下台，避免江苏再发生战事。他遍访旅居京津的丁士源、唐在礼、屈映光等江浙要人。他们均透露称段祺瑞将让卢永祥督苏、何丰林仍旧出任淞沪护军使。这势必会引发齐燮元的反抗，故他慨叹称“吾辈所抱之小小目的而不能达”（104）。
1924年11月中下旬，张作霖、冯玉祥推举段祺瑞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不久，冯玉祥下野，北京中央进入由奉系主导，奉系、皖系与国民党“反直三角同盟”主持下的执政府时代。此时苏社诸理事希望段祺瑞能够出山组建过渡政权，主持中央，以免因中枢无主，“酿成全国混战之局”。但拥护皖系段祺瑞，必须舍弃直系齐燮元。此时卢永祥在段祺瑞、张作霖的支持下将率军南下攻苏的传闻甚嚣尘上。（105）11月4日，张一麐与董康联电请求执政府罢免齐燮元。然而张謇与苏社其他理事又不一致，他并未要求齐燮元下野，而是请齐燮元专注赈灾、善后事宜，以守“保境安民”之职责。（106）这实际上仍是承认齐燮元的督军地位，故《民国日报》有文指责张謇是在袒护齐燮元。（107）
直系倒台后，流亡到湖北的吴佩孚仍然希图联络长江直系势力讨伐冯玉祥。11月14日，吴佩孚乘军舰至南京下关与齐燮元秘密会晤，商议对策。（108）在吴佩孚的授意下，17日由齐燮元领衔，联同孙传芳、萧耀南、马联甲、蔡成勋、周荫人、杜锡珪等直系将领发布“篠电”，宣布将在长江流域组织“护宪军政府”，以与北京中央相对抗。（109）齐燮元“拥吴讨冯”与北京中央相抗，势必激起奉军南下，江苏恐再遭战祸，故苏社人士极为不安，韩国钧立即召集官绅商议对付办法，他们一致主张应促使齐燮元下野。11月19日，促齐下野的电文由苏州耆绅汪凤瀛领衔，王清穆、唐文治、赵宽、宗舜年、钱崇固、潘承曜、费树蔚联合署名。（110）王清穆还建议费树蔚应另电段祺瑞，并与旅京同乡接洽，从中央方面施加压力使齐下野。（111）此时旅京苏人庄蕴宽、凌文渊、丁锦、杨天骥等人组织“旅京苏人善后同志会”，旨在“协力驱齐”。（112）韩国钧亦以省长身份发表“皓电”，以“在苏言苏”立论，劝吴、齐避免再度祸苏。韩国钧此电发出后，亦得到张謇响应。（113）故11月21日，沈恩孚致信韩国钧称：“自武昌筱〔篠〕电发现后，此间即发一皓电补救。公处通电，各方甚为满意，今日量才、任之已赴宁，一切当面达也。”（114）从中可见苏社诸耆绅在此问题上的同人意识。
面对江苏耆绅的强烈反对，齐燮元亦迅速改变态度，不再支持“护宪军政府”提议，但这与苏社诸理事希望齐下野的目标仍有差距。随后在11月下旬到12月初的十余天内，苏社诸理事齐聚南京，反复磋商齐燮元下野问题。11月21日、22日黄炎培偕同史量才、马士杰、韩国钧与齐燮元两次晤谈。（115）此时，张謇与韩国钧、黄炎培、史量才等人在促齐下野的问题上达成一致。他派亲信金左临持信劝退齐燮元。（116）从这几日黄炎培极为简略的日记中可管窥出，“促齐下野”应是苏社诸理事此时极为紧迫的头等大事。黄炎培在11月25日日记中有“复招往谈下野问题，有不如约者，非父母所生等语”，这一凌厉肃杀之语可见当时情形之紧迫。26日黄炎培又记载称：“晚七时，偕隽卿（马士杰）、量才见抚万（齐燮元），夜二时出。复招往，四时出。所商终不就。”一夜之间齐燮元与黄炎培、马士杰、史量才两次晤谈，却未达成一致，亦可见齐燮元在下野问题上之犹疑反复。为使齐燮元从速卸职，袁希涛、陈陶遗、黄守孚等淞沪士绅还通电段祺瑞，要求“将齐燮元褫夺官勋，依法惩治”（117）。最终，27日齐燮元表示“愿自辞”（118）。
齐燮元下野已成定局后，谁来继任苏督，各方有着不同打算。齐燮元打算将其交与自己的部下陈调元；苏社集团诸人则主张“贯彻废督计划”，“以省长兼任办理军务善后事宜，留江苏事给江苏人收拾”。（119）而北京执政府主张由卢永祥率张宗昌、吴光新部南下赴宁，出任苏督，如此既可为卢永祥雪耻，又可用卢永祥来制衡东南。但卢永祥南下势必会激化与齐燮元及其部属的矛盾，苏社诸理事亦不愿卢永祥挟奉系南来。江苏省教育会公电指责卢永祥宣抚江苏，有“循环报复之嫌”，要求“以江苏还我苏人”。（120）为阻止卢永祥南下，大致在11月底，韩国钧派出曾长期旅居京津的苏社耆绅邓邦述入京探听中央处理江苏问题的方针。邓邦述称，中央让韩国钧兼任善后督办，以陈调元为副，“已有成议”。（121）
1924年12月1日，北京执政府下令免去齐燮元督军一职，由韩国钧兼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陈调元帮办军务，卢永祥任苏皖宣抚使。此令颁布后，南京城内人心惶惶，谣诼繁盛，苏沪绅商“既惧齐氏抗命，又虑奉军南下”。故有关齐燮元与奉军动向的两种传言汇流为一，充盈在苏沪地区。（122）此时齐燮元虽已决定辞职交卸，但仍“留南京以观事变”（123）。不久齐燮元接到北京密探称“京局有变”，“不宜放弃地盘”，遂反悔。（124）“京局有变”尚未得知具体何指，据说当时李景林、齐燮元、孙传芳三方有联络对抗中央的计划。齐燮元本于12月14日在督军署邀请政、商、军、学界开茶话会，声明去职。但当12月20日卢永祥在天津宣布就任苏皖宣抚使后，遂决定不去，并开始积极备战。此时徐鼎康与张一麐、袁希涛联袂北上，试图阻止卢永祥南下。（125）齐燮元的反复让沪宁之间谣言遍布，“搬家者比战时尤多”（126）。
