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载写就的《大生档案》

系统梳理大生档案的来龙去脉

◎本报记者 王莉

朱江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复制档案

2022年11月26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由中国提名的“大生纱厂创办初期档案（1896—1907）”通过评审，成功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南通大生档案，由此进入世界视野。

就在好消息传来的几个月前，《大生档案》一书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朱江是南通市档案馆研究馆员，也是世界记忆亚太项目的主要申报人之一，三十多年来与这批珍贵的档案为邻、相伴。在本书中，他把近万卷大生档案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研究，考证这一国家重点档案的形成、保管、整理和开发过程，挖掘出档案背后的故事，让一段段藏在时光里的历史记录变得鲜活起来。

珍藏在南通市档案馆的大生档案，正如本书封面上所标注的那样，是“张謇事业的历史记录”。谈及创作初衷，朱江说：“文献流传讲求传承有序，大生档案保管地几经变迁，几代人接力保管，把这个变动的过程理清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可以证明这些是真实的历史记录。而真实性是档案的生命。”

多年跟踪研究大生档案过程中，朱江遇到最大的难题是考证大生档案移交南通市档案馆的时间。“大生档案入藏南通市档案馆，意味着档案原有的凭证和参考价值逐渐弱化，由企业资产转为社会记忆，这是大生档案根本性质的变化，进馆时间必须要考证出来。”

1953年大生沪所撤销后，部分档案运回南通，存放到大生一厂。1962年3月，保存在大生纱厂的大生档案移交南通市档案馆。那么，还在上海的那部分大生档案是何时移交南通市档案馆的呢？

通过南通文化老人穆烜的回忆，朱江了解到时任大生纱厂的党办秘书洪国辉负责档案交接事宜，他立刻联系并走访当事人。洪国辉确认1962年第二批档案由他负责从上海运回南通，直接入藏南通市档案馆，但具体时间已记不清。

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朱江在大生档案里意外找到洪国辉当年出差的费用凭证。由此，明确了第二批档案是在1962年5月从上海运回南通的。“1962年的两次档案进馆，奠定了大生档案的基本内容框架。”

2022年，大生纱厂创办初期档案申报《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时，申报书中有一项就是要陈述文献遗产的历史或出处，也就是理清文献从产生到入藏机构的过程。而这正是朱江多年来潜心研究的课题！他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申报书上百余字的内容，评委会认为“这对于文献的真实性非常关键”。

不过朱江还有一个小遗憾，大生档案在“文革”期间是否被转移到四甲部队，他还没能找到确切的依据考证清楚，期待知情人能够提供线索。

《大生档案》是“江海文化丛书”的最新一部作品，丛书主编尤世玮见证了这本书从定选题、列提纲到最终出版的全过程，他说：“大生档案是张謇事业的佐证，研究大生档案也是张謇研究的一部分。朱江的这本书是南通乃至全国系统研究大生档案的第一本专著，基本梳理清了大生档案的来龙去脉，对研究南通近代史，特别是研究近代南通由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具有更直接的现实性、应用性。”

大生档案最初的源头在哪里？一遍遍地研读馆藏大生档案，一次次查阅老图书报刊，朱江将目光锁定在了大生沪所。大生沪所是大生纱厂驻沪办事机构的统称，负责大生纱厂资金的筹措、置办机器等工作。然而，关于大生沪所的研究几乎为空白。

作为一名档案工作者，朱江敏锐地认识到，大生档案的绝大部分在大生沪所形成，因此大生沪所的运作方式直接决定大生档案的内容、种类和数量。同时，大生沪所是大生档案的最初和主要保管地，能否妥善保存决定着档案能否存世。

从历史的碎片里、从档案的细节里，朱江耐心地挖掘、打捞，像是在完成一幅拼图，周末假期他还到上海实地走访。在他的系统梳理下，大生沪所的面貌逐渐清晰。“大生沪所参与了大生纱厂的筹备过程，因而保存了大生纱厂创办初期的档案。随着张謇所创事业的逐步推进，大生沪所的地位也日渐提升，最终成为整个大生系统的管理中心。”

