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通州医院附设医科学校

□ 倪  歌

在当今医疗界有一个“琅琊榜”——中国医院竞争力排行榜，各大医院综合实力之高下在此一览无余。纵观历年的百强排行，满眼皆是“附属医院”的字样，约莫七成以上。由此可见，有了大学的支撑，附院的内涵与实力便明显优于普通的地方医院。而医学院校的老师在附属医院的临床实践，又能进一步提升理论水平，开拓研究思路，正所谓教学相长、相得益彰。

创办医院和医校是张謇很早就有的设想，而且至今依然相互孳乳、齐头并进，在培养医学人才、保障民生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清朝末年，西医开始传入中国，官员名流请西医看病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而西医的教育模式，也经历了从师授徒到正规医校，进而到高等医学院校的嬗变。1866年，美国传教士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 1824—1901）在广州创办国内第一所正式的西医学校——博济医校。1912年10月，中国第一所国立西医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正式诞生。同年，江左小城通州也成立了医学专门学校。7年之后，才有了北京协和医学院。

我们所熟知的医学院校与附属医院的关系，一般是先有医校，后有附属医院。而通州医院和医科学校的创办顺序较为独特——先有1911年的通州医院，次年才附设医科学校。如果不是1912年3月14日《通报》上的一则招生广告，“通州医院附设医科学校”的名称恐怕就要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南通未经战事而和平光复。11月成立军政分府，随后在城南昭武院设军医处，熊辅龙任军医。不久，军医处扩充为通州医院。说起昭武院还有一个小插曲，这里作为军医处和南通医院之前，曾有金石、徐滋森二人开设“南通中医学校”，但是因为经费不足而停办。金石是南通地区的名中医，后来被张謇招致麾下，成为通州医院附设医科学校的主要筹建人，并担任中医学任课老师和中医科的医生。

1912年（民国元年），熊辅龙借籍仙观西院设医学专门学校，招预科学生。张謇、张詧对此深为赞许，但又担心仅靠学费作为办学经费将会入不敷出，因为此前已有金石、徐滋森所设医科学校费绌停办的教训，再加上籍仙观地方狭小，遂共同出资13700余元，委派金石为筹办人，选定校址在昭武院，把昭武院神殿改建为教室，并购买附近民房拆建新校舍。是年终，第一班预科学生毕业升本科，继续招收第二班预科学生。同时，张謇、张詧又在昭武院东南不远处购买了16亩土地建设新院。1913年4月新校舍竣工，建成校舍房屋73间，回廊雨道37处。此时，学校已经更名为私立南通医学专门学校，张詧任校长。1912年至1913年期间，学校曾数次在当地的报纸刊登招生广告。1914年12月，张謇亲自题写校训“祈通中西以宏慈善”，这一训词后来分别为南通大学及附属医院所继承。

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张謇不惜重金多方聘请医学人才。除了从日本学成回国的熊辅龙担任医院院长和医校主任之外，张謇还聘请了从日本千叶医学专门学校留学回来的李希贤、从日本长崎医学专门学校留学回来的赵铸担任主任。李希贤兼授眼耳鼻喉科，赵铸兼授外科学，又如内科学教授李素冰、外科学教授林之祯等，都是留学日本回国的医学人才。主任教员的月俸是100银元，而他和张詧却不拿分文。学校开办第一年有教职员7名，本科生20人，到了第三年有教职员9名，本科生45人。1920年又聘请了德国外科专家夏德门（Dred Schel Demann）博士担任医院总医长兼教授，并直接用德语授课。那时的南通医学专门学校已俨然是一座“国际化”的西医学校了。

根据北洋政府颁发的《壬子癸丑学制》中有关医学教育的规定，私立南通医学专门学校的课程在1912年至1916年期间只设西医科。1915年附设产科传习所。西医科设预科和本科，预科学制1年，本科学制4年，三、四年级的学生每天轮流到南通医院实习。招生计划、招生条件和招生办法均由学校自行决定，每次招生少则十名，多则二十名不等，走的是精英培养的路线，教学内容基本仿效日本模式。

张謇对日本这个近邻的感情可以说五味杂陈，一方面因为日本对中国所持政策呈现明显的侵略倾向而甚怀不平，一方面又对日本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而惊羡不已。他深知国家的兴衰系于人才的多寡——“国待人而治，人待学而成。必无人不学，而后有可用之人；必无学不专，而后有可用之学。东西各国，学校儒林；析其专家，无虑百数，前导后继，推求益精。但能择善而从，皆足资我师法。”1903年张謇访问日本期间曾参观医学校，让他对现代医学教育有了直接的感知。

据南通大学档案馆藏《南通医学专门学校五年度支略》记载，私立南通医科专门学校时期经费来源主要靠学费和学校创办人张謇、张詧私资。1912—1916年五年间的经费为31952元，其中收学费5346元，膳费7973元，张詧出资13025元，张謇出资4000元，社会人士捐助650元，医院盈余等其他收入958元。校舍建筑费13740元和附设医院院舍建筑费16400余元，均系张謇和张詧投资。

南通地方实业在张謇、张詧的苦心经营下初具规模，人口聚集、往来通商越来越多，他们认识到医疗卫生对一方平安、民族强弱的重要性，更认识到医学人才是维系医院运转的核心要素。因而才会如此不遗余力、耗费巨资。曾于1922年在南通实地考察的日本人驹井德三可以说是张謇的异国知音，他不但客观精准地评价了张謇在政界、经济界的地位，并洞悉了张謇的内心世界。“在此举世混浊之中国社会中，上自大总统，下至小官，无不汲汲然惟求一身之安宁、一己之名利，惟张公所怀之理想，数十年始终一贯。表面以分头与实业、交通、水利之标榜，里面则醉心于教育及慈善事业之振兴……诚可谓治现今中国社会之良药，而非过言者也。”

1916年1月，私立南通医学专门学校举办了隆重的第一届本科生毕业典礼，南通县长卢鸿钧及学界代表百余人出席。在典礼上，张謇要求毕业生将来对病人不管贫富都要“存不欺心”。此后，他们或留在南通行医，或远赴海外继续深造，如同慈善的种子播撒向更远的地方。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原载《张謇研究》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