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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科举经历探微
时间: 2019-10-02     次数: 204     作者: 李恭忠

 《张謇研究年刊(2017)》·论文精选 

 

张謇科举经历探微

 

——制度史的视角

 

李恭忠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8

 

 

要:张謇二十多年曲折坎坷的科场经历,留下一些戏剧性的传说,其中有的于史可征,有的与事实不符。1890年会试陶世凤卷被考官误为张謇卷从而得中会元的说法,即纯为误说。这些传说包含了实质性的制度史信息,为后人在“活的”层面上理解晚清科举制度,特别是会试和殿试阅卷环节的实际运行,以及侧身其间的晚清士人的主观体验和认知,提供了既生动又实在的案例。

关键词:张謇;会试;阅卷;陶世凤;翁同龢

 

清末民初著名的状元实业家张謇,42岁高中状元之前在科场摸爬滚打二十多年,六次参加乡试,五次参加会试[1],可谓挫折不断。在此过程中,以翁同龢为代表的士林领袖关照有加[2],并且多次努力暗中相助,使张謇的科场经历平添了不少戏剧性的色彩。关于这些戏剧性的经历,流传着好几种不同的说法,其中有的可以从原始资料中得到证实,也有的与事实不符。这些说法大多被视为张謇坎坷的科举道路中补充性的逸闻趣事,很少有人去探析其中的具体史实,并从制度史的角度探究其对于晚清科举制度研究的可能意义。本文对一些有关张謇会试和殿试经历的通行说法进行辨析,一方面澄清张謇科场生涯中某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另一方面,也期望能有助于从行为主体的角度,去观察晚清科举制度特别是会试和殿试阅卷环节的实际运作情形[3],以及身历其事者的相关体验和认知,从而在“活的”层面丰富对于晚清科举制度的理解。

 

“误中”:通行说法的来源和本意

关于张謇的科场经历,有一种通行说法称:光绪十六年(1890),张謇第三次参加会试,考官(高蔚光)将陶世凤考卷误为张謇的试卷,结果定陶世凤为会元。比如张謇之子张孝若撰写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1930年):“到了第二年光绪十六年的会试,房考是云南高蔚光,曾经将我父的卷子荐上去,场中又误以陶世凤的卷子,当作我父的,中了陶的会元。”[4]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评传系列的《张謇评传》征引张謇自订年谱说:“光绪十六年(1890)的会试,房考高蔚光特地将张謇的卷子推荐上去,但是场中闹了误会,‘误以陶世凤卷为余,中会元’。”[5]庄安正先生著《张謇年谱》征引张謇自订年谱和日记说:“文廷式中二百六十一名贡士,陶世凤中会元”;“房师高蔚光透露闱中内幕:高‘场中误以陶世凤卷为余,(陶)中会元’。一、二场批甚佳,三场无批。堂批:‘滑衍’,出自孙毓汶等手。张謇颇感:‘誉非所毁,毁非所毁’,且认为孙等‘素不为清议所齿,得失无伤也’。”[6]章开沅先生撰《张謇传》也说:“据说即令是孙毓汶当正总裁,那次会试(庚寅恩科),也未尝不想取中张謇,却不料房考高蔚光误把陶世凤卷当作张卷。”[7]值得注意的是,章先生下笔较为谨慎,使用了“据说”两个字,提醒读者这个说法未必完全可信,还可作进一步考订。

征诸史实,1890年庚寅科录取的进士名单中并无陶世凤其人,也没有陶姓人物。陶世凤其实是1894年甲午恩科会元,跟张謇是同年进士。此科一甲第一名为张謇,会元陶世凤殿试成绩不好,被取为三甲一百四十名。[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甲午科大金榜明白无误地记:“光绪二十年……策试天下贡士陶世凤等三百十四名……”这一事实在一些科举史著作中已有正确表述:“光绪甲午恩科状元张謇……该科共取进士314人,会元陶世凤。”[9]那么,有无可能陶世凤在1894年恩科被高蔚光误为张謇,从而得中会元?事实是,云南人高蔚光于1868年中进士[10]18861890年会试中曾经担任同考官,但未充任1894年会试考官。[11]张謇甲午科会试的房考官虽然也姓高,却是山东滕县人高熙喆,1886年进士,时任翰林院编修。[12]会试发榜次日,张謇即拜见了房师高熙喆,并在当天的日记里留下了相关记录。[13]因此,所谓陶世凤被(高蔚光)误为张謇、由此得中会元的说法,完全没有事实依据。

