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的易学思想研究
□ 梁林军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菴，江苏南通人，清末状元，著名实业家。张謇是中国近代化、工业化的开拓者和先驱，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张謇在实业、教育、公益等方面的贡献为人熟知，他在易学研究方面的成果和贡献却鲜有人知。诸经之中，张謇于易经着力最多，对易学史颇有研究，曾致力于易经的音训训诂工作，并著有其一生唯一一部学术专著《周易音训句读》，对研究《周易》文本的本来意义大有裨益。本文着力探讨这位学问、人格、事功俱高的先贤的易学思想和要旨，探析他对易经的理解以及易经思想对他的思想和事功的作用和影响。
一、一生得力于易
《周易》是中国最早的哲学著作。张謇曾请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到南通讲学，在欢迎词中说：“博士之历史，已由南通报刊布传阅，不复赘述。博士于哲学研究有年。哲学之作用最大，能呼吸高尚之空气，而使之附丽于实质之中。此实质之为物，使无空气以为营养，则日就陈腐而无用。故政治、教育不能与哲学宣布独立。中国讲哲学之最古者，莫如《易经》；其次则《礼记》亦有所发明。《易》《礼》讲圣字，圣即无所不通之谓，宋儒解释拘束，失其本义。近世能以哲学灌入于政治、教育者，首推美国。故美国之共和制度，实足为吾人之模范。”[1]张謇对于西方“哲学”的理解是，与政治学、教育学相比，哲学的作用最大，哲学相当于新鲜、洁净的空气；空气的特点是看不见、摸不着，人又赖之以维持生命；哲学讲的都是高尚、形而上的道理和内容，哲学概念在现实世界中难以找到一一对应的事物，但是人、国家和社会如果不能用哲学进行思考，就会像缺氧、不能呼吸一样，必将陈腐而无用。《周易》正是中国最古老的哲学著作。张謇具体举《周易》中讲“圣”字为例，“圣”即无所不通，有超越性。“圣”字就像空气一样，看不见、摸不着、现实世界找不到其对应的事物，但是人不能离开它。美国的“共和”制度在政治上的意义非同小可，但“共和”的思想不是天赋，也没有先例可以循照，如果不是美国人一直对政治、政体、政治制度进行哲学性的思考和探索，美国也很难有共和制度的创造。可见，张謇认为《周易》是哲学性的著作，《周易》是中国几千年文化新鲜、高尚的“空气”，它不仅滋养着中国的思想和文化，而且因为其“高尚”与现实之间形成的张力，于无声无息处助力中国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周易》一书涵盖了天道、人道与物道。张謇认为，“著天道之盈虚，审人事之消息，赅物象之变化者，莫备于《易》”[2]。盈虚、消息出自《周易·丰》：“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张謇看来，《周易》涵盖了天道的丰盈或空虚，人世间的消减或滋长以及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的道理，即《周易》一书涵盖了天道、人道与物道变化的道理和信息。据《周礼·春官》记载，早期的《易》书有三种，即《连山》、《归藏》和《周易》，《周易》流传后世最完整。《连山》据史书记载是夏朝使用的易书，该书早已亡佚。《归藏》是商朝所用的卜筮之书，历史资料中对《归藏》的记载比《连山》要多。《周易音训句读》一书中，张謇在上卷结束时附录有《归藏易》。“何楷云：‘古《归藏易》今亡，唯存六十四卦名，而又阙其四，与《周易》不同，今取其名异者附识于此，又有瞿、钦、规、夜、分五卦，岑“雨昕”（上下合字）、林祸、马徒三复名，不知当《周易》何卦也。’马国翰云：‘依李过《易说》所载，自乾至马徒凡六十卦，其四卦阙者补之。”[3]何楷是明代易学家，著有《古周易订诂》。马国翰是清代文献学家，致力于唐代以前的古书辑佚工作，著有《玉函山房辑佚书》。张謇以何楷、马国翰的归藏易研究为基础，结合历代学者的考证和研究，对《归藏》的六十四卦卦名进行辨析和补录。
《周易》是变易之书，也是不变之书。人处变化之世中，有变亦有不变，不变就是“守正而处中”。张謇认为，在各种典籍和书籍中，《周易》一书是讲述“守正而处中”道理最丰富的。“世变未知所届，唯守正而处中者，可以不随不激。此种道理，《易经》最富。”[4]世事变化难料，只有守正处中，才能做到不随波逐流，不激进偏执，这与张謇所信奉的中庸思想亦有通合之处。“世道日趋于乱，人心亦趋于恶，君子处之，唯有中正淡退。儿若观《易》，当能悟父所言”[5]。世道越来越乱，人心越来越恶，张謇劝张孝若坚持以易经中守正处中的思想来应对。张謇所处的时代，是变世、是乱世，内乱有太平军、捻军等，外患有列强对中国的蚕食和瓜分；张謇所经历的事件，内有庚子之变，外有壬午之变；他是清朝的状元，先支持君主立宪后又走向共和，最后又趋向于地方自治；他有经世治国之抱负，不得已退而实业救国，期间又曾出山在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内阁任职。即使退居一隅，也难得世外清净，他曾发起东南互保，斡旋清帝逊位，调停南京临时政府与袁世凯等实力派之间的关系，民国时代周旋于各政府与军阀之间。用张謇自己的话说，他是通官商之邮、官民之邮。他是一介书生，实业家，却参与了在晚清、民国初年几乎所有重大的政治事件，与他始终坚持“守正处中”有莫大关系。所谓“正”，即是坚持正义，正道直行；所谓“中”，即是不偏不倚，不随波逐流，也不激进偏执。
