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赴日考察及对其创业之影响

王 士 明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可谓是“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时代。诸多先进的有识之士开眼看世界，掀起了向西方寻求救亡图强之真理的新学热潮。在这一热潮中，有不少人认为日本学西方学得好，于是当时的中国就出现了一种学习日本的风潮——既然日本学西方学得好，那么，我们学习西方就可以先从学日本开始。东游日本亦成了一种社会时尚，不仅留日的青年学生开始增多，而且各种访问考察团体亦纷纷奔赴日本。

以状元办厂名噪一时的张謇，虽“身当震撼动荡之世，顽梗闭塞之民，饥讪谗谤之局”，仍秉承“父教育，母实业”之宗旨，在大生纱厂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开车运转后，积极筹办教育事业，本着“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从师范始”之精神，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创办我国第一所民办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他本着“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眼光”之理念，将目光转向世界，对于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予以高度关注，在批判其侵略行为的同时，不断研究日本明治维新运动后发生的巨大变化。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繁荣，对他触动很深，他尤其羡慕日本“三四十年间，由小国而跻于强大矣。”而中国却仍然停留在落后挨打的境地，这对张謇刺激很深。由于他所办的不少事业，在中国都属于开创性的，找不到参证的榜样，总想去请教先进的国家，所以就有意到日本去走一趟。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夏，日本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开幕。在此之前日本驻江宁领事天野巷太郎请徐乃昌转送邀请书给张謇及一些东南名流，邀请他们参加这次劝业博览会。张謇欣然允诺。

扶桑考察  去芜取精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农历四月二十八日，张謇与同行的章静轩、章中子、金平季、徐思潜等4人，东渡扶桑，乘坐日本邮轮“博爱丸”，抵达长崎。他带着探究日本何以能一跃成为东亚头等强国、中华民族如何实现强国之梦等问题，第一次踏上了日本的国土。长崎是他考察日本的第一站，自此开始了长达70天的参观、考察的旅程。他把这次考察目的确定为以教育和实业为主：“先幼稚园、次寻常高等小学、次中学、次高等，徐及工厂。”经过了马关、神户、大阪、西京、名古屋、东京、横滨、青森、函馆、空兰，直至北海道的札幌等20多个大小城市，一共参观了35处教育文化机构及一些新闻机构等。张謇每参观考察一处，都要进行认真详细的询问、查看和记录，予以切实、深长的思考，对照本国国情予以比较、剖析，并对日本在实业、教育等方面的做法、经验加以鉴别、取舍，做到为我所用。在考察途中，当日本的教育专家嘉纳治五郎询问张謇“东来调查宗旨”时，他回答说：“学校形式不请观大者，请观小者；教科书不请观新者，请观旧者；学风不请询都城者，请询市町村者；经验不请询已完全时者，请询未完全时者；经济不请询政府及地方官优给补助者，请询地方人民拮据自立者。”这种态度反映出张謇一贯讲实际、务实效，不虚浮，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个性，学习、借鉴外国的先进做法和经验，要结合中国国情，要多了解民间情况及其成功做法等。

教育方面，张謇参观的学校，从幼稚园到小学、中学、高等学校皆有，也包括师范学校、工业学校和农学校等专门学校。其中有大阪小学校、私立鹤鸣女子学校、爱珠幼儿园、桃山女子师范学校、中之岛高等工业学校、医学校、京都染织学校、名古屋商业学校、高等工业学校、高等师范学校等。他在学校参观考察时，看得非常仔细，从校园、校舍到学生宿舍、食堂，从师资力量的配备到课程的设置，从教学设施到教科书，从教学方法到学生的伙食等等，都一一录入眼帘内，印在脑子里，写在日记中。他对日本的新式教育印象深刻，这对他回国后创办新式教育事业有很大影响。他在五月初五冒雨参观大阪市小学校创立30年纪念会时，对日本小学生纪律严明行列整肃评价甚高：“……时风雨大作。至十点钟，学童奏洋喇叭，军乐继作。……学童之集者四万人。风雨交作而学生行列不乱，三十年之成效也。”在参观大阪的东成郡鹤桥村农学校后，在日记中写道：“校有体操而无音乐，学生习农者一百三人，习兽医者七十人，学成不入高等，听其敬而归，各治其乡。若入陆军或他校，或别治生业，亦听。”并有感而发：“此我通州所最宜法者。”从那时起，他就对职业教育很是关注了。他在农学校参观时，与学生共进午餐。他发现当时学生平日的膳食仅一碟鱼片一碟萝卜干而已。日本教育家的观点是“当使学生知为学不求饱而敏于所事，不可使饱食而无所用心，可谓知本。”对照中国的情况，感慨油然而生：“中国学校以饮食滋讼者多矣，惜不令一游其校以参观之也。”诸如此类的事例还可举出很多。

