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保护与传承
南通城市文化生态的贡献
——以通州城市形态为例
□ 张廷栖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重要意义在于“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清末民初爱国企业家的典范张謇，为保护和传承江海儿女的基因和血脉，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近代城市建设的思想理念和实践方面，以吴良镛院士所高度概括的“张謇先生所经营的南通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城”为代表，他们师生各有专著《张謇与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近代南通城市规划与建设》。关于张謇城市建设思想与实践的论文更多，可是涉及到城市文化生态方面内容的却很少，甚至尚未见到有专论。笔者试图以文化生态视野考察张謇保护与传承南通城市文化生态的思想和实践。
所谓文化生态，一般泛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状况和环境。南通先民千年以来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状况及环境，集中反映在通州古城。通州古城的城市形态就是先民创造地域文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环境，保护通州城市形态就有效保护了通州城市文化生态。本文从南通城市形态方面入手，探讨张謇如何达到保护和发展城市文化生态的目的。
一、通州典型州县城市的传统文化生态
城市是人类的伟大创造，是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鲜明标志。城市形成的不同地区和文化传统往往形成不同的城市形态。城市形态是指一个城市的全面实体组成，或实体环境以及各类活动的空间结构和形式。广义的城市形态可分为有形形态和无形形态两部分。狭义则一般指城市物质环境构成的有形形态。我理解城市有形形态也就是市民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和人工生态为物质基础，而城市无形形态是城市非物质的精神财富的状况和环境，从而构成了城市文化生态。但非物质的精神财富的状况和环境是不可独立存在的，需要有载体，人是核心载体。人的存在又需有物质的有形形态为基础。有了物质基础，人们有了生存条件才有保护城市文化生态的载体，达到保护文化生态的目的。我们讨论张謇保护和发展通州城市文化生态，首先看通州古城物质环境构成的有形形态。
千年古城的城市形态。南通古城是典型的州县城市，它的城市形态的最初形成有两种版本。其中“一说是吴初，姚制之子廷珪镇守时，开始‘修城池官廨’，‘城而居之’。这可能是静海城，范围在州城城南地区。另一说后周世宗显德四年（957）（还有一说是显德五年），静海制置巡副使王德麟始筑土城。这可以说是南通州城的胚胎。”经过两年多的交战，显德五年（958）正月壬辰（2月1日）后周军队夺得了南唐的静海，设制静海郡。不久又升为州，取名通州。静海制置巡检副使王德麟在筑土城的“次年，内土外陶，即成砖城。”成为永久性的防御设施。这是最早功能性的通州城，城墙周长六里七十步。
通州城市形态，以中轴线为对称的方形城廓，十字长街。因为州城是建在沙洲基础上形成的陆地，呈纵横交叉的水网地带，由此护城河即利用天然的大小水泊，内框或裁弯取直，或挖掘贯通成齐平；外框则成为不规则、大小宽深不一的水泊围城，称为濠河。通州濠河与一般护城河相比具有鲜明的特色，故称水泊通州，至今仍保持了这一基本面貌。通州建城之初，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北郊是沼泽荒地，北门地处偏僻，且“多盗”，立壮健营镇之。直至宋政和三年（1113），郡守郭凝因“北门地僻多盗，且有怪”而塞北门，改壮健营为玄武庙，后称北极阁。这是现今保留通州城墙的唯一遗址。故长期以来有“通州无北门”之说，仅有三门，濠河上也与州城建有东西南三座吊桥。