面对纷繁复杂的变化，应对策略是要“不忘危”，懂得进退、存亡、得丧无定的道理，并且能够时刻防患于未然，未雨绸缪。“二曰不忘危。《周易》曰：危者，保其存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6]。“危者，保其存者也”出自《周易·乾》，原文为：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唯圣人乎？圣人能做到知进退存亡得丧而不失其正，君子应“不忘危”，居安而思危。倭寇之患，由来已久，但是从来没有犯过海门，很多人觉得倭患离海门很远，与海门无关。张謇却建海门团防，建章立制，防患于未然。他认为，“谓其必不来而不为海门危者，是犹燕巢于幕、鱼游于釜，而自以为无恐，以为得生也。尔等寇未至当作有寇想，寇已至当作无寇观。寇未至作有寇想者，儆戒不虞，慎固防守是也；寇已至作无寇观者，盛气以吞之，毕力以歼之，虽千万人，我往而已”[7]。张謇认为，倭寇未来，就要随时做好倭寇来时的抗击和一切准备工作；倭寇真正来的时候，又不必惊慌失措，要藐视倭寇的进犯，在气势上要压倒倭寇，集中力量歼灭倭寇。居安时思危，危难真正来临的时候，又要以心“安”拒之。《易经遵朱》的作者吴元默身处康熙承平之世，竟然“以‘终日乾乾，夕惕若厉’二语蔽全经之言，尤有合于作易忧患与圣人知进退存亡得丧而不失正之训，可谓深切而著明”[8]。“终日乾乾，夕惕若厉”出自《周易·乾》，意指在任何情况、任何时候，无论是面临顺境还是险境，都要始终坚持体现天道的自强不息精神，反反复复，毫不动摇。张謇认为，吴元默在和平年代竟然以“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总结、提炼《周易》的思想和要旨，与易经的忧患意识契合，符合圣人知进退、存亡、得丧，且不偏离正道的训导，因此其书对《周易》的理解非常深刻，可谓洞悉了易经的深刻道理。
学《易》可以知命，不知命者无以学《易》。吴元默《易经遵朱》一书，成书于康乾年代，直至民国才由后人付印。张謇有感于此，“夫成事之近远，若隐有以待时者，况学之传否耶，殆亦有命也。孔子五十学《易》，五十而知天命，故以知学《易》可以知命，不知命者无以学《易》，盖命即进退存亡得丧无定之故，虽圣人莫能外也。吴先生于《易》之学，殆能明辨乎此而切于为己，存其说于章句，非倖名而系于此者比也”[9]。《易经遵朱》从成书到付印历几代人，有数百年之久，像周文王、箕子这样的圣人，也会韬光养晦、以待时日，学问、学说的传播自然也有其命数。在张謇看来，所谓“命”就是进退、存亡、得丧的不确定性，不断变化、互相转化，而且不以人的意志、愿望、努力为转移。学习易经可以了解命运的变化无常，对命运变化一无所知的人自然也无法学习易经，圣人也不例外，所以孔子五十岁时学习易经，五十岁而知天命。《论语·述而》记载孔子学《易》，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记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学《易》可以知命，知命则无大过。在张謇看来，吴元默能够读透易经，把易经理解成“为己之学”，切中个人修养，是非常了不起的。
二、张謇的易学研究
张謇对于《周易》研究着力颇深，认真研习了历代注释或研究成果。1891年（光绪十七年），张謇完成《周易音训句读》一书，分上、下两卷[10]，这可以说是他一生唯一的儒学研究专著。张謇在学问上师法顾炎武，走朴学路子，志于实学。张謇倾慕顾炎武《音学五书》中的音韵训诂方法，认同其治学“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即读经自考证开始，考证自音训开始。张謇所作《周易音训句读》一书即力求通过音韵训诂的方法达到对易经字义的准确理解，其中引顾炎武音韵训诂成果较多。《周易音训句读》一书堪称易经音训训诂方面的大成之作。可见，张謇对于《周易》一书的重视，以及他在易经研究方面所下的功夫。张謇为吴元默《易经遵朱》一书所作的序中，具体介绍了《周易》的研究史。
两汉治《易》之儒，若丁，若孟，若京，若田，若旬，若刘，若马，若郑，夥矣。吴之虞翻，魏之王弼，晋之韩康伯，唐之孔颖达，各承师说，咸有专书。汉注久轶，出于近代缀辑者，康成、仲翔二家之说，稍稍具焉，未备也[11]。
两汉时期，很多大儒治学、研究《周易》，张謇举了八位：丁宽、孟喜、京房、田王孙、荀爽、刘向、马融、郑玄。西汉时期，易学经过孔子六世而传至齐地之人田何。田何之后，又有周王孙、丁宽、服生、杨何、田王孙等人，《周易》在汉初短暂的时间内即得到较为系统的传授。而后田王孙授易于施雠、孟喜、梁丘贺，形成“施、孟、梁丘之学”；孟喜传易于焦延寿，焦延寿又对京房有比较大的影响，形成了“孟、焦、京”之学。刘向编写的《淮南子》试图把道家思想和易经互释互通。到东汉时期，易学研究出现了马融、郑玄、荀爽等经学家，他们出自于重视《周易》古经训诂解读的费直易学。如张謇所述，虞翻、王弼、韩康伯、孔颖达都各有师承，自成一派，但是很少有专著，其易学思想主要存于注解当中。汉代的注解因为年久逐渐失传，经过近几代人的整理、编辑，郑玄、虞翻两家著作稍微有整理，但是也并不齐备。
