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与教育创新
○沈 淦
摘要：中国近代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对其家乡南通、江苏乃至当时中国均有颇大贡献。推根究源，创新理念是其能够作出这一贡献的关键之一。本文拟从张謇先生淡化官本位意识、推行教育新理念，百计延聘英才、提高教育质量，倡导教育改革、勉励师生创新，把握时代脉博、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对他的教育创新思想作一粗浅的剖析，以就教于方家。
关键词：张謇、教育创新、学校、改革
“万事有始者有卒，教育有始而无卒之事也；万物有新者有旧，教育有新而无旧之事也。以一人业于一校，隘言之，有始卒；以一校被于人人，广言之，无始卒。……曷言始，曷言卒？今日之旧，前日之新也；今日之新，又明日之旧也。我所为新，恶乎非人之旧？我所为旧，恶乎非人之新？”[1]
1925年，南通教育当局编纂民国建立十四年来之教育年鉴，请张謇先生为这部《南通教育年鉴》作序。上面引用的序言中的这一段，是充满了哲理、充满了创新理念的一段。张謇先生出生于1853年，病逝于1926年，也就是说，写这篇序时已是临终前一年的一位72岁的高龄长者了，在他的眼中，教育是永无止境的神圣事业，教育尤其需要创新，教育创新同样是永无止境的。人到了垂暮之年，思想仍然如此敏锐而深刻，论及他所挚爱并为之献身的教育事业时仍然充满了鲜活的朝气和蓬勃的生命力，这，怎不令人惊叹！怎不令人感动！
那么，就让我们来体验、感受一下他的教育创新精神吧。
一、淡化官本位意识，推行教育新理念
教育创新是指在教育上第一次推行新的观念和体制或方法，促使教育发生进步性结果的过程。张謇在清末科举制尚未废除前就开始创办新式学校：1902年，他创立了通州师范学校，是为全国第一所中等师范学校；1905年，他兴建了集植物园、动物园和博物馆于一体的、全国第一所博物苑，作为教学的辅助机构；1906年，他又创办了全国最早的设有本科的中等女子师范学校；1916年，更创立了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独立设置的南通狼山盲哑学校。诸多的“第一”已经充分说明：无论对于体制性的创新还是进步性的结果，他的成就都是有目共睹的，都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他是如何推行教育新理念的呢？
我们知道，几千年的专制皇权统治，使国人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妻子称丈夫为“官人”，岳家称女婿为“官人”；稍微有点名望或特长的人，即使不在官场，也被人们尊称为“官人”，如宋代有棋艺高的金四官人、书法好的李大官人等；店家对顾客则称“客官”；除夕祭祖，那些祖先的肖像画都身穿官服、头戴官帽，被称为“臣子”，女性祖先则凤冠霞帔，是受过皇封的“诰命夫人”了。而张謇于1894年考中了状元，本身是科举制中的佼佼者——倘若锐意于仕途，出将入相，当一个真正的、大大的“官人”应该不是难事。然而他立志救国救民，为实现“父实业，母教育”的理想，多次辞去官职，一心一意办实业，一心一意办教育。办实业固然是为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增强国力，但更重要的是为办教育积累必需的资金。1901年，他辞去京师文正书院院长一职，准备筹办通州师范学校。第二年，他在《通州师范学校议》中说：朝廷钦定的教育章程，在大学堂、高等学堂、中学堂中都附设师范科，学生则从秀才、贡生、监生、举人中招收，几年下来成绩优秀的，可以晋级提升，如秀才而举人，举人而进士。这是件大好事，比起参加科举考试，白首穷经而未必能够金榜题名来，其难易程度不啻天壤之别。然而如果仅仅获得晋级却不能跻身于仕途，一流人才或许不愿意上师范，不愿意做教师。如何解决呢？建议朝廷待这些学生毕业后，除了发给相应的举人、进士等“文凭”外，让他们从教几年，再根据其实绩，分别授予训导、助教、学正、教授、博士、国子监丞等官职，资历既深而教学又特别优秀的，甚至可以当国子监祭酒，成为管理教育的大臣。当然，他们虽然在名义做了官，却仍然必须从事教育。那么，终身从事教育的人，就可以“与他科进取之人，同享人间之福利矣”[2]。从表面上看，这份《议》似乎是在强化官本位意识：既然选择从教，何必再戴一顶“官人”的帽子？其实，只要略加揣摩，就可看出张謇的良苦用心：既给师范生及不久之后的为人师者争取不亚于相应官员的经济待遇，又给他们以官员的名份，以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目的不是就要将一流人才吸引到教育岗位上并鼓励他们终身从教么？或许张謇还有没说出口的隐衷：宦海风波险恶，仕途吉凶难料，你看老夫身为科举状元、堂堂国家大臣，尚且弃官从教，才志之士欲实现救国报国之理想，要改变自身之现状，何不献身于利国利民、功在千秋的教育事业呢！倘若一流人才纷纷投身于教育，势必缩小从教者与从政者的差别，客观上不也淡化了人们的官本位意识么？