为敦促齐燮元尽快回心转意，韩国钧、严家炽、史量才、马士杰、黄炎培等试图派人向齐燮元“详说外间状况各种利害”，“否则，夜长梦多，变幻益不可思议”。（127）为此，韩国钧派与齐燮元颇有交谊的刘之洁赴沪与“商和平解决之法”。齐燮元仍坚持拒绝卢永祥来苏，否则抵抗到底。（128）但此时，北京执政府与江苏耆绅笼络、分化齐燮元部将王普、白宝山、陈调元、宫邦铎等人，齐燮元的希望遂成泡影。（129）1924年12月27日，齐燮元终于决定离宁赴沪。至此，江苏长达四年的齐燮元时代结束。得此结果，沈恩孚、黄炎培在当日致韩国钧信中称“此问题扰之数月，终算告一段落”，沈、黄还当即分告马士杰、史量才、陈陶遗、张君劢诸君，将这一消息分享给苏社同人。当日，张一麐、冷遹、庞殿才亦与沈恩孚、黄炎培在上海相聚庆祝。（130）
结 语
晚清以来的江浙政局，受江浙耆绅的影响甚大。1900年东南互保就是张謇等江浙士绅斡旋而成。这一地方利益优先的成功范例使江浙耆绅形成了一种历史惯性，深刻影响了江浙耆绅解决国是的路径选择。辛亥以后的十余年间，他们时常以东南互保作为解决政争的典范，江浙和平仅是其中一例。1924年江浙战争，是“皖直、奉直两役之果”，并非仅是两省督军的利益之战。正因如此，江浙耆绅试图仿照东南互保促成江浙和平，但仍难以免于战争。江浙战争前，无论是齐燮元还是卢永祥，他们的声誉并不差，且颇受地方士绅倚重。但江浙战争后，齐燮元成为战争的始作俑者和罪魁祸首。江苏士绅驱齐下野，军绅关系破裂。1925年有报人即称“齐燮元是现在大众可打的落水狗了，虽然当初是张謇、黄炎培、郭秉文他们的大帅”（131）。此一言道破了战前战后齐燮元与苏社耆绅的军绅关系。齐、卢前后毁誉不一主要是源于军绅两方的利益背离。
江浙战争展现出军阀“保境”与士绅“安民”之间的张力。江浙耆绅向军阀提出“保境安民”的要求，为军阀所认可。他们亦认为“疆吏之职，首在安民，欲安民必保境”（132）。但1920年代中期，军阀深受全国政局、中央派系牵连，一旦发生战端，他们往往为求“保境”而难以“安民”。“保境”逐渐成为军阀因派系利益而发动战争的遁词。（133）这违背了地方士绅的“安民”意愿，江浙耆绅会立即与之切割关系，寻求新的“保境安民”人选。江浙战争“为洪杨以来所仅见”，“较洪杨之乱殆又过之”。（134）战争发生在国民革命“打倒军阀”的口号声中，它带来的破坏性因应了这一革命口号，极大地动摇了军阀存在的合法性。失去存在合法性基础的军阀也成为人人得而诛之的对象。
江浙战争展现出苏社集团的组织网络与动员力量。自清末以来，苏社集团中的士绅群体就倡导“以地方政权掩护绅权，以绅权孕育民权”（135）。因此他们并不在意“保境安民之人是谁”，而是在意“谁能保境安民”。一位《中国青年》的作者颇为辛辣地称：“他们昨天捧了齐抚帅的场子，今天又在孙馨帅面前讨好，不关你是萧耀南，唐继尧，都可以和他亲昵，只要军阀们开销点来办吃饭教育。”（136）尤有进者，他们更深的理念是建立一个“省人治省”下的士绅政权。他们宣称“任何方面，绝对无可依赖，惟内饬吏治，外避党争，差可自卫而卫国”，即将这一意图明白体现出来。因此，较为彻底地改变这一局面的，是国民革命的兴起与北伐的展开。
（原载《民国档案》2023年第3期）
注释：
（1）张君劢:《省宪运动之目标》，《东方杂志》第12卷第3期，1923年2月10日。
（2）孟森:《组织省自治法会议之经费》，孙家红编:《孟森政论文集刊》（下），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908页。
（3）参见章开沅、田彤:《东南精英与辛亥前后的政局》，《史林》2005年第4期;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74页;陈以爱:《动员的力量:上海学潮的起源》，（台北）开源书局2021年版，第246—247页。
（4）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9、23页。
（5）参见靳帅:《苏社集团的分裂:张謇父子、江苏省教育会与1921年省议长之争》，《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1年第12期。
（6）《全浙公会对苏浙裁兵之主张》，《申报》，1922年7月4日，第14版。
