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研究年刊（2017）》·论文精选 ●
1918—1924年张謇开展和平活动的多重身份探讨
弓 楷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0）
摘 要：1918—1924年，中国国内处于军阀混战之中。张謇出于多重考虑，对时局高度关注，发表过各种看法和主张。每当战争前后，张謇便开展以“和平”为主旨的劝说和呼吁活动。张謇在开展和平活动中有着多重身份。作为士大夫，张謇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具有忧国忧民情怀；作为商人，张謇致力于维护商业发展所需的稳定社会秩序；作为个人，张謇力图保卫南通地方的自治事业。
关键词：张謇；士大夫；商人；南通；自治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逝世后，北洋集团内部由于失去了唯一有资望与能力统摄全局的人物，而趋于分裂，出现了皖、直、奉三系军阀鼎立、轮流执政的局面。此后，中国在十余年的时间内没有形成新的政治重心，各政治集团之间的相互争斗乃至于军阀战争成了国内时局的主要特征。
张謇身处民初混沌的政治环境之中，出于多重考虑，他对时局高度关注，发表过各种看法和主张。1918年护法战争、1920年直皖战争、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1924年江浙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无一不让张謇胆战心惊。每当战争爆发前后，张謇便开展以“和平”为主旨的劝说和呼吁活动。张謇虽然没有能够阻止任何一场战争的爆发，但是也做出了相当努力：战前的劝说、呼吁，战争开始后的保卫地方、赈济难民。本文以1918—1924年张謇开展的和平活动为研究对象，探讨他在和平活动中的多重身份。
（一）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两千多年来形成的若干精神潜质和思维方式早已熔铸于国人性格之中，作为传统文化主要传承者的士人群体则更突出地继承着这些文化潜质。忧国忧民是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基本精神，“乐以天下，忧以天下”，[1]中国历代士人无不从中吸取养分，从而形成忧国忧民之情。近代以来，面对内忧外患的局势，士人群体自然地继承并发扬古代士人的忧国忧民之情。从地主阶级改革派到资产阶级改良派再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其忧患之深，无以言表。张謇自幼习读儒家经典，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同样忧患深切。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是随之而来的并不是和平建设，而是各地陷入了混战之中。尤其是洪宪帝制失败后，国内便一直陷于各派军阀势力斗争之中。于是，统一的中华民国成为虚名，军阀割据才是现实。据统计，自1912年到1928年，共有超过1300个敌对的军事集团进行了约140次内战。[2]在内战不断的情况下，战区范围也相应扩大。从民国五年至民国十三年之间，每年战区平均已达7省，而自民国十四年至民国十九年6年之间战区拓展，平均竟达14省。[3]战端一开，民众流离失所，国家和各省的发展都受到相当大的阻碍。如湖南由于地理因素，成为南北军阀争夺的主战场。“尔来民生憔悴，已岌岌不可终日，而又继以溃兵，加以师旅，重以前古未闻之匪祸，及纸币充斥，死者已矣，生者流离转徙，十室九空，民食奇昂，饿殍载道。呜呼！吾湘兵灾烈矣！”[4]
国内时局的艰辛没有削弱张謇的爱国心和社会责任感，他对国家和人民利益始终予以极大关注。每当战争爆发前后，张謇便开展以“和平”为主旨的劝说和呼吁活动。
其一，为国家计。张謇一直以国家为重，劝说政府当局。1917年7月，重掌北京政府大权的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遂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成立护法军政府，从而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段祺瑞决心以武力镇压南方，挑起了第二次南北战争。1918年10月10日，张謇致电时任大总统的冯国璋，要求“共商调停南北之策，始以为得一第三者地位，设立和平会为之居间”。[5]10月23日，张謇就组织和平期成会向全国发表通电：“况欧战将终，国际势迫，若仍兄弟阋墙，何能折冲御侮？且不自谋和解，难逃世界责难……拟组织一和平期成会，为同情之呼吁，促大局之和平。”[6]同时，张謇也时刻关注南北双方的谈判意向，并向同样致力于调和南北的熊希龄表达自己的看法：“闻近日北主先解决事实，后解决法律。南主法律、事实一时解决。论时局缓急，北所主张较为适宜。若如南方所主张，是否顷之元首立时引退？就使引退，此一时间是否国可无主？恶政府犹胜无政府，不满意之总统当亦胜无总统。”[7]张謇认为，此时国内政局需要形式上的政府和总统，它们名义上可以调停南北之争、稳定时局。
