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流传下去的，可能就是一本《张謇传》”

——章开沅先生的“南通张謇”情

蒋建民

编者按：今年5月28日是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南通人民的亲密朋友章开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日。我们今天特别推出南通市社科联前秘书长蒋建民先生撰写的《“能够流传下去的，可能就是一本<张謇传>”——章开沅先生的“南通张謇”情》一文，以寄托我们对这位南通人民的好朋友、张謇研究的开拓者的哀思。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章开沅先生十次到访他的第二故乡——南通，为张謇研究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作为生活在张謇故乡的张謇研究者一定要铭记先生最后的谆谆教诲——“用张謇精神研究张謇，以严谨的研究发扬张謇精神”，把张謇研究提升到更高境界，使张謇研究在通海学脉世代绵延。这，或许是我们对章开沅先生最好的纪念。

章开沅（1926.7.8—2021.5.28）

今年5月28日是章开沅先生去世两周年，总该写点什么。去年我曾撰文缅怀过先生的思想品格和学术贡献。今年，想专门写一写章开沅与南通张謇的学术情缘。

从何写起呢？想起先生讲过的一段话：“我这一辈子写了这么多东西，出了这么多书，我自己客观认为，能够流传下去的，可能就是一本《张謇传》。”（《章开沅文集》第9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61页）先生是十分的谦虚，“能够流传下去的”何止一本《张謇传》？应该还有《辛亥革命史》，还有《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还有《传播与植根——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论集》等等。先生于多个学术领域卓有建树，多为开创者或引领人。一部《章开沅文集》，皇皇11卷、460万字，早已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泰山北斗之地位。然而，先生对《张謇传》却如此偏爱，足见他对南通张謇情有多深！写到这里，或许有人要问，会不会是先生一时兴起随意说说的？非也。此话乃正规场合所讲，地点且不在南通，听众也不是南通人，而是2009年在湖北武汉华中师大的一次学生报告会上讲的。

类似的话，先生之前也讲过。如1994年在武昌起义纪念馆欢迎会上说，“我的名誉职务很多，但是我自己内心愿意承认、愿意接受的，或是自己填报一些履历，我就报两个：一个是武昌起义纪念馆名誉馆长，还有一个是江苏省南通张謇研究中心顾问。这不是我好名，而是我觉得这两个名誉职务和我一生的学术生涯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就等于一个象征，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从事辛亥革命研究，有一点虚名，反正几十年的主要经历在这里。另外就是对张謇的研究。对张謇的研究，对南通地区的研究，对南通地区在海外知名度的扩展方面，或多或少起了点作用。但对武昌起义纪念馆来讲，只能说感情很深，贡献很少。”（《章开沅文集》第9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0页）章开沅先生在湖北多次多个场合宣传南通宣传张謇，内心深处的那份南通张謇情缘可见一斑。

回到《张謇传》。这应该是章开沅一生花费心血最多也是耗时最长的著作，时间跨度长达38年！该书的写作出版可分为两个时期。1.《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以下简称《稿》，中华书局，1986年），从1962年开始写作到出版，经历了24年。2.《张謇传》（以下简称《传》，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距离《稿》已有14年。不仅时间长得不可思议，而且遭遇也极为坎坷。

《稿》于1962年开始写作，到1964年已完成40万字的书稿，并按约定交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书稿的写作很顺利，但接下来的出版，却费尽周折。受当时“左”倾环境的影响，出版社先是要求文字压缩一半并对张謇的评价作“降调”处理。修改稿寄出后，出版社再次要求缩短文字，并提出“不宜肯定过多”等诸多让作者难以接受的意见。“正在不知如何办才好的时候”，作者因发表在光明日报评李秀成的文章而受到批判，书稿出版事宜只好搁浅。接下来又是“文革”，章开沅被列为全校批斗重点对象，罪名之一就是“为资本家翻案”，其张謇研究也被迫中断了10多年。直到1986年，书稿才由中华书局出版，此时距写作已过去24年。这是《稿》；《传》的出版，也是好事多磨。

1986年《稿》得以出版，虽然作者自谦“尚不成熟”，“当时就有一个心愿，希望能够加以修订充实，以期有所改进”。但由于该书在张謇研究领域的学术建树前所未有，对学界来讲，无疑是久旱逢甘露。10多年来，该书一直是广大张謇研究者的主要参考文献。1999年春，张謇之孙、全国工商联常务副主席张绪武专程赴汉拜访章开沅，希望对原书修改重版。这也正好合了先生“希望能够加以修订充实，以期有所改进”的心愿。2000年新年伊始，章开沅先生按惯例到广州女儿家探亲并修改书稿，谁知刚出火车站就被盗贼偷走存放书稿的行礼箱，3个月的劳动成果顷刻间化为乌有！这对74岁的老人来讲可谓打击不小，不啻是夺走了他3个月的生命！幸好广州的冬天很温暖，加上舒适的环境和家人的悉心照料，让先生重新调整好心情，逐渐将稿子补了回来。2000年7月完稿，定名《张謇传》，赶在第二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前夕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