既然与事实完全不符,上述说法又是如何产生的?源头要从张謇自己那里去寻找。1890年会试刚刚结束,张謇就在日记里记录了相关内情以及他自己的感受。四月十日:“芸阁中二百六十一名贡士,瑞卿中会元。”十一日:“知荐卷出高蔚光房。第一场批:‘笔情倜傥,词旨精详。次三有笔有书,抑扬尽致。诗有雄浑句。’二场批:‘《春秋》断判有识,余亦切实发挥。’三场无批,堂批‘口衍’。誉非所誉,毁非所毁也。”十二日:“知堂批出孙毓汶。二人素不为清议所齿,得失无伤也。”[14]日记里说得很清楚,此科会元为夏曾佑,而不是什么陶世凤。夏曾佑是杭州人,字穗生,又字穗卿、遂卿,又作蕙卿。[15]同为江南名士,张謇对他并不陌生。总之,这次考试失利,跟陶世凤丝毫扯不上任何关系。张謇这几则日记透露的信息是:他的内幕消息非常灵通,会试结果正式公布的一两天之内,他就知道了自己的试卷是哪两位考官评阅的、具体评语是什么。显然考官当中有人为他积极奔走打听,并及时向他透露有关情况。比如1880年中状元的江宁人黄思永,他是翁同龢的门生(翁是其会试副考官〉,此次会试也担任同考官。[16]得知具体内情,张謇认为房考官高蔚光水平有限、眼光不高,而且不够认真,主考官孙毓汶也很不负责,均未能对自己的考卷作出客观的评判,因而对这两人既很不满,又很不屑。不过,对于这种结果,张謇已经能够坦然面对。

但是,张謇晚年在《啬翁自订年谱》中的记载却有所不同:光绪十六年庚寅,“应礼部会试,荐而不中。房考云南高蔚光。高语余,场中误以陶世凤卷为余,中会元”[17]。据此,则高蔚光后来曾经在张謇面前有所解释。他之所以这么做,大概是因为知道了张謇对自己不满,试图做一些辩解,于是说考官们原本要暗中帮助张謇,但却很不巧,猜错了试卷。不过,高蔚光究竟何时、如何在张謇面前作出辩解,是否提到了陶世凤,目前已经很难弄清楚。一种可能的情形是,高蔚光说的会元是其他人,(比如夏曾佑?)多年之后张謇编辑自己的年谱时无意中误记为陶世凤。陶世凤在甲午科得中会元,与庚寅科仅仅相隔四年,七十多岁的张謇或许将这两次会试的情况混淆在一起了。不过这种可能性较低,因为张謇晚年并非全凭记忆,而是根据当年的日记“撮为年谱”[18]。因此,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性,即高蔚光确实说过误将陶世凤考卷当作张謇试卷之类的话。若果如此,则高蔚光就是公然在张謇面前撒谎,因为两人都很清楚,庚寅科会元并非陶世凤。如果高蔚光确实曾在张謇面前如此撒谎自辩,那么以张謇的性格,必定对此种行径深恶痛绝。张謇日记中称高蔚光(和孙毓汾)“素不为清议所齿”,由此可知他当时即对高蔚光不抱好感。多年以后,他将这种事情录入自己的年谱中,则有立此存照之意,以供后人撰史论世之参考。

总之,张謇此次会试的体验是,考官既缺乏水平,又不尽职,结果真才实学之士反遭淘汰。最近有学者专门探讨了清代乡试的阅卷情况,认为由于同考官的专业素质得不到保证,加上阅卷时间的紧迫,阅卷结果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公正。[19]乡试同时在各地举行,所需考官数量大,除了正副主考由朝廷钦派,各省的同考官(房官)均由各地自行选调。[20]不同地区乡试考官的素质和责任心参差不齐亦属正常。会试仅需22名考官,理论上经过了朝廷的精挑细选。然而张謇庚寅科会试的经历却反映出,类似的问题在会试层面同样存在。张謇的批评看上去仅仅指向两名考官个人,实际上也触及科举制度运行中的问题,即一种制度的实际效果如何,还要取决于执行者是否尽职负责。但在张謇去世之后,他留下的相关记载经由后人的整理出版、研究撰述,逐渐在学术界和大众领域流传开来的同时,其中的戏剧性内容更多受到人们关注,史实本身包括张謇上述记载的本意,反而逐渐隐遁于历史深处。

 

“错放”:制度刚性与人情限度

“误中”陶世凤的说法尽管与事实不符,但仍有其值得注意之处。结合有关张謇科举生涯的其他一些传说,后人可以看到晚清科举制度运行过程中的一些实际情形。最为明显的是,作为最高层级的选拔性考试,高淘汰率的会试在形式上仍然维持着较为严格的程序公平,纵使考官有意暗中相助,考生最终能否被录取,很大程度上仍要取决于才学加运气。

清代会试的淘汰率,从张謇参加的几次会试可见一斑。1890年庚寅科,一开始实到考生6124人,取中参加殿试者326人,淘汰率为94.7%1892年壬辰科,一开始实到考生6048人,考到第三场时剩下5996人,最后取中参加殿试者317人,淘汰率为94.8%[21];两科的录取率仅为二十分之一。考生人数如此之多,以至张謇感到“拥挤之苦,为从来所未有”[22]