1919年1月召开的巴黎和会，未能解决列强之间关于海军力量对比和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冲突，因此在美国号召下，准备在美国再次召开国际会议。张謇认为这是政府收取利权的又一次机会，“太平洋会议关系吾国目前四百兆人民之生命，将来数十世国运之隆”。[8]在和时任驻英公使的顾维钧通信后，得知“美总统虽力主公道，我国内先须息争，归于一致。”[9]为此，1921年9月4日，张謇致电南北当局：“顷以太平洋会议关系重要，国内须先息争，捐除成见，勉趋一致，以便对外……为外交计，不得不敬劝息争。”[10]张謇虽辞谢赴会高等顾问的任命，但于12月10日专门致电赴会代表，指出：“最要者即撤废二十一条协约，及收回胶济铁路断不与某国一方合办、及向某国借款二项……及早提出，要求各国评断，为永绝东方大祸之根。”[11]经过中国代表的竭力争取，山东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
近代以来，租界及列强利益的广泛存在，成了左右中国政局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直隶和京津地区迅猛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的干涉，组成联军，从大沽登陆，经由天津进犯北京。八国联军在京津地区烧杀抢掠，暴行累累。如从天津到北京，“沿途房屋未经被毁者极为罕见，大都早已变成瓦砾之场”。[12]1918-1924年国内历次军阀战争中，交战区域凡是触及列强势力范围，张謇都及时劝说交战双方。1922年4月13日，张謇担心直奉交战波及列强拥有巨大利益的江浙，为此向政府当局发表通电：“且夫江浙者，虽江浙人之江浙，凡往来太平洋诸友邦人民属耳目焉。比者邻国之警告，外报之论列，咸惟中国兵祸是惧。夫此中外具瞻之江浙，我不自爱自卫，万一人有爱我而卫我者，斯岂惟国家主权之忧，更安有诸公佳兵为豪之地？”[13]1922年4月28日，第一次直奉战争正式爆发，滦矿处于双方交战区域中。张謇致电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劝说其弃守滦州：“滦矿尤国内有数实业，更有外交关系。公虽战败，而人格岂能以战败而置之不顾？为公计，为国计，不宜更隅守滦州，再启战祸。战未必胜，而糜烂地方，牺牲将卒，牵动外交。”[14]
其二，为人民计。1917年7月，重掌北京政府大权的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遂于8月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成立护法军政府，要求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张謇就南方当局的要求致电社会名流熊希龄，表达自己的看法：“愿问旧国会糜费人民膏血几何？历时几何？民国根本之宪法一字未见，国会组织之选举法万弊丛生，坐吮无数人民之膏血，但造一切反动之戈矛，此等名义，应否更以人民之膏血保护之？即曰此乃人害法，非法害人。”[15]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前日，张謇向全国发表通电，斥责交战双方长官不顾人民性命：“无论各省民命，未尝受公等一日之养，而供公等之养兵者民所出，供公等之借债者民所出，民与公等，不可谓不恭不忠，而公等报之如此！湖南、四川、陕西，远者勿论；江苏去今两年，米价日腾，近乃涨至每石十六元以外。呜呼！谁为为之，孰令致之？波累及贫苦小民而靡孑遗也。”[16]1924年6月14日，浙江督军卢永祥收容由赣入浙的臧致平、杨化昭部队，造成江浙之间局势紧张。8月18日，江苏督军齐燮元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对浙用兵计划。张謇听闻，已知江浙之间必将一战，只得要求江浙两省长官：“严训部曲，所至所过，毋纵焚掠淫杀，毋残夷村市，毋毁机关贼行旅。”[17]10月12日，浙江督军卢永祥在粤边防督办孙传芳和江苏督军齐燮元的南北夹击下战败，选择通电下野，逃往日本，江浙战争遂告结束。11月6日，张謇致电江苏督军齐燮元，劝说他做好战后赈灾和善后工作：“为今计，罢遣客军简料防军之外，首急拯灾，次筹善后。”[18]
张謇作为近代士人群体中的翘楚，抱有强烈的爱国心和社会责任感。每当战争爆发前后，张謇对国家和人民利益始终予以极大关注，体现了他作为士大夫的忧国忧民之情。
（二）
在中国，商人首先是生意人，他们一般不愿意介入政治或军事斗争。“在商言商”不仅是中国商人的古训，也是他们现实中坚持的圭臬。但是，身处民初混沌的政治环境之中，时局的发展往往将商人推到前台。
