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创新的儒商企业家
——状元张謇对清末民初经济发展的贡献
沈 南
张謇，我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他的一生丰富而又曲折，清光绪二十年（1894），张謇高中状元；同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一开始，他也积极投入到了极力抗日的主战活动中，但没过多久，因父亲去世，他只得循例守制，离职回到家乡，开始大兴实业、大办教育。从金榜题名到下海从商，甲午战争让张謇看到了清政府的无能与社会风气的败坏，这一切都深深触动着张謇，最终，爱国的他选择弃官从商，走上“实业救国”之路。
一、弃官从商之背景
1．时代大背景。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工业革命在欧洲轰轰烈烈地进行着，随后传播到了北美乃至世界各地。西方国家凭借工业革命的发展，同时又为满足自身需要，将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国。清道光二十年（1840），英国向中国发动鸦片战争，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甲申（1884）以后，中国更是政潮起伏、外交翻覆、国势阽危。清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次年《马关条约》的签订，暴露出“清政府之无能，政治、军事之腐化，经济、文化之落后，及其他种种弱点”，此后世界列强更是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国难当头，许多仁人志士或主张维新改良，或提倡君主立宪，或倡导革命共和，旨在探寻国家出路，挽救民族危亡，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张謇也不例外。
从成为孙云锦的幕僚开始，张謇正式步入社会，在跟随孙云锦处理行政事务时，他广泛接触社会、了解民生。之后，通过孙云锦介绍，张謇客入淮军著名将领吴长庆幕府。在光绪八年（1882）的朝鲜事变中，张謇参与了一系列重要决策的制定与执行，展露出过人的学识与才干，他所作关于解决朝鲜问题的文章《朝鲜善后六策》被广为流传。在光绪二十年（1894）的恩科会试中一举夺魁后，张謇卷入了朝廷内部帝党与后党之间关于对日是战还是和等问题的政治纷争。光绪二十四年（1898），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主义者们掀起了一场政治改革运动——变法维新运动。因某些方面的改革主张相似，维新派与帝党结为了同盟，张謇作为帝党的一员加入了资产阶级维新派政治团体强学会的上海分会。张謇关注帝党情况，关注维新变法的事态发展，但表明与康梁“是群非党”。甲午战争和变法维新的失败，以及帝党的悲催命运，使得张謇在之后一段时间内极少过问政事，为他的弃官从商埋下了伏笔。
2．甲午战争的影响。清光绪二十年（1894.8.1）甲午战争爆发。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4.17）中日签订《马关条约》，甲午战争结束。而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四月，张謇高中状元，随后授翰林院修撰，入京任职。期间，他与恩师翁同龢之间往来频繁，常常一起讨论国家时局。甲午战争爆发，翁同龢与张謇都极力主战。因为父亲病逝，张謇回到家中治丧，在家中，他听到甲午战败的消息，获知《马关条约》的内容，非常痛心，在日记中摘录了条约的主要内容，且痛斥：“和约十款，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于是在这样内忧外患、国弱民贫的近代中国，张謇在家乡的3年里与张之洞往来密切，在张之洞的支持下，他怀着满腔爱国之情，高举“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之旗帜，首先创办了大生纱厂，而后大办实业，大兴教育，投身各项事业，进行地方自治，践履救国强国之志。张謇曾在日记中称“甲午后，乃有以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之思”，也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虞和平的评论所言，张謇“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想形成于甲午时期。
二、实业教育救国之法
1．自立自强，教育救国。甲午之后，张謇清醒地意识到，只有国民具备知识才足以自强，他在《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曾指出“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他还指出“知识之本，基于教育”，故教育才是真正的救国之法，只有教育才能最终救国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在《中央教育会开会词》中，张謇详细提到教育这一救国之策，他如此说道：今日我国处列强竞争之时代，无论何种政策，皆须有观察世界之眼光，旗鼓相当之手段，然后得与于竞争之会，而教育尤为各种政策之根本。故但有本国古代历史之观念者，不足以语今日之教育，以其不足与于列国竞争之会，即不足救我国时局之危。今日最亟之教育，即救亡图强之教育也。
以师范为起点，是张謇办学的基础。张謇认为小学为兴教育之基，而师范可为小学提供师资力量，故而创办师范教育为创办各类教育之始。在张謇首创的通州师范学校开校演说中，他明确表达了该观点：“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