郑玄曾在太学攻读《京氏易》，拜马融为师学习古文经学。郑玄注《易》，用的是费氏古文，兼采义理、象数之说，把象、彖与经文合在一起，并在其前面加上“象曰”、“彖曰”字样，以与经文相区分。郑玄注《易》采用训诂的方法，是费直、马融一派的延续，但是郑玄经过十多年的游学、求学生涯，已不囿于某一家、某一派，达到在融汇各家的基础上辨析、推敲，以求对圣人之书的客观理解。郑氏易学如张謇所述，郑玄的《周易注》在南宋时已亡佚，后由南宋王应鳞从古代文献中所保存的郑玄《易》注汇辑成《周易郑康成注》一卷，郑玄的《周易注》也因此得以传世。虞氏易注主要见存于唐李鼎祚的《周易集解》。清代乾嘉之际，经典考据蔚然成风，辑佚古书成为一种时髦。学者往往搜罗群书，寻章摘句，把已经散失的书籍汇集起来，力求恢复原书的面貌供人阅读。因此，在宋明学者汇辑的基础上，重新辑录郑玄、虞翻易学，也就成为当时经典考据中的热点。张謇所言的“近人”大概有：惠栋、丁杰、张惠言、袁钧、黄爽、孙堂、孔广林等人[12]，他们都是清代对郑玄易学、虞翻易学辑佚、考证贡献较大者。
张謇对于历史上的大经学家是颇为赞佩和积极肯定的，认为他们对于原典文本和圣人思想的传达是有大贡献的，因此积极肯定郑玄、王安石、朱熹，后世如黄宗羲、顾炎武，对他们恢复经典本来样貌的贡献颇为赞佩。他的《周易音训句读》一书也是力图准确地恢复周易，着重于音训，也是力求对周易原来的经文有准确的理解和把握。郑玄是经学大师，编注儒家经典，张謇对郑玄是大为肯定的。“经学莫盛于汉代，汉儒莫盛于康成。康成注经，网罗众家而为之说，虽亦时蒙后儒杂引谶纬、更改旧文之讥，然而扩西汉颛家之风，开来者无穷之奥，大雅闳达，胡易言也。”[13]张謇认为论经学是汉代最为昌盛，郑玄又是汉儒中首屈一指的经学家。郑玄注经，广泛搜集各家版本和学说对原典进行辨析和注解，发展了西汉时期自成一家的学术风气，对后世研究经学提供基础文本和研究范例，可谓宏达雅正、卓尔不群。郑玄于经学贡献极大，后世却经常有人把其后学、末流引阴阳灾变、谶纬术数入经学归罪于郑玄，甚至有人认为郑玄篡改原文，这些低俗的非议和评价对郑玄来说是不公平的。由此可见，张謇不仅推崇郑玄，而且为郑玄正视听，抱不平。
其立于学官，传于今者，王注、韩注、孔疏而外，则有宋朱子《本义》。朱子之学本于程《传》，程《传》言理，切于人事。《本义》尝云程《传》备矣，即不复引申疏解，而其疏解者，盖补苴所未逮也。当时言《易》者众，能参天道，明人事，而切于日用行习者，孰右朱子[14]。
张謇认为，关于易学的研究得到官方和学校的肯定，并且能够流传到今天的，除了王弼注、韩康伯注、孔颖达疏之外，还有朱熹的《周易本义》。王弼是道家易的代表。他对“经”上下篇都作了注，计六卷；而对《文言》《彖传》《象传》加注，至于《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均未注，后由东晋韩康伯继续注完。韩康伯在王弼注释的基础上，又补注系辞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撰成《周易注解》三卷，合王弼注六卷及《略例》一卷，共十卷。孔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人受诏撰定《五经》义训，总共一百八十卷，名为《五经正义》，其《周易》疏注以王弼注为主，修《周易正义》的有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于志宁、马嘉运、赵乾叶、苏德融、赵弘智等学者。
朱子关于周易的学说本来来自于二程，程氏易学研究着重于义理，切用于日常人事。二程以义理解易，批评汉学象数之学以及王弼以老庄解易，倡导随时取义、变易从道、以中为贵，提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张謇称，朱子在《周易本义》中曾说程氏易学已经很完备，朱子自己不再加以引申疏解，朱子在《周易本义》中所做的疏解，是对程氏易学的“补苴罅漏”，即弥补其传的缺漏和缺陷。此处张謇记述有错漏，《周易本义》中没有此段表达。朱熹认为《伊川易传》“义理精，字数足，无一毫欠阙”[15]，“伊川先生说得那道理多了。他见得许多道理了，不肯自做他说，须要寄搭放在经上。《易》不须说得深，只是轻轻地说过”[16]。可见，朱熹认为，程氏易学已达义理说易之极致，从义理的角度评价已达极致，没有欠缺；但是如果从《周易》原典的本意来讲，程氏有过度解释之嫌，看似将《易》义说得更透，实际上却禁锢了《周易》的本义。张克宾认为，“朱熹虽然推崇二程，但是在易学上他却没有走程颐的老路，认为《伊川易传》所说义理句句妥当，无一毫欠缺，但却是用《易》来解说程颐的思想，并不是解《易》，认为必须先明确《易》的卜筮之用后才可以推说义理”[17]。可见，在朱子看来，《伊川易传》在易学的义理阐释上已达极致，但是其缺陷在于《周易》一书的本来目的是卜筮使用的书。朱熹易学研究最大的贡献在于超越于易学界象数、义理长期对立的态势，重在还原《周易》的本来面目，回到其卜筮用书的基础上再进行义理的阐释。
对于易经历代研究成果的评价，张謇提出三条标准：“参天道”、“明人事”及“切于日用行习者”[18]，即一部好的易经著作一定要参透天道之规则，洞悉世间人事之状态，并且适用于日用平常；按照这三条标准，做得最好的就是朱子的《周易本义》。张謇认为，在宋代以及宋代之前研究易学的人很多，但是能够参天道、明人事，而且切于日用行习者，没有超过朱子的。程氏易学能够做到参天道、明人事，但是忽略《周易》本是卜筮之书，也就不能切中日用平常之用。