1905年，通州师范学校第一届简易科学生毕业，张謇在毕业典礼上作了一场演说，其中心内容是号召大家学习武训。他先简略介绍了武训的生平：山东堂邑的一名乞丐，从小立下兴办义学的心愿。乞讨之钱积有10贯，便存入铺户，30多年后，本息积至1万余贯，便于堂邑、馆陶、高唐、临清等地设立四所义学，并广延名师以教育贫家子弟。武训自己则仍然以乞讨为生，并于乞讨时询问学中教师是否尽心教，学生是否用功学。知道某个学生不用功，他就跪在该生面前流眼泪；知道某位教师不尽心，他也跪在该教师面前流眼泪。于是无论学生教师都深受感动，从而改变了教与学的态度。张謇盛赞武训为集大仁、大智、大廉、大勇、大信等“种种美德”于一身的“天际真人”，“卓立于万物之表”，声称自己“万万不及”。最后他又表示自己欲以武训“勉之”，并号召“诸生勉之”，勉之的具体内容则是：“心目梦寐中当常悬一叫化子武训。”[3]张謇认为“教育为实业之母，师范为教育之母”，他办学的理念是“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从师范始”。作为一个大教育家来说，创办了通州师范显然是他人生最得意的一笔。然而，就在首届师范生的毕业典礼上，他竖起的光辉榜样不是什么达官贵人，不是什么富商大贾，竟是一个“鹑衣百结，栖止古庙”的叫化子！在演说中，他又委婉地批评了那些富者贵者：“山东省，畿南之大省，即以本朝论，名人不少大富极贵，小富小贵之人更不可数记。武训一至微极贱之匹夫耳，一念颛诚，遂在中国自造出极伟大、极光明之世界。”其淡化官本位意识之教育理念，已是再明显不过。其余如他在农校开学演说中细细解释“勤苦俭朴”之校训，在商校本科毕业演说中告诫学生们走上社会后须“勉循职分，保全信用，行之以谨，持之以恒”，自然能得到社会的欢迎。而他的最终目的，则是希望学生们“将来毕业后，为农者必蕲为良农，为工者必蕲为良工，为商者必蕲为良商”[4]而已。1905年，清廷迫于内外压力而不得不废除了科举制。然而，旧制度的影响仍然不可小觑。1907年，张謇在当年的师范学校开学演说中仍在抨击科举之弊：“中国人人格，大概不及各国之处，在今日尚沿科举余习，人人歆羡做官。”[5]以上种种可以清楚地看出：虽然张謇从未说过什么“官本位”，什么“意识”，而淡化官本位意识的教育新理念却早已深蕴其中。
二、百计延聘英才，提高教育质量
教育创新离不开创新型人才。为了将创新型人才应用于教育事业，张謇真可谓费尽了心血，因为他深知，欲办新式教育，那些习惯于教习四书五经的私塾先生们是根本无法承担这一重任的。怎么办？学习西方，从西方引进新型人才。然而引进西方人才，说说容易，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可就千难万难了。张謇在《通州师范学校议》中说：西洋各国挟有某一学艺之长而愿意应聘来华任教的，“不通中文，十常八九”，显然，中国方面通西文的翻译就更加缺乏了，教与学均受阻于难以逾越的语言障碍，这教学活动焉能维持？更何况远涉重洋，代价巨大，外人“富于资者知识不开，感而兴者财力不足”。从中国方面来说，“请外人之费，较之延请中人相悬殊绝”，势必大大提高教育成本。可是无论如何困难，学校总得办，教师总得请，怎么办？张謇将眼光投向了东邻日本：这个原本弱小的岛国由于学习西方与重视教育，数十年间迅速崛起；日本与中国有千余年的联系，其文字亦有借鉴汉字的成份，相比较而言，无论是教师教还是学生学，语言文字的障碍要明显小于欧美诸国。于是，张謇亲赴日本考察，并聘请了西谷虎二、木造高俊等7位日籍教师来通州师范长期任教。尔后，他又于1904年、1905年、1907年分三批选派了14名优秀毕业生赴日本宏文师范速成科和早稻田大学师范科留学深造，为通州师范学校培养了自己的第一批师资。
有些世界级的教育名人不可能受聘来南通任教，张謇就邀请其来讲学、考察。1920年4月，美国著名的大教育家、大哲学家杜威博士应邀来通。在南通教育界举行的欢迎仪式上，张謇介绍杜威时说：“近世能以哲学灌入于政治教育者，首推美国。故美国之共和制度，实足为吾人之模范。今请博士将美国政治上、教育上一切过去情形，为大家指示，公同研究。”然而，张謇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却绝不盲目仿效、生搬硬套，而是根据中国的国情、根据南通的乡情，选择合适的为我所用。所以，紧接着他又说：“凡事必求其适，譬如常人置一冠，购一履，尚唯适之求，矧在政治教育之大者乎？”最后他对学生们说：“学生入学校，以求知识为目的。如入校数年，于知识上一无所得，其个人将来之知能，何从发展？社会将来之幸福，何从创造？学校应负莫大之罪过。”[6]杜威在考察了南通教育后热情地赞扬道：“南通者，教育之源泉，吾尤望其成为世界教育之中心也。”
