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研究（2022）》· 史实考辨 ●

张謇与森村父子凿井欺诈未遂事件小考

刘 佳

（南通大学张謇研究院，江苏  南通  226019）

摘要： 张謇《癸卯东游日记》中记载了以森村扇四郎、森村要父子为中心，高野周省参与，日本外务省翻译小林光太郎牵涉其中的凿井欺诈未遂事件。“日本唯商德最下”之言即影射此事。虽然因信息不对等等因素导致张謇对森村父子等人产生了一定的误会，但这些日本人确实存在商业诚信问题，张謇“日本唯商德最下”论并非无的放矢。

关键词：张謇；森村扇四郎；森村要；高野周省；凿井欺诈未遂事件

张謇1903年东游日本，曾有“日本唯商德最下”^［1］一说。引发张謇如此激烈言论的导火索正是以森村扇四郎、森村要父子为中心，高野周省参与，日本外务省翻译小林光太郎牵涉其中的凿井欺诈未遂事件。笔者调查日文相关文献，发现张謇《癸卯东游日记》中所载内容存在与事实些许不符之处。本文拟还原事实真相，分析导致张謇怒斥“日本唯商德最下”的要因。

一、森村父子凿井欺诈未遂事件

据张謇《癸卯东游日记》所记，森村父子事件概要如下：1902年，张謇曾雇日人伊藤泽次郎父子在通州凿井，未见成效。张謇从罗振玉处获知，日本驻上海领事馆领事小田切（即小田切万寿之助，张謇误记为“小田”）为森村父子代售矿井机器图，于是委托罗处理相关事宜。因钱念劬跟随小林学习日语，因此罗振玉讬钱代为咨询。后罗振玉与森村要商定，拟考察其在日本伊豆的凿井成果。抵达东京后的6月20日、22日、23日，他与扇四郎商谈凿井事宜。24日，似已谈妥，于是张謇“订购凿井器议稿”。28日，扇四郎与其友人高野又为凿井一事而来。但张謇此时已认定森村父子不可信，“已无意观其伊豆之工矣”。森村要在上海时曾向张謇借钱，张謇以还钱一事试探，见父子二人百般推诿，更断定二人意图欺诈，于是严词拒绝了凿井合作。^{［1］553-554}

张謇对森村父子的怀疑并非无端臆想，而是一步一步加深的。

张謇与森村要第一次见面是在上海，“要举止佻荡，目动而言肆”^［1］554，即对其印象不佳；第二次见面，森村便开口借钱，更令张謇起疑。或许因罗振玉愿意为其作保，或许迫于垦牧事业亟需凿井技术，张謇并没有中止与森村要的交往。与张謇同游日本的蒋黼有记：“季直又携日本人森村要为舌人”。^［2］可知在东游前，森村要已有作为张謇随行翻译的经历。但森村刚到日本就去嫖娼，又引发了张謇的恶感。不过，此时张謇与森村合作的计划还未受影响。6月15日，《大阪朝日新闻》披露了张謇的拟定行程，前往伊豆考察森村凿井的成果仍在他的计划之中；报道还称双方已就通州垦牧地凿井相关问题协商完毕。^［3］

在东京与扇四郎几次面谈之后，张謇发现其言辞与罗、钱书信中所写多有矛盾之处。更可疑的是，扇四郎的名片上自称“工师”，但高野却称之为“海军技师长”。张謇查访海军，却未能验证扇四郎的这一身份。不止如此，张謇在横滨也未找到扇四郎所说的矿业商会，却发现他搬入横滨户部町仅三个月，户籍之下仅有一子就读中学校。这让张謇认为森村要与扇四郎的父子关系也是谎言。^［1］554

高野与小林则加剧了张謇对森村父子的疑虑。因高野自称“农学士”、“兽医”，张謇却未在农科大学学士名单中发现高野之名，在警察厅查到其“名下仅署一农字”。再加上小林素来风评不佳，张謇获悉森村与小林交好，上海领事馆为其代售图纸乃是小林所为。^［1］554结合种种端倪，张謇显然已将凿井一事归结为政商合谋的商业欺诈手法了。

二、森村扇四郎与森村要其人

事件真相究竟如何，单凭张謇一家之言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笔者调查日文相关文献，可知张謇确实对森村父子存在一定误解。

首先，森村要确为扇四郎之子。森村要著有《凿泉之梗概》（1918）一书，称扇四郎为“先考”^［4］。如果说1903年两人有可能为欺诈张謇而谎称父子，那么十五年后断然没有这种必要了。张謇没有查到森村要的户籍，极有可能是因为他的户籍已经迁出扇四郎住所。