在工业方面，张謇和同行者，参观了花多隆太郎铁工所、玻璃厂、织物株式会社、北海道制麻珠式会社水力发电厂、筑地活版制造所等企业。还了解日本改良盐釜及蒸盐的情况，参观了盐田 及美国制盐法。金融方面，参观了大阪三十四银行和日本造币局。在参观考察过程中，他不仅深入了解企业管理、资金使用、用工情况等，而且仔细察看设备、厂房、材料、产品等，有感而发：“日本治工业，其最得要在知以予为取，而导源于欧，畅流于华，遂足分欧之利而兴其国。然大概工价，则过华或倍、或二倍。我政府而有意于通商惠工地，利过于日有五说焉：一、原料繁富，二、谷足工廉，三、仿各国之长使利不泄，四、餍民生之好使不愿外，五、与世界争进文明，其要则‘以予为取’一语赅之。”“日本凡工业制造品运往各国，出口时海关率不征税，转运则以铁道就工厂，又不给则补助之。国家劝工之勤如是……。与世界竞争文明，不进即退，更无中立，日人知之矣。”对中、日两国发展工业的情况及对策作了比较，找出了差距，并指出“竞争文明，不进即退”。他在大阪参观了一家能造汽船和浚渫机船的铁工厂，联想到上海的江南制造局：“我思上海制造局规模之大，经费之宏，几几十倍于此，曾未为农工实业造一船、制一械，以市于民而收其利，以助农商之业而分人以利。彼此相较何如也？”他在参观造币局后对日本人求实奋进、勇于创新的精神深有所感，并联想到“我政治家之性质，习惯有一大病，则将举一事，先自纠缠于防弊。不知虫生于木，弊生于法，天下无无虫之木，亦无无弊之法，见有虫则去之，见有弊则易之，为木计，为法计，虽圣人不过如是。”因此，要在实际工作中做到有错必纠，兴利除弊，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木生虫而不植树，法有弊而不立法、司法。他对日本人团结一致同心协力的集体主义精神更是佩服：“自维新变法三十余年，教育、实业、政治、法律、军政一意规仿欧美，朝野上下孜孜矻矻，心摹力追，其用意最当处在上定方针，下明大义。”“其命脉在政府有知识能定趣向，士大夫能担任赞成，故上下同心，以有今日。不似一室之中胡越异怀，一日之中朝暮异趣者，徒误国民有为之时日也。”搞好实业、教育等事业，离不开“上定方针、下明大义、上下同心”。

交通运输、水利事业方面，张謇参观了大阪西南的筑港，此港由填海造堤而成，“本海也，筑而后有港，故名筑港。”“……伸股至首，合抱相向作蟹螯形。左股长约华里七十余里，右股长约华里五十里，面广约一丈二尺，底不可测度。”该工程规模浩大，“预算费二千万圆”，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许对以后南通的港口建设、水利事业等，不无禆益。

