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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与中国近代农业教育
时间: 2019-09-09     次数: 1803     作者: 羌 建

 《张謇研究年刊(2017)》·论文精选 

 

张謇与中国近代农业教育

 

——纪念张謇逝世90周年

 

 

(南通大学文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要:实业家、教育家张謇认为农业是振兴国计民生的根本,秉持“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的理念,优先发展农业教育。他吸收西学先进经验,结合本国实际,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办学道路,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农业教育体系,培养出了一批农业科研和技术人才,促进了农业的进步,保障了工商业的稳定发展。其理念和实践为我国近代农业教育乃至整个职业教育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产生了重要的示范影响作用。

关键词:张謇;农业;教育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人多耕地少是中国的基本国情,由此发展出我国独具特色的以家庭为生产单位、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并延续发展,直至清末。中国传统农业有着生产规模小、经营管理能力和生产技术水平较落后、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差等先天缺陷。清末社会动荡,传统农业不足日益显现,成为国家振兴的软肋,为当时一批社会有识之士所关注。张謇就是其中杰出的一员,他看到传统农业轻教育的弊端,优先发展农业教育,并立足南通,放眼全国,成效卓著,影响深远。

 

一、张謇农业教育观的形成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海门人。自小聪颖好学,1894年状元及第,得授翰林院修撰。此时,国际资本主义逐渐演变为帝国主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清政府却日益腐朽,张謇极其愤慨,并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忧虑不已。是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次年,战争以中方失败告终,洋务派苦心经营之“洋务运动”亦随之宣告破产。随后《马关条约》签订,割地赔款比以往尤甚,张謇深感“今人民痛苦极矣”,“政局未定,民困尤深”,他“时励于学,而微之事,察政治之良窥,民生之利疡”,[1]439毅然决定放弃仕宦前途,改弦易辙,投身实业,实践“实业救国”的理想。

甲午兵败,马关约成,中国何去何从,引发了一场关系国家命运的社会大讨论。一批进步士绅注意到洋务派改革注重于西方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发达的工商业,“鲜有留心农事者”,导致农业衰疲的窘境。“中国患贫久矣,谋富者颇不乏人。要不出开矿制造经商等事,此固当务之急,然循流溯源,则农尤先务”[2]95-96,他们认为要救国图强,必先从农业做起。

中国自古是农业国,社会从业人员中,农民占绝大多数。农业直接决定国民生计,国民生计好坏则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张謇出生于富农兼小商人家庭,自幼就接受了父亲“天下大势,非农商不能自立”的教育,对农业有着深厚的感情和深刻的认识。张謇认为:“民生之业农为本,殖生货也;工次之,资生以成熟也;商之为馆毂,而以人之利为利,末也。”[3]820-821如果说这样的认识只是停留在意识层面的活,那么在后来“实业救国”道路上的所见所闻则给了张謇莫大的触动。他回忆道:“我自创办大生纱厂之后常到上海,我开始知道,上海拉洋车及推小车的人,百分之九十是海门人或崇明人。我曾调査他们生活,都很困苦。他们所以到上海谋生的原因,即是无田可种,迫而出此也。我又留心其他劳动苦力,又发现盐城、阜宁、淮安等县的乡民,多半在上海充当轮船码头装卸货物之扛棒苦力。此项苦力,除盐城、阜宁、淮安人号称江北帮之外,另外还有山东帮与之竞争,常有聚众斗殴事情,而且扛棒苦力之生活,更比洋车夫为恶劣。我就想到通州范公堤之外海滨,直到阜宁县境,南北延长六百华里,可垦之荒田,至少有一千万亩以上。因此,我就劝两江总督办理垦荒之事。”[4]250在他看来,这是“儒者本分”。事实上,早在青年时代,张謇就产生了这一志愿:“张謇亦农家子,亦尝治农家书,以为凡滨海荒废之滩,宜尽堤而辟之为田,增长人民生计,蓄此志久矣。”[1]174

面对晩清危局,一方面出于改善民生的考虑,一方面出于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张謇选择了弃官回乡,以实业救国。经过多年考察,加之兴办实业的实际需求,他进一步认识到国家衰疲的根本原因既不在于洋务派鼓吹的“兵”,也“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今以抚有四万万人口之中国而衣食所资事事仰给外人,虽欲不贫,乌可得已?”[3]801“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相因之势,理固宜然”,[5]13故农为振兴国计民生的根本之所在。至于如何振兴,张謇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即“父教育而母实业”[1]74,在张謇看来,教育、实业二者同等重要,缺一不可,无所谓孰轻孰重,是一个互为作用的有机整体。张謇将这种关系解释为“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6]480。就教育而言,有“实业而无教育则业不昌”[7]92。张謇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开始兴办农业,他就十分重视农业教育。