其次，扇四郎的海军技师与凿井专家身份确实可信。

1912年，《实业之横滨》第9卷第11号起，分三期刊载了扇四郎撰写的《水道上水之新研究》。文章从水源、水管设备、掘井技术、挖掘地点的选定等方面进行论述，援引德国、美国实例，指出研究东京水源问题以及发展凿井事业、提高土地生产力的重要性。其中，扇四郎提及了自己的履历：曾以技师身份在海军服务多年，精通机械，后潜心钻研、改良技术，为日本凿井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文中还列举了日本农商务省授予森村式凿井机的专利：

①回转凿泉器的构造及特长享有8种专利权

②自动回转槌、凿泉用砂扬器、凿泉用砂扬唧筒的构造及特长享有14种专利权

③凿泉锥兼砂扬器享有8种专利权

④便搬凿泉器享有专利领域最大的29种专利权^［5］

森村要在《凿泉之梗概》一书中对扇四郎生平的介绍则更为具体：扇四郎明治初年奉职于帝国海军造兵厂，后被派往法国留学。留法期间，他深感凿井研究利国利民，回国后转向凿井领域，又两度赴欧美深造。其后半生投身凿井事业，却在事业终有起色之际病逝。^{［4］2、39}

如果说森村父子所言尚不足信，还有扇四郎参与创办的凿井公司——日本凿泉合资会社成立八十周年所编纂的公司史可为佐证。现摘要扇四郎相关记录翻译如下：

曾为海军技师的森村扇四郎发明了森村式凿井机，在与处理专利事务的律师松本隆治的接触中，二人意气相投。松本提供资金，森村提供技术与劳力，于1912年4月25日共同创办了日本凿泉合资会社。森村式凿井机是日本最早以石油为动力的凿井机。^［6］

松本1904年开设律师所，主营业务之一就是专利代理。^［7］松本作为法务专家，从为扇四郎代理申请专利事宜到共创公司，也从侧面说明扇四郎确实掌握着先进的凿井技术。至于专利取得的具体时间，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估计应该是在1911至1912年4月之前。

也就是说，张謇对森村父子关系及扇四郎海军技师与凿井专家身份的怀疑其实是不成立的。凿井事业无法一蹴而就，森村家又有图纸在领事馆讬售，即便扇四郎在1912年取得的成就并不能说明他1903年时的水平，但其凿井技师身份是确实无疑的。结合森村要的说法，笔者推测最有可能的情况是，1903年扇四郎在日本凿井业郁郁不得志，转而希望能在中国拓展业务，获得资金支持，于是才有了与张謇的这一段交集。

三、高野周省其人

据张謇所记，高野自称农学士，张謇曾往农科大学调查其身份，但未见其学位记录。若张謇记录无误，所谓农科大学即今东京大学农学部，1890年帝国大学下设农学分科大学，因此冠以“农科大学”之名，1919年2月改称“农学部”。笔者查阅学生与毕业生名册，确实没有高野相关记录。^［8］1903年前有资格授予农学士学位的还有札幌农学校（今北海道大学农学部），校史记录中亦无高野之名。^［9］虽然这并不能完全排除高野在海外取得农学士学位的可能性，但若真如此，张謇也不会专程前往农科大学一查究竟了。此外，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高野曾就读过某所农学校，却宣称自己是农学士。当时东京还有一所农业专科学校——私立东京农学校（今东京农业大学），创办于1893年，1901年改名为高等农学校，1911年升格为私立东京农业大学，^［10］此后才具备授予农学士学历的资格，该校亦无高野就读记录。至于高野是否曾就读过日本其他地区的农学校，目前尚不清楚，但毫无疑问，他在学历问题上是对张謇说了谎的。

而高野敢自称农学士、兽医，或许与其曾为下总牧羊场职员及东洋农会非正式会员的身份有关^［11］。下总牧羊场创办于1875年，同年即开始招收所谓“牧羊生徒”教授畜牧业，学制3年，但高野不是该牧羊场的学生。^［12］现在尚无法考证高野在就职于牧羊场前是否已经具备农业或畜牧业专业知识，他在牧羊场的工作是否直接与农畜相关亦不得而知，不过，至少可以确认的是高野在1880年并不具有兽医资格。而张謇查到高野在警察厅的档案署有“农”字，说明从1880年以来他确实从事农业相关工作。

四、张謇对森村父子等人的认识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张謇对森村父子等人产生了一定的误解呢？笔者认为，除了翻译错译、误译的可能性之外，双方信息不对等、森村父子等人为招揽业务夸大其词是最合理的解释。当然，张謇对日本人所抱持的警戒心也是重要因素。

首先是因信息不对等而产生的误解。张謇对扇四郎的过往履历并不了解，见名片只印“工师”两字，森村父子应该也未对此作出说明，那么，高野称扇四郎为“海军技师长”，当然会引起张謇的怀疑。