（7）杨天宏:《地方意识兴起与中国政治的区域化——北伐前夕中央与地方政治关系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10期。
（8）既有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军事史视角，一类是社会史视角。前者主要有陈长河、殷华：《从档案看1924年江浙战争》，《历史档案》1995年第2期；冯筱才：《江浙战争与民初国内政局之转化》，《浙江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应俊豪：《海军武吓、上海中立化与合作政策：江浙战争期间列强对华举措分析》，（台北）《政治大学学报》第36期，2011年11月；ArthurWaldron.FromWartoNation-alism：China'sTurningPoint，1924—1925.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5.pp73—91.弓楷：《江浙战争前夕和平运动开展的原因探究》，《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8期。后者主要有冯筱才：《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142—201页；彭南生、何亚丽：《江浙战争前后的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兼论近代民间商人组织的自我建构》，《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12期；梁旻：《人道的力量：中国红十字会救援江浙战争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武小力：《江浙战争期间的社会救助》，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
（9）徐兆玮著，李向东等标点：《徐兆玮日记》第4卷，1924年6月15日、30日，黄山书社2013年版，第2494、2498页。
（10）参见赵埜均：《地方精英与中央政局的另类互动——以1923年国会移沪事件为中心》，《学术研究》2020年第3期。
（11）《齐燮元致韩国钧函》（1923年7月10日），江苏省档案馆编：《韩国钧朋僚函札史料选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9页。
（12）《杨宇霆关于奉粤皖结合反直诸形势致孙中山函》（1923年8月8日），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6—1928）》第4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820页。
（13）《主张江浙联保两复电》，《民国日报》（上海），1923年6月29日，第3张第10版。
（14）《东南联防问题近讯》，《时事新报》，1920年7月23日，第3张第1版。
（15）《战云弥漫间之总商会》，《时事新报》，1922年4月19日，第3张第1版；《苏议会宣布苏省自保电》，《申报》，1922年4月22日，第10版。
（16）《民国十二年之东南》，《申报·国庆纪念增刊》，1923年10月10日，第10版。相关研究参见湛晓白、景凡芮：《清末民国时期有关“东南互保”的历史记忆与现实政治》，《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
（17）《卢永祥与沈钧儒之谈话》，《新闻报》，1923年7月28日，第2张第2版。
（18）王清穆研究会编注：《农隐庐日记》（6），东洋文库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编：《近代中国研究汇报》第39号，[日]东洋文库2014年版，第57页。
（19）《江浙人士之和平运动》，《申报》，1923年8月7日，第13版。
（20）《江浙和平公约告成》，《新闻报》，1923年8月20日，第3张第1版。
（21）《苏浙和平协会之筹备会议》，《新闻报》，1923年8月10日，第3张第1版。
（22）《张仲仁复姚公鹤函》，《时报》，1923年10月26日，第3张第5版。
（23）《章太炎复黄百新书》，《中华新报》，1923年9月18日，第1张第3版。
（24）《张书元关于利用江浙和平公约以治卢等情致陆锦等函》（1923年8月2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40—141页。