《传》对《稿》的修改，幅度较大。按照先生的说法，主要有四点：一是对传主早期生涯的陈述有所补充。二是对张謇在庆军幕府的生活增添了笔墨。三是对传主科举生涯的论述有所加强。四是对张謇的精神世界作进一步发掘。这第四点尤为重要。先生在《传》的前言中写道，“我研究张謇虽然动手较早，但过去主要是侧重于研究张謇其事……，这次修改虽然时间仍较仓猝，但我决心加强描绘与剖析张謇其人，特别是他的心理活动与精神世界。”由“侧重于研究张謇其事”到“加强描绘与剖析张謇其人”，这表明，随着对张謇研究的不断深入，章开沅对张謇的认识也在不断的升华。另外，《传》新补了不少资料，文字也比《稿》增加了60%。   

一本书，有那么多“故事”，足够传奇的了；一个作者，经历那么多磨难，足够坎坷的了。写到这里，我们大概能够领悟章开沅所说的那段话了：“我这一辈子写了这么多东西，出来这么多书，我自己客观认为，能够流传下去的，可能就是一本《张謇传》。”

在研究张謇的漫长的岁月中，章开沅先生与南通人民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正如他的助手刘莉所说，“在数十年的研究生涯中，章开沅多次受到南通人民的热情接待和无私帮助，与南通建立了深厚感情。他常常无不自豪地说‘南通也是我的第二故乡’。南通地方政府与学界人士也极为推重章开沅，每遇有关张謇重大学术活动，必定事先征求意见并遂让他作主题发言。”（刘莉《章开沅传》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9-80页）

章开沅先生曾先后10次到访他的第二故乡——南通。第一次：1962年九十月间，36岁的章开沅为研究张謇第一次踏上了南通的土地。国庆期间受到主人的盛情款待，这位“刚刚在史学的海洋上启航的年轻舟子”竟然兴奋的喝醉了。但他很开心：“我一直认为，是南通人的纯真热情使我醉倒，我的张謇研究在如此温馨的氛围中开始，这是我一生的幸福。”（《张謇传》后记）第二次：1982年10月，应邀来通参加江苏省近现代经济史学术研讨会。第三次：1985年8月参加张謇铜像揭幕。第四次：1985年秋，为修改定稿《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来南通住了半个月。主人细心周到地将章开沅先生安排在临近啬园的一处僻静的招待所。先生回忆说，“客厅周边摆满盛开的菊花，推开后窗可见大片大片的菜地、农舍，稍远林木葱茏处便是张謇永远安息于斯的啬公园。几乎到处可以感觉到张謇的存在，我在修订书稿时不断与传记的主人公心灵对话，这可以说自己一生中最佳写作状态。”（同上）第五次：1999年11月为召开第三次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来通查阅资料。第六次：2002年11月来通参加金沧江学术研讨会。第七次：2005年5月，参加南通“中日近代企业家的人文关怀与社会贡献——张謇与涩泽荣一比较研究”国际会议。第八次：2006年11月来通参加第四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作《展望21世纪的张謇研究》主题演讲。第九次：2009年4月赴南通海门参加第五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作《以张謇精神研究张謇》主题演讲。第十次：2013年7月，出席南通市纪念张謇诞辰160周年座谈会暨新版《张謇全集》首发式并讲话，时年87岁。

章开沅先生视南通为他的第二故乡，南通人民自然也不会忘记他，不时地有人去湖北武汉拜见他。2006年五一黄金周，丁大卫市长利用在北京中央党校学习班的假期，专程去武汉看望了章开沅先生；2016年恰逢章开沅90周岁，生日当天，南通张謇研究中心致电先生表示慰问，之后，张小平会长一行4人又专程去武汉拜访他们德高望重的老顾问。