建成后的通州城，州衙在中央偏北，全城主要是丁字大街，以州衙前的十字街为中心，向南是南大街，直通南城门，清代以来又称江山门；向西是西大街，直通西城门，又称来恩门；向东是东大街，直通东城门，又称宁波门。东西大街上有三座大建筑：中有城隍庙，又名郡庙；西大街有武庙，即关帝庙；东大街有文庙。城内市河也是丁字形。东有二个水关，西有西水关，市河上多座桥梁供通行。南通州就这样聚居成城，交易成市，建庙造桥，在形成市镇的基础上筑城，通过最早的规划和设计奠定了通州城市形态的基本格局。又经过宋、元、明代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南通州城的城市形态就成为典型的州县城市。
南通州城的城市有形形态，或者说该城市物质环境构成的有形形态的历史，并不久远，但她是江海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蕴藏着江海儿女一千多年来所创造的地域文化，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江海文化生态。江海文化生态就成为通州城市形态的主要内容，其中城市的无形形态，就是江海文化的根脉所在。通州古城的城市有形形态，成为江海文化生态这一城市无形形态存在的物质基础，就是江海文化生态的“容器”，无这一“容器”为前提和基础，江海文化的无形形态就无法存传。张謇保护它就保护了通州的城市文化生态，即保护了江海文化生态。张謇为保护、传承和发展通州城市有形形态，发挥了聪慧才智，付出了艰辛努力，结出了城市文化生态的丰硕成果。
二、完整保护古城文化生态
张謇为保护通州城市文化生态，在创办第一个企业的选址时就奠定了基础。
（一）奠定完整保护通州城市文化生态的基础
张謇决定走上实业救国道路后，他创办的第一个企业是大生纱厂。大生纱厂厂址的选择，对千年古城的城市有形形态是一个重要关键，不仅涉及到企业的成败，也关乎到古城的保护和城市的发展。
张謇在“厂基历相数处”后，经考察和科学分析认为：“以唐家闸地介于内河、外江之间，交通较便，故定基于此。”唐家闸地处州城五六公里的西北方向，况且，“通州西北乡妇女皆为天足”，即无裹足之陋习，“上工能远行，做工能久立”。从中可以得出劳力丰富、土地价廉、原料就地、市场在当地等有众多有利因素，他即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唐家闸奠基开工建厂。张謇在唐家闸落下建厂这第一个“棋子”，非同一般，意义重大。所以这样说，因为他为实业救国创办的第一个企业，没有规划在州城及其紧邻，而是在相距五六公里的内河外江之间的郊区，不仅为企业和城市的发展开辟了宽广空间，也为通州古城形态的保护创造了条件，不因为发展近现代工业去占据州城地域或紧邻而造成对城市形态的破坏或影响。尽管当时仅仅从创办企业的成功考虑，但是客观上这一举措为全面和完整地保护通州千年古代城市形态奠定了基础。
（二）全面保护通州古城的文化生态
自从大生纱厂获得丰厚利润后，张謇有条件在南通工业化的同时全面加紧早期现代化建设，尤其东游日本回国后对南通的地方自治加速进行，面临建设与保护之间所产生的矛盾，他对原有的城市文化生态采取了全面保护、适当利用、局部提升的方针，有效防止可能发生城市文化生态的严重破坏。回顾这段近代历史，有许多历史经验可汲取。
全面保持通州城市物质形态。张謇对千年老城并没有大拆大建，而是加以整体保护。东西大街与南大街交叉点的城市中心仍是州府衙门的政治中心。衙署两侧，仍然是左文右武的传统，东有文庙、学宫等，与衙署之间有贡院，是科举州试的试场，古代的文化中心；西有武庙。全城道路分为大街、街、巷三级。南大街的两侧，以“井”字形排列着巷子，民宅仍均匀地坐落在巷子两侧。张謇在老城区为了开放和交通，于民国十一年（1922）拆除了老城墙，建了环城马路，另外还保存了三个城门，包括瓮城。同时，张謇在老城区加入一些新的现代元素，主要是民国三年（1914）在谯楼前建了西式的钟楼，用钟声报时替代了敲更报时，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新时代的出现。张謇对时代所淘汰而遗存下来的历史建筑，加以保护性利用，并注入现代化的元素。