再者，森村父子等人在与张謇交涉的过程中，确实存在弄虚作假、言过其实的情况。扇四郎的凿井机虽有领先之处，但在技术向实际转化的过程中，却存在着不小的问题。森村式凿井机在日本凿泉合资会社成立后的第一项工程中即发生事故，导致工程被迫中止，扇四郎引咎辞职。^［6］4此后，他在凿井技术上也未再取得突破。扇四郎死后直到1918年，森村式凿泉商会亦无新技术诞生。森村要撰写《凿泉之梗概》的目的，其实是为争取大阪府堺市普及自来水的市政工程。^［4］40该书除了罗列扇四郎所取得的专利之外，仅有几张照片展示了两项实际业绩：一为仙台市铁道院停车场凿井工程，二为东京府下落和村凿井工程。^［4］前者无法查证，后者就是上文所述日本凿泉合资会社遭遇失败的那项工程。森村要自称继承父亲遗志，先后两次留学美国，钻研凿井技术，累积了丰富的实际作业经验，其凿井技术在日本无人能出其右。^［4］39他抨击日本凿井界多有跳梁小丑，但自己毫无成绩可言，还将其父的败绩混入业绩之中企图鱼目混珠，既缺乏能力又无诚信可言。森村父子如是，高野亦如是。他谎称自己是农学士，也是为自己贴金，抬高身价。

对于日本，张謇从朝鲜壬午兵变之后，就开始对其扩张野心抱持着高度的警戒心；对于日本人，他一直谨慎务实，秉持听其言而观其行的态度。1898年，张謇就曾说过“日人言则甘矣，须观其后”^［1］445，隐晦地表达了对只作口头文章的日本人的反感。森村父子与高野越吹嘘自己，本就心怀警戒的张謇自然也就越发怀疑他们。不过，即便是对森村父子存在一定的误解，但张謇确实看清了这几个日本人的品性。

五、张謇“日本唯商德最下”论

张謇“日本唯商德最下”之言发于6月17日。当天，他参观名古屋商业学校，“市村示其校规，加意于信用服从，斋藤示其伦理书，亦兢兢于私德”，张謇却突兀地说了一句“日本唯商德最下，二君注意于此，真对证之良药”。^［1］552此时张謇还未与扇四郎见面，如此激烈之辞似乎师出无名。实际上这句话是张謇回国后修改校订《癸卯东游日记》时添加的^［13］，可见回想此事仍余怒难消，才在参观商业学校的日记中借题发挥。

森村父子凿井欺诈事件是激发张謇“日本唯商德最下”论最直接的导火索。除此之外，还有以下几点因素。

首先，日人长年以来在商业活动中缺乏诚信。1903年2月，就在张謇赴日之前不久，上海发生过一起日本人伪造中国通商银行五元、十元钞票的案件，导致该行一度发生挤兑风潮，被迫收回所有已发行纸钞，而在日本政府的庇护下，伪造纸钞的4名日本人却免于经济赔偿。^［14］中国银行都无法维护自身权益，更不用说普通中国人了。张謇日记中有载：“余谓日人商业甚无信义，十余年来，中人之受诳者，指不胜屈”，“闻半年来，中人受诳于日人者，复有数事。其甚细者，值仅五圆”。^［1］554

其次便是日本近代教育史上的最大丑闻——“教科书疑狱事件”。明治后期，从事教科书出版的各出版社为使自己所制作的教科书通过检定，纷纷向拥有教材审核权的各府县官员、校长、教员等行贿，一时竟蔚然成风。日本教育界近200人被卷入其中，1903年3月，经过案件审理、上诉，最终116人被判定有罪。^［15］张謇东游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聘请富有经验却因牵连其中而无法在日本教育界立足的日本教习。这是他在教育资金严重缺乏的情况下，迫于现实的无奈之举，并非完全无视其私德上的瑕疵^［16］。于是，张謇自然将两件事联系了起来：“日人谋教育三十年，春间教科书狱发，牵连校长、教谕等近百人。今察其工商业中私德之腐溃又如此，以是见教育真实普及之难，而人民性质迁贸于开通，有不期然而然之势。”^［1］554

此外，通州师范学校日本教习吉泽嘉寿之丞的毁约行为也累积了张謇对日人商德的不满。吉泽是张謇在创办通州师范学校时就聘请的教习，却曾有不守契约、长时间离开南通的行为。张謇就曾严厉批评说：“吉泽久不来，甚不合信义”。^［17］

六、结语

张謇《癸卯东游日记》中记载的发生于1903年的凿井一事，或许原本只是寻常的商业合作，但森村父子等人为达目的，夸大其词、弄虚作假的失信行为招致了张謇的怀疑，即便扇四郎确有一些真才实学，张謇还是将此事定性为欺诈未遂事件。耳闻目睹，加上亲身经历，使得张謇长期以来对日本人缺乏商业信誉的不满爆发，这也是“日本唯商德最下”论的由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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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刘佳.通州师范学校和教科书疑狱——论张謇的对外人才观[C]//黄贤全、邹芙都.中国史跨学科研究博士论坛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290-291.

[17]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③[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1421.

（作者简介：刘佳，女，南通大学张謇研究院，

研究方向为近代教育史和张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