民国初年，尤其是洪宪帝制失败后，国内各地陷入各派军阀混战之中。对此，商人有着深刻的痛苦感受。商业发展与政局紊乱息息相关，因此厌乱趋稳是商人的普遍心理。危险到来之时，商人往往卷入政治最深，此时他们的行为更多地体现出维护秩序稳定的努力。战争的爆发及其带来的灾难更强化了商人这种秩序本位的考虑。20世纪以来，江浙两省曾出现多次危险局面，张謇等江浙商人都承担起化解危机的责任，奔走斡旋，竭力消除。即使是在江浙两省已经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张謇等江浙商人也尽力将战争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如1900年6月，清政府对八国宣战，中国北方陷入战乱之中，但江浙两省却凭借“东南互保”而无事。在列强与东南督抚商谈时，张謇竭力促使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实现“东南互保”。其中，张謇确有商业利益的考虑。此时大生纱厂的营业刚有起色，但“北方兵衅忽起，警及东南，商贾缩手，积纱盈栈，无人过问，虽广筹销路，而折阅已多”。[19]1918年护法战争、1920年直皖战争、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1924年江浙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大规模的战事将直接或间接影响江浙两省，张謇的反应也更明显。
张謇兴办的企业是以大生纱厂为主，每年大生纱厂都以大量的投资和垫款支撑着其他事业。和同行业的其他棉纺织企业相比，大生纱厂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是张謇兴办南通自治事业的财源，其利润和筹措的款项许多都用来支持其他实业和社会事业。但是，1918—1924年国内历次军阀战争及其带来的灾难破坏了稳定的社会秩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大生纱厂的发展。
表1 大生一厂（1917年—1921年）（单位：规元两）[20]
年份 锭数 资本额 纯利
1917年 60000 2000000 796768.530
1918年 60000 2000000 638669.775
1919年 60000 2500000 2644451.615
1920年 60000 2500000 2077007.445
1921年 60000 2500000 866092.154
表2 大生二厂（1917年—1921年）（单位：规元两）[21]
年份 锭数 资本额 纯利
1917年 26000 1193830 406866.676
1918年 26000 1194130 189950.475
1919年 26000 1194170 1349623.549
1920年 26000 1194390 1087284.009
1921年 31000 1194390 411415.398
从两表可以看出，发生战争的年份，如1918年护法战争、1920年直皖战争，大生一厂、二厂该年的利润都有所减少。大生纱厂利润的减少，势必影响其他企业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为此，张謇多次以商业或金融为由劝说政府当局及各省军政长官。1918年6月，直系将领吴佩孚在湖南同西南军阀订立了停战协定，其他直系军阀和南方护法军政府也通电赞成和平。10月4日，张謇致电南北双方及各省军政长官，要求召开南北和谈会议。“同胞相杀，战祸绵延，商业凋零，生灵涂炭。凡有血气，谁不渴望和平？”[22]1920年7月，直皖双方军队调动频繁，势将一战。张謇致电时任江苏省长的齐耀琳：“苏系东南七省安危，民国以来，全省虽幸粗安，省垣一再遭乱，至今未复。昨闻沪警，米贵方哗，金融复滞，商民何罪，被此摧残！”[23]1922年3月下旬开始，奉军大批入关，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拟联合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进攻江苏，江浙局势骤然紧张。4月13日，张謇以江浙两省商业地位重要为由向全国发表通电：“我江浙两省，当江海交通之冲，为中外商业所萃。”[24]1923年9月，直系军阀曹锟通过贿选的方式当上大总统，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通电反对，一时直系对浙用兵消息充斥坊间。10月，张謇致电政府当局及江浙两省军政长官，请求勿将战争引向江浙。“近来举国扰扰，半遭糜烂，江浙商业已蒙间接之害；而土地、人民及中外商业重心所系之上海尚幸安辑。此诚两省军民长官从前保境安民、提挈维护之功。然每经一度政变，必有一度恐慌。江浙固不能使政事之无变端，但变端何为而必连及江浙？”[25]11月，张謇在给其子张孝若的信中说道：“一厂勉强年内可度，年外颇难。二厂正在筹措，将定未定，尚未宣布开车之期……上海银根本紧，又有兵事风声，益觉恐慌。”[26]12月，张謇致电时任江苏省长的韩国钧：“本不愿与闻政事，而兹事影响，且将震扰商市。謇粗知政系，又有实业之关连，故商市恐慌，心亦悬仄。倘公与何使仍重感情，勿胶成见，则亦苏人之幸也。”[27]
1918—1924年历次军阀战争，破坏了江浙两省之间原本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商业的发展。张謇作为一名商人，政局稳乱与其商业发展息息相关。特别是1922年中国棉纺业发生了严重的行业性危机，造成了普遍亏损，部分纱厂只得进行改组、债权接管甚至宣告破产。大生纱厂也未能幸免于难，加上国内纷扰不已的军阀战争，张謇的各项事业都陷入了困难。因此，每当战争爆发前后，张謇便以个人或商团名义致电政府当局及江浙两省军政长官，陈说江浙两省商业地位之重要，力图维持江浙两省原本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