当然，国内的英才张謇更是不会轻易放过。如著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画家陈师曾、文学家朱东润、史学家吕思勉等均应邀前来通州师范授课讲学。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清廷于江宁召开南洋劝业会，张謇被推举为总审查长，看到近代苏绣艺术家、有“针神”之誉的吴县女子沈寿（1874——1921）所绣的《意大利皇帝像》和《意大利皇后像》，叹为精绝。后来这两幅绣像在意大利万国博览会上获“世界最高荣誉奖”。1912年，沈寿在天津开设“自立女工传习所”，张謇便选派两名女学生赴天津向沈寿学习。1914年，张謇在南通亦创办女工传习所，并聘请沈寿来通担任所长兼教习。1917年，张謇在《女工传习所记事序》中说：早在春秋时期，齐国就以刺绣闻名。晋人王嘉在《拾遗记》中说，吴主孙权的妻子赵夫人善刺绣，号称机绝、针绝、丝绝，能于方帛之上绣出“五岳河海城邑行阵之形”[7]；唐时广东女子卢眉娘，能于尺方之绢绣出《法华经》七卷，字形“不逾粟粒而点划分明”，唐顺宗李诵称她为“神姑”[8]，并将她留在宫中。我们南通的女子，住在乡下的大多能以耕织以佐生计，住在城里的则因无所事事而愈益贫困。我虽然深为忧虑，“而未有策也”。张謇没有明说的是：聘沈女士，设传习所，这就是“策”之一啊。在《记事序》中还有一段发人深省的警策之语：“益惜赵（夫人）、卢（眉娘）当日不传于人，徒悦世主，成绝艺之名，而无益于人世；则孰与夫负绝艺，能成名，能传于后，而有益于人之为广耶？” [9] 1920年，沈寿病重，于是在张謇的要求下，由沈寿口授，张謇笔录，二人合力完成了一部《绣谱》。张謇在该谱的序言中叙述了撰写的经过：“一物、一事、一针、一法，审思详语，为类别而记之。日或一二条，或二三日而竟一条……积数月，而成此谱。且复问，且加审，且易稿，如是者再三，无一字不自謇书，实无一语不自寿出也。”在这儿，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张謇之聘沈寿、设传习所与笔录《绣谱》，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恐其艺之不果传也”，“嗟夫！莽莽中国，独阙工艺之书耳” [10]。他不但要提高教育质量，为普通百姓谋福利，更要挽救民族文化，挽救民族工艺，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在提醒着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千古绝唱“广陵散”在自己面前失传！绝不能让历史的遗恨在今天重演！
三、倡导教育改革，勉励师生创新
毋庸置疑，创办新式教育，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教育改革，最大的教育创新。然而具体到教育的方方面面，各个领域都亟待改革，亟盼创新。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统一文字，是改革创新；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提倡白话文，也是改革创新。介于这两者之间，张謇则于1913年，向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汪伯唐提出了语音方面改革创新的建议。
在这封《为统一国文读音致汪伯唐函》中，张謇尖锐地指出：“今全国文字读音庞杂，遑论语言。统一之方，亟不容缓。”[11]如何统一？前不久召开的读音统一会议所决定的种种措施，不是没有可采之处。张謇则建议先议决字母的拼读方法，再将那些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的方块汉字重新审定读音，编成国音课本，颁发给各师范学校学习，尤其要颁令各地书局，在编纂小学国文教科书时，务须将统一的字母拼法列于卷首，作为儿童入学后的第一步练习。儿童如能掌握拼读规则，自己就能够拼读出字音，如有讹错，教师再予矫正。这样一来，国人的读书既渐渐趋于统一，则统一全国的语言也就水到渠成了。