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紫琅书院的旧址开工创办通州公立第一高等小学校（即现在的南通市实验小学），第三年招生开学；光绪三十一年（1905），张謇两兄弟捐资购买柳家巷陈氏旧宅修缮为校舍，创办通州公立女子学校，后因学生人数增加，宣统二年（1910）又购买市河岸顾氏珠媚园（明代中期大司马顾养谦所筑）旧址改建为校舍，校名也改称公立女子师范学校，并设立初、高等附属小学。早在光绪三十年（1904），张謇约请通海五属（即通州、如皋、泰兴、海门、静海）士绅商议于城南水月阁，设立通海五属学务处，负责筹办一所普通高中。两年后确定原两淮商人捐资建成而清末已废的盐义仓为校址，光绪三十三年（1906）开工建设，宣统二年（1909）正式开学，校名为公立通海五属中学（现今的江苏省南通中学）。在柳家巷还设立了通崇海泰总商会。张謇并未将现代工业引入城内，仅仅是保护性利用古建筑，创办文化教育和有关机构，提升了城市文化品位。主城区仍然是政治、文化、商业为中心的文化生态，完整保持了主成区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文环境，世代居住的居民基本没有变化，这些原住的居民成为城市的主人，是人文生态的保护者、承载者和传承者，保持着农耕文明的文化生态。
保持通州城市形态，就能有效保持城市的文化生态。文化生态是文化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综合。文化生态环境是人类主体文化活动得以进行的天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统一体。有了通州城市的有形形态，作为江海儿女的市民才有生存环境。城市居民就是城市文化生态的主要承载体和传承者。所以保持了通州城市物质形态就保持了原有世代传承的居民及其生活场景，也就保持了特殊的南通话语言环境，保持了“二月二接女儿”等民俗文化，保持了元宵节的“上灯圆子落灯面”等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南通的文化生态就能得以完整地传承和发展。因此，单霁翔说，“城市不仅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创造的人工环境，而且是一种文化的载体和容器”。通州的城市形态就是通州江海文化生态的载体和容器，有了它才有利于精神财富的保存和发展。
通州古城所以能够完整地保持典型的古代州县城市的形态，反映了作为传统文化熏陶下的状元公张謇，他对文化的敬畏和自觉，懂得文化生态具有不可再生性，这些历史文化遗产一旦毁损，传统风格一旦变异，人居环境一旦破坏，将是南通江海文化的严重损失。有了这些理念，因此并没有在城内搞大拆迁，他将南通文化生态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可惜的是张謇悉心原生态地保存下来的千年通州古城，于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在所谓旧城改造中被毁，城东片被推为平地，建起了高楼大厦。又可幸运的是文化界人士的呼吁，引起当局的重视，城西片从开发商手中赎了回来，从推土机下抢救了下来，还保留了寺街和西南营原貌的历史街区，尚能以唐家闸近代工业城镇遗存为特色，于2009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持了江海文化生态的根脉有了江海文化的根与魂。这个文化品牌不能忘记张謇的历史功绩。
三、传承与发展城市文化生态
历史上的通州古城，于宋代为抵抗倭寇不断来自海上的侵犯，在城南曾筑过一个新城，明末以后被废弃，荒野的南门外，当年就有一个民谣：“穷东门，富西门，讨饭子南门”。南城门外除了几座破庙外，仅以坟地为多。张謇所要创建的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等机构，也就主要选择在城南的废墟上大兴土木。
张謇东游日本回国以后，加速南通实施地方自治的步伐，建设和发展南通城市的实践中，不仅自觉地全面保护了通州城市的文化生态，留给后代一笔丰厚的文化财富，还采用向南发展和向西拓展的办法，完美地解决了保护与建设的矛盾。以南城门外的地域，作为现代化城市建设的重点区域，再以城西配合实施现代化的建设方略。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建立起一系列的文化教育、公共事业和商贸机构，从而产生一片崭新建筑的近现代新城区。新城区以文化教育为中心，兼为金融中心；城西以商会大厦为中心的商贸区域。通州城市文脉得到完整的保护和传承、延续和发展。