（三）
在张謇心目中，南通的地方自治事业始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政治上的多次失意，使张謇感到家乡事业的亲切与真实。于是，被冠以“村落主义”的南通自治成了张謇晚年追求与奋斗的目标。
所谓“村落主义”，张謇认为是以一地自效，建设家乡。“窃謇抱村落主义，经营地方自治，如实业、教育、水利、交通、慈善、公益诸端”。[28]可见，实业、教育、慈善等是“村落主义”的核心。换言之，张謇心目中的“村落主义”就是南通的地方自治事业。
在南通的地方自治事业中，大生纱厂始终是张謇依赖的重要力量。张謇以大生纱厂为依托，积极涉足若干新型行业。如张謇在1919年创办淮海实业银行，主要业务为存放款、贴现受抵有价证券及代理南通地方公债，这为大生系统各企业融汇资金提供了方便。有统计，1922年大生资本集团鼎盛时共拥有大小企业近60家，总资本达到3400余万元。[29]张謇在扩张实业的同时，还利用大生企业的资金投入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陆续建成盲哑学校、贫民学校、气象台、伶工学社、更俗剧场、公共体育场、公共医院、残废院、育婴堂、养老院、警察传习所、栖留所、模范监狱等慈善机构和公众场所。小小的南通在20世纪初期聚集了如此众多的实业、教育文化和社会公益慈善机构，可谓是张謇对这座城市的贡献。张謇“村落主义”的推进和实施，为南通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1918—1924年历次军阀战争，给南通自治事业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为了维护南通自治事业，张謇不得不周旋于各派军阀之间。一方面，张謇请求江苏省军政长官加强南通防卫。1920年5月17日，张謇致信给友人张一麐，寻找一警务官员，欲通过其建设南通警政。“前闻湖南吴君彭秋笈荪任办警察最早，为洹上所重。此君现在何许？想系笈荪一家，现尚在京否？若以警务人才托其物色可有效否？”[30]同日，张謇致电时任江苏督军的李纯，请求暂缓裁撤南通驻军：“近日报载七十四、七十六旅因有裁兵之说，一百八十四团兵队已有溃逃两连之事。南通人鉴于往岁伏龙之乱，管前镇使无亲自简练之兵，几酿巨变，咸以目前未可解兵为言。”[31]7月，直皖双方军队调动频繁，大战不可避免。张謇致电时任江苏督军李纯，请求补满南通驻防军额。“南通辖境，尤近沪渎。各处原有防队，近稍更调，人心即大惶恐。环请转求镇使，权留原防，借固保卫。然镇使原辖之旅，本未足额，若分两路设防，按之军事计画，单薄已甚。若能照应有队额即日补足，则两路防御各可千人以外，而原防亦不致掣调。”[32]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张謇接连致电江苏省法团，要求增强南通及江北防务。“拟就本地援马师长前例，另招补充队一营二三百人，归张旅长备应征调”。[33]“江北防务在战时，尤在战后，固虑浙军之诡谋，尤虑浙之溃卒。留防队固沿江之守，增补队应前线之调”。[34]
另一方面，张謇向政府当局和江浙两省军事长官呼吁，另辟战区或设立军事缓冲区以维护治安。1920年7月14日，直皖两军在北京东西两面的京津铁路和京汉铁路线的涿州、高碑店一带开战，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和皖系浙江督军李纯也蠢蠢欲动。7月19日，张謇致电政府当局及江浙两省督军：“若必欲一决雌雄，以发蕴毒，则请于江浙外辟一战区，始终保持治安之初衷，消弭兆机之浩劫，曷胜企祝。”[35]1924年8月下旬，江浙两省双方交战在即，张謇只得向江浙两省军政长官请求划出缓冲区：“老夫于无可言时，为两省人民危而复安计，更进一言……应于两省境上，各划出若干里为缓冲区，两军各不驻一兵，由人民自行防卫，免致触发。”[36]
为了维护南通地方自治事业，张謇不得已在各派军阀之间周旋，苟求生存。张謇之子张孝若曾这样描述其父：“我父到了七十前后，看到国家统一的局面，已纷争破坏到极点，暂时没有收拾的办法和可能，而各省事实上割据的形势已经成就，一时也不容易打破。人民自然最希望全国有良好的统一政治，然而既河清难俟，也只有退一步，希望得到局部的安宁……这并不是我父忽视放低了他的严格责望，和改变了他的本性的人格，有所迁就合污，实在是人民经不起再闹，地方经不起再扰乱，事业更经不起再破坏。”[37]
结 语