 

二、张謇的农业教育观与实践

出于对农业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对西方发达国家经验的考察,张謇将发展农业作为振兴国家的根本和首要任务,并勉力实践,于1901年创办了旨在发展规模化大农业生产的中国第一家农业股份制公司——通海垦牧公司。同时,他“考之泰西各国,近百年来,讲求农学,务臻便利,亦日新月异而岁不同”。当时西报“谓以中国今日所有之土田,行西国农学所得之新法,岁增入款可六十九万一千二百万两”,张謇闻后感慨不已:“国家今日不必二百兆赔款(《马关条约》赔款)之忧,而二十三省山林川泽田野不治之可忧;不必开捐加厘陆师海军之亟,而究行蚕桑树艺畜牧制造之宜亟。”[5]13基于自己“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的理念,加之对农学重要性的考察,张謇开始大力发展农业教育,并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

1.区分类别,分科教育。张謇发现:“中国目前兴学之要,普通重于专门,实业亟于名哲。”[8]90他认为发展教育是实业发展的重要保障,为了发挥教育对于实业的保障和促逬作用,应对于不同实业有不同教育类型,因之极力提倡教育必须为实业服务,与生产结合。有鉴于此,他先后创办了多种实业学校,几乎涵盖了所有实业领域。至于农业,当时国内普遍存在的情况是,国民“不知农之有学,其于辨土性、兴水利、除害虫、制肥料等事懵然不知”,[9]580极大地阻碍了农业的发展。有鉴于此,张謇决定兴办专门的农业教育,旨在为农业稳定持续发展提供保障。在创办通海垦牧公司的次年(1902),张謇即在南通创办通州师范学校,并随之附设农科、蚕科、测绘、土木工程等。农科建有农学教室5间,农器室6间,农夫室3间,农艺化学分析室5间,温室7间,牧牛室5间等。[10]“从理论教学到科学研究,到实践操作,面面俱全,已初具规模。张謇主张“渔权即海权”,为了保障权益,他于1904年向清廷提议创办吴淞水产学校,该校于1905年开始筹办,几经周折,1912年江苏省立水产学校(今上海海洋大学前身)正式建成招生。1914年,时任全国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的张謇在南京创办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今河海大学前身),该校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所专门培养水利技术人才的高等学府。

2.基础起步,分层教学。张謇认识到农业教育须从基础做起,层层递逬。1902年,他便设想在通海垦区辟地千亩,开办农学堂,以“为乡倡导”农事为指导思想,“审风土人情,编纂适用之教科书,以教育其子弟”,并有所规划:“兴学适宜之单级、初等为先,小学有分年卒业之人,而后可设与高等小学及与中学相当之农学专科矣。”[3]326-327农学堂后因通海垦牧公司基建工程过于繁忙,资金短缺而被迫暂缓建设。直至1910年,通海垦牧公司终于开办了一所初等农业实业学堂,称“乾区乙级农学校”,建有房屋及走廊各五间。按照清末学制,学校属于初等实业教育类,招收初等小学毕业生,修业3年。学生学习初步农业知识,毕业后可以升入同类学校学习,也可参加生产,成为具有相当于高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民。1906年,附设农科于师范学校,确定农业为师范必修科,并随后度地于博物苑西建设农业学校。学校于1907年开始招生,19111月,第一批本科生毕业,农科改为初、高两等农业学校,仍附属通州师范。同年,初等农业学校开始招生,从此,南通师范不再附设农科。辛亥革命后,农校获得了逬一步发展。1913年改为甲、乙两种农校,不久,乙种农校停办,专办甲种农校,授以农艺、园艺、畜牧等专业知识。随着南通事业蒸蒸日上,张謇欲私资办一大学,而以南通各项事业其根本俱基于农,故农科首先成立。1919年,农校改为农科大学。不久,甲种农校和预科改为附属高级中学农科,后又添设了初级中学农科。经过多年悉心经营,南通农业教育形成了自初等学堂直至农科大学的多层次完整教育体系。