以小学为根基，是张謇创办教育的根本。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废科举前，中国人自办学校还寥若晨星，这时张謇已踏上了创办教育的路程。当时清廷提倡兴学，欲从大学开始筹办，然而张謇本着踏实稳重、循序渐进的态度，认为小学乃教育之基，应先办小学。在《北京商业学校演说》中，张謇就此表示：“惟凡事须由根本作起，未设小学，先设大学，是谓无本。”
张謇的办学目标也很明确，在国弱民贫的年代，在大多数国民麻木不仁、素质低下的社会环境中，迫切需要通过教育达到开启民智、振兴国家的目的。张謇针对国势艰危的局面，在其创办的第一所民立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的年假演说中明确表明了“开明智，明公理”乃普及教育之目的。
救国强国、救亡图强，则是张謇创办教育的最终目标，而教育亦为救国强国的根本，两者属于充分必要的关系。正如张謇在《江苏教育总会咨呈江督、苏抚、宁苏提学司请开办实业教员讲习所文》中所指出：“窃维环球大通，皆以经营国民生计为强国之根本。要其根本之根本在教育。”又如其在《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发起词》中所说的“教育宗旨，及补救于国家者”。
2．振兴经济，实业固国。教育救国如何实现？张謇认为需要通过实业的经营筹集资金，正如他所言“教育必资于经费，经费惟取诸实业”，又如他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大生纱厂第一次股东会之报告》中所言“欲兴教育，赤手空拳，不先兴实业，则上阻旁挠，下复塞之，更无凭借。”那么，实业到底由何入手，如何通过实业振兴经济，救国强国呢？
首先，张謇认为应先创纺纱公司，在《北京商业学校演说》中他曾如此阐述：“鄙人通州籍，自念棉花为通州旺产，除美国外，世无与匹，因创办纺纱公司。”在《欢迎日本青年会来通参观演说》中，他亦曰“创设师范而先之以纱厂”。于是本着“父教育而母实业”之理念，在一无资金、二无经验的情况下，张謇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首先创办了大生纱厂。
创办纱厂之初，困难重重、过程曲折。从光绪二十一年始，经过两年多的奔波，张謇终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用先凑到的部分资金在唐闸陶朱坝兴工建厂，取名“大生纱厂”，其中“大生”来源于《周易·系辞下》：“天地之大德曰生。”在《大生纱厂第一次股东会之报告》，张謇回顾了办厂的曲折过程，从中我们了解到大生纱厂从最初的“商办”改为“官商合办”直至最后“绅领商办”，集股过程可谓异常艰难，但张謇并未因重重困难而放弃创办纱厂，他采用股份制形式从多方集资，竭尽所能，终得以兴工建厂。然而机器开车后的日常经费仍需要四处筹措，张謇再度陷入困境，这其中张謇历经了常人不能想象之苦，正如《厂约》中所言之“千磨百折，忍侮蒙讥，首尾五载，幸未终溃”，好在山穷水尽之时，通董沈敬夫想出“尽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自转”的应急方法，纱厂得以维持，之后纱市销路逐渐通畅，纱厂开始盈利并得以发展。张謇的坚持不懈使得大生纱厂得以生存并逐渐发展壮大，为其欲通过实业发展教育、经济等一系列事业奠定了基础，并再次吸引股东投资。
其次，振兴经济应该发展农工商各项事业。在《安徽实业协会会馆演说》中，张謇这样说道：“今欲巩固民国，非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不可。”光绪二十七年（1901），张謇把目光投向了茫茫海滩，他打算创办垦牧公司，用以作为大生纱厂的原料基地。在创办通海垦牧公司的过程中，张謇殚精竭虑，克服了众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经过10年努力，经费、荒地与盐碱滩的产权以及开垦等问题基本得以解决，公司初具规模并终于开始获益。除了垦牧公司，以大生纱厂为核心企业，张謇还利用纱厂所出棉籽制油创设了广生油厂，另外还创办了同仁泰盐业公司、大达轮步公司、资生铁厂等多家公司，形成了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大生资本集团。这些公司涉及农业、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它们的共同发展不仅振兴了经济，也为发展教育等社会事积累了资金，更走上了发展民族工业的自强之路。
最后，振兴经济应该采取合理的方法，突出重点，坚持实施，这里“重点”主要指发展棉铁两业，因“棉铁两业，可以操经济界之全权”。“棉”主要包括植棉、纺织，“铁”主要指开矿、冶铁。在民国二年（1913）出任熊希龄内阁农商总长时，张謇在《实业政见宣言书》中表明自己“对于实业上抱持一种主义，谓为棉铁主义”，因为通过对比海关贸易册，张謇发现棉、铁的进口需求量极大，因此推广棉、纺织业，可以获得输入额最高的棉、纺织品，同时开发铁矿资源，扩张制铁厂，可以在满足内需、减少进口的同时，将铁矿出口世界市场，发展我国经济，同时，他还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保护与鼓励。
三、开拓创新之路
1．儒商企业家。何为儒商？儒商是“儒”与“商”的结合，既有儒者的道德修养，又有商人的头脑，他们有着儒家道德观和价值取向，诚信经营，责任感强，勇于创新，自强不息。张謇是清末状元，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儒者，他从小饱读儒家经典，很聪明，悟性也很高，11岁脱口所对的“我踏金鳌海上来”与上联“人骑白马门前去”，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极其规范且富含意境。张謇天资聪慧，勤奋努力，性格坚韧，在内忧外患、国弱民贫的近代中国，他怀抱一颗爱国之心，用自己的力量，凭借自己的影响力为创办各项事业奔走呼号，全力践行救国强国之志。在创办企业的过程中，他诚信经营，开拓创新，百折不挠，可谓“儒商”。
