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与黄河

蒋 艳

（原载“水利新语” 2025年06月20日）

张謇（1853—1926），江苏南通人，清末状元，近代政治家、实业家、教育家。

张謇早年目睹江河泛滥、江淮大地横流浩劫，也亲身经历黄河泛滥，遂树立“横流浩劫永断绝，拯救数兆黎”的责任担当，提出了很多具有开创性的水利设想，并做了大量的实践探索。张謇后担任北洋政府全国水利总长，鼓励学习先进技术，兴办水利教育，推动了中国传统水利向近现代水利的转变。

1887年，作为幕僚的张謇跟随恩师孙云锦赴任开封知府。赴任不久的9月30日（公历，以下日期未标注者皆为农历），黄河在郑州下汛十堡（今惠济区花园口镇石桥村）发生决口，这是继1855年铜瓦厢决口黄河改道后最大的一次决口。张謇受命察看水势灾情，提出治理建议，并直接参与了黄河决口的封堵治理。

 1887年春天，黄河流域雨水比往年多，此后几个月内，黄河河南段多次发生决口，但因受灾范围不大，并未引起清政府重视。即使在9月30 日（公历）发生大决口，时任河道总督成孚（后被撤职）最初的奏报为：“郑州下汛十堡……水势抬高数尺，由堤顶漫过，刷宽口门三四十丈”，而河南巡抚倪文蔚上奏“口门现宽三百余丈，迤下河身渐见消涸”，两者奏报差了一个数量级。该处决口发生后，造成黄河暂时改道，危害相当严重，豫、皖、苏等省受灾严重。清史研究学者夏明方称其为“近代中国人口损失最严重的一次洪水灾害”，英国学者彼得·霍夫称其为“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自然灾害之一”。决口直至1888年12月才堵筑合龙。

受命勘察灾情

张謇随孙云锦甫到开封即遇黄河洪灾。为了掌握第一手灾情资料，孙云锦命张謇到受灾一线察看灾情。据张謇的日记记载，8月19日，张謇第一次上堤现场察看，发现“堤上无土无料”“至三柳寨而西，则堤内一片汪洋矣”“盖河流横溢所及，水则停潴已清，灾民渐众”，可见当时防洪意识和救灾措施多么落后。此外，张謇发现已有灾民冲击衙署，殴打“一味刻剥”“平日作恶”的官员。张謇夜宿堤上，能闻四五里外决口“如万马嘶风”。张謇半夜起来，“人畜之漂没不可殚记”。张謇发现地方官员“河道所驻，距决口四十余里，漠然不相存恤”，发出感慨“不知何心”。张謇把这两天的见闻禀报孙云锦时泪下如注。此间，张謇记挂黄河决口，给好友写诗“梦去黄流断，愁来黑发疏”。

经过多次灾情勘察，张謇于9月10日作《郑工决口记》。在这篇文章中，张謇详细记述了黄河决口的过程、受灾见闻、官民冲突、决口原因分析。在文中，张謇描写大灾面前，河防官员经验作祟，麻痹大意，灾前“相庆贺，演剧为乐”，一派歌舞升平。从8月7日武陟沁河“漫决”，后警报迭至，再至13日半夜郑州十堡决口，张謇详细记录了其间过程。正堤决口后，抢险的士兵为了“培护正堤”，从第二道防线辅堤（月堤）取“泥草”，导致辅堤“卒而不保”。因无防洪预案，又未及时封堵，导致黄河从刚决口的“三四十丈”，仅过几天宽超过550 丈（约1.83公里），此时黄河暂时改道，正河则“涸浅可涉”。张謇在描述受灾情况时，可谓心痛至极，“溺死之人，蔽空天下”。文中，张謇提到负责河防的官员余璜等官员鱼肉乡里，克扣河防经费。在灾情发生的第二天，有的官员被灾民“投水中”，有的官员被灾民“击碎其颅”，衙署被抢劫一空。

张謇对黄河决口原因做了较为理性的分析。他认为：一是没有很好处理“獾穴”，尽管有捕獾的举措，但獾穴的处理只“少覆土塞穴”，被官员弄虚作假，骗取拨款；二是经费紧张，加上层层克扣和官员贪污工程款项，部分堤段年久失修；三是防洪堤的设计不符合要求，张謇描述是“堤如龋齿，窄不及丈”，很多堤防是“一线单堤”；四是防洪物料准备不足，应急抢险方法不当，张謇实地调研发现堤上“垒空石一方，砖一方，故阜（即土）一二而已”，导致挖辅堤运土堵口。张謇分析的这些原因，与后来水利史专家研究的相当一致。

此后，张謇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察看沿河水势，走遍了各个决口，走访河工，结合历代黄河文献资料，和历史水利名人治水经验，于9月16日为倪文蔚代拟《疏塞大纲章程》，后于当年10月，半个月内连续5次上书倪文蔚，系统提出疏塞并举，分流入海的黄河治理策略。

提出疏塞策略

从可考的张謇在河南做幕僚期间的论说著作看，基本围绕治黄这一主题，而其中反映其治黄策略的，则集中于《张謇全集》中收录的《上倪文蔚书（五件）》。在这5篇文章中，张謇根据自身经验、调查走访及查阅资料，针对1887年黄河决口这一巨大灾后重建，向时任河南巡抚倪文蔚系统阐述了其治黄思想。