农业方面，张謇一行参观了杞幌垦殖、前田牧牛场、北海农校农事试验场等。他在到达杞幌市的第二天，就约见了山东日照农民许士泰。许士泰于清光绪元年（1875）应日本开拓使黑田清隆招募来北海道开荒种田。从谈话中，张謇了解到许士泰到北海道后，艰辛耕作，励精农事，同时应招来日者共10人，只有许士泰能10年如一日的坚持下来。因其开垦取得卓越的成绩，北海道长官奏达天皇，明治三十五年，由兴农产会会长、总裁先后赏银杯及白桃绶名誉章，以表彰许的功绩。张謇甚感许士泰忠厚朴实，不善言语，操日语而带山东音。张謇向他请教了解了许多有关开垦种植的问题，收获很大，许发奋图强的精神更给予张謇很大的激励。张謇说：“凡能平地亦立而发名成业者，真人才也。”

在商业贸易方面，张謇8次进大阪博览会，参观了机械馆、工业馆、水产馆、动物馆、通运馆、水族馆、参考馆等。张謇在参考馆内看到我国6省参展的展品，多为汉瓦当、唐经幢等古物，各省展品基本雷同，互不协调。他深有感触：劝业博览会的展品象征时代的潮流，具有启迪未来、“开来”的产品，而我们的展品却正相反，多为彰显过去的文物类的展品。他看到日本各府县郡的展品准备充分，精益求精时，感慨不已：“就以我的家乡，通州、海门的墨核鸡脚之棉，吕四真梁之盐，都足以和五洲名产争衡，但都未送来参展，令人惋惜。”

他还参观了西京的盲哑慈善机构和大阪的《朝日新闻》、北海道泰晤士新闻社等新闻机构。他在札幌市看到该市的市政建设搞得很好，惊羡不已，在日记中很是赞赏：“札幌街衢广率七八丈，纵横相当。官廨学校，宏敞整洁。工场林立，廛市齐一，想见开拓人二十年之心力。”看到日本政府的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再想到清廷的腐败无能，歌舞升平，张謇内心很是悲痛，写了一首题为《一人》的诗：“一人有一心，一家有一主。东家暴富贵，西家旧门户。东家负债广田园，西家倾家永歌舞。一家嗃嗃一嘻嘻，一龙而鱼一鼠虎。空中但见白日俄，海水掀天作风雨。”这里是拿东家比日本，西家比中国，形容歌咏得很是恰当。细细体会最后两句“空中但见白日俄，海水掀天作风雨”的寓意，尤为深远，发人深思。

由于张謇在国内已经创办了实业、教育等事业，在这些方面是个内行，加之具有先进的思想和敏锐的目光，所以看事物能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一窥日本各项事业的内涵，既看到其长处，也没有忽略其存在的不足之处。他住在东京清净轩时，就发现：“旅馆门外临江户城濠，濠水不流，色黑而臭，为一流恶之所，甚不易于卫生。”他十分感叹：“此为文明之累!”从上野到青森，“途中所见农业颇有不良者，……叶亦小而薄，麦则穗短而色黯，在田者尤多。询之给仕（服务员），云七月半后乃可刈尽，此时亟于莳稻，无暇也。此已不及中国矣。”张謇看到日本制盐也不理想，“宫成之盐，其第一等与余东同。”“不逮吕四也。”张謇在东京，经过多方调查：访之海军无此人（指森村要），访之横滨无矿业商会，访之警察厅，访之农科大学，发现向他推销“凿井”的日商森村要是一个骗子，并牵涉到日本驻沪领事。张謇在日记中深有所感：“嗟呼！日人谋教育三十年，春间教科书狱发，牵连校长、教谕等近百人，今察其工商业中私德之腐溃又如此，以是见教育真实普及之难，……闻半年来，中人受诳于日人复有数事，其甚细者，值仅五圆。”可见张謇在日考察期间，一直抱着既要学习新事物，又不盲目崇拜外国的态度。