孔子曾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亦曰：“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诚信，是做人之根本要求，张謇曾亲自题写通州师范学校的校训“坚苦自立，忠实不欺”，其中“忠实不欺”即忠诚可靠，不欺骗，不撒谎，可见张謇不仅要求自己，也要求学生诚实守信。对于诚信经营，张謇也曾在《银行专修科演说》中语重心长地告诫学生：中国商人之道德，素不讲求，信用堕落，弊窦丛生，破产停业，层见叠出。况银行员日与金钱为缘，更非有优美之道德，不足以恢宏信用，扩张营业。守法宜坚，不可假借；营业宜敏，极忌呆钝。如履行契约，所有条件，稍有欺诈，则信用难以保持，何以招徕主顾？便宜不过一时，损失终无尽期。
这里张謇从反面强调商道需酬信，从商过程中若道德缺失，不讲信用，必有恶果。张謇对缺乏诚信、虚假欺诈之人特别鄙视与厌恶，他不希望自己的学生信用堕落，而是希望他们能够拥有“优美之道德”。
2．企业创新经营与管理。如果说诚信经营偏向“儒”的特点，那么企业的创新经营与管理则是张謇作为企业家的一大特色。张謇在创办大生纱厂时，从最初的“商办”改为“官商合办”直至最后“绅领商办”，集股过程可谓异常艰难，作为一介寒儒，股份制是他唯一的办法也是一项创新的举措。股份制是商品经济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的产物，它克服了传统独资企业及合伙企业固有的规模狭小和风险集中两大缺陷，给东西方各国近现代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然而在19世纪末的中国，股份制仍处于萌芽阶段，在社会“风气未开”的情况下，张謇多方集股，最终使得大生纱厂建成投产，大生纱厂可谓开股份制之先河。
张謇创新企业经营与管理可以从大生纱厂的制度化中体现。企业从生产到经营，必须以规章制度为基础，这也是现代企业区别于旧式作坊的特点。在大生纱厂创办之前，张謇就亲自拟定《厂约》，对自己和董事进行了分工，明确了各自的职责，还对各层级职工的利润分配、工资待遇、考核办法和奖罚措施等方面做了具体规定。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张謇颁布《大生纱厂章程》，其中有21项具体章程共计195条规定，《章程》对纱厂各道工序和各个岗位的人财物管理等作了详细具体的规定，使部门分工负责制的管理原则进一步具体化。张謇也以身作则，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哪怕鬻字求资，也不动用厂里的资金。
3．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大生纱厂以及其他企业的成功运转，给教育带来资金，张謇又以教育为实业培养人才，可以说是“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实业之所至，即教育之所至。”除此以外，张謇还投身慈善公益事业，因慈善公益事业可以延伸至实业教育所触及不到的地方，盲哑学校、养老院、贫民工厂、残废院；气象台、公园、体育场、博物苑、电厂、旅馆等等，都离不开张謇的努力。就南通而言，张謇的贡献不言而喻，20世纪20年代初的南通迅速成为了全国瞩目的“模范县”，中外来通人士，无不谓南通市政之佳，为全国之冠。民国十一年（1922），梁启超到南通参加中国科学年会，称南通为“中国最进步的城市”。在日本人内山完造眼中，南通是一座“理想的文化城市”，美国在华上海英文《密勒氏评论报》主编John Benjamin Powel称赞南通是“地球上的人间天堂”，当代中国建筑学家吴良镛则称南通为“中国近代第一城”。
就民初社会经济而言，张謇认为发展经济对巩固民国政权相当重要，他言：“今欲巩固民国，非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不可。”出任农商总长时，张謇深知当时中国经济尚未恢复元气，身负重大责任。任职当日，他即与熊希龄、梁启超同至总统府商议方针。到任时，张謇即发表了书面演讲《实业政见宣言书》，在该宣言书中，张謇就国家的经济状况，提出了发展实业、振兴经济的4点具体改革措施，即法律、金融、税则、奖助四方面之改革方案，为民初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除此以外，张謇从创办企业入手，带动经济、教育、文化、社会全面发展之成功实践，直接影响和启迪了无锡荣家兄弟、上海穆藕初、四川卢作孚、湖南范旭东等实业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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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曹从坡，杨桐编.张謇全集（第一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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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傅国涌.大商人：追寻企业家的本土传统[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1.
（原载《謇园》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