朱熹对于《周易》的注解和诠释做到了“参天道、明人事”。比如，对于“生生之谓易”的理解和诠释，张謇服膺不已。朱熹认为：“易之为义，乃指流行变易之体而言。此体生生，元无间断，但其间一动一静相为始终耳。”[19]“变易、‘生生’遂成为《周易》‘易’字的第一义，也遂成为《周易》、易学的第一义”[20]。在朱熹看来，“生生”乃是《易传》的基本宇宙情怀，“生”不仅被视之为天道最高的品格，而且被视作“仁”的本质性意义[21]。我们知道张謇的“大生纱厂”中“大生”取自于《周易》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大德，即天道最高的品格就是生，也正是天道“仁”的体现。张謇特别强调“切于日用行习者”，着重称赞朱熹《周易本义》中“《易》人人可用”的观念。朱熹抛弃分经合传的王弼本，用吕氏经传相分的古本的目的即是要使经的意义不受注释者个人思想和解释的限制，发挥其“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的实践功能。朱子的用意，据张克宾解释，“《易经》本是卜筮之书，说一个象与占而已，乃圣人因吉凶悔吝而昭示训诫的手段，上至王侯下至庶民，士农工商人人可用，任何人都可以在卜筮中获得与自身相应的意义”[22]。
张謇认为，“夫《易》惟微惟奥，诂训者多凿而拘，解说者多虚而诞，其尤甚者寖流于谶纬术数，小哉小哉！”[23]关于《周易》的研究，有人从训诂的角度，张謇认为此类研究大多因为所谓证据确凿而受拘束；有人从义理解说的角度，张謇认为此类研究大多虚无荒诞；其中的末流把《周易》庸俗化为“谶纬术数”。这些研究都把《周易》小看了。“即弼攻极敝，自标新学，其注独冠古今。晋之顾夷已有难义，要未足为弼病也。而朱子《本义》历四代无有能诘难者，盖学必有体有用，力求为己，非仅笺注传说为也”[24]。张謇认为王弼抓住了汉易的极端弊病进行攻击，标新立异，他对周易的注解可谓“独冠古今”。王弼为义理派易学大家，他廓清汉人繁琐的象数之学和谶纬迷信，不讲互体、卦变、卦气、纳甲等，以平实、简略、易懂的文字，揭示《易》中所包含的义理和智慧。所谓“自标心学”，是指王弼援老子解易，为易经阐释注入玄学思想，阐述了“贵无”和“得意忘象”的玄学理论。王弼以言简意赅的论证代替前人的繁琐注释，以抽象思维和义理分析摈弃象数之学与谶纬迷信，在经学上开创了一代新风。“《易》本卜筮之书，故末派浸流于谶纬。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四库全书总目·周易正义》提要）。张謇的看法与清代的主流看法相同。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也曾指出：“汉初说《易》，皆主义理，切人事，不言阴阳术数。”皮锡瑞认为，阴阳灾变为《易》之别传；孔子删定六经，不以阴阳五行为宗旨，继承这一学风的学说为正传。阴阳五行思想源于齐，后窜入儒家。汉初主义理的易学皆祖田何、杨叔、丁宽，此三人都不言阴阳术数。阴阳术数始于孟喜而成于京房，是为别传，后来发展为末流。可见，张謇对于汉易是肯定的，其末流主谶纬术数，使得汉易衰弱。王弼正是抓住此“极敝”，所以能撼动汉儒，自成一家。东晋时期学者顾夷作《周易难王辅嗣义》一卷，《册府元龟》又载顾夷的《难王弼易义》四十余条，对王弼的周易注解提出质疑，顾夷已经发现王弼易学的弊端，但是仍然无法撼动王弼易学在当时的风潮和地位。
与汉易、王弼不同，朱子的《周易本义》历经四代而没有遇到诘难，是因为朱子的周易注解做到了“有体有用”。所谓“体”就是朱子认为易经是孔子哲学思想的来源，坚持用孔子和儒家思想进行阐释；所谓“用”就是朱子认为《易》是卜筮之书，作《周易本义》就是要还原《周易》的本来面目。朱子《周易》卜筮之书的特点，创造性地阐发了卜筮与义理的关系，在《周易》卦象和儒家文本之间建立合理的解释和联系，并解决了易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朱子的《周易本义》倡导了儒家的为己之学，而不是一般的笺注、传说。因此，张謇认为朱子的《周易本义》是《周易》历代注疏和研究中做得最好的。余敦康认为，易道在思维模式上统贯天地人，即《说卦》所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易道的价值理想是追求一种以“太和”为最高目标的天与人、自然与社会的整体和谐；易道在实用操作层面又直接继承了原始的卜筮巫术，贯彻了《周易》把道、器、变的客观认识用于实际生活的主旨[25]。余先生的高度概括，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张謇“参天道、明人事而切于日用行习者”的深度内涵。
三、张謇的易学思想与实践
张謇一生得力于易，引用、运用易经之处甚多，其实业主张和理论，尤其是垦牧公司取名来自易经较多。“孔子曰：‘必世而后仁，信乎其必至世也。’前者唱于于，后者唱喁喁，继垦牧而起者，南通有大有晋，如皋有大豫，东台有大贲、大丰、通遂，盐城有大祐、泰和、大纲，阜宁有华成、阜余、新南，盐垦公司十余。其地视垦牧小者倍，大辄七八倍，而距海远，卤淡土沃，收效视垦牧易，事半功倍，亦固其宜。”[26]晋、豫、贲、丰、泰等皆为易经卦名。本文立足于其思想要旨，着重介绍其生生之谓易、阴阳和合、刚柔相推、革故鼎新、以谦致福的思想。
（一）大生集团与“生生之谓易”