结束在日本的考察后，张謇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就所知者评其次第，则教育第一，工第二，兵第三，农第四，商最下。此皆合政、学、业程度言之。”可见他观察的细致、深刻。通过70天的赴日考察，他体会到“然则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无非广兴实业，何所取资为挹注。是尤士大夫所当兢兢者矣。”坚定了他回国后继续兴办教育、实业等项事业的信心。东游日本，张謇获益良多，对他以后进一步从事各项事业和政治运动都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东瀛归来  创业有成

张謇自日本回来后，就着手建立和完善了实业、教育、慈善、公益等事业发展的目标体系，并加快了推进的步伐。

在教育事业方面，张謇参照西方和日本的新式教育模式，建立幼教、普及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社会教育等门类齐全的教育体系，果敢地吸收先进的教育理念，引进优秀人才，推进教育教学变革等。初等教育方面，按照宣统元年（1909）前县劝学所的议决：每16方里设一初等小学校。按民国初年南通县的面积全县应设初小332所，高小50余所。对此，张謇竭尽全力多方奔走，在八九年内取得了很大成效，全县共办300余所小学。他在其创办的民立师范学校中开设了音乐、体操、算数等课程，这是与他参观日本各学校所看到的课程设置分不开的。他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创办了通州女子师范学校，把对新式教育的学习应用到教育实践中。

张謇作为清末重要的实业家，本身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他以通州师范学校为起点，运用近代教育理论，创办了一系列新式学校，如通州女师、农业学校、商业学校及银行专修科、医学专门学校、纺织专门学校、工商补习学校等。清光绪三十年（1904），张謇向清廷奏议创办江浙渔业公司的同时，倡议创办水产学校。他提出：“就吴淞总公司附近，建立水产、商船两学校。”他认为举办水产、商船学校，不仅培养水产、航海人才，可兼为培养海军人才。他指出：“商船与兵船驾法略同。则渔业与海军影响尤切。中国前途计无亟于此者。”于是，张謇决定先设渔业学校，培养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水产人才，再设水产学校。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渔业学校创办，是我国官方举办的第一个渔业教育机构。民国元年（1912），经江苏省民政司教育科科长黄炎培襄助成立江苏省水产学校。由东京水产讲习所留学归来的张镠任建校筹办员，至12月任校长。该校于12月15日招收首批预科生68人，于民国二年（1913.1.16）正式开学，初设渔捞、制造二科，后经11次更名、5次搬迁，发展成为今天的上海海洋大学。

张謇把对日本教育的认同直接运用到所创办或参与创办的学校中。如他于民国五年（1916）创办的盲哑学校，课程设置、教学方式、教员聘请等，与他在日本参观盲哑院所受到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可使“无用之民，犹养且教之使有用乎。”他以教育管理者的立场借鉴日本新式学校的办学形式、课程设置、教材建设、教学模式等方面的成果，大力发展国民素质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培养了一批新型人才，为教育基于面向提高国民素质和服务于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作了有益的探索。他还招聘了一批日籍教师直接授课。如在通州师范学校中就有木造高俊、吉泽嘉寿之丞、西谷虎二、远藤民次郎等8名日本教员。张謇在日本考察期间，了解到这一年春天，日本发生了一件教科书之狱，法庭将和这案件有关系的许多校长、教授分别定了罪，轻的都停职闲居。于是，他就聘请了其中好多位到通州各学校、工厂去担任教师和技师。