此外,在张謇所创农业教育体系基础上,南通的农业教育又有了新的发展。1932年,大生系统在大丰盐垦公司创办了农垦训练班——“南通农学院农科附属农垦训练班”。“农垦训练班”的学生主要是选自南通、海门一带的初中学生,年龄皆在20岁以下,主要目的在于为通海地区培养新一代棉农。训练班学制两年半,教员4人,皆为大学农科或师范毕业,课程为农学、国文、算术、体操等,称得上是中国最早的具有现代职教特点的农村职业教育,也是张謇实业教育思想的延续。对于学生,“农垦训练班”不但不收学费,还补贴伙食费。但同时注重品质的磨炼和实习,“饭菜粗粝,果腹而已”,半耕半读,上午上课,下午实习,从事田间劳动。实习时“芒履草笠,沾体涂足”,与农民无异,这样可以培养吃苦耐劳,没有骄惰习气的专门人才,以适应农垦工作的特殊需要。此班虽只试办了一期,后因经济等原因没有再办,但是它的意义重大,可以说开创了现代农村职教的先河。[11]

我国近代著名农学家、农业教育家邹秉文认为:“农业教育之宗旨不外乎二:一种为人才教育。专以造成农业中之各种专门人才,担负国家农业上之一切研究及教授与行政事业。司其事者,为农业专门学校或农科大学;一种为职业教育。专以造成良好之农工,使能运用新知识,以改良农业,增裕生计。司其事者,就吾国农业情形言之,似应为乙种农业学校,或较之乙种农业学校程度更为低下之学校”。[12]对照以上两个“宗旨”,张謇对于农业教育之实践可谓兼容并包,且目标明确、层次分明。

3.方法创新,理念先进。张謇兴办农业教育,善于立足本国实际,注重学习西方实验科学的先进经验。以南通农科大学为例,南通农科大学下设“棉作、牧畜、农垦与农业经济四系”,设有“无机化学室、有机化学室、定性分析室、定量分析室、生物学室、植物学室、动物室、植物生理实验室、天秤室、酪醲室、中药实验室、土壤室、棉作预备室、标本室、仪器储藏室……”等各类实验室,其中天秤、显微镜、化学仪器等一应俱全。实验室中,“尤以棉作预备室所储藏尤丰,有各种棉纤维之比较四千余种,棉花、棉叶、棉铃、棉籽、金珠及棉之病虫害标本五千余种,历年来各国各省及南通、如皋、海门三县各乡区之棉产量比较图七八百种”。[13]28-32

张謇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办学方法,在他看来,“良知之学,重在知行并进,居今之世,舍知行并进,尚安有所谓学务哉!”[14]73仍以南通农科大学为例,南通农科大学的办学注重实践锻炼,学用结合。学校设有农场五处,林场一处,牧畜场一处,苗圃一处。其总农场设在阜宁县华成垦区,实习农场四所均在南通。第一分场140亩,为花卉、果树、蔬菜、稻田及各种试验区之所,附设肥料与土壤两化验室、昆虫研究所、气象测候所、蚕科、果园等专项单位。经常与军山气象台合作,供给各垦区和轮埠天气情报;受理垦区各公司委托,研治害虫和化验等工作;曾一度词养樗蚕,研究野生蚕丝。第二分场120亩,由于校长张詧是南通县农会会长,因此该场由农会与农校合办,为南通农村培育试验品种专区。第三分场共80余亩,是该校学生自营的经济农场及育种区所在。第四分场60多亩,为改良棉豆的试验区。林场在狼山北部,所种松柏数千株,已经成林,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日伪军砍尽。苗圃在军山下,专门培养各种树苗,为移栽五山用。牧畜场于1918年起饲养加拿大、荷兰、丹麦种乳牛20多头,与国产良种黄牛试行杂配,日产乳数百磅出售。1924年后,大生纱支趋细,通花纤维粗短,不适宜于改纺,大生各厂与大有晋、大丰、大祐三盐垦公司联合,以农校为基本力量,大规模推逬改良棉种工作,连续十余年,有一定成效。[15]19-211920年,张謇在垦区建立垦牧小学,亲题校训“体农用学、合群自治”,并亲作校歌,其中有一段歌词为“耕用读书兮百世良,海有旭兮校有光”,再次深刻地体现了张謇学用合一的办学思想。

从人才培养方式上看,张謇采取了“请进来,走出去”的办学策略。首先,“请进来”方面,农科(校)师资主要有三个来源,一为本校培养之优等毕业生,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10余名农科(校)毕业生留校任教;二为聘请国内名师,其中有陈衡恪(字师曾,陈寅恪之兄,教授博物学)、顾公毅(字怡生,任通州师范学校教务长)、孙观澜(曾任南通农校主任)等等;三为从国外引进优秀人才,主要引自日本,先后有如西谷虎二(授西洋历史,兼授英文)、宫本几次(授测量工学)、照井喜三(授农学)、木村忠治郎(教授理科)等来校任教。[16]其次,就“走出去”方面而言,南通农科(校)多人出国深造,其中1927年农科毕业生7人中,留学人员就达到3人。