（25）《卢永祥复旅京浙同乡电》，《新闻报》，1923年8月22日，第3张第1版。
（26）《军务善后处之宴会》，《新闻报》，1923年8月22日，第2张第3版。
（27）《张一麐致韩国钧函》（1923年8月24日），江苏省档案馆编：《韩国钧朋僚函札史料选编》，第339页。
（28）《浙卢代表之江浙和平公约谈》，《申报》，1923年8月26日，第13版。
（29）《张一麐致韩国钧函》（1923年8月27日），江苏省档案馆编：《韩国钧朋僚函札史料选编》，第339页。
（30）《黎黄陂态度之突变》，《新闻报》，1923年8月23日，第5版。
（31）《黎黄陂来沪后消息汇纪》，《申报》，1923年9月13日，第13版。
（32）《苏社理事会纪事》《县商会电请江浙当局守公约》，《申报》，1923年9月16日，第13版。
（33）《张一麐致韩国钧函》（1923年9月17日），江苏省档案馆编：《韩国钧朋僚函札史料选编》，第340页。
（34）参见郑宏泰、黄绍伦：《香港大老——何东》，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7年版。
（35）《何东爵士之和平运动》，《申报》，1923年9月15日，第13版。
（36）蔡和森：《大元帅赞助何东爵士吗》（1923年9月8日），《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60—361页。
（37）《何东爵士和平运动之外论》，《申报》，1923年9月18日，第13版。
（38）蔡和森：《何东的狐狸尾巴现出来了》（1923年11月16日），《蔡和森文集》，第405页。
（39）《黎黄陂抵沪后之面面观》，《申报》，1923年9月14日，第13版。
（40）《复齐燮元函》（1923年9月19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3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03页。
（41）君素：《时评三：苏浙和平》，《民国日报》（上海），1923年8月17日，第3张第11版。
（42）青：《苏浙和平公约成立以后》，《时报》，1923年8月20日，第3张第6版。
（43）《扩充苏浙和平范围之主张》，《新闻报》，1923年8月29日，第3张第1版。
（44）共和书局编辑所编辑：《江浙大战记》，共和书局1924年版，第2章第3—5页。
（45）《全浙公会之紧急会议》，《新闻报》，1923年10月30日，第3张第1版。
（46）《靳云鹏关于如何解决浙粤奉问题的意见致陆锦呈》（1923年11月2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145页。
（47）《京畿卫戍总司令部查扣关于直系以浙攻浙之计划新闻稿》（1923年11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143页。
（48）《致中央政府暨江浙当道电》（1923年10月），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3卷，第1215—1216页。
（49）《复张一麐函》（1923年10月10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3卷，第1211页。
（50）参见陈白冰：《暗杀徐国梁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8—199页。
（51）共和书局编辑所编辑：《江浙大战记》，第1章第2—3页。
（52）《总商会电请委陆荣篯署厅长》，《申报》，1923年11月14日，第13版。
（53）《张一麐致韩国钧函》（1923年12月5日），江苏省档案馆编：《韩国钧朋僚函札史料选编》，第340—341页。
（54）《淞沪警察厅长问题之昨讯》，《新闻报》，1923年12月23日，第4张第1版。此事韩国钧与何丰林均有违背律令之举。参见《致韩国钧函》（1923年12月1日）、《致何丰林函》（1923年12月7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3卷，第1564—1565页。
（55）中国社会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黄炎培日记》第2卷，1924年1月9日，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91页。