在实业方面，张謇认为：“实业在农工商，在大农、大工、大商。”实业乃国家兴盛之母，国家要富强，应当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商业现代化”。这是“母实业”的本质所在。这也是张謇目睹我国在清末民初时的腐朽落后，考察日本，悉心研究其强国之路后得出的结论，是对“父教育、母实业”理念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张謇在其创办的实业主要是工商业中，努力建立新型的产业结构，推行“循环经济”的模式和理念，推广现代经济运作的方式。他以大生纱厂为模板，运用国外先进的公司制、股份制发展近代工业，开创了中国民营企业股份制的先河。这种股份制企业还包含了利用外资的内容，采取了引进外国人才的做法，并且把其推广到农业、航运、盐垦、商业、金融、文化等产业中去。张謇用上述这些先进理念和模式，创办了一系列企业。如：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创建的资生冶厂、大达内河小轮公司，清光绪三十年（1904）筹设的大生分厂（二厂）、创建的阜生绸厂、通州大达轮步公司，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创建的资生铁厂、颐生酒厂、上海大达轮船公司，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创建达通航业运输公司，清宣统元年（1909）在原大兴面粉厂基础上改扩建的复兴面粉公司，民国三年（1914）筹设的大生三厂，民国六年（1917）创建的通明电灯公司，民国八年（1919）创建的通燧火柴厂等等，形成了一个充分利用本地资源、相互配套、比较完备的工业、交通运输体系。涉及工业、交通运输、电力等各个行业，产品众多，门类齐全，原材料可循环利用，产品、材料运输畅通无阻。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张謇创办的企业达37个，资本额达1244.3万两规元（民国币制）。

在农业方面，张謇于日本考察期间，在参观大阪博览会农林馆，看到北海道开垦图时，就感到与通海垦牧公司规画相同者，墓地有定，廛、市道路皆宽平；不同者，田不尽方，河渠因势为曲折等等，两者加以比较，取长初短。他受赴日考察的影响，具备了现代农业观，在农业、农垦、水利、江河护岸保坍等方面，聘请了荷兰的奈格、贝龙猛、特莱克，瑞典的施美德，英国的葛雷夫，比利时的平爵内等工程师。还在其创办的垦牧公司中运用企业形式加以管理。在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创建通海垦牧公司以后，在10多年的时间里，又先后建办了大有晋、大豫盐垦公司、大赉垦牧公司及大丰、大纲、大祐、新通、阜余、华成、新南、大阜、中孚、通遂、遂济等盐垦、垦殖公司。把苏北绵延数百里的沿海滩涂、盐碱地建成了粮棉仓，使苏北沿海一带“各堤之内，栖人有屋、待客有堂、储物有仓、种蔬有圃，佃有庐舍，商有廛市，行有涂梁，若成一小世界矣。”

在商业贸易方面，他在大阪博览会参观各陈列馆后，深深感到中国与日本及欧美各国相比，在商品多样方面的差距很大，由此看到中国在商业贸易上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的现状。他进而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国市场和国际资本主义市场相联系，指出：“而世界经济之潮流喷涌而至，同则存，独则亡，通则胜、塞则败。昔之为商，用吾习惯，可以闭门而自活，今门不可闭也，闭门则不可以自活。”因此，中国应以积极的姿态主动开放门户。只有开放，才能生存，才能进步，才能发展。只有国内市场是远远不够的，发展对外贸易不可或缺。对此，张謇认为：“自中外通商以来，论者或言通商便，或言通不便，此皆一偏之论也。大约土货出口者多，又能运货之外洋销售，不受外洋挟持，则通商之国愈多而愈富。土货出口者少，又不能自运出洋，坐待外人收买操纵，则通愈久而愈贫者。”他强调主动参与国际贸易，一是要增加出口产品，二是要自运外洋。日本的经验值得学习，他们与西洋人通商，便“专讲精选土货、自运外洋两端。……今该国商利岁入至八千余万元，其取于美利坚者约四千万元。商务胜利，交涉得手，国势自振，其明效若此。”可谓国力盛，国运昌也。他认为中国若能在这两方面有所突破，当有望改变不利的国际贸易地位。

张謇特别提到，广告的方法不止一种，参加世界博览会也是宣传中国产品的重要方法之一：“举我国之所长，披露于彼邦，取彼邦之所长，归饷我祖国。”张謇组织参加的日本东京大正博览会、美国旧金山国际博览会都取得很大的成功。此外，他还鼓励国内各企业设立外贸公司专门从事对外贸易，直接将产品打入国际市场。他还提出发展中国的远洋航运业，使外贸商品通过本国的运输工具直接输出世界各地， “不受外洋挟持”。他积极开辟商埠，筹建的商埠总计20余处，体现了他通过商埠扩大国内外贸易，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强烈愿望。