一是“归正道”。在决口之后，治河官员就黄河走势是顺决口后的水走新道还是回归原有河道（正河）而争论不休。张謇在文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引河不得地，枉费工力”，趁河道干涸，尽快“疏辟河身之淤，兼为救急长久之计”。张謇还就疏浚河道的工程量和经费作了详细计算，且计算非常严谨，为上级提供了可信度较高的决策支持。

二是疏塞并举。张謇非常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塞为目前计，疏为久远计，而亦即为目前计”。张謇详细比较了黄河治理的“疏”“塞”利弊。“疏”，在干涸河床疏浚，便于测量，疏浚深度、宽度便于控制，不浪费工期和经费，施工难度较小，不存在从远处取土的问题。“塞”，则有“料物催集”、土料从何处取、运输车辆、人工成本、封堵效率等问题。张謇对这些问题都做了详细的论述，他认为正值“正河进涸，人力能施，难得易失之时也”。

三是“切滩取直”。黄河郑州至祥符段，弯道较多，河水冲刷护堤，导致该段黄河“善决”。张謇提出如切直，之后的河道“有一丈余深、二丈余宽之河，无论水势如何，断无不顺轨而趋之理”，可一劳永逸，沿河可“悉化为夷”。张謇对这一段的工程量和费用又做了详细计算，与原有河势清淤和修堤相比，“不及一半”，发出感慨“何殚精之有？”

四是“效泰西挖泥之法”。“泰西”即西方国家。张謇提出除了用传统的“畚臿”挖运泥土，为了缩短工期，提高效率，可采用挖泥船，强调“此举一行，日引月导，岸益培而厚，堤不加而高”。张謇建议效法西方国家，尽快建造这种挖泥船，使得“民生永无决防溃堰之忧”。然而这种“平地开河器”（挖泥机械），国内罕见，张謇建议倪文蔚可以从德国进口。张謇还通过工程量和工期计算，认为疏浚之事可快速见效。此外，张謇还建议要从离黄河岸线较远的地方取土筑堤，水路可以通过“火船带土船”，无水处则用火车加土车运输。

五是上、下游协同治理。张謇在论述黄河河南段的疏浚时，提出是否可以与下游山东段一起治理。根据张謇的估算，如果黄河河南段挖深1丈（3.33米），则与黄河山东段河床“相去不远”。但是因为涉及跨行政区，“山东之果行与否，河南不得而主之”。

六是以工代赈，救济灾民。张謇对救灾和灾后重建一直推崇以工代赈，认为在解决灾后重建工作时应“招募灾民以工代赈”“施工之人，应赈之人”。张謇从防止“大灾之后必有大乱”的社会治理风险出发，提出“为工程增一役夫，即为草野去一盗贼，唯执事图之”，鼓励沿黄各地“广为招集，多多益善”。

张謇为倪文蔚做的咨政建议，凸显了张謇善调查、尊事实、重科技、忧苍生的行事风格。但是，由于当时负责治理黄河的有河南山东河道总督李鹤年和朝廷派遣的礼部尚书李鸿藻到工督修，当时朝廷并未采用倪文蔚的堵决方案。张謇知悉后，1887年11月，忧郁南归，结束了幕僚生涯。张謇在1894年的殿试中，以“水利河渠要旨”为题的答卷而高中第一，所以后世有人称其为“水利状元”。这与他之前参与黄河治理，翻阅大量治河书籍，提出合理治理意见的知识积累密切相关。

上书策略影响

此次黄河决口造成国家税收重地河南、安徽、江苏等地受灾严重，如不及时堵住决口，黄河还有再次改道的风险。朝廷非常重视决口的堵筑，三令五申，不遗余力。但是，当时的官府各决策执行层级办事迟缓，经费到位和物料购买迟缓，民工募集缓慢。更为关键的是，黄河走向到底是堵决口走正河，还是顺决口改道的观点仍在争论不休。因而，直至1887年12月月底才动工修建。其间，由于进展迟缓，清政府惩戒多名治河官员，直至1888 年年底，堵筑工程宣告完竣。

后世在总结此次堵筑工程的经验时，除了经费支持（如仅郑工堵筑一项经费支出就耗尽当年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七分之一）、官员奖惩（撤换两名河督，督办大臣李鸿藻、河南巡抚倪文蔚革职降级，其他文武官员10余人革职，奖励各级有功之臣）之外，张謇提出的几个技术观点都在后面的堵筑规划和施工中采用。如采用“归正道”确定黄河走向的方案；后续工程中一边对决口合龙施工，一边对正河河床进行浚深处理，这即张謇提到的“疏塞并举”。此外，在筑堤的时候也对多处进行了切滩取直。在施工过程中，多处采用最新技术，如倪文蔚在1888年3月的奏折中提到了通过火车运输物料，大幅提升了运输效率，这些观点张謇在《上倪文蔚书》中多次提到。

张謇提出的黄河上、下游一体治理（即流域管理委员会的雏形）的行政管理方案以及以工代赈的理念，在中国水利从传统水利向近现代水利转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謇在黄河1887年黄河决口中所见、所思及其提出的封堵治理建议，对张謇水利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对后世的治黄和水利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泽被后世，张謇值得后世景仰。

（来源：黄河 黄土 黄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