（56）《黄以霖、史量才、沈恩孚、黄炎培、张嘉森、陈陶遗致韩国钧函》（1924年1月13日），江苏省档案馆编：《韩国钧朋僚函札史料选编》，第657—658页。
（57）《总统府军事处关于孙传芳主张对付浙督卢永祥采取调离或武力办法致吴佩孚等密电》（1923年12月17—2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146—147页。
（58）《靳云鹏关于如何解决浙粤奉问题的意见致陆锦呈》（1923年11月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145页。
（59）《总统府军事处关于曹锟吴佩孚对浙省改变方针致齐燮元等密电》（1923年11月2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144页。
（60）《马凤池致韩国钧函》（1923年9月28日），江苏省档案馆编：《韩国钧朋僚函札史料选编》，第54页。
（61）《阎祖培转达齐燮元力主趁浙奉粤联合未固时解决浙省问题缘由致曹锟密呈》（1924年2月2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154页。
（62）《祁景颐致韩国钧函》（1924年2月26日），江苏省档案馆编：《韩国钧朋僚函札史料选编》，第220—221页。
（63）《奉直江浙可望相安》，《申报》，1924年3月13日，第7版。
（64）《靳云鹏关于如何解决浙粤奉问题的意见致陆锦呈》（1923年11月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145页。
（65）洪卜仁：《臧致平盘踞厦门始末》，厦门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厦门文史资料》第13辑，1988年版，第1—12页。亦参见郭从杰、郝天豪：《1924年江浙战争中的臧致平》，《宜宾学院学报》2011年第8期。
（66）《浙卢复张謇电》，《申报》，1924年8月29日，第10版。
（67）《江浙失和事》（1924年8月27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藏，档案号：03-11-019-01-001。
（68）《钱桐电阎锡山传江浙即将爆发战事天津军火南下甚多》（1924年8月19日），叶惠芬编：《阎锡山档案·要电存录》第7册，（台北）“国史馆”2003年版，第13—14页。
（69）《黄琨揭露江浙战争前夕内幕情况及请向政府消弭制止致王怀庆函》（1924年8月2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157页。
（70）《两湖巡阅使萧耀南关于卢永祥联络各方及备战等情致军事处密电》（1924年8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156页。
（71）《吴佩孚关于调遣豫鲁鄂等省军队援苏与陆锦等往来密电》（1924年8月27日—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161页。
（72）《步军统领衙门密探刘汉超关于皖系为维持浙卢地盘在沪编练新军应付江浙战争呈文》（1924年9月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167页。
（73）[美]齐锡生著，杨云若、萧炎中译：《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4页。
（74）《祁景颐致韩国钧函》（1924年7月27日），江苏省档案馆编：《韩国钧朋僚函札史料选编》，第222页。
（75）《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8月28日，第6版。
（76）《江浙风云之昨讯种种》，《申报》，1924年8月31日，第13版。
（7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黄炎培日记》第2卷，1924年8月24日，第209页。
（78）《江浙时局问题之昨讯》，《申报》，1924年8月25日，第13版。
（79）《江浙风云之昨讯种种》，《申报》，1924年8月31日，第13版。
（80）韩国钧特意嘱咐孙发绪（江苏督军顾问），提醒唐绍仪两点，一是应该派人向卢永祥建言，使其通盘考虑，“使其明了此篇文章所让者小，所全者大”；二是齐燮元一方应避免与浙江军政界人士接触，因浙江军政界人士并不愿划界息争。参见《韩国钧致孙发绪（莼斋）函》（1924年8月27日），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藏唐绍仪中文档案》（26），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2975—12980页。