从日本考察回来后，张謇结合其亲历亲见亲闻，边察边思边想边谋划，他更感到中国渔业发展、航政建设、渔界海权之重要。他明确提出，渔业和航政的范围到哪里，国家的领海主权就到哪里。假如只有海，而没有渔业航政，试问主权从何表现？我国政府应努力挽回已失的权利并大力发展沿海渔航业。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七月间，张謇先生在通州吕四沿海办了一个渔业公司，规模虽小，但渔业却以此为肇始。他审时度势，深刻地感受到一国渔业关乎一国海权的重要性。他指出：“海权界以领海为限，领海界以向来渔业所至为限”，“各国则视渔业为关系海权最大之事”。张謇在获悉德国人欲办“中国渔业公司”时，立马决意先行创办。据《中国渔业史》载：清光绪三十年（1904.3），南通张季直条陈商部筹设渔业公司，由商部转奏报可，乃诏沿海七省督抚同时筹备，张乃与苏、松、太道袁树勋相度形势，规划一切，以内外海界，定新旧渔业行渔范围，以南北洋总公司及省局县会为行政纲目，以官经商纬为组织，其规划颇为详尽，至此吾国渔政设施，已近代化具体化。“渔业公司之设，名为保护渔利，实则爱惜海权。……1905年春，南洋大臣始会同北洋奏设江浙渔业公司，以为次第推广直、奉、鲁、闽、粤各省之浙。十一月，由商部奏派升任江苏按察司，苏、松、太道袁树勋为头等顾问官兼充渔业公司监督，以张（季直）为渔业公司经理，渔业公司直属商部，渔政即归渔业公司办理。”江浙渔业公司在上海吴淞成立后，开辟了我国新式捕鱼之法。对于张謇来说，办渔业公司不是目的，“护渔权，张海权”才是根本。

张謇对南通的交通运输业一向十分关注，赴日考察归来后，除创办了众多轮船公司，发展水路交通运输外，还积极推进陆路交通事业的发展。自民国初年自治会路工处建立后，搞测绘、筑道路、造桥梁、公园、菜场、公厕、路亭、汽车站等。原城内及三城门外的市街均用碎石铺成，纵横10余里，宽丈余。另建煤屑小马路长达数百里，连接南通县各乡镇，并延至如皋、海门及各垦牧（盐垦）公司。有汽车公司10余所、汽车100余辆。长途汽车、营业汽车和私人汽车往返于通、如、海、扬各地。水运方面，除了拥有外江轮和内河小轮船外，天生港、芦泾港及任家港沿江均建有码头。唐家闸的大达内河小轮公司的小轮开往南通县各地及如、泰、扬等地。

从日本回来后，张謇感到日本及欧美国家在教育、实业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认定“为其先者，在借异域之才。”“用人一端，无论教育实业，不但打破地方观念，并且打破国家界限。”为了国家的兴盛、事业的发达，张謇从国外聘请了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工程师、技师等，通过他们，将先进的科技知识、先进经验在国内传播，为我所用。除了在农业、水利等方面聘请外国工程师、技师外，地质勘探，聘请了法国的梭尔格博士、瑞典的安特森博士；纺织厂建设、机器安装、工艺设计，聘请了英国的工程师、技师；医学、医院，聘请了德国的化学博士；在制盐上引进了日本技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我国向德国宣战，在我国居住的德国人必须遣回。张謇知道其中有少数不可多得的科学家和专家，便向政府提出，得到同意后，留下了10多人，聘请他们分任企业的专家、顾问和学校的教授。张謇不放弃一切机会引进人才，引进知识、技术，他为祖国的兴盛所作出的贡献永载史册。

赴日考察  启示良多

张謇东渡扶桑，走出国门，赴日考察，长途跋涉，不顾劳顿，不畏艰辛。他所获得的宝贵经验，令后人获益颇丰，启示良多。

张謇终其一生，虽然只访问过日本，但却有高远的国际视野与鲜明的开放意识。他认为“凡百事业，均须有世界之眼光，而后可以评定一国之立足之地。”“今日我国处列强竞争之时代，无论何种政策，皆须有观察世界之眼光，旗鼓相当之手段，然后得与于竞争之会。”这也是他的经验之谈。

