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谦：淮南盐垦口述史料的辛勤采集者

□ 庄安正

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扬州大学教授周新国曾说：“口述史学是国际上兴起的一门专门学科，即以搜集和使用口述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新方法、新理念，由此形成一种历史研究的新兴分支学科”。南通的姚谦先生，就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足迹遍及苏北沿海各市县，辛勤采集淮南盐垦口述史料达22年，最终收获硕果的一位学者。

一、情系淮南口述史

姚谦（1938-2014），南通市人，从小就在城区学校读书，只是到高二下学期时因病辍学，影响到顺利毕业，并丧失了进大学深造的机会。走上社会后，姚谦因有城市户籍，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在南通日用五金厂担任了仓库保管员；后来又在城内结婚，建立了家庭。这样与南通城长期相伴的生活轨迹，让姚谦非常熟悉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的名字。南通是张謇从事“实业救国”的主要基地，清末民初经历过一段“模范城”的辉煌岁月，即使在张謇1926年去世后，“张状元”的故事仍在广泛传颂。姚谦居住的老屋还与张謇创办的通崇海泰总商会同在被称为柳家巷的一条老巷子内，见证过南通近代若干重大事件的发生。在街坊长辈的口口相传下，姚谦自幼就对张謇怀有敬佩之情。上世纪80年代，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张謇身上的不实之词被推倒，张謇研究开始升温，姚谦亦第一次对自己平淡的人生产生了怀疑：张謇最让人感动处即在于一生为社会为民生操劳，自己作为一个“后人”，在分享张謇“前人栽树”带来荫凉的同时，难道不应该效仿他回报社会吗？既然敬佩张謇，难道不应该有所行动吗？即使达不到张謇贡献之万一，难道不能在研究、宣传张謇，激发社会都来传承张謇精神上发挥一点点作用吗？姚谦就是从那时起，下决心在研究张謇上有所作为。

但是，在常人眼中，这样一位高中学业尚未完成的普通人，似乎不太合适从事张謇研究，但姚谦却颇为自信。姚谦的自信力首先来自他学生时代就学的初高中都是城区重点学校——南通市第一中学，姚谦在校时还担任过班长，各科成绩一直优秀。虽然未能高中毕业，但文化底蕴明摆在那里。其次，姚谦参加工作后还一度受聘在南通张謇研究中心担任过研究员，经历过实践与训练，不仅清楚史料在张謇研究中的基础性作用，而且对淮南盐垦有一定了解，并由此情系淮南盐垦口述史。在张謇提倡的“实业救国”事业中，城区的南通大生纱厂无疑居核心地位，广泛分布于苏北沿海的淮南盐垦旨在“废灶兴垦”，为纱厂建立棉花基地，地位同样重要。当一般人注重往南通市档案馆、图书馆去寻找大生纱厂与淮南盐垦的文献史料时，姚谦却认为千万不要疏忽保存在盐垦当事人头脑里的记忆，应该前往采访当年响应张謇号召在淮南从事“废灶兴垦”的贫苦移民（包括一些下层管理人员），从他们身上去采集史料。淮南盐垦的成功是以张謇为代表的精英人物与二十多万贫苦移民共同努力的结果。没有他们长时间用血肉之躯与天地相搏的奋斗，不可能有淮南盐垦的成功！但是，档案馆、图书馆所藏的文献史料，侧重于少量精英人物方面的活动记录，为数众多的移民成为了沉默的一群。他们的创业奋斗，经历感受等等，绝大部分不为外界所知。在姚谦看来，这类史料体量庞大，视角独特，内容新颖，如不加以搜集汇总，淮南盐垦历史只能是一部残缺的历史，而缺少了这类史料，也不利于推动张謇研究深入健康的发展。姚谦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了这样的眼光，应该是一种非常超前的见解。

姚谦立志采集淮南移民口述史料，还因为他那时迫切感受到当年参加淮南“废灶兴垦”的移民，大部分已经作古，一些幸存者亦年事已高，再不去抢救他们头脑中的记忆，这些有价值的口述史料将很快会永远消失。作为草根人物，姚谦不可能掌握社会的公共资源，并运用这些公共资源去推进口述史料的搜集与研究，站在他的角度思考，唯一可行的方案就是自己赶紧行动，前去寻访、抢救这些在世高龄移民记忆中的口述史料。