壬辰科会试对于张謇来说似乎是一次绝佳的机会。主考官四人:正主考户部尚书翁同龢,副主考工部尚书祁世长,内阁学士霍穆欢、李端芬。[23]翁、张关系特殊,自不待言;祁世长(山西寿阳人,张謇日记中称他为寿阳)、李端芬跟张謇之间也都有师生之谊。此外,同考官当中的袁昶、沈曾桐、刘若曾、朱福诜、徐仁铸五人[24],也都是张謇的熟人。[25]特别是浙江桐庐人袁昶以及嘉兴人沈曾植、沈曾桐兄弟,更是张謇的至交。袁昶(1846~1900〉,字爽秋,1876年进士。1880年,张謇随同吴长庆进京,即已跟袁昶结识。后来袁昶成为张謇的知交,曾经为他指点京城士大夫圈子的情况,劝他“杜口,勿论时事”,令他颇为感念。[26]沈氏兄弟都是翁同龢提携起来的门人。[27]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1880年进士;沈曾桐(1853~1921),字子封,1886年进士。1885~1886年间,张謇客居京师,先是参加秋天的顺天乡试,然后参加来年春天的会试,期间结识了沈曾植,感到他是“读书敦行人”[28],由此开始了长期的交往。沈曾桐刚好也在北京参加了这两次考试,跟张謇同榜中举,次年春天又顺利考中进士。[29]在此期间,张謇与袁昶和沈氏兄弟过从甚密。[30]张謇会试落第,返乡前他们数次为他饯行。此后张謇数次赴京会试,跟他们均有密切来往。[31]刘若曾,字仲鲁,直隶盐山人,1885年与张謇、沈曾桐等在顺天乡试同榜中举,并在初试中考取第一名,张謇听闻其为“孝友诚实君子”[32],开始与他交好。两人曾经同寓一处,次年同场会试未第,1889年他再次跟张謇同科会试,并考取进士。[33]徐仁铸(1863~1900),字斫甫,江苏宜兴人,1889年与张謇同科会试,并考中进士。朱福诜(1841~1919),字桂卿,浙江海盐人,1880年进士。

人事条件如此有利,让翁同龢志在必得,一心想把张謇拔擢出来。然而,结果却是张謇再次落榜。会试结果公布次日,沈曾植前来探望张謇,转告了沈曾桐亲历的如下内情:“常熟师于江苏卷上堂时,无时不谕同考细心校阅。先得爽秋所荐施启宇卷,爽秋谓为具体而微,既又疑之。常熟师亦谓非是,尤不喜‘声气潜通于宫掖’句。旋四川施某荐刘可毅卷,常熟初亦疑之;既不能确然可信之卷,又施某力谓此[]张季直卷,而策问第四篇中有‘历乎箕子之封’语(弢甫云),颇信为曾至朝鲜人语。尝问爽秋,爽秋以文气跳荡,辨其非。填榜之先,子封请观其卷,以孟艺及诗(秦字韵)力决其非。常熟叹为无可如何。拆封时又于红号,知为常州卷,卒乃见此卷果刘可毅。于是常熟、寿阳及子封亟查余卷,在第三房冯金鉴所。时第一房朱桂卿,第二房爽秋,堂荐之日,江苏卷进而桂卿病撤堂,则与爽秋邻房。爽秋屡属遇江苏卷须细心,而金鉴吸鸦片之时多,余卷早以词意宽平斥落矣。常熟以为余卷而置刘卷第一,及见其非,为之垂涕。寿阳亦叹息不已也。”[34]同一天,袁昶也来看望张謇,讲述了相同的内情。此后几曰,张謇先后见过翁同龢、祁世长、朱桂卿[35],言谈之间也免不了涉及一些会试内情。这些内幕,具体细节不一定准确,基本情节则应该实有其事。

清代乡试、会试,阅卷官在内场阅卷,与外场的考试、监考、收卷等环节,在人员、程序和空间上都严格隔离开来。考卷上交之后,必须由外场的专门人员进行一系列的程序化处理,即弥封、誊录、对读,然后套分朱、墨卷,考生的原始墨卷由外场的收掌官负责管理,经过书手誊录的朱卷打包装箱,陆续送往内场,交给考官们阅判。[36]这一系列复杂的制度,意在防范作弊、杜绝人情因素,以维持科举制度的形式公平。在这种刚性的制度下,内场的阅卷官想从一大堆试卷中特意找出某位考生的试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非悍然违制,串通作弊,便只能依据文章风格去猜测,结果如何仍然难以预料。