“有时候我会想：章开沅先生他不是南通人，与南通也没有任何‘瓜葛’，为什么会对张謇研究这般感兴趣？是什么吸引了他？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张謇的人生经历吸引了他。其次，是张謇的事业成就吸引了他。第三，是张謇的人格魅力吸引了他”。这是我16年前第一篇写先生的文章《为张謇研究开创新纪元——章开沅和他的张謇研究》中的一段话。现在看来(我对先生的学习与认识也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章开沅为什么会对张謇研究感兴趣的3个理由尚不够充分，还应该增加两个。一是作者自身的家世背景。章开沅在《我的史学之路》中回忆说，“到甲午战争后，曾祖在芜湖创办益新面粉公司，这是中国最早的机器面粉工厂之一。此后又在安徽当涂开采铁矿，从此在安徽芜湖安家，我就是在芜湖出生的。到我出生之时，家道已经中落，但这种家世背景成为诱发我对张謇研究产生兴趣的原因之一，也让我对绅商及资产阶级的研究有更贴近于实际的理解。”（《章开沅文集》第8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91页）有关“家世背景”的话，章开沅先生在《我的家庭历史》（《章开沅文集》第8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和《国际知名史学家创阳光世界》（索峰光采访录，《章开沅学术与人生》，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中也都讲过。二是张謇家乡的纯真热情。章开沅在回忆第一次来南通时的场景说，“南通人的纯真热情使我醉倒，我的张謇研究在如此温馨的氛围中开始，这是我一生的幸福。”回忆1985年来南通修改《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受到主人的精心安排时又感慨道，“几乎到处可以感觉到张謇的存在，我在修订书稿时不断与传记的主人公心灵对话，这可以说自己一生中最佳写作状态。”此话可信。试想，假如没有南通人民的“纯真热情”，章开沅怎会生出“我的张謇研究在如此温馨的氛围中开始，这是我一生的幸福” 的感慨？又怎会找到“自己一生中最佳写作状态”？先生对南通的感情溢于言表，多次在文章中回忆与南通张謇研究人士的亲密交往，还专门写有《忆从坡》一文（收入章开沅随笔集《寻梦无痕》，2013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深情回忆与南通文化名人、首任张謇研究中心会长曹从坡的难忘岁月。

在章开沅的心目中，“南通”与“张謇”早已融为一体。所以，先生在25年前就独创了一个名词——“南通张謇”。他在1986年出版的《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的序言中写道，“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艰难途程中，张謇是极其重要的早期开拓者之一。他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为我国实业和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张謇是南通地区哺育成长的历史人物，南通又由于张謇的辛勤劳绩而成为中外瞩目的名城。人们谈到张謇必然想到南通，谈到南通又必然想起张謇——‘南通张謇’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深刻含义而且流传海内外的历史名词。”18年以后，章开沅先生在《民营企业家的伟大先驱——纪念张謇先生诞辰150周年》一文中再论南通张謇：“张謇的志趣主要是做事，其座右铭是：‘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人生就是做事，做对国家、对社会、对老百姓有用的事，事做完了，也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即此粗完一生事，会须身伴五山灵。’座右铭浓缩成为墓门联语，张謇终于履行了自己的质朴承诺。他把自己的生命与南通融为一体，‘南通张謇’遂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块难以磨灭的丰碑。”（章开沅《论张謇》经济日报出版社，2015年7月，第268页）  

仔细阅读，便可发现两个“南通张謇”的视角有所不同。前一个，侧重于张謇的业绩（事）；后一个，侧重于张謇的精神（人）。这也是先生对张謇认识的一次升华。这和《稿》与《传》区别如出一辙。前者“侧重于研究张謇其事”，后者“加强描绘与剖析张謇其人”。

在章开沅先生65年的学术生涯中，一部《张謇传》，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而“南通张謇”，则魂牵梦绕了他大半生！先生自述道，“我有幸于1962年初访南通，从此与张謇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50年来与张氏家族成员及南通几代研究者建立了终身不愈的深挚情谊。”（《张謇全集》序言）“我每次到南通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而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的便是张謇研究这个共同的事业。”（《张謇传》自序）

由于身体原因，章开沅于2002年宣布告别张謇研究。“但又无法放下，他以‘拉拉队员’自命，勉励从事张謇研究的学者能够‘用张謇精神研究张謇，以严谨的研究发扬张謇精神’，从而‘把张謇研究提升到更高境界’。”（刘莉《章开沅传》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55页）《以张謇精神研究张謇》是章开沅2009年在第五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演讲的标题，也是先生生前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研究张謇的文章。文中指出，“张謇研究也是‘有用事业’，无论从学术与社会而言都是如此。我们只有用张謇的事业精神，殚精竭虑，精益求精，才能把张謇研究当作一番重要事业做得更好。……我早已宣布告别辛亥革命，但对张謇研究却情犹未了，因此略献野叟曝言，或可供有志者借鉴。祝愿张謇研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通海学脉，世代绵延！”（《章开沅文集》第5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54页）

章开沅先生虽然在2002年已宣布告别张謇研究，只当“拉拉队员”，却又无法放下，情犹未了。2005年在给《张謇研究》年刊写的《我的祝愿》（代发刊词）中，首次提出“用张謇的精神研究张謇，以严谨的研究发扬张謇精神”；2009年再次强调“以张謇精神研究张謇”。在“告别张謇研究”多年之后，又多次地提出“以张謇精神研究张謇”，可见这一命题是多么的重要！

我们一定要铭记先生最后的谆谆教诲——用张謇精神研究张謇，以严谨的研究发扬张謇精神，把张謇研究提升到更高境界，使张謇研究在通海学脉世代绵延。这，或许是我们对章开沅先生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