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商之间——我心中的张謇

葛志华

（来源：“謇行致远 ”公众号  2026年6月9日）

今年是张謇先生逝世一百周年，也是著名历史学家、张謇研究泰斗章开沅先生逝世五周年。张謇研究中心主办“《张謇感动中国》读书会”，具有特殊的意义。借此机会，我想谈谈我心中的张謇。

一、有血有肉的复合型人物

在我心中，张謇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在“积弱”“积贫”的近代中国，张謇带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秉持家国情怀，自带“天子门生”的光环与实业救国的抱负，由士入商，又由商入官，再由官而商而绅，成为一位横跨官、绅、商三界的复合型历史人物。

“士”是张謇的人生底色，也是进入上流社会的敲门砖。为了这块敲门砖，张謇蹉跎科场数十载，耗尽了大把青春时光，终于摘取了“天子门生”的桂冠。没有这一底色，张謇成不了大商人，也进不了体制内，更没有成就事业不可或缺的朋友圈。

“商”是张謇的社会职业。由轻纺工业到重工业，由工业到农业，由实体经济到金融，大生企业集团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资本集团之一。没有这一社会职业，张謇就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影响，更不可能感动中国。

“官”是张謇在体制内的位置，也是发挥作用的平台。如清末的翰林院修撰、商部头等顾问（三品），民国的实业总长、熊希龄内阁农林工商总长等。没有这一平台，张謇就施展不开拳脚，《公司法》《商人通则》《商会法》《破产法》等二十多部法律法规就不能如期出台，民国初年的经济发展就缺乏制度保障，我们南通也就没有棉花试验场。

然而，仅有这些身份是不够的。历史上的士人、官人、商人多如过江之鲫，真正彪炳史册的并不多。张謇之所以能感动中国，在于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士、官与商，而是有着鲜明的特色：

他是商人，具有企业家特质，但不单纯逐利，更不奢侈消费，而是有更高的人生追求与情怀；

他是名士，但不负气空言、眼高手低，而是脚踏实地做一分一厘有用之事，折冲樽俎那一套游刃有余；

他是官员，但不守旧庸碌，也不醉生梦死，更不躺平，而是抓住难得的窗口期，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

这种“综合性”与“多样性”，正是张謇的特色，也是张謇的历史地位所在。

二、早期现代化的开拓者

在我心中，张謇也是早期现代化的开拓者。

所谓现代化，是以工业化为推动力，融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于一体的整体性社会变迁。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互动是其基本的演进方式——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发动机，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孵化器。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也是近代中国摆脱困境的不二选择。

张謇对现代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工业化的启动与初步发展、城市的扩容与功能转型、现代社会的发轫与发育（包括社会事业与教育等）。

经过张謇等人几十年的努力，南通这块年轻的土地发生了历史性与方向性的变化：寂寞无闻之南通，一跃成为实业教育发达之区，进而成为全国模范县，创造了诸多“中国第一”。南通由一个传统小邑蜕变为近代工商城市，由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由跟跑转向领跑。近代史上，偌大的中国，很难找出第二人。这种“第一”与“唯一”，就是张謇的历史地位。

三、爱国企业家的楷模

在我心中，张謇又是一位爱国企业家的典范。

企业家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人才：既敏锐捕捉商机，又能有效整合要素资源，进行商品生产和服务，创造经济效益，实现社会效益，形成新的经济纽带与生产关系。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具有创新、竞合、冒险、责任、诚信的精神元素。这些元素的集成，就是人们常说的企业家精神。

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要义，也是张謇先生的突出亮点。这种创新贯穿张謇的一生，不仅表现在工业与城市建设上，也表现在农业上：

观念创新：张謇认为“大农”不同于“小农”，是发展农业的希望，由此形成了“三产融合”、产业链等近代观念；

要素投入创新：由过去主要依靠土地、劳动力等传统要素，转向依靠资本、科技等现代要素，如用机器耕作、集资办公司等；

经营机制创新：强调农业生产经营形式由千家万户的分散经营，转向“公司+农户”“农会+农户”的产业化经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农业经营方式；

土地制度创新：实行“田底权”与“田面权”分离，平衡各方利益，与当今农村土地“二权分离”“三权分置”有异曲同工之妙；

分配关系创新：对农户，在估产基础上，收获物按四六分成，后调整为35与65分成；对股东与员工，《通海垦牧公司集股章程启》明确规定：“垦利以成熟起，牧利以第四年起，按年收入，除去开支并酌提公积外，其余作十三股分派，以十股为股东利息，三股为在事人花红。”以此调动股东、管理层、农户各方面的积极性；

功能作用创新：垦牧事业既有经济功能，也有社会功能。

这些创新的集成，共同托举了一个“新世界的雏型”，不仅提升了农业商品化水平，也使大生纱厂有了稳定的原料基地。这些创新就是张謇的过人之处，也是企业家精神的生动诠释。

四、格局宏大的人生典范

在我心中，张謇更是一位大格局之人。

所谓格局，包括认知与眼界、胸襟与气度、思维布局能力等。

就认知而言，张謇能看清世界发展大势，顺应现代化潮流，具有预见性与超前性。他认为“立国之本在工”，修正了儒家重农抑商、重本轻末的陈腐学说；他系统提出农会主张，筹办南通农会，成为我国合作经济最早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他认为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但做不做事人生价值便不同——“若做一二有用事业，即与草木同生，不与草木同腐”，把人生价值提升到新的高度。

就胸襟而言，据张孝若《张謇传》记载，1922年，北京民国政府基于招商局航产，拟以此押借外债，引起舆论哗然。张謇发挥自身影响力，发表《维持招商局致政府电》，据理力争，维护股东合法权益。在多重压力下，政府得电后无形中软化下来，没有再蛮干下去，化解了一场危机。招商局由李鸿章创办，李鸿章又与张謇恩师翁同龢不和，甚至势同水火。但张謇不计前嫌，不仅没有幸灾乐祸、落井下石，反而仗义执言、主持正义，其胸襟可见一斑。

就思维布局而言，张謇认为：办一县之事要有一省眼光，办一省之事要有一国眼光，办一国之事要有世界眼光。这种人生格局，成就了张謇的事业，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迪。

结 语

中国古人有“三不朽”之说，即立德、立功、立言。张謇这位融“士、官、商”于一身的历史人物，以自己的言行与业绩，为这“三不朽”做了最好的注解。

（本文来源于“云雷教授读书号”）

（本文作者系张謇研究中心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