张謇深知，这一改革虽然为教育、为社会之必需，然而真正推行却相当困难：主持此事者，既必须通晓音韵字母之学，又必须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为此，他向汪伯唐推荐了一些人：章太炎于音韵学极有研究，怕就怕像他这样的国学大师，或许不屑于做这些最初等的普及之事；王照（字小航）致力于汉语拼音的研究已有好多年，然而他是直隶人，音性只偏重于北方，似乎略有不足；能够参合南北而且颇有经验的是前清遗老、浙人劳乃宣（号玉初），此老近来虽然极力抨击民国，主张还政满清，对推广拼音倒也热心，若能聘请此老出山，对普及教育定然大有裨益；云南的饱学之士李文治亦长于音韵之学，最近又恰在北京，如果劳玉初肯出山，李文治可以做他的助手。不知张謇的这封信对汪伯唐及教育部的决策起了多少影响，不过人们至少可以看到：就在这一年，王照被任命为读音统一会副议长，对近代拼音文字的提倡与普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众所周知，今天的儿童，一跨进小学校门，首先就要学习汉语拼音，这已经成了一种常识，一种共识；拼音的重要性、推广普通话必要性也为人们普遍接受。可是在90多年前的民国之初，在绝大多数国人都是文盲的情况下，就提出语言语音的改革与创新，该是多么地难能可贵。
创新者必然反对因循守旧，鼓励他人创新；而发现或推行新的教学方法或技术手段，则是教育创新的题中之义。作为教育家、作为学校创办者的张謇，自然会鼓励学校的师生们创新。1923年，又一届女师学生要毕业了，张謇前往视察，结果“异常满意”，因为他发现了师生们的创新精神：记读书心得和制作表格。还是那句话：今日今时极为平常也极为实用的笔记与表格，在彼时彼刻，却是了不起的创新，了不起的创新精神，是“校长与各教员真有心思才能，故能引诸生等向此路上做去”。而事实也正如张謇说的那样，尤其是制作表格，彼时彼刻，别说一般学校的男学生不知道，即使其他人，只要不是专门研究的，也不容易弄明白。可是在我们女子师范学校，我们的女学生们却做得如此出色！于是在随后的毕业演说中，张謇将这种“搜集事实，制为表格”的妙处形容为：“读一表可抵用功者读书十遍，不用功者读百遍而有余。”[12]既有十倍百倍以上的功效，怎能不予以大力倡导与推广！可想而知，年过七旬、备受尊敬的学校创始人这番热情洋溢的勉励，对于师生们来说，该是多么巨大的鼓舞与鞭策。
张謇他所推行、倡导的种种教育创新理念，到现在也没有过时。今天，从事教育者、为人师者都不能不承认：大教育家张謇为教育创新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他是我们进行教育创新的一面镜子，一面流溢着熠熠光彩的镜子。
参考文献：
[1]《张謇全集》第四卷《南通教育年鉴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2] 《张謇全集》第四卷《通州师范学校议》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3] 《张謇全集》第四卷《师范学校第一届简易科卒业演说》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4] 《张謇全集》第四卷．民国十二年《五九日国耻纪念会演说》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5] 《张謇全集》第四卷．清光绪三十四年《师范师范学校开学演说》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6] 《张謇全集》第四卷《为杜威博士介绍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7] 东晋·王嘉《拾遗记》卷八
[8] 唐·苏鹗《杜阳杂编》卷中
[9] 《张謇全集》第四卷《女工传习记事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10] 《张謇全集》第四卷《绣谱自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11] 《张謇全集》第四卷《为统一国文读音致汪伯唐函》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12] 《张謇全集》第四卷．民国十二年《女师范校毕业演说》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作者简介：沈淦，男，南通市
教育科学研究院退休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