此事在翁同龢日记里也有细微的反映。一开始,他心情不错,注意到考场庭院海棠初开,杏花正盛,晚上还偶尔邀请三位副主考“小饮剧谈”,直至半夜。随着阅卷工作的展开,他感到耗神费力,连呼“乏极”、“乏不可支”,后来院子里海棠花开极盛,他却无暇观赏[37]。加上心头惦记的事情没有着落,阅卷快要结束时,他的身心状况一度变得非常不好,为了琐细事情大发脾气:“饬刻字匠应速捷,写样不合式,怒斥之。肝疾大发,不寐。”[38]揭晓之日,他在日记中留下了一句耐人回味的话“会元武进刘可毅也”![39]他一心想暗中帮助张謇,但在会试过程中却有心无力,遗憾之情,笔墨难禁。

面对这种“错放”结果,张謇的心情也好不到哪去,只能痛感这是命运的捉弄。他甚至猜测:常州人刘可毅没有去过朝鲜,却在文章里写上“历箕子之封”这样的句子,大概是为了迷惑翁同龢等考官,因为他也知道翁同龢一心要提挈张謇,必定会从考卷的行文中去寻找蛛丝马迹,结果事情确实如此。张謇认为刘可毅“冒顶”了本该属于自己的荣誉,不过面对这种“以文字福及侪辈”的戏剧性结果,张謇除了感到惭愧,也只能认命。[40]长期跋涉于科场的坎坷经历,给张謇内心带来深重打击。四十岁生日那天,他在日记里写道:“学业未成,科名辄阻。负惭引痛,无可言者。”[41]他对科举这条道路完全失望,把所有的考试用具全都扔掉,决计与科场告别。[42]

 

“大魁”:权势游戏和意义拷问

跟会试相比,殿试的程序较为简单,如果考官想特别关照某名考生,似乎并非没有可能。由此,殿试结果的评定,也更容易受到士大夫圈子中人际关系因素的私下影响甚至操纵。

1894年甲午恩科会试,张謇原本不想参加,经不住父亲和哥哥的敦劝,才勉强入京应试。[43]不料这次他却有幸通过会试,获得了殿试资格。殿试经过大略如下:考试日期为四月二十一日(525曰)一天;二十二日读卷官入殿阅卷;二十三日读卷官公同拟定名次;二十四日奏定前十名并引见,张謇为一甲第一名;二十五日新科进士太和殿传胪。[44]

关于此次殿试阅卷,也有一种流行的说法。王伯恭在民国初期记载说:“光绪甲午所派收卷,有黄修撰思永。比张季直缴卷时,黄以旧识,迎而受之。张交卷出,黄展阅其卷,乃中有空白一字,殆挖补错误,后遂忘填者。黄取怀中笔墨为之补书。此收卷诸公,例携笔墨,以备成全修改者,由来久矣。张卷又抬头错误‘恩’字误作单抬,黄复为于‘恩’字上补一‘圣’字,补成后送翁平叔相国阅定,盖知张为翁所极赏之门生也。以此张遂大魁天下。使此卷不遇黄君成全,则置三甲末矣。”[45]后来的论著则称,翁同龢命令收卷官坐等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评阅之后,立即得出“文气甚老,字亦雅,非常手也”的结论。[46]张謇之孙张绪武撰写的张謇传记也说:“翁同龢经过以往误把他人考卷认作祖父考卷的曲折,因而殿试考试一开始,即关照收卷官坐在一旁,等祖父交卷后直接送给他。”[47]最后这种说法显然是在以往说法基础上的进一步发挥,却将会试与殿试混为一谈了。

值得注意的是,王伯恭上述记载不无揶揄的成分,意即张謇虽然高中状元,但却完全是人情照顾的结果,根本无足称道。这种心态,很可能跟甲午战争期间他与张謇的立场分歧有关。王伯恭虽然也算是翁同龢的门生,并且早在1882年即已跟张謇相识于驻扎朝鲜的淮军吴长庆幕府,但在甲午战争期间,却在翁同龢面前极力反对与日本开战。[48]他后来这样记述张謇彼时的表现:“是时张季直新状元及第,言于常熟,以日本蕞尔小国,何足抗天兵,非大创之,不足以示威而免患。常熟韪之,力主战。”[49]根据这种描述,张謇只是一名观念陈旧、不识时势、侥夺大魁、持论草率的书生。当年的立场分歧,让王伯恭多年以后回忆起来仍对张謇持明显鄙薄态度,他关于张謇殿试情形的描述同样如此。

王伯恭的记载属于事后十几二十年的回忆,具体细节未必完全准确。比如祁龙威先生指出,王氏所列此科殿试读卷官次序,即有误。[50]他记载的殿试收卷过程也过于戏剧化,显然有违于基本事实。根据清代制度,殿试过程虽然不如会试复杂,但也有明确的收卷、弥封、装箱制度。[51]考试当天,贡士交卷,先由受卷官接受,由监试大臣在考卷上画押,然后会同监试御史送往弥封处弥封,再由收掌官统一接收,装进专用的箱子封存起来。[52]次日阅卷,由收掌官依次取出,分发给八位读卷官阅判。[53]受卷和收掌是两个不同的岗位,并非由同一个人担任。而且,从收卷到分发给读卷官,要间隔一个晚上。无论如何不可能由同一个人从考生那里收过考卷,然后直接交给读卷官阅判。倘若确如王伯恭描述的那样,则公然违规。