在张謇开展的和平活动中，不难发现，他有着多重身份。首先，张謇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面对内忧外患的局势，张謇作为士人群体的翘楚，自然地继承并发扬了古代士人的忧国忧民情怀，抱有强烈的爱国心和社会责任感。其次，张謇是大生纱厂的经营者。大生纱厂支撑着张謇其他企业和社会事业，而它的发展又和政局紊乱息息相关。为此，张謇致力于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为商业发展消除战争的影响。最后，张謇是南通自治事业的捍卫者。在张謇心目中，尤其是晚年，南通的自治事业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南通的自治事业受到军阀战争的影响时，张謇不得不周旋于各派军阀之间，力图维护南通自治事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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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15］［22］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②》，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664、667、672、672、662页。
［8］［9］［10］［11］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⑥》，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908、908、910、961页。
［12］中国史学会编：《义和团》第三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第29页。
［13］［14］［16］［17］［18］［23］［24］［25］［26］［27］［30］［31］［32］［33］
［34］［35］［36］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③》，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47、1056、773、1302、1319、775、1046、1215、1565、1229、762、762、775、1308、1308、776、1303页。
［19］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⑤》，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291页。
［20］［21］［29］大生系统企业史编写组：《大生系统企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26-127、128-129、204-208页。
［28］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①》，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523页。
［37］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七百九十一册，台湾：文海出版社，1983年版，第381—382页。
Zhang Jian's Multiple Identities in the Peaceful Activities from 1918 to 1924
Gong Kai
(Social Development School of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0)
Abstract: from 1918 to 1924, China was in the midst of warlord warfare. Zhang Jian, out of multiple considerations,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the situation and published various opinions and propositions. Before and after the war, he carried out the campaign of persuasion and appeal for the purpose of peace. Zhang Jian had multiple identities in these activities. As a scholar, he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has a deep concern for the country. As a businessman, Zhang Jian was committed to maintaining the stable social order needed for business development. As an individual, He tried to defend the autonomous cause of Nantong.
Key words: Zhang jian, scholar-bureaucrat, the merchant, Nantong, autonomo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