二、采集足迹遍沿海

参加张謇淮南盐垦的移民，主要来自海门、通州、崇明等人口密度较大的几个县份。上世纪80年代，那些移民亲历者早已在移居所在地落户繁衍，有些甚至“四世同堂”，与当地的“原住民”没有多少区别了。自然，也有一些移民亲历者后来返回原地或者迁移他处。但是，作为一个特殊年代因特殊原因产生的特殊群体，其分布区域虽然广泛，其主体还是集中在当年参加“废灶兴垦”的移居所在地。

1987年，姚谦从单位办理了“病退”手续后，放弃平静的退休生活，首先采访了居住在南通城内的移民亲历者——叶胥原，然后通过叶的介绍又认识了同在城内的邱云章。两位老人九十岁上下，身体尚硬朗，思维亦较清晰，年轻时曾在张謇创办的通海垦牧公司任过职。姚谦对叶的采访整整延续了10天，对邱的采访则延续到1989年，历时约2年，这是姚谦采集淮南盐垦口述史料的第一个阶段。两年中，姚谦基本上“每周去两次”，每次均准备好提纲，时间一般“不超过一个半小时”，边问边听边记，全程做好笔录。如此逐渐积累了“5万余字资料”，整理成《通海垦牧四十年》一篇文稿，部分内容在南通市政协文史资料第11期《南通盐垦始末》专辑上发表；另一部分又以《垦牧记事》为题在南通市崇川区《崇川文史》第1辑上发表。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变成了铅字，姚谦非常兴奋，这虽是一次近距离的采集实践，却大大提高了他的信心与勇气。叶、邱既是姚谦最早的淮南盐垦口述史料的采集对象，也是最早给予姚谦很大帮助的两位老人，姚谦在采集到珍贵口述史料的同时，还从他们那里获得了许多移民亲历者的名单与居住地分布线索。也就是这次采集实践，让姚谦深刻感受到还应走出南通城，到当年张謇主导开发，移民参与拼搏的那块地方去，多寻访一些移民亲历者，将他们记忆中的盐垦史料尽可能地记录下来。

南通城外的那块地方，方位南通东北，最近距离几十公里，历史上称为淮南盐场。淮南盐场在中国盐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近代因趋于衰落，吸引了张謇带领移民前来“废灶兴垦”。盐场范围包括范公堤以东，吕四港以北，连云港以南的苏北沿海大片区域，东西宽约四、五十公里，南北长约三、四百公里，面积超过一万平方公里。姚谦1989年实施个人这一计划很快遭遇了许多现实困难，一点没有现在的年轻人“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那般浪漫。首先，夫妇俩收入不高，外出需要自掏腰包。因为路程较远，难于当日返回，姚谦外出的费用除交通费外起码还须加上在外的食宿费等开支。因为“病退”，姚谦的工资一度只有185元，爱人在企业的工资也不高，双方母亲还在，女儿也在上学，家庭负担原本不轻，现在又要承担这笔额外开支，给夫妇俩增加了不小压力。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采集计划，姚谦出发前都要做足“功课”，例如，一一搞清楚本次采集对象（姓名、住址）的基本情况，安排好合理的出行路线，草拟好针对性的采集提纲等，为的是提高效率节约费用。幸运的是爱人非常理解与支持，每次都为姚谦准备好各种生活必需品，让姚谦在外可以集中精力采集。姚谦外出则必定自带干粮（馒头与咸菜等）与水壶，尽量不在饭馆就餐，夜晚只挑选5-6元的乡间小旅店投宿，将个人开销压缩在很低水平。其次，苏北沿海交通总体比较落后，外出的行程并不轻松。张謇开发淮南盐垦时，沿海一带非常荒凉，大批贫苦移民迁来后，居住所在地出现了一些乡镇，张謇曾为移民建过若干乡镇间的简易道路。但张謇去世后，这些乡间道路因失修路况变得更差。即使到上世纪80年代，淮南盐场旧貌换新颜，仅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当地有些乡镇间仍然不通长途客车，更何况乡镇以下的村镇，而那些亲历者却多数在村镇居住！姚谦开始以为长途客车到站后就容易找到移民亲历者居住的村镇了，下车后发现前面还有很长一段乡间小路，即使有客车亦无法行驶。几次吃亏后，姚谦从南通出发时不忘请公交司机帮忙在车顶上捎上一辆自行车，待到从客车下车后，骑上自行车再出发。乡情不明，乡路颠簸，姚谦经常迷路，最终往往依靠乡民反复指点，精疲力尽后才找到移民亲历者。再次，即使寻找到移民亲历者，采集口述史料的过程亦不会轻松。移民亲历者无疑是口述史料的“主角”，但这些“主角”都已十分苍老，七十岁只能属于小字辈，年龄最长的已近百岁，不是听力衰退，就是文化程度低，理解力较差，加上他们惯用方言俚语，表述又较为凌乱等等，都成为了采集的障碍。故姚谦并不认为可以轻松地“你说我听”，而是将自己当成“导演”，事先很费心力地策划好采集的主题与步骤，采集中除集中精力口问耳听笔录外（后期自费购买了一台录音机），还要善于引导，才能让他们将记忆中有价值的史料较为有序地反映出来。尽管如此，仍然不能保证每次收到好的效果。有时第一天采集不成功，第二天再去，移民亲历者却病倒了；还有更糟糕的，过段时间再去，听到的是移民亲历者已经去世的消息。可见每一份淮南移民的采集笔录都来之不易，每一份采集笔录背后都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1989年，姚谦向南通境内通州、启东、如东的有关村镇出发；1990年，向扬州、泰州，以及南通境内海安，盐城境内东台的有关村镇出发；1991年以后，又向盐城境内东台、大丰、射阳、滨海的有关村镇出发。方向总体指北，路途愈来愈远。1998年，姚谦向连云港境内灌云、赣榆的有关村镇出发；1999年，再次向连云港境内灌南的有关村镇出发。连云港是张謇淮南盐垦的北部地界，也是姚谦向北出发路程最远的地界。从1989年到1999年，历时约10年，这是姚谦采集淮南盐垦口述史料的第二个阶段，也是采集行程最远，足迹几乎遍及苏北沿海的阶段。10年中，姚谦风尘仆仆，前后11次，到达苏北沿海13个县约120多个村镇（或乡镇），采访移民亲历者279人，光大小笔记簿用完了六七十本，采集口述史料约120万字。什么叫用张謇精神研究张謇？姚谦用自己的实践作出了生动诠释。