（一）创建近代文教中心
张謇在“父教育而母实业”的思想指导下，实业取得成功后着手办教育，又走上教育救国的道路，在新城区大办教育。张謇办教育主张从师范始。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开始创建通州师范学校（即现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翌年校舍落成开学，为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为普及教育培养师资队伍。鉴于师范学校第一届毕业学生教学实习需要，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学校西北创办附属小学校，校名为通州民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是年通州师范学校附设农科，次年招生开学。
民国元年（1912），张謇在南通师范西侧，购地建农科独立校舍，改为初、中等农业学校。民国二年（1913）更名为甲、乙两种农业学校。当时的南通各业蒸蒸日上，张謇有意在南通以私人资金创办一所大学，于民国八年（1919），将甲种农校升格为南通农科大学。农大北侧的乙种农校改为附设农业中学，为纺织工业发展的棉花基地提供专业人才。
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后，南通响应武昌起义而建立军政分府，下设军医处。军政分府撤消后，张謇选择城南的昭武院旧址，将军医处改建成通州医院。民国元年（1912）张謇与三兄张詧又在医院附设医校，即南通医学专门学校的前身，张謇从人文关怀出发创办医院和培养医疗人才。医院另选院址新建更名为南通医学专门学校附属医院。
民国三年（1914），在银行专修科和初等商业学校的基础上张謇又筹资建南通私立甲种商业学校，征收城南兴化禅寺部分庙房和附近一些民房改造后为校舍，培养财会专业人才，以供南通企事业发展的需求。同一年，张謇邀请著名刺绣工艺美术大师沈寿来南通，创办女工传习所，培养刺绣人才。第一年附设在城内的南通女子师范学校，翌年校舍在城南建成而独立办学，没有在女师珠媚园扩建办学，为的是保持城内原有的风貌。有了沈寿刺绣艺术大师创立的刺绣学校的条件，张謇于民国九年（1920），在女工传习所东侧成立南通绣织总局，从事绣品生产和出口业务，还在上海九江路22号南通大厦内设立南通绣品总公司，甚至在美国纽约第五街设分公司，经营绣品。
张謇认为：戏剧不仅繁荣实业，抑且补助教育之不足。于民国八年（1919），为培养戏剧人才，选择城南五圣殿改建为校舍，创办伶工学社，请来了著名京剧艺术大家欧阳予倩来南通主持办学。民国九年（1920），女子师范学校随着招生不断增多，办学规模不断扩大，为了不改变城内的机理，不影响文化生态，不搞大拆大建，张謇选择城南段家坝购地30多亩另建新校舍。翌年女子师范迁入新校舍，原址珠媚园让给女师附小（现高师二附小）。
张謇以生态的眼光，跳出千年古城，另辟路径，在破败荒凉的城南郊，发展他的教育事业，集中了大大小小十多所学校。
（二）设立文博事业
随着大生集团企事业的发展，为印制账略、账册、广告商标和报刊的需要，尤其光绪二十八年（1902）通州师范学校开办以后，为编印教材的需要，张謇于第二年选择南城门外的西园，创办翰墨林编译印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张謇在城南不仅创办了众多的学校，还创办了不少的文化公共事业，最有影响力是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张謇东游日本归国以后，为“地方人民知识之增进，也必先有实观之处所”，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将通州师范学校校河的西侧，正在建设中的公共植物园，改建成公共博物馆，购并民房29家、迁移荒塚3000余座，占地48亩，先建中馆，后分别建南馆和北馆，名为博物苑，是全国第一所公共博物馆，成为中华第一馆。
民国元年（1912），张謇又选择南城门外的天齐庙（亦名东岳庙）为馆址，以私资创办南通图书馆。至民国十三年（1924），馆内藏书十五万多卷，其中十之六七由张謇所捐赠，张詧捐赠也有十之一二，成为城市公共文化机构。