不过,王伯恭的描述亦有事实的影子。翁同龢的门生黄思永确实曾经奉派为此次殿试收掌官。[54]跟会试不同,殿试无誊录环节,收掌官过手、读卷官阅判的,均非经过书手誊录的朱卷,而是考生亲笔书写的原始墨卷。他们若与考生事先熟识,则有可能通过字体风格等卷面特征认出后者的考卷。从收卷到分发阅判,其间仅隔一个晚上,如果事先暗作安排,收掌官处理某份试卷时特别留意,并非没有可能。当然,这些内情在翁同龢日记里没有详细记录,他只是简略地记载说:“得一卷,文气甚老,字亦雅,非常手也。”[55]结合种种细节来看,张謇这次考试,难免有熟人暗中关照的成分在内,只是没有后人说得那么露骨。当然,如果翁同龢能够如此对待自己事先属意的考生,那么别的读卷官也难保不会采用类似的做法。

翁同龢日记中记载了此次殿试前十名录取过程中的一些细节。读卷官八人:(1)张之万(1811~1897),道光二十七年(1847)状元,时为东阁大学士;(2)麟书(1829~1898),宗室,咸丰三年(1853)进士,时为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3)翁同龢(1830~1904),咸丰六年(1856)状元,时为户部尚书;(4)李鸿藻(1820~1897),咸丰二年(1852)进士,时为礼部尚书;(5)薛允升(1820~1901),咸丰六年(1856)进士,时任刑部尚书;(6)志锐(1853~1912),光绪六年(1880)进士,时任礼部右侍郎;(7)汪鸣銮(1839~1907),同治四年(1865)进士,时任工部左侍郎;(8)唐景崇(1844~1914),同治十年(1871)进士,时为内阁学士。[56]总共314份考卷,每位读卷官阅判39~40份。[57]不过每位阅卷大臣除了阅判自己分判的考卷之外,还要轮流阅看其他人分判的考卷,各就桌上互看,并且用不同的符号标注各自的意见,此举被称为“转桌”,以符合所谓“公同阅定”的宗旨。[58]二十三曰,八人商量前十名名次,经过讨论,一致同意翁同龢选定(即张謇)的试卷列为第一,第二至第十名候选人分别由其余七位读卷官选定:麟书选定第二、第九,张之万选定第三,志锐选定第四,李鸿藻选定第五,薛允升选定第六,唐景崇选定第七、第十,汪鸣銮选定第八。[59]

翁同龢在读卷官中位居第三,却必欲决定状元候选人,年龄最长、资历最深、职位最高、在读卷官中居首的张之万,自然不愿轻易让步。但清流领袖翁同龢,一则多年来都很赏识并且不遗余力地扶植张謇,[60]二则面对时局的复杂变化,急于扩充清流派的势力。[61]这次张謇有幸闻过会试大关,翁同龢无论如何也要抓住机会,助其登上科举之巅峰。关于二十三日讨论名次的情况,翁同龢日记记载说,李鸿藻、汪鸣銮、志锐均表赞同。[62]志锐,字伯愚,他塔拉氏,满洲厢红旗人,珍妃、瑾妃堂兄,与清流派交好。[63]汪鸣銮,号柳门,后来又号自邑亭,浙江钱塘人,一直以来跟翁同龢关系极为密切。[64]二十二日晚上,两人刚刚一起喝酒吃饭,“剧谈至亥初”[65],同为清流领袖的李鸿藻(直隶高阳人,字兰孙,翁同龢日记里称为“兰翁”“高阳”)也在场。[66]对于此事,他们应该已经有所商量。

后来士大夫圈子传言,正式讨论名次时有过微妙的竞争。位居读卷官第二的麟书两不得罪,只是抓住榜眼候选人的决定权不放。[67]位居第四的李鸿藻,本来就是此次会试时张謇的座师,同样对他颇为赏识[68],此时也站在翁同龢一边,跟张之万说:“吾所阅之沈卫一卷,通场所无,今亦愿让状元与张,幸公俯从。”[69]有了李鸿藻的帮助,加上汪鸣銮、志锐的支持,翁同龢的发言权显然超过了张之万;后者只好勉从翁同龢之意,而以自己选定的试卷作为探花候选人。不过李鸿藻似乎也有点情绪,他在读卷官中位居第四,按照惯例可以选定第四名也就是二甲第一名(俗称传胪)候选人,但他却说:“如此佳卷,不得鼎甲,更欲传胪何为?不如位置在后。”这番牢骚让大家默不作声。年龄最轻、资历最浅但却身份特殊的志锐起身说:“吾所阅一卷何如?能滥竽否?”张之万匆匆浏览一遍,即说很好,于是就这样定了下来。[70]前十名考卷送到光绪皇帝面前时,据翁氏后人翁万戈收藏的翁同龢未刊稿《甲午殿试读卷记》记载“上接第一卷,谛视似不愜”,问是谁所取,张之万回答说翁同龢所取、诸臣所定,皇帝即“霁颜曰:好”,未作任何改动。次第拆除弥封后,又补充解释说,列为第一的这份考卷“字稍散而秀,雅在骨。即以字论,亦是好手。况廷对原不专重缮写,所作实是冠场。今拆封知系张某,臣夙知为江南名士,孝子也”。而且正值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张謇会试以六十名中式,真是天作巧合,可谓恩科得人贺。听了这番解释,光绪皇帝自然很高兴。[71]