1895年，张謇集资50万两银子，在通州的唐闸镇创办南通近代的第一家工厂──大生纱厂。张謇以“大生”为工厂命名，“大生”一词，正源自《周易》的“天地之大德曰生”[27]，即天地之大德，在于使万物生生不息。张謇设立的很多公司命名都源自周易思想，比如“通州广生油厂”、“通州资生冶厂”、“颐生酒厂”、“同仁泰盐业公司”等等，其中用“生”尤其多。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张謇的实业思想，可能“生”是再恰当不过的。张謇曾对刘厚生说：“我们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在刘厚生看来，张謇“这句话的解释就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28]。在张謇看来，儒者的本分是让百姓有饱暖，即孟子所谓“黎民不饥不寒”。“今之国计民生，以人人能自谋其衣食为先务之急。衣食之谋，在于实业。”[29]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正因为如此，张謇注重民生，实业以轻工业为主；他办厂为救国利民，要使得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好的生活。我们可以看到张謇作为儒商与此前或者同时代商人的区别在于他始终以实业为中心，倡导“棉铁主义”，主张实业救国，并非传统的货贾或者同时代的买办、官商。这样的商道与他对广大百姓的人道关怀和自身的历史担当有紧密的关系。
“天地之大德曰生”，即天地造化之最大德性是“生”德，因为天地造化，万物得以化育、生命可以繁衍，同时造化不息，生生不息。《周易》有个核心概念就是“生生之谓易”。“生生”，即生命繁衍，孳育不绝之意。可以理解前面的“生”字为名词，表示品物流形中的生命本体，后面的“生”字为动词，为生命本体的本能、功用与演化。也可以都理解为动词，强化生命演化“生生不息”之意。清代学者戴震认为：“仁者，生生之德也。”[30]在天地造化、万物演化过程中，隐含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一体之仁，反映出我国古代先民敬天重德、仁慈博爱的思想和精神。“天地感而万物化生。”生、化二字是中国儒家思想中的两个重要范畴。化有多义，此处指化育、演化。化是生的过程方式，生是化的变化结果。二者是紧密联系。《庄子》佚文有“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之语。《文子·十守》亦称：“化者复归于无形也，不化者与天地俱生也。故生生者未尝生，其所生者即生；化化者未尝化，其所化者即化。”[31]化、生二字表征着生命演化的动态过程。天地之“生”德体现为仁爱和民生、民本思想。《周易·系辞》：“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圣人尊崇天地之“生”德，而最广泛地推及民生事业，即孔子所言“仁者爱人”所彰显的仁爱思想。仁爱思想不仅要最广泛地推及儒家的博爱思想，而且是要最广泛地为民生着想。
张謇创办实业的宗旨和出发点，并非为了自己或家族敛财，而是“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即为了南通县老百姓能生活下去，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好的生活，也为了中国的商业利润来源不完全被外国人所垄断。因此，张謇发展实业是“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张謇在实业取得效益之后，大量兴办学校，一生创办了370多所学校，同时在南通建设大量的公益、慈善和民生设施，他在唐家闸工业区内为工人建造工房、公园和医院。如此种种，都体现了易经之生德，也体现了儒家的仁爱精神，彰显了张謇以人为本，关心民生疾苦的儒商精神，他用实际的行动、践行儒家的“仁者爱人”思想。
（二）“父教育、母实业”与阴阳和合
张謇提倡实业救国、教育兴邦，“实业教育二事，有至亲至密之关系”。[32]在张謇看来，实业可以救穷，但惟有教育才能根本兴邦，“窃维环球大通，皆以经营国民生计为强国之根本。要其根本之根本在教育”[33]。相比实业而言，教育是根本的根本。张謇明确提出“父教育、母实业”的提法。“国所与立，以民为天；民之生存，天于衣食；衣食之原，父教育而母实业。”[34]他把实业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比喻为一个家庭的父母双亲，至亲至密，相濡以沫，缺一不可。没有实业的成功，没有资金的积累，就没有资金创办教育。张謇自己的救国之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先办了大生纱厂，自己有了财富积累，开始教育兴学。