张謇为提高市民的身体素质，于民国六年（1917），在城南购地20余亩，创建第一个公共体育场，除操场，还建有看台和平房，平房用作乒乓球室和工作人员宿舍。购买的运动器具，分为球类和器械游戏两大类。民国十一年（1922），为庆祝张謇70岁生日，全县中等以上学校的教职员工，拿出工资的十分之二，学生每人出资小洋二角作为敬赠的礼仪。张謇将此资金用作公共事业，择地离第一体育场一二公里，购地40亩，再建第二公共体育场。
张謇创建中国影片制造有限公司，则是希望以自主拍摄的影片，对内普及教育、提高国民程度，对外则展示国家健康的风尚民情，用以沟通国际感情之效。民国十一年（1922）初，由张謇等人与扬州人卢寿联集资10万元，在南通创办的中国影片制造有限公司，设在东公园内，建造了玻璃摄影棚，次年，公司改设于上海。
以上这些文化机构均是现代化的文化事业。
（三）创建公共社会事业
在张謇60和70大寿时，至亲好友纷纷以贺礼馈赠，他将这两笔馈赠经费回报给家乡的父老，选择了城南白衣庵附近为院址，购买17亩半的土地，分别建造了两所养老院，收住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他三兄张詧70岁所收礼金，学他在海门家乡建老老院后，南通的养老院更名为第一养老院，海门老老院为第二养老院，张謇70岁时建第三养老院于城南。
张謇为了让巿民在劳动之余有一个休闲娱乐的场所，筹集资金在城南与城西交界之处，兴建了东、西、南、北、中小型精巧的五座公园。五座公园既有丰厚的人文底蕴，融文化、科学、艺术为一体，陶冶情操，提高市民文化艺术修养和道德水平的社会效益，又能适合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综合要求，享受自然、与自然亲近融合，更好地促进市民身心健康的生态效益。
在城南沿濠河一带，建了一系列的文化公益事业，使之成为集中展示南通近代文化的濠河文化风景区。进入这一区域，但见濠水清清，垂柳依依，许多文化景观错落有致，临水而建，宛如一副精致的水墨长卷，给人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甚至有外宾誉为“中国文化天堂”。
（四）建设城南金融中心
近代南通随着纺织工业的发展壮大，社会百业昌盛，经济繁荣，商业兴旺。为适应商贸发展需要，在城南集中了众多的金融机构。
张謇为了控制通海社会游资和两淮盐务资金，为大生集团服务，曾先后筹划过“南通劝业银行”与“盐业银行”，但均未能实现。民国七年（1918）初，上海金融界拟在南通设立银行。张謇认为通海金融牛耳不能执之他人之手，应当“急谋自立”，于第三载筹资百万多，在城南浩阳路成立淮海实业银行。随后国家和地方银行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上海银行和江苏银行等，也纷纷在城南设立分支机构，由此城南成为南通的金融中心。
（五）扩展城西为商贸中心
张謇在南通的城市建设，为了不破坏这里古城的文化生态，不仅开发了城南，还扩展到城西。除了文教事业向南转移，还将古城的商业向西扩展，以适应商贸业的发展，开辟桃坞路，成为商业一条街。
所以桃坞路商业街的开辟，是因千年古城商业中心发展空间的受到限制，不去大拆大建破坏文化生态的唯一办法。民国初年开始，以西公园为起点，向西延伸二百多米，开辟了以具有民国风格的两层楼房建筑为主的商业街。因为西公园种有桃树，以桃花坞为起点，故名为桃坞路，是繁华的一条近代商业街。商业街的起点北侧濠河畔，于民国十年（1921）为筹备张謇70岁生日，建造了南通俱乐部宾馆。这个高级宾馆由中国近代早期设计师孙支夏设计，淮海实业银行投资，大生一厂拨款2.4万余元所建，南通俱乐部宾馆是旅馆兼营酒店的商业企业，次年中国科学社召开第七届年会，与会人员下榻于此。沿着商业街往西还有建筑精美的桃之华旅馆，民国八年（1919），由张謇之妻吴道愔投资创办，是桃坞路上一座具有现代化设施的又一个旅馆兼菜馆。
再往西行是通崇海泰总商会大厦为标志性建筑的商贸中心。通崇海泰总商会是南通、海门、如皋、崇明、泰县、东台、泰兴等县的商界联合组织，其机关原在城内。民国九年（1920），选择城西桃坞路，占地40余亩，耗资20余万元，二年后建成新的办公大楼，是通崇海泰总商会的总机关所在地。