“朱江这本书的一大贡献便是把大生沪所的历史基本讲清楚了，包括大生沪所办公地址的变化、各个阶段的功能与结构、人员变动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田彤教授认为，他因张謇研究与朱江相识多年，第一时间收到了新鲜出版的《大生档案》。

广丰洋行、天主堂街31号春裕成、上海九江路南通大厦、南京路保安坊……大生沪所搬迁频繁，这意味着大生档案也在不断随之迁徙。按照大生档案的记载，朱江多次赴上海寻觅大生沪所的旧址。一个世纪后，有的地名变了，有的楼宇也不在了。当下与过去、时间与空间，站在旧址前，朱江想象着大生沪所员工是如何一次次悉心保存、小心搬迁档案的，感叹这批档案历经岁月动荡幸存至今，何其不易。

“大生档案能够以相对系统、完整的规模存世，有其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必然性在于大生各企业自身形成了相应的档案。偶然性则是，与大生企业的组织架构有关系。”朱江分析，“南通是大生企业的生产基地，而上海是大生企业的管理中心。大生沪所大部分时间位于上海的公共租界，客观上提供了一个档案安全保管的环境，避免了抗战时期档案被日军破坏。”

大生档案，一次次把朱江的思绪带到遥远的过去，更成为他多年来不断探索档案管理理论和近代中国历史的资料源泉。执笔为念，落笔生情，《大生档案》也记录了作者三十多年来与大生档案结缘的过程。

1990年，大学毕业的朱江初到南通市档案馆工作，正式报到的第一天他便被安排去整理大生档案。那些穿越时空的档案、那些成为历史佐证的信息，让他充满兴趣。后来，参与大生档案境内外征集、从事相关史料的编研，再到对张謇与大生企业的研究，朱江始终与这批珍贵的档案相伴相处。

“越是接触大生档案，越是觉得自己应该要做点什么，比如这本书，不写出来似乎就是违背了天意。”朱江似乎在开玩笑，却又是在认真地说。真正考虑写一本书，则是在2018年12月19日，他受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邀请，给研究生做有关大生档案的讲座的当天。

在研究过程中，朱江不断去思考张謇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除了他留下的物质财富外，更打动人的是可贵的企业家精神。尤其是大生纱厂创办初期的张謇，充分融汇中西优秀文化和生产力，自信又开放，是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典范。他在本书的引言中坦诚地写道：“由大生档案，笔者对张謇有了全面而深入的了解，了解愈多，内心愈发感动，以至把挖掘、整理、研究大生档案的相关工作当作是事业去尽力而为。”

正如朱江在书中致敬的大生档案的几代守护人，渐渐地，他也成为其中一员，一步一步扎实推进大生档案的保护和研究。在本书中，他回忆了去台北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徐家汇藏书楼、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征集补充大生档案的经过。其中，去耶鲁大学顺利查档离不开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的引荐。章开沅是张謇研究领域的泰斗人物。因为张謇研究，朱江与其结缘。一代大家的关爱与激励，为朱江的研究工作带来了巨大的精神推动力。

《大生档案》既是关于历史的书，又可看作是档案的书，并将两者融合起来。朱江坚持完全从史料出发，“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虽然整本书的写作时间只有短短几个月，但背后是他三十多年的积累与沉淀。三十余载，资料室“空气中弥漫着的老旧纸张特有的呛人气味”已经成为让他心安的味道。朱江感恩工作平台让他有机会长时间、近距离与珍贵的档案相伴。他希望自己的“小小研究成果”能够帮助对大生档案有兴趣的读者迅速切入主题。

“这些研究是朱江工作的分外之事，他那种使命感，那种强烈的研究热情和对事业的热爱，让我很是佩服。”与朱江亦师亦友的田彤教授很为他高兴，“这本书是朱江对大生档案认识不断升华的记录，对档案工作者特别是地方档案工作者如何讲好自己的地方故事，乃至中国故事，是一种启发。”

（原载《江海晚报》2023年3月15日第A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