张謇常用“父、母”来表达事物之间的关系。比如，“银行者，农工商实业生计之母，而国民进化之阶梯也。江苏银行者，我江苏农工商实业生计之母，而江苏人进化之阶梯也”[35]。“父、母”关系在《周易》中即阴阳关系，乾坤关系，刚柔关系……“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阳生阴，阴生阳，这就是易；要符合自然，要随顺自然，这就是易。在天成象，此象就是乾；在地效法，此法就是坤。占卜即通过数理关系知晓未来之术。有数必有穷，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就形成事业。阴阳变化无穷，难以预测，这正是天地造化神秘、不可知的地方。对于自然世界，先民以“阴阳”二字作抽象而形象的表述，万物皆由阴阳二气交感而成。阴阳，化为物质，即是天地；而其象征表现，即是乾坤；体现在人类身上，则为男女。“一阴一阳之谓道”，“独阴不生，孤阳不成”，阴阳之道的核心是和合而万物化生。“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序卦》）；乾主阳，坤主阴，“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天地缊，万物化氤。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按照孔颖达《周易正义》解说，《易》卦六十四，分为上下：上篇三十，阴阳之本始、万物之祖宗；下篇三十四，男女之始、夫妇之道也。而无分阴阳与男女，均以“生生”为第一要义。张謇提出“父教育、母实业”的思想正是易经阴阳思想的充分体现。母属阴，主生育，没有母亲，自然就没有阳之生，但是阳却是目的，发展实业的目的是大兴教育。因此，关于救亡图存，张謇首要认为是要改革教育体系，普及教育，但是政府不采纳、有钱人也没有意识资助，因此只有发展实业，积累财富，才有资金设教兴学；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教育需要比较大、比较长期的投资，没有强大的实业基础很难支撑和负担。
关于教育，张謇也曾多次引《周易》中“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句，用以说明教育也需要适应时势的变化。“《易经》上说：‘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所谓‘无穷’，就是随时适应的意思。教育能随时适应，才能保吾民。南通教育向据此旨进行。所设各校，均切地方需要：为纺织业而设纺织专门学校，为垦牧而经营农校，以实业发达而创办师范。以实业来补助教育，又以教育来改良实业：实业所至，就是教育所至；教出人来，就是办事的人才。虽然各校能否完全达到这个目的不可知，但是我的本意确实如此。如果不应于需要而任意设立，恐怕没有不偾事的。”[36]张謇认为“无穷”的含义就是随时适应的意思。世界经济不断发展变化，地方经济等各项事业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因此教育必须要随时适应这种发展变化，教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才。
（三）“棉铁主义”与刚柔并济
张謇在实业上主张即“棉铁主义”。“宣统二年，南洋劝业会开幕，謇既与各行省到会诸君子发起联合研究会，乃裒光绪一朝之海关贸易册，参考其大略……则以我国实业当从至柔至刚之两物质，为应共同注意发挥之事。”[37]所谓“至柔至刚”的物质，张謇也称之为“至白至黑”，指的是棉花和钢铁，涉及纺织和钢铁产业；棉花是至柔之物质，钢铁是至刚之物质。张謇很鲜明地提出中国实业振兴应当坚持“棉铁主义”，此提法发端于深入分析海关贸易册，看到中国在产业上对外依赖最大之两项，也自然是最应发力之处。关于此两项产业更深入的理解、阐释、提炼则是依赖于易经之刚柔并济思想。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38]《周易》充分体现了儒家的变化观，而阴阳、柔刚、动静是一切事物变化和运动的原因，事物在运动中保持两极均衡状态，即所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39]。刚柔代表了事物变化的两极，要把握事物整体变化，比较可靠的认知方法就是把握事物运动的两极和本源。在易经的变化观中，宇宙万物变化的本源与动力在于阴阳二气，“二气交感化生成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40]。“柔”与“刚”则是“阴”和“阳”两种主体的特性和特质。“天之大，阴阳尽之矣，地阳交，而天之用尽之矣。静之始，则柔生焉；静之极，则刚生焉，多之大刚柔尽之矣。动之始，则阳生焉；动之极，则阴生焉，一阴柔一刚交，而地之用尽之矣。”[41]邵雍把刚柔、动静和阴阳联系起来阐发，充分表现了刚柔变化的特征。
关于棉花和钢铁的关系，张謇进一步阐述：“至柔惟棉，至刚惟铁，神明用之，外交内治裕如，岂惟实业”。[42]纺织和钢铁产业应当共同推进，不仅仅是在实业中振兴，也应该站在内政外交的高度上制定战略、从总体上进行平衡。此处柔刚论包含张弛原则，讲究刚柔并济、以静制动。他将纺织和钢铁置于实业的两极，整体带动实业系统运动不止、生生不息。
（四）革故鼎新思想
张謇政治上参与了立宪、共和等，一生又是很多实业、教育、慈善、公益事业的开路先锋。他曾作《革命论》一文，用《周易》中革卦来解释革命一词的来历，从中不难看出张謇对于周易思想的重视和熟悉程度。