张謇认为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应当结合本国实际，对国际先进经验应当采取择善而从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说：“对于世界先进各国，或师其意，或拮其长，量力所能，审时所当。不自小而馁，不自大而夸。”“顾窃以为财政之要，须审度国家政治历史、人民生活，若强援欧美强国取民之利，以组织不完全之法，施之观念不同，……削趾适履，所伤实多，未见其有济也。”“夫课程之订定，既需适应世界大势之潮流，又须顾及本国之情势，而后斟酌损益，乃不凿圆而枘方。”这些论述都值得我们在对外开放中学习、借鉴。在学习外国的问题上，切忌迷信或盲目崇拜，不论到哪国去游历或游学，要把人家的长处带回来，万不可丢掉自己的长处，学了人家的短处。

张謇的开放精神也是立足在国情基础上的。他在对待外国问题上，反对照搬照抄或盲目排外两种极端倾向。他不反对学习西方和日本，但是反对罔顾本国国情的盲目崇拜，主张以国情为立足点。这些都值得我们今天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深长思之。

对于出国参观、考察，事先不但要在物质上做好准备，更要在思想上、方法上做好充分准备。正如张謇在赴日考察前所论述的：要把向来自尊自大的牌子和成见，仍旧搁在老大帝国。只准备虚着心、快着眼、勤着笔，去看人家的东西究竟如何？！人家的东西，外面固然要看，里面的更要看，大的地方要看，小的地方更要看。拿了“观人于微的方法”，去“观其所由，察其所要”，用一股钻进去的功夫来考察。在考察过程中要深入观察，认真思考，坚持每看必问，每问必记，每记必思，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取人所长，补己之短。考察结束后认真总结，让出国考察收到成效，切忌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式的考察。

出国考察要切实安排好考察日程，避免不必要的迎来送往和其他官样文章，节省时间，集中精力参观考察。根据需要了解的问题，探索新的知识，积累新的经验，有选择的参观有关项目和单位。在食、住、行上更要学习张謇节俭的精神。如他在日记中所记载的，五月二十四日，张謇为实业观察日本的凿井，先乘汽车，转乘铁道马车，再步行14里到达目的地，了解了实际情况，作了记录。闰五月七日，张謇等自横滨转上野，乘二等汽车去青森，一天一夜的路程，他在日记里写道：“夜甚凉，沿途买饼饵充饥。过仙台，并鸡卵亦无购处，……八日八时晨至青森。”24小时的奔波，张謇毫无倦意，午后冒雨乘“肥后丸”过津轻海峡，向北海道进发，为农垦事业的发展找经验。

另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还要学习张謇打破国家界限，着力引进人才、广用人才、尊重人才的做法。张謇认为“只有大开国门，放进来，打出去，全国参与世界竞争，才是真正的对外开放。”“但用人一端，无论教育实业，不但打破地方观念，并且打破国家界限，人我之别，完全没有必要，总要哪个能担任，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都行。”这些论述对于我们今天打破国家界限引进人才，不拘一格用好人才，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张謇认为，对于引进、招聘的人才“非优予薪金，不能罗列”，对于外聘的人才，要给予较优厚的报酬，对于他们的生活，包括饮食、居住、休息等都予以精心的安排。他对专家、学者十分尊重、关心，并同他们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和感情。这些都值得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学习和借鉴。

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群山中，张謇是一座巍然矗立的高峰。他的理论、业绩、精神和风格，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永远值得我们效法和研究，永远激励我们在祖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中，在“一带一路”大开放、大开发的伟大建设事业中作出新的贡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参考书目：

1、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

2、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南通张謇研究中心，2004年。

3、《张绪武心中的张謇》。

（原载《謇园》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