（81）共和书局编辑所编辑：《江浙大战记》，第2章第18页。
（82）《钱桐电阎锡山卢永祥到沪督战江苏援兵亦已齐集》（1924年9月20日），叶惠芬编：《阎锡山档案·要电存录》第7册，第21页。
（83）左齐：《江浙形势紧张之宁讯》，《益世报》（天津），1924年8月27日，第3版。
（84）《致孝若》（1923年11月）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3卷，第1564—1565页。
（85）《为江浙和平通电》（1924年8月25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3卷，第1302页。实际上1920年代以来的历次江浙冲突中，张謇皆持此种主张。1920年直皖战争之际，江浙关系紧张，张謇即致电李纯、卢永祥等，请其缩小范围。“因此事关系甚大”，当时张謇连夜令张孝若将函电分送《时报》《申报》《时事新报》《新闻报》《民国日报》《中华新报》《新申报》等八报馆，“从速发表，以冀弥乱，以冀缩小战争范围”。参见《张孝若致吴寄尘、沈燕谋函》（1920年7月13、14日），南通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401-111-0153-001。
（86）《江苏公团请严惩张謇》，《申报》，1924年12月25日，第3张第5版。
（87）钟士澄：《齐卢战争的幕后活动》，吴汉民主编：《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1辑·政治军事》，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页。
（88）田仲韬：《齐卢战争前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下），第188—189页。
（89）1924年11月章太炎在致唐绍仪函中即称，“此次吴孙举事，季直赞助亦力，大致与吾辈同符合”。参见《章炳麟致唐绍仪函》（1924年11月9日），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藏唐绍仪中文档案》（27），第13073—13075页。
（90）参见《致王克敏函》（1923年12月7日）、《致齐燮元韩国钧函》（1924年1月4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3卷，第1232、1256页。
（91）《黄以霖致韩国钧函》（1924年9月22日），江苏省档案馆编：《韩国钧朋僚函札史料选编》，第654—655页。
（92）黄炎培：《张仲仁先生传》，《人文》复刊第1卷第3期，1947年10月31日。
（93）《黄炎培致韩国钧函》（1924年9月15、25日），江苏省档案馆编：《韩国钧朋僚函札史料选编》，第663—664页。
（94）《于宝轩致韩国钧函》（1924年9月14日），江苏省档案馆编：《韩国钧朋僚函札史料选编》，第25页。
（95）徐兆玮著，李向东等标点：《徐兆玮日记》第4卷，1924年10月5日，第2620页。
（96）楚伧：《这不是江浙的事》，《民国日报》（上海），1924年8月22日，第1张第3版。
（97）王清穆研究会编注：《农隐庐日记》（7），东洋文库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编：《近代中国研究汇报》第40号，第119页。
（98）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上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19页。
（99）钟士澄：《齐卢战争的幕后活动》，吴汉民主编：《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1辑·政治军事》，第153页。
（100）王清穆研究会编注：《农隐庐日记》（7），东洋文库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编：《近代中国研究汇报》第40号，第121页。
（101）《史量才致韩国钧函》（1924年10月25日），江苏省档案馆编：《韩国钧朋僚函札史料选编》，第160—161页。