再西行到了桃坞路西端，张謇为利用喜闻乐见的戏剧形式，达到移风易俗、改良社会风尚的目的，于民国八年（1919），创建伶工学社后又投资二万多元建造全国一流的大剧场，名为更俗剧场。成为戏剧改革的实践基地，也是伶工学社的实习基地。著名戏剧大师梅兰芳和欧阳予倩在此同台演出。
张謇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南通城市增加如此多的现代工商文教事业。南通城市由传统的政治、军事的单一功能型，向工商文教复合功能型转变，城市文化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成为一个现代化的中等城市。新城区的建成，南通的文化生态形成了一条由北向南，由古代到近代的文化走廊，产生一个鲜明的文化特色。从保护与发展南通城市文化生态的内容来看，具有不少个性特点。
四、近代南通城市文化生态的特点
南通城市文化生态得到延续和发展。张謇不仅原生态地保存了南通这座典型的州县城市，有效地保护了城市的文化生态，而且在城内，由书院的旧址上办起学校，又利用民居大院，改建旧建筑，创办一部分中小学校，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在城外进行新的开发，新城区从教育方面来说，创办了一系列的从小学到中等学校直至高等教育；从文化方面来说，增加了从图博事业到剧场、运动场和电影公司；从社会事业来说，又增添了养老院、公园、宾馆、银行、医院等，成为现代化的新城区，文化生态出现了一个崭新的面貌。
（一）南通主城区的文化生态特点
南通主城区由新老城区组成。主城区文化生态形成了一个鲜明的特点：老城区保持着古代传统的文化生态，而新城区是现代化城市风貌，成为近代特色的文化生态。新老城区文化生态特点分明，界线清楚。从外部表征上看，老城区主要是一片平房、白墙、小瓦，街巷曲折幽深；新城区却是高楼林立、中西结合、别墅宾馆、文教机关，尽是现代建筑；从城市物质形态上观看，新老主城区，时代风貌有别，界限清楚，一目了然，从而反映文化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城市的文明程度。又可以见到南通主城区有一个文化生态由北往南延伸的文化脉络，即南通城市有一个文化生态由北往南发展根脉的主线。在当年极少有这样文化生态根脉的现代化城市。
（二）构建教育生态与生态教育特色
张謇在保护和发展南通城市文化生态中，我们可以发现他的办学思想与当时人们的主张不一样。光绪三十一年（1905）取消了数千年的科举制度后，大江南北都在议论创办大学。张謇却认为不妥，“仓皇兴学，即以大学为发端，颇被外人讪笑”。“惟凡事须由根本做起，未设小学，先设大学，是谓无本。”他强调“小学乃教育之基，故其兴学从小学始。”他说：“欲雪其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求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师范为教育之母”。所以我们从这座城市文化生态中看到南通的教育，有一个遵循教育的规律，有先有后，由低到高，循序渐进的办学现象：即首先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创办通州师范学校；待到它有了毕业生，有了教师，再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创办附属小学校；附属小学有了毕业生，于宣统元年（1909），再创办公立通海五属中学；待到通海五属中学有了毕业生，再于民国元年（1912），创办了南通医学专门学校等三所高等院校，从而形成了一个地方性的国民教育体系。用张謇的话归纳，“师范启其塞，小学导其源，中学正其流，专门别其派，大学会其归。”张謇以水利专家的眼光比喻这一教育体系。这种遵循教育规律，环环相扣，由低到高循序渐进的教育体系，也体现了鲜明的文化生态特色。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也可以说，这种教育有序化是教育生态系统的平衡。联系到师范学校开设农业课程，设立农场，展示校园环境建设的几种典型，不能不说闪烁着生态教育的思想火花，为未来的生态教育作了早期的探索。这种教育文化生态与生态教育，也是南通城市文化生态中的一大特色。
（三）创建南通城市形态新特点