4.成果推广,造福社会。立足教育,开展科研,择优秀者推广应用,是南通农业教育的一项根本宗旨。正如张謇所言:“成绩较优而不谋普及,犹之富人日守窖金而不谋用途,徒夸财雄耳”[17]1南通农校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已颇具实力。1913年,举办“农产品评会”一次,劝各区绅董出品,开设7个分馆,4个参考馆。此次品评会历时两天,由校长等审査给奖,计得奖者千余人。这次“农产品评会”是农校成立以来首次举办的对外交流活动,也是农校研究服务于社会的初次尝试。“品评会”的成功开办,同时也为农校社会活动的进一步开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成功举办“农产品评会”的基础上,为了“展览本校棉作成绩,也以企图增大棉作改良之效果,也以普及农民栽培之新法,并以增广学生实习棉产品评之智识”,农校于1915年开始举办“棉作展览会”。“将各种试验方法所得之成绩,汇齐陈列,任人观览而品评之,以介绍于一般之农家”。[17](后序)与“农产品评会”不同的是,这次的展品大都为农校出品,且颇具规模。据统计,此次展品除农具外共计1796种,其中棉作品1347种。共分为八个馆展出,分别为:农场棉种馆、农场棉作成绩馆、学生棉作成绩馆、棉作特别研究馆、附设种艺馆、附设园艺馆、附设农具馆、附设棉作参考馆。各展馆均有专人负责,并安排专人解说。展览结束后,再由审査部分别为各展区评分,并对优胜者予以褒奖。原定此次展期为一日,后因农民观者众多,临时决定延期一日。虽只两日,而参观者竟有5000多人,其中农民占60%,工商界10%,学界10%,军、警界5%,政界5%,普通市民10%。另外,外地的一些农业机构,如浙江省立农事试验场和江苏省立第一农校等也应邀派专人来会参观,从另一面反映出这次展览会的社会影响。

为了扩大展览会的影响,张謇还利用自己农商总长的职务便利向全国推介。他知道实物展览会有其时效性及覆盖面狭窄的局限,故希望将此成果以文本形式保存和流传。在张謇等人的努力下,当月25曰,即编成《南通农业学校棉作展览会报告书》一部,该书图文并茂,极具科普价值。

鉴于第一次“棉作展览会”所取得的成绩,这种方式得以长期保持了下来。每逢会期,“乡农来观者动逾万人。会中职员除随时演讲,切实劝导外,并发给种子若干,俾谋种植上之改良。乡农播种后,收成颇佳。农校派往乡间调查员之报告,皆云乡农咸颂展览会不置”。[18]

对于广大的文盲农民来讲,棉作科技以实物成果来展示,无疑是最为有效、最为直接的形式。而“本校学生亦可藉此会以增逬品评棉作之知识,而鼓起棉作改良之精神”。[17]1-2以举办农事展览会作为联结学校教育科研与农村实际生产的纽带,可谓一举两得,意义重大。

 

三、成效卓著、影响深远

张謇对于农业教育的认识以及实践,以南通为中心点,并延伸至上海、南京等地。这些旨在发展近代农学的农业教育机构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促进了我国近代农业教育的发展,在推动农业发展、振兴工商业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并为中国农业教育现代化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典范。

1.人才培养

以南通为例,南通农科(校)办学理念先进,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师资力量雄厚。仅从最初通州师范农科到后来的甲种农校,教师人数粗略总计达到35人(不包括国外教员以及管理人员、试验场驻守等)。当时南通农科大学的教师队伍实力很强,同国立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前身)同类专业的教师相比,学历一点也不逊色。[19]自农科至甲种农校,毕业人数总计达到263人(见表1)。

 

由于办学高标准、严要求,当时南通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堪称国内一流。在国内发展的南通大学的毕业生,有一部分留在南通,也有一部分走向全国,毕业生中也有出国留学的人(见表2)。1927年农科毕业7人,其中1人留意(王志鹄),1人留日(林秉正),1人留法(施华麟)。[20]1

 

 