（102）《丁荫致韩国钧函》（1924年9月15日），江苏省档案馆编：《韩国钧朋僚函札史料选编》，第160—161页。
（103）《免职令下后之齐燮元》，《民国日报》（上海），1924年12月13日，第3张第10版。
（104）《张一鹏致韩国钧函》（1924年11月），江苏省档案馆编：《韩国钧朋僚函札史料选编》，第334—335页。
（105）《黄炎培致韩国钧函》（1924年12月3日），江苏省档案馆编：《韩国钧朋僚函札史料选编》，第666页。
（106）《致齐燮元电》（1924年11月6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3卷，第1319页。
（107）《张謇仍代齐燮元讲话》，《民国日报》（上海），1924年11月8日，第1张第3版。
（108）林盼、胡欣轩、王卫东整理：《蒋维乔日记》（3），1924年11月19日，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562页。
（109）《公电》，《申报》，1924年11月19日，第3版。
（110）《地方通信·苏州》，《申报》，1924年11月17日，第6版。
（111）王清穆研究会编注：《农隐庐日记》（7），东洋文库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编：《近代中国研究汇报》第40号，第127页。
（112）《齐燮元出走说尚不确》，《京报》，1924年12月1日，第2版。
（113）《段吴兼顾之齐燮元》，《晨报》，1924年11月22日，第6版。
（114）《沈恩孚致韩国钧函》（1924年11月21日），江苏省档案馆编：《韩国钧朋僚函札史料选编》，第329页。
（11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黄炎培日记》第2卷，1924年11月21、22日，第218页。
（116）庄安正：《张謇年谱长编·民国篇》，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33页。
（117）《齐燮元不容于苏人》，《民国日报》（上海），1924年12月9日，第3张第10版。
（118）《电讯：齐燮元自知不能在苏立足》，《民国日报》（上海），1924年11月28日，第1张第1版。
（119）《齐燮元自愿下野欤》，《顺天时报》，1924年12月2日，第2版。
（120）《江苏省教育会对免齐任卢之表示》，《民国日报》（上海），1924年12月13日，第3张第10版。
（121）《邓邦述致韩国钧函》（1924年12月9日），江苏省档案馆编：《韩国钧朋僚函札史料选编》，第140页。
（122）《南京短简》，《新闻报》，1924年12月13日，第2张第3版。
（123）丁文江：《民国军事近纪》，欧阳哲生主编：《丁文江文集》第4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77页。
（124）《齐燮元逗留南京》，《时报》，1924年12月19日，第2张第2版。
（125）林盼、胡欣轩、王卫东整理：《蒋维乔日记》（3），1924年12月14日、18日、20日，第1567、1568页。
（126）《关于齐燮元去留之所闻》，《新闻报》，1924年12月12日，第3张第1版。
（127）《严家炽致韩国钧函》（1924年12月25日），江苏省档案馆编：《韩国钧朋僚函札史料选编》，第241页。
（128）《刘之洁致韩国钧函》（1924年12月21日），江苏省档案馆编：《韩国钧朋僚函札史料选编》，第180—181页。
（129）李鹏图：《我所知道的齐燮元》，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下），第614—615页。
（130）《沈恩孚、黄炎培致韩国钧函》（1924年12月27日），江苏省档案馆编：《韩国钧朋僚函札史料选编》，第330页。
（131）喜旺木：《齐燮元与“新青年”》，《京报》副刊，1925年2月15日，第8版。
（132）翼：《江浙而外》，《时报》，1922年4月22日，第3张第6版。
（133）《“保境安民”》，《民国日报》（上海），1924年11月7日，第1张第3版。
（134）徐兆玮著，李向东等标点：《徐兆玮日记》第4卷，1924年10月5日，第2620页。
（135）黄炎培：《沈信卿先生传》，《国讯》第369期，1944年6月1日。
（136）友三：《江苏反动教育家——学阀》，《中国青年》第131、132期合刊，1926年8月23日。
（原载《民国档案》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