与淘汰率高、录取率低的会试不同,殿试基本为等额录取,旨在区分考生们的等第名次。前若干名尤其是前三名的确定,实际上是科举最高荣誉的分配。考生和考官往往事先已经形成师生关系,然后共同参与这一分配过程:考生凭借各人的才学词章,考官则凭借各人的资历、权位、声望、人脉。当然,最终的决定者是皇帝,但他基本上会尊重大臣们的意见。当时士大夫圈子中即已流传一种说法:“向来八大臣阅卷,各以其人之次序,定甲第之次序,所谓公同阅定者,虚语耳!”[72]1890年庚寅科殿试,大学士徐桐在八位读卷官中事实上居于首位(名义上居首的是宗室福锟),翁同龢居于第四位,大家各自出一两份最好的卷子,交给徐桐评定,结果翁同龢挑出的被评为第一名候选人,徐桐挑出的卷子竟然未能进入前十名候选人,翁同龢由此在日记里留下了开心的记载:“可谓公道,一破俗例矣!”[73]翁同龢这则悄悄话,以及甲午恩科状元的产生内幕,都确证了上述说法并非虚言。殿试前几名候选人的录取权力由考官们按照各自地位瓜分,已经成为一种科场惯习,或者说潜规则。状元张謇的科场故事,指向一幅士大夫群体内部错综复杂的权势关系的动态图景。

历经科场周折,充分体验了科举考试的公开制度与实际运作,张謇最终成为科举考试的赢家,差堪告慰父母的殷切期望。[74]但总体而言,他的感受却是意兴阑珊:“栖门海鸟,本无钟鼓之心。伏枥辕驹,久倦风尘之想。”[75]早在1885年,张謇赴京参加顺天乡试,临行时便充满无奈之感:“去岁将七十之亲,求不可必得之名于二千里之外,事与心违,思之泣下。”[76]这一次,由于忙着在京师应试、做官,父亲病重去世期间,他却没能陪伴身边,因而感到万分遗憾“一第之名,何补百年之恨;慰亲之望,何如伺亲之终,思之泣不可仰”。[77]不久甲午战争中方战败,马关条约签订,更让张謇痛感中国国体沦丧、膏血几罄。[78]基于多年来的切身经历,他清醒地意识到传统科举取士制度的缺陷及其与时代的脱节,“世变剧烈,习、用大乖,士应无术”,痛感自己踯躅科场二十六年,无形中消磨了少壮岁月,其实只是在玩一种游戏“试于有司,供其喜怒而寒燠之者”。[79]1895年夏,他代湖广总督张之洞起草《条陈立国自强疏》,关于人才培养和选拔方面提出如下建议:“各省广设学堂”,培养“各国语言文字、种植、制造、商务、水师、陆军、开矿、修路、律例”等专业人才,择优送往最精于相关领域的国家深造,并且预定章程,对学成回国的人才“予以出身,收其实用”。[80]这种认识并非张謇个人性的,在当时的士大夫圈子中,变革科举的呼声己经开始高涨。[81]仅仅十年之后,运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便彻底走到了尽头。

 

关于张謇的几种科场故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1890年会试陶世凤卷被误为张謇卷从而得中会元一说,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它来自于张謇本人晚年的记录,本意在于针砭当年的考官,却被后人误为事实传播开来;(21892年会试阅卷,翁同龢为首的考官极力暗中相助,却将刘可毅卷误为张謇卷,让张謇倍感失望;(31894年殿试阅卷,翁同龢暗中运作,张謇终于高中状元,却意兴阑珊。这些故事不仅具有戏剧性,而且包含重要的制度史信息。从阅卷环节的实际情况来看,淘汰率高的会试在晚清时期仍然维持着较为严格的程序公平,纵使考官有意暗中相助,考生最终能否被录取,很大程度上仍要取决于才学加运气;基本无淘汰的殿试,则容易受到人际关系因素的私下影响甚至操纵,成为上层士大夫圈子权势角逐的场域。