南通农科教育培养了大批人才,不但为民国时期中国的农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还为新中国的农业发展储备了优秀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1919年考入南通甲种农校的第六届毕业生侯光炯,1928年毕业于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农化系,1937年赴美学习归国,先后任重庆大学、中央大学、四川大学、国立西北农学院教授,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侯光炯教授是我国土壤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是我国现代土壤科学研究和农业教育的先驱。王栋,字秉钧,南通甲种农校第七届毕业生,1923年考入南通农科大学,1927年毕业,并以优异成绩留校担任助教,1937年考取第五届庚子赔款留英公费生,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农学院留学,回国后先后任贵州农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中央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大学、南京农学院教授,毕生致力于我国草原科学建设,在动物营养学上建立了以代谢能为指标的王氏饲养标准,并为我国草原学科发展以及种植业与养殖业结合等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我国草原学科的奠基人之一。王志鹄,1927年毕业于南通大学农科,赴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留学,后转入意大利皇家大学农学院,1934年毕业并获农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担任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农业化学系教授、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农学院教授、国立西北农学院教授兼农业化学系主任、同济大学教授、国立中山大学教授兼农学院院长,是我国著名的农学家、农业化学家和农业教育家。

2.农事改良

南通农业教育为农垦事业培养了一批新型的专门人才,其中又以植棉试验最为注重,尤其是在美棉的引进与选育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它与苏州等地的农校“和南京高等师范农业专修科、金陵大学农林科一起发展成为后来中国农业科学教育与研究的中心之一”。[21]

以南通农科大学为例,在引进美国陆地棉的同时,南通农科大学将对鸡脚棉的改良列为研究课题,这项工作在全国开展最早,并在我国棉作改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民国时期,众多国内棉业专家普遍持有一种观点:“我国棉作进行改良机关有三:(一)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的前身);(二)金大(即金陵大学);(三)通大(又称南通农科大学、南通学院),民国三年(1914)之前,通大棉作试验报告品种试验栏中已有改良鸡脚棉之记载,是知通大着手改良鸡脚棉之时期,当在1914年之前,金大继起,而中央大学又继之。”[22]

3.助力实业

南通农业教育充分体现了张謇“实业与教育迭相这用”的思想。南通农业教育的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4个方面:其一为大生纱厂红利和大生沪账房,其二为通海垦牧公司股东捐助,其三来自张謇、张詧、沈敬夫等南通实业元老的个人捐助,其四为诸如教育研究会等社会团体的捐助。[23]除了社会团体捐助之外,其余三项均与实业密切相关。南通教育则以其教育成果反哺大生、垦牧公司等实业。1914年,南通农校已有改良鸡脚棉的记录。同年,又从台湾购得美棉8种,举行中美棉种比较试验。同时,又在多种中国棉种里,选得最适于南通种植的一种鸡脚棉。此种鸡脚棉,纤维长度在29/32英寸至1英寸,衣分达39%43%,且其成熟之早、抵抗小卷叶虫力量之强、植株之密与纤维色泽之洁白,都非其他中国棉所能及。自从此种育成后,通海等地争相种植,几乎成为这一带的唯一品种了。[24]3271915年,南通农校又“捜求欧美印度及各省良棉种子达百五十余种,试以种种新法”,鉴别优劣,得成绩表现良好之棉种4个,其中“最优美棉‘洗阿依兰特’,纤维之长竟达英尺二寸一分。

“种种成绩,为本校历年试验棉作之冠”,[17]1中棉3个,以青茎鸡脚棉为最优。以此试验结果为基础,青茎鸡脚棉与脱里斯棉成为南通地区栽培最广泛的两个棉种。[24]110114-115由于张謇的大力倡导和以科学的态度进行试种、驯化和推广,经过十余年之努力,“美棉才能在通海垦牧公司以及其后在淮南海滨地带相继建立的45个盐垦公司,首先在大生系统所属的16个大公司的新垦棉区推广幵来,从而改变了华棉一般只能纺8~12支粗纱,即使质量最优的通州棉也只能纺12~14支纱的局面。使中国棉纺工业有了纺32~42支细纱的原料”。[26]7-8鉴于张謇在我国美棉引种中的贡献,我国棉花界有专家认为:“大规模引种和扩种陆地棉,实导源于民国初年实业家张謇之棉铁主义”,[27]2从实际情况来看,实属实至名归。

张謇所兴办之农业教育起于1902年之农学堂的筹设,并渐成体系,开中国农业专门教育之先声,对中国农业发展,以致工商业振兴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其对于农业教育的理念和实践,为中国近代农业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典范。20世纪初中国农业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与张謇所办农业教育之成功不无关系。以农业教育成功经验为基础,张謇在南通兴办了一系列的职业学校,并扩展至全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发展,他被公认为我国职业教育的先驱者和奠基人。