革卦的卦象是离下兑上，离为火，兑为泽，泽内有水。水在上而下浇，火在下而上升；火旺水干，水大火熄，二者相生亦相克，因此必然出现根本变革。在《革命论》中，张謇详细解释易经“革卦”的涵义以及历代的解释。“吾读《易·革卦》，而叹圣人之言之大且远也。《革·彖辞传》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张謇赞叹圣人高瞻远瞩，将“顺乎天而应乎人”作为判断社会革命正义与否的标准。“盖汤武本非有取天下以自利之私，因民苦不堪之命，而不得不革，则命必如何而适于民，革必如何而孚于当，自不得不审之详而策之备”[44]。汤武之革命，如果从自私的角度大可不必，但是看到天下百姓苦不堪言，因而担当起革命的责任，解救天下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张謇将“革”与“命”分离，强调“命”由黎民百姓决定，“革”则是需要考察是否应当。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张謇反复陈述自己的创业过程，他如果出于自私的考虑，大可和大多数读书人一样当官、玩笔墨、混日子，但是他选择为了实业救国、教育兴邦而弃仕从商，主要是因为社会士人的风气不得不为之变革。
张謇认为中国两千多年来的革命可以分为四种，与汤武类似的革命却少之又少。“夫是故二千年来革命不一，而约其类有四：曰圣贤之革命，曰豪杰之革命，曰权奸之革命，曰盗贼之革命。汤武圣贤也，假汤武者豪杰或庶几？其次类皆出入于权奸盗贼之间。此诚专制之国体有以造之。假曰非专制而天人则犹是也，奈何乎革而不信，而况乎不正。吾见其自蹈于厉与凶悔与亡已耳，革命云乎哉！”[45]张謇认为，易经思想并非失效，而是中国的封建专制体制造成了“革而不信”的情况。通过革卦的具体分析，张謇鲜明地批评那种认为孔子思想维护君主专制、孔子思想教导人们对君主愚忠的观点。“今则国势不振，欧风东渐，醉心欧美卢、孟诸人之学说。其上者以为国之不振，由于政府之不良，政府之不良，由于种族之歧视人民，保其专制。而革命则亦孔子之言也。《易》革卦六爻皆言革，而孔子于其彖、象郑重致意，不胜反复而丁宁。若谓如汤武乃可革命，其革命之前，革命之后必周详审慎如彖、象所云而后可，固不仅孔子为东周、孟子不王周之足证，孔孟并不如今世所谓一家奴隶。然当主张革命者，鼓动国人趋向一致之时，欲破君主之说，并破忠君之说以为前趋。不知君之义不主专制，忠之用不尽对君，中国文字，举可覆按也。”[46]当时之人动辄引卢梭、孟德斯鸠的思想，要推翻政府、打倒专制。张謇通过易经革卦的解释，说明孔子也是主张革命的，并且在孔子思想里“君主”的主要含义不是专制而是对民生的责任，臣子们的“忠诚”不只是对君主而主要是对人民；否则，孔子不会鼓励汤武这样的革命，推翻专制，解救民生。张謇的这些思想与顾炎武、黄宗羲有类似地方，或受其影响颇深。
（五）自正其位，以谦致福
易经六十四卦中，张謇对谦卦尤赞。“《易》卦惟谦六爻皆吉，以其处卑而尊不违则而能有终也。故初六‘用涉大川吉’，上六‘利用行师征邑国’。朱子《本义》释邑国，为自‘治其私邑’。然则今之君子不在位者，可以审所处矣。”[47]张謇认为，《周易》六十四卦中，只有谦卦的六爻都是吉利的，因为其处于卑位但是又不为尊，因此最终能够得到善终。初六爻，谦谦君子，本质柔顺谦和，卑以处下，容易得到友善相对，用心相助；上六爻，“鸣谦”即谦虚的美德已经扬名在外，广为人知，可以在自己管辖的邑国兴兵征服那些桀骜不驯者。谦卦所谓君子是人臣，不是六五之君，因此朱子注释“治其私邑”。张謇认为，谦卦是居低位之人审度自身处境的智慧和方法。1910年，张謇曾拟筑谦受亭，取意于谦卦。俗话有：“谦受益，满招损”。张謇为谦受亭题联语为“地中有山，始利大川终邑国；人间何世，即看小岛亦风波”，上联取之于谦卦，“地中有山”出自谦卦《象》传。谦卦艮下坤上，艮为山，坤为地，地体卑下，山高大却在地中，外卑下而内蕴高大，这是谦卦的内涵。在其日记中记述，“《易》卦惟‘谦’六爻皆吉，以其不在位而能以中正自立也。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上六‘利用行师征邑国’。朱子《本义》释邑国，谓‘治其私邑’。然则在下之君子，可以知所准的矣”。[48]该记述补充了张謇对于谦卦的理解。君子虽然不在六五之君位，但是只要坚持谦卑、中正也能自立于自己的封邑；保持谦卑，也就是自正其位。
鸣谦，而非自鸣。“以谦有闻，吉而能正矣。夫能谦者，不必其自鸣也，体乎正以致其谦，而闻于人者不啻鸣矣。吉孰贞于是乎？且谦必致福，盈必蒙害之理，穷千古莫能外也。而以谦致福，以盈蒙害，其毫发不爽者，无不由人自召之。处既失位之地，而以偶然得意者自矜其豫焉，其德器有不堪载福者矣。故道长益凶，可必诸鸣豫之小人。处不得位之地，而以无慕乎外者益矢其谦焉，其凝静有足以致远者矣。故吉祥善事，多萃于鸣谦之君子。”[49]上六所谓“鸣谦”是谦虚的美德已经声名在外，而不是自己吹嘘自己谦虚，需要得到众人的认可。自古以来，谦必致福，盈必蒙害；凡是谦虚的人都会有福气，凡是自满的人必招致祸端。偶然得意，得意即忘形，其德不配位，也不载德。自古以来，吉祥善事，大多会聚在“鸣谦”的君子身上。“谦之为卦也，乾上九来之坤，而与履旁通者也。初既以阳之降而居下者，为君子之谦谦矣。二之位虽与五应，而犹在下也。然而二正位也，正位而仍其谦谦之德，则体柔履顺，有能谦之资。谦谦而自正其位，则抱约怀冲，有不欲自鸣之量。夫所谓能谦而不欲自鸣者，岂必一切贬损依违自轻之地，致虚守笃不为天下之先哉？诚鉴乾九亢龙之悔，审坤元牝马之利，深识乎古人满损谦益之义，而柄德于大不可盈之几也。”[50]张謇此处详解谦卦，初六因为阳爻下降而居于下位，是为“谦谦君子”；六二随与六五相呼应，但是仍然处于下位；但六二因为居下位反而是正位。正位仍然坚持谦谦之德，能够自正其位，有谦虚的资本，也可以虚怀若谷，有谦虚的胸怀，即没有自鸣的念头和欲望。能谦虚而不愿自鸣的人必然深明古人“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致虚守笃。