三、田野耕耘获硕果

学者从事学术研究，一般与在书房内伏案疾书（或敲击电脑键盘），或查阅大部头的学术论著联系在一起，而姚谦留下的影像，总是定格在苏北沿海的简易农舍，堤内田头或乡间小路上。姚谦60岁不到已两鬓斑白，满脸风霜；细听他与移民亲历者的交谈，双方都使用流畅的方言俚语，在形象上已难分彼此了。有人或许对姚谦的田野采集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一条学术研究的野路子，但是，口述史既然是一门新兴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口述史料主要来自民间，采集对象又是平民百姓，学者如果不走出书房，不采取“自下而上”的新方法，怎么能开展研究呢？姚谦情系的又是淮南口述史，如果不到苏北沿海去寻访，与移民亲历者拉家常交朋友，沟通引导，又怎么能帮助他们找回时隔大半个世纪，深埋在头脑中的珍贵史料呢？何况，采集一次难免有疏漏与误解，为了保证口述史料准确无疑，姚谦有时还得走回头路，对移民亲历者进行二次（三次）的田野采集。1991年以后，姚谦重复往南通、盐城的有关村镇采集。1998年，姚谦从连云港返回途中，顺便往盐城的有关村镇“作补充调查”。1999年，姚谦再次往连云港的有关村镇采集，都含有二次（三次）田野采集的意味。至于在苏北沿海除遭遇上述困难外，碰到其他一些意外也是常有的事。有一次在灌云、赣榆采集，朔风劲吹，寒潮突然降临，姚谦未有准备，情急之下只能用随身一条换洗裤子的两条裤脚管倒挂在脖子上，外面再套上单衣勉强御寒，其形象别提多么狼狈。另一次在灌南一个村镇需要多逗留几天，姚谦发现囊中余钱所剩无几，又无法与爱人联系上，只好赶到邮局给远在北京工作的姐姐打电话求援，幸亏姐姐在当地医院有个朋友，立马电话联系，给姚谦解了困。故姚谦在苏北沿海的田野采集，走的真是一条历尽艰辛的学术创新之路！