 

本文为南通大学人文社科类研究项目“创新与转型:近代南通科教新体系的构建与地区社会变革研究”(项目编号:13040336)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光绪十二年(1886),张謇会试落榜归乡后,有志于农桑,邀集家乡绅商,通过出资组织小型蚕桑公司,推广种桑养蚕缫丝。为此,他还亲赴浙江湖州买回桑秧,赊给乡农栽种,并随种分发《蚕桑辑要》一书,支持种桑致富。但是,由于民间“不善缫丝,丝不成市”,加之官府橫征暴敛,致使农民植桑无利可图,导致这次实践以失败告终,1894年,张謇因父去世,回乡丁忧期间,对家乡南通的植棉及纺织业进行了考察,1895年开始筹办大生纱厂,1899年建成投产,大获成功。张謇兴办实业始自农桑,成于棉纺织业,二者原料皆来自农业,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

②关于农学堂的创办时间,学界说法不一。据有关专家考证,1902年该学堂由于建筑材料运输困难而缓建,之后一直没有相关记栽,直到1910年,《通海垦牧公司营造表册》方始有关农学堂的记载,因此,通海垦牧公司农学堂应为1910年初建成。参见陈炅:《通海垦牧农学堂析疑》,《江苏地方志》,2001年第4期。

③根据南通市图书馆馆藏《南通私立甲种农业学校同学录》统计,翰墨林印书局,1915年。

 

参考文献

[1]曹从坡等.张謇全集:第4[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2]华恕.中国农学会66周年纪念刊[M].北京:中国农学会,1985.

[3]曹从坡等.张謇全集:第3[M].南京:江苏古藉出版社,1994.

[4]刘厚生.张謇传记[M].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

[5]曹从坡等.张謇全集:第2[M].南京:江苏古藉出版社,1994.

[6]曹从坡等.张謇全集:第6[M].南京:江苏古藉出版社,1994.

[7]曹从坡等.张謇全集:第1[M].南京:江苏古藉出版社,1994.

[8]蒋国宏.简论张謇癸卯东游对其教育思想的影响[J].河海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2.

[9]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M].北京:三联出版社,1957.

[10]本校及本会之杂件[J].通州师范校友会杂志,19111

[11]姜涛.中国最早的现代农村职业教育——忆张謇创办的“南通农学院农科附属农垦训练班”[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430

[12]邹秉文.吾国乙种农业学校之现状及其改进方法[J].教育与职业,19211

[13]陈翰珍.二十年来之南通[M].南通:张謇研究中心(重印),2014.

[14]张孝若.张季子九录·教育录[M].北京:中华书局,1931.

[15]黄敏.南通学院农科简介[C]∥江苏教育史志资料,19894.

[16]表类[J].通州师范校友会杂志,1911年(2

[17]孙观澜.南通农业学校棉作展览会报告书[M].南通:翰墨林印书局,1915.

[18]南通农业发达之一斑[N].通海新报,1918108.

[19]秦玉清.民国时期的南通大学[J].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

[20]罗绳武.南通学院沿革纪年表[M].内部资料.1936

[21]张剑.清末民初农业教育体系的初创及其原因[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11

[22]谭仲约.南通农大改良鸡脚棉之经过及今后育种之设计[C]∥棉业论丛汇编(中国棉产改进统计会议专刊)1936.

[23]本校十年度支总表[J].通州师范校友会杂志,19112

[24]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M].科学出版社,1963.

[25]南通县图志[C]/江苏府县志辑∥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苏古藉出版社,1991.

[26]严学熙.张謇与中国农业近代化[C]∥张謇农垦事业调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27]金国宝.中国棉业问题[M].商务印书馆,1935.

 

 

Zhang Jian and Modern Chinese Agricultural Education

Qiang Jia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tong University, Jiangsu Province, 226019)

 

  Abstract: Zhang Jian, the industrialist and educator realized that, agriculture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revitalization, which is of beneficial to the people's livelihood, upheld an idea of "the combin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given prior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ducation. He absorbed the western advanced experience, unified with our own specific circumstances, walked out a unique path, and formed a relatively complete agricultural education system.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had been gained in cultivating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promoting the progr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ensuring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and commerce. His ideas and practice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Chinese modern agricultural education even the occupation education,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leading role and had very significant influence.

  Keywords: Zhang Jian, agricultur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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