张謇在主城区除了完整地保护好古代通州城市形态，扩展和发展了城市文化生态，还在南通城市物质形态方面有创造性发展，形成了新的特点。
一是主城区千年古城的物质形态以方型类的典型的州县城市，通过他20多年的建设又形成一个现代化的新城区，主城区的城市物质形态的扩展，突破了长方形，新老城形成为倒着的葫芦形。这在城市物质形态类型中是少见的。城市类型大致分为方块型、带状型、组团型、环状型、星状型和圈层型。它既不能属于方块型、带状型、组团型，又不能算环状型、星状型和圈层型，形成一种特殊的形态。
二是张謇从唐家闸大生纱厂建厂时，对通州城市开始了新的布点。大生纱厂在唐家闸建成开机后，随之配套的企业陆续开工，先后有广生榨油股份有限公司、大隆皂厂、资生冶厂、资生铁厂、大昌纸厂、阜生蚕桑染织公司、复兴面粉有限公司、大生织物有限公司等。唐闸镇成为南通近代重要的工业城镇，被吴良镛院士称为“近代工业第一镇”。近代工业的发展，交通运输业成为经济发展的命脉。张謇在天生港创建码头，还成立天生港大达轮步公司，把天生港创建成了港口城镇。同时，张謇还在狼山镇成立森林事务所，开展封山育林，植树造林，又保护佛教文化遗存，使狼山镇成为以宗教文化为中心的休闲旅游之地。
由此，近代南通城市物质形态在空间布局上形成一城三镇，城乡相间的组团式城市，免除了摊大饼式发展模式所带来居住环境的恶化，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成为既有规划的先进理念，又有生态化特色的田园式现代化城市形态。
（四）树立了城市文化生态保护与传承协调发展的典型
张謇据以生态文化的理念，为保护南通千年古城的文脉，维护文化生态，建设事业未在城内圈地拆迁，大兴土木，而是采取跳出古城，选择城外，以荒野的城南发展。张謇采取南移西扩的举措，解决了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得到事业发展有了社会效益的同时，文化生态也得到有效的保护，收到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早在一百多年前出现这个城市文化保护与发展的典型，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也可以说张謇保护了一个千年古城，另建了一个近代的新城。这与梁思成在新中国成立后对北京的城市规划的构想类同。梁思成主张是在老北京之外再建一个新北京，一老一新，状似扁担，“日月同辉”。但他的构想被否定，可是在他半个世纪之前张謇，在中国东南就是建了一老一新的南通城。这不是梁思成从张謇在南通的地方自治中受到启发，就是张謇的城市规划就具有规划建筑学专家的设计构想水平。如果对张謇这一构想的先进理念，早半个世纪前的研究挖掘，作为成功的一个模式加以推广，在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化运动中，中国会有更多完整的如老城得以保存和新建新城“日月同辉”。这可能就是研究张謇的现实意义所在。但很可惜的连张謇故乡他一手保存下来完整的南通古城也未能幸免，遭到大拆大建，仅留下三分之一的老城区由于文化界和居民的抗争，以及吴良镛为首的一批专家的意见，已作为楼盘开发的地块，政府又重新从开发商手中赎了回来，后来作为历史街区加以保护。
以上的特点就是张謇完整地保护了通州古城，又传承和发展了城市形态，促使南通城市文化生态由农耕文化发展到工业文明的时代，这就是张謇对城市文化生态的重大贡献。
如今人们都已懂得自然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会给人类带来可怕的灾难，各级政府设有专治环保的机构，谁家工厂排出污水或者有害物质，就勒令整治、罚款直至停产；对以往植被破坏、水域侵占、地面沙化、大气污染、生物链失调等等破坏自然生态花重大代价进行修复，人们都懂得了不能惹恼大自然，它报复起来很凶，要危及人的生存。可是，对文化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却很少有人关注，很少有人懂得它同样会给社会带来严重的恶果。所以仍然有必要弘扬张謇城市文化生态的理念。这就是今天研究张謇，保护和传承城市文化生态理念的价值所在。
（作者系南通大学教授、张謇研究中心
学术顾问、张謇企业家学院特聘研究员）
（原载《张謇研究》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