张謇漫长而曲折的科场跋涉、对科举功名从向往到失望再到淡然的心路历程,以及后来反思科举、放弃仕途、投身实业的选择,这些经历提供了生动而可靠的实例,有助于后人从行为主体的角度,在“活的”层面去理解晚清科举制度的实际运行及其最终结局。过去百余年里,主流观点曾经基于时代性的视角和批评的眼光,去探讨科举制度在近代国际竞争形势下的适应能力,侧重于批判科举制度的弊端和负面效应。这样的观点和论说虽然不无偏颇之处,但它们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身历其事的那一代(乃至许多代)人,也即一种制度的参与主体的经验、认识、情感和愿望。近几十年来,特别是以科举停废一百周年之际的回顾性审视为契机,学术界对科举制度的看法发生了一些变化。新近的观点主要基于历史性的视角和同情的眼光,对清末以来速废科举行为的过激和短视提出批评,并将科举制放在上千年的“长时段”中加以考察,强调科举制度对于传统中国社会流动、社会整合、国家认同乃至文明传承的深远意义。这样的观察颇有“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意味。然而,“当局者”未必一定“迷”。张謇的例子提醒后人,对于科举制度和停废科举的恰当理解、分析和评判,仍需考虑如何在时代性与历史性、宏观制度变革与微观行为主体之间取得平衡,既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现实情境和客观需要,又能尊童历史主体的实际体验和经验。

 

 

参考文献:

[1][4][60]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上海书店1991年影印版,第25~292022页。

[2]庄安正:《翁同龢与张謇关系新探——以乙酉至甲午科考期间为例》,《学术月刊》2002年第4期。

[3]有关清代科举阅卷实况的具体案例分析,目前仍然较为少见。现有著述涉及科举阅卷环节时,多以静态的制度描述为主,仍以傅增湘和商衍鎏的成果最具代表性,见傅增湘《清代殿试考略》,天津大公报社1933年版,第6~9页;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102137146~147页。

[5]卫春回:《张謇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

[6]庄安正:《张謇先生年谱(晚清篇)》,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页。

[7]章开沅:《张謇传》,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8]朱保炯、谢沛霖编:《明淸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849~285228552857页。

[9]莫雁诗、黄明编撰:《中国状元谱》,广州出版社1993年版,第369页。

[10]《会试朱卷·戊辰科·高蔚光》,收入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31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97~333页。

[11]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以下简称《翁同龢日记》)光绪十二年三月初八、十六年三月初六、二十年三月初六,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00623572681页。

[12]秦国经主编,唐益年、叶秀云副主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七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下。

[13]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六卷《日记》(以下简称《张謇日记》),光绪二十年四月十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61页。

[14][22][25]《张謇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09335335页。

[15]陈玉堂编:《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989页。

[16]《翁同龢日记》,光绪六年四月初六、四月廿四日,十六年三月初六,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48114832357页。

[17]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卷上,收入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8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页。

[18]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序,北京图书馆1999年版,第4页。

[19]夏卫东:《清代乡试阅卷的制度缺陷》,《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20][51]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98~99137页。

[21]《翁同龢日记》,光绪十六年三月初八、四月廿二,十八年三月初十、三月十四、三月廿七,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3572367251325142522页。

[22]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875页。

[24][54]《翁同龢日记》,光绪十八年二月初六、四月廿一,第25122693页。

[26]《张謇日记》光绪六年五月初三至初五、五月十七,十二年正月初四、二月初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95259260页。

[27]谢俊美:《翁同龢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页。

[28]《张謇日记》,光绪十一年六月初八,第246页。整理本误作“沈子培比部曾棋”,当为“沈子培比部曾植”。

[29]《张謇日记》,光绪十一年九月十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52264页。

[30]《张謇日记》,光绪十一年六月十八、七月三十、八月初八、八月十七、九月初八、九月廿二、九月廿五、九月廿八、十一月十六、十二月初一,十二月初二、十二月十四、十二月廿四,十二年正月廿二、正月三十、三月初四、四月廿四、四月廿六、四月廿八,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46247249250251252253255256257260262264页。

[31]《张謇日记》,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九、四月十一,十六年二月廿二、二月廿三,十六年四月十五、七月十八、七月十九,十八年三月初三、三月十七、三月三十、四月十二、四月廿五至廿七,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97299308310312334335336338页。

[32]《张謇日记》,光绪十一年九月十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52页。谢俊美编《翁同龢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 第1217页称“刘可毅直隶盐山人,字仲魯,号若曾”,是将刘可毅与刘若曾误为一人。

[33]《张謇日记》,光绪十一年九月廿八,十二年三月初四、三月初六、三月初十、三月二十、四月十六、四月廿四、四月廿九,十五年四月初九.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53262263264299页。

[34]《张謇日记》,光绪十八年四月十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337页。本文引用时对部分标点稍有改动。