事实上，采集口述史料也并非绝对排斥在书房内进行。姚谦坚持在苏北沿海采集口述史料，但经过二次（三次）采集后的口述史料总体上仍然处于“原始”状态，需要从田野返回书房，在真实性、可读性上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等方面的整理。缺少了这一环节，采集的史料将无法证明其价值所在，也会让利用者失去耐心，难以阅读。姚谦很快感受到这一点，等不及采集完成就开始考虑充实自己，对口述史料进行整理的问题。1990年，姚谦往南京，拜访对淮南盐垦有很深造诣的南京大学严学熙教授，请求给予指导。稍后，姚谦多次往南通市政协文史办公室、南通市档案馆寻求帮助，并将口述史料与南通文史资料与淮南盐垦档案等文献史料参考互证；又多次往南通市图书馆，借阅欧美农业史、中国农业史、中国经济史（尤其是盐业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等方面的学术著作，并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列宁全集》中的有关论述，以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从宏观上加深对淮南盐垦的理解。1998年，姚谦又往南京，拜访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缪亚奇编辑，请教口述语言与书面语言转换等技术操作层面的问题。至于平时与南通市农垦局、水利局、博物馆、南通师范专科学校、南通张謇研究中心、崇川区政协、南通市地学会等单位或团体领导或学者的交流，更是不知其数。严学熙教授所在的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部、南通张謇研究中心等为姚谦的行为感动，不仅多次为其前往苏北沿海采集口述史料开具介绍信，而且将采集口述史料列为合作研究课题，给予慷慨的资助，总额“约占全部费用的一半”。在某种意义上，姚谦最后获得的成果，应看成是集体的成果，爱心的体现。但无论如何，如同移民亲历者是口述史料的“主角”，姚谦无疑是“导演”，其地位等同于另一个“主角”。正是在上述各种正能量的共同作用下，姚谦在书房内得以从容面对采集到的淮南盐垦口述史料，体验“爬格子”过程中迥异于田野采集的另一种酸甜苦辣。可以说，书房整理是田野采集的重要延续，只是时间上稍晚开始而已，二者互为补充，相伴前行。

2000年，姚谦经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部淮南盐垦口述史料集《张謇农垦事业调查》，约42万字。另需指出，1998-1999年姚谦两度往连云港，并非他的采集淮南盐垦口述史料的收官之行。其后，姚谦又在2000-2008年间杀了一个回马枪，开始重点采集南通本地的淮南盐垦口述史料（部分史料涉及城区的工商业等方面），历时约9年，这是姚谦采集淮南盐垦口述史料的第三个阶段。第三阶段新采集口述史料约30多万字，连同第二阶段采集，但“因篇幅限制”，2000年“未能刊用”的20万口述史料，姚谦一并经过整理，又于2010年经方志出版社出版了第二部淮南盐垦口述史料集《张謇与近代南通社会（1895-1949）：口述实录》（上下册），约53万字。据此可知，姚谦三个阶段的时间（含南通本地在内的采集），合计应为22年，共出版淮南盐垦口述史料95万字！

如将姚谦两部口述史料集文稿与田野采集笔记本上的文字记录加以比较，可发现无论在内容分类、史料考证、行文范式、文字标准化等方面，都有了极大的提炼，其史料价值亦益发凸现。为《张謇与近代南通社会》作序的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林刚研究员评价说：“本书的鲜明特点是内容广泛且细致深入，许多史实是已经出版的有关张謇和大生企业集团的文字资料中所未见者”。林刚进而从整体上评价该书说：“这是一本有很高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的著作”。“人们或许有不少理由去批评本书的不足，这完全正常。任何一本伟大著作都不可能终结真理，何况一个调查报告。但评价一书有否真正价值，并不宜以是否有缺陷来衡量，而要看它较前人多做了什么，这种工作以后是否还有条件继续进行。由于距离当年的历史愈来愈远，在世的当事人愈来愈少，这种口述史的收集恐难以继续。在令人十分遗憾的同时，我们更应体会该书作者的眼光和工作之深意所在”。林刚的评价显然同样适用于《张謇农垦事业调查》。林刚的评价很高又很客观，不是哪个作者随便一部著作都能获得中国社科院一个研究员如此高度的评价的！林刚的评价，再次证明了文章乃天下之公器，文章含金量的多少，与作者的身份和地位无关。姚谦的两部口述史料集，为今天研究淮南盐垦提供了来自移民角度的几乎唯一的珍贵史料来源，也给其他从事口述史料采集的学者予较大启迪与激励。姚谦作为一个草根人物，在经过风霜雨雪的长途跋涉后，已经带着海盐的咸味，泥土的芬芳，毋庸置疑地走进了口述史学的学术殿堂！

（作者系南通大学教授）

（原载《张謇研究》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