谦之至，亨之至；谦虚至极致，亨通至极致。“君子所谓谦谦，亦既上叶天道，下与地应，阴左右乎鬼神之相，而沦浃乎人人之心矣。谦象体震，震实善鸣。上互震焉，其鸣且远。况乾来为谦谦之三，降二为师，师得众归之应。师二升五为比，比有自内之占，而犹虑其孤芳之自珍，黯黮而没世也。”[51]真正的谦逊、谦虚不必担心不被众人所知，谦谦之道是与上天呼应的。谦卦在象数上体现了震卦，震就是善鸣，而且如果上下互震，鸣声大而且远。更何况，谦卦的三爻是乾卦，“劳谦”，有功劳且奉行谦虚的君子，“万民服也”。三爻的乾卦如果降至、谦虚至二爻位，即为师卦，师卦有团结众心的效应。师卦的六二爻如果升至九五爻位，即为比卦。比卦的九五以阳刚而居君位，作为权力的中心，吸引五阴来亲比，九五却不能妄自尊大，必须仁爱宽厚，主动团结五阴。对于五阴来说，感到不宁，缺乏安全感，因此需要主动前来与九五亲比，是内在的需求。在这个意义上，张謇认为比卦是“自内之占”，不管是君王还是臣子，都应内省，由内而外亲比。比卦内省较多，因此会思量自己过于谦虚而无人知道，担心自己因为谦虚而不为人知，才学被埋没。只要是真正的谦虚，就会为人所知，为人所鸣。“奢名罔实者，造物之所忌也。世岂无折节下士，崇貌饰情，舍义违道，干誉百姓，而盗窃既久，天必破之，败露之辱，恒与相待。隆隆而自张者，寂寂而旋灭。未见中孚在阴之和，徒深引兑未光之耻。则岂知君子之谦，壹根于能。始则矢岂弟君子，小心翼翼之德；终亦廑庶几夙夜，以永终誉之学。而其所为贞吉者，乃与履之上九、豫之六二，同以柔正致之也哉！此在下之鸣谦也。若夫上六利王之正而从征焉，则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震世，守之以怯。古之君子又必有以致其休称叶语光施后嗣者，谦之至，亨之至矣。”[52]张謇此处批评那种欺世盗名、虚情假意之人，认为这是天之所忌。这些人不懂中孚卦中六四以阴居阴，得位而正，上承九五之尊，下顾大全大局，不与六三相争，因此得以保持阴和；他们擅长以谄媚逢迎的方式达到目的，不是正大光明的，是令人可耻的。君子的谦虚，根于先天的禀赋以及后天的努力。履卦上九的意思是虽然历经险阻，但终于获得元吉；豫卦六二的意思是人的品行如同磐石一般耿直端正，随时自我反省，一天都不拖延，因此虽被豫乐的环境包围，但是没有耽于其中；谦卦之所以吉利，与履卦上九、豫卦六二一样，都以柔顺、正直达到目标。谦虚有利于君王对正义的需求，因此能够获得君王的信任，代其带兵出征，从而成就功业，泽被后嗣。
综上所述，通过对张謇易学思想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张謇易学思想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在学理脉络上沿袭经学。张謇对于历史上的大经学家都是颇为赞佩的，认为他们对于原典文本和圣人思想的传达有大贡献，因此积极肯定郑玄、朱熹对于《易经》的研究贡献。其二，在研究方法上宗师朴学。张謇在学问上师法顾炎武，走朴学路子，志于实学。朴学研究像“采铜于山”，重学术规范，“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与西方科学学术研究方法较为接近。张謇倾慕顾炎武《音学五书》中的音韵训诂方法，认同其“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即读经自考证开始、考证自音训开始的治学方法。张謇所作《周易音训句读》一书力求通过音韵训诂的方法达到对易经本义的准确理解，其中引顾炎武音韵训诂成果较多。其三，在易经核心要旨的把握上重在“为己之学”。《周易》是变易之书，也是不变之书。人处变化之世中，有变亦有不变，不变就是“守正而处中”；面对变，要做到“不忘危”，懂得进退、存亡、得失无定的道理，并且能够时刻防患于未然，未雨绸缪。张謇讲“学《易》可以知命，不知命者无以学《易》”，落脚在易经的“为己之学”。其四，在核心的实业理念和主张中皆体现易经中的大道。“大生”体现易经“生生之谓易”的思想，“父教育、母实业”运用易经阴阳和合的思想，“棉铁主义”应用易经刚柔相推的思想，他的各种改革主张又充分体现易经革故鼎新的思想。这些思想都是易经中的大道。张謇所趟的路，都无人走过，他自己就是开路先锋（胡适语）；但是张謇并不孤独，他的核心实业理念和主张皆有易经中的大道力挺和支撑。其五，在处世原则上张謇侧重于主柔顺、居下位但又不失其正。处变世之中，张謇尤重谦卦中满损谦益的道理，强调谦虚守正，自正其位，以谦致福，以谦善终。谦卦之所以吉利，与履卦上九、豫卦六二一样，都以柔顺、正直达到目标。这些思想特质，值得我们研究张謇易学思想时重视。研究作为中国企业家先贤和楷模的张謇，易经思想自然是绕不开的，因为易经思想恰恰是其思想最深处不易理解和把握，却是统摄其思维方式和事功实践的思想主线。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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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张謇研究》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