[35]《张謇日记》,光绪十八年四月十四、十六,江苏古籍出钣社1994年版,第337页。

[36]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92~93100~102页。

[37]《翁同龢日记》,光绪十八年三月十二、三月廿二、三月廿三、三月廿六至廿九,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51425152516页。

[38][39]《翁同龢日记》,光绪十八年四月初六、四月十一,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5172518页。

[40]《张謇日记》,光绪十八年四月十一、四月十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337页。

[41]《张謇日记》,光绪十八年五月廿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40页。

[42][77]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卷上,北京图书馆1999年版,第6772页。

[43]《张謇日记》,光绪二十年正月廿五、廿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59页;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卷上,北京图书馆1999年版,第69~70页。

[44]《翁同龢日记》,光绪十八年四月廿一至廿五,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693~2694页。

[45][49][67][69][70][72]王伯恭著,郭建平点校:《蜷庐随笔》,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3213333~343433页。

[46]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页;《张謇传》,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47]张绪武:《我的祖父张謇》,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

[48]王伯恭著,郭建平点校:《蜷庐随笔》,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16771 ~72页。

[50]祁龙威:《甲午战争中的翁同龢与张謇——〈张謇日记(甲午年)笺注〉节录》,载常熟市人民政府、中国史学会合编《甲午战争与翁同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5页。

[52]商志香覃:《关于清代科举考试中的几个问题》,载上海嘉定博物馆编《科举文化与科举学》(上册),海风出版社2007年版,第181页。

[53][58]傅增湘:《清代殿试考略》,天津大公报社1933年铅印本,第6页。

[55][57]《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四月廿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6932693页。

[56]《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四月二十,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693页;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第2876页:朱宝炯、谢沛霖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第28052809281228132814282328282839页。

[59][62][65]《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四月廿三,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69426942693~2694页。

[61]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4~35页。

[63]吴庆坻:《志将军传》,收入闵尔昌纂录《碑传集补》卷三四,(台北)明文书局1986年影印版,第30页。

[64]叶昌炽:《诰授光禄大夫、前吏部右侍郎、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自邑亭汪公墓志铭》收入闵尔昌纂录《碑传集补》卷5,第810~11页。汪氏用过如下印鉴:“汪鸣銮印”“鸣銮印章”“柳门”“柳门小篆”“自邑亭”“自邑亭审定”(于连成编《近百年书画名人印鉴》,荣宝斋出版社2001年版,第37~38页)。关于汪鸣銮的字号,汪氏1865年会试、1864年乡试的朱卷均明确写着“汪鸣銮,字惠乐,号柳门,行一,道光辛丑年六月初一日吉时生,系浙江杭州府钱塘县附监生,商籍,原籍安徽徽州府休宁县,充国史馆誉录。”(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26册,第359页;第105册,第249页)叶昌炽为汪鸣銮门生,应其后人所请撰写了这篇墓志铭,文中称汪鸣銮“号柳门”,1874年出任河南乡试考官,途径汉代许慎故里——河南召陵自邑里,“遂以自邑亭自号,以示宗仰”。《清史稿》卷四四二《汪鸣銮传》,却称汪鸣銮“字柳门”,实误。后来许多论著和工具书,有的还征引了叶昌炽这篇墓志铭,均称汪鸣銮“字柳门、号自邑亭”,比如《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41页,《中国历代名人辞典》(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35页,《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367页,《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卷下》(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381页,《中国近现代史名人辞典》(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第315页,《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七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第544页,等等,均误。

[66]李宗侗,刘风翰:《清李文正公鸿藻年谱》(上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页。

[68][74][75]《张謇日记》,光绪二十年四月十二、四月十三、四月廿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61~362362362页。

[71]转见谢俊美:《常熟翁氏:状元门第帝师世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页。《翁同龢日记》(第2694页)仅记录了事情梗概,没有记录具体情节。

[73]《翁同龢日记》,光绪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月廿三,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3662367页。

[76]《张謇日记》,光绪十一年四月十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43~244页。

[78]《张謇日记》,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六,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71

[79]张怡祖编辑:《张季子九录·外录》自序,(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影印版,第12页。

[80]张怡祖编辑:《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一,(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影印版,第18~19页。

[81]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77~183页;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8~33页。

(原载《江海学刊》2016年第5期)

 

 

Zhang Jian's Experience in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History

Li Gongzhong

(History College, Nanjing University, 210008)

  

  Abstract:There have been some dramatic tales about Zhang Jian's experience of preparing for and taking part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for more than twenty yearssome of which proved to be trueand some others proved to be incredible.  Behind these tales lies the substanti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institutional history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Zhang Jian's experience provides a right case to observe the livingfacets of this systemand how it actually operated and what was its actual meanings to those people who engaged in it.

  Key Words: Zhang Jia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go over examination papers, Tao Shifeng, Weng Tonghe.

(作者简介:李恭忠,1974年生,历史学博士,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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