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与教育创新（下）

沈 淦

张謇先生铜像

三、倡导教育改革，勉励师生创新

毋庸置疑，创办新式教育，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教育改革，最大的教育创新。然而具体到教育的方方面面，各个领域都亟待改革，亟盼创新。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统一字，是改革创新；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提倡白话文，也是改革创新。介于这两者之间，张謇则于1913年，向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汪伯唐提出了语音方面改革创新的建议。

在这封《为统一国文读音致汪伯唐函》中，张謇尖锐地指出：“今全国文字读音庞杂，遑论语言。统一之方，亟不容缓。”如何统一？前不久召开的读音统一会议所决定的种种措施，不是没有可采之处。张謇则建议先议决字母的拼读方法，再将那些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的方块汉字重新审定读音，编成国音课本，颁发给各师范学校学习，尤其要颁令各地书局，在编纂小学国文教科书时，务须将统一的字母拼法列于卷首，作为儿童入学后的第一步练习。儿童如能掌握拼读规则，自己就能够拼读出字音，如有讹错，教师再予矫正。这样一来，国人的读书既渐渐趋于统一，则统一全国的语言也就水到渠成了。张謇深知，这一改革虽然为教育、为社会之必需，然而真正推行却相当困难：主持此事者，既必须通晓音韵字母之学，又必须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为此，他向汪伯唐推荐了一些人：章太炎于音韵学极有研究，怕就怕像他这样的国学大师，或许不屑于做这些最初等的普及之事；王照（字小航）致力于汉语拼音的研究已有好多年，然而他是直隶人，音性只偏重于北方，似乎略有不足；能够参合南北而且颇有经验的是前清遗老、浙人劳乃宣（号玉初），此老近来虽然极力抨击民国，主张还政满清，对推广拼音倒也热心，若能聘请此老出山，对普及教育定然大有裨益；云南的饱学之士李文治亦长于音韵之学，最近又恰在北京，如果劳玉初肯出山，李文治可以做他的助手。不知张謇的这封信对汪伯唐及教育部的决策起了多少影响，不过人们至少可以看到：就在这一年，王照被任命为读音统一会副议长，对近代拼音文字的提倡与普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众所周知，今天的儿童，一跨进小学校门，首先就要学习汉语拼音，这已经成了一种常识，一种共识；拼音的重要性、推广普通话必要性也为人们普遍接受。可是在90多年前的民国之初，在绝大多数国人都是文盲的情况下，就提出语言语音的改革与创新，该是多么地难能可贵。

创新者必然反对因循守旧，鼓励他人创新；而发现或推行新的教学方法或技术手段，则是教育创新的题中之义。作为教育家、作为学校创办者的张謇，自然会鼓励学校的师生们创新。1923年，又一届女师学生要毕业了，张謇前往视察，结果“异常满意”，因为他发现了师生们的创新精神：记读书心得和制作表格。还是那句话：今日今时极为平常也极为实用的笔记与表格，在彼时彼刻，却是了不起的创新，了不起的创新精神，是“校长与各教员真有心思才能，故能引诸生等向此路上做去”。而事实也正如张謇说的那样，尤其是制作表格，彼时彼刻，别说一般学校的男学生不知道，即使其他人，只要不是专门研究的，也不容易弄明白。可是在我们女子师范学校，我们的女学生们却做得如此出色！于是在随后的毕业演说中，张謇将这种“搜集事实，制为表格”的妙处形容为：“读一表可抵用功者读书十遍，不用功者读百遍而有余。”既有十倍百倍以上的功效，怎能不予以大力倡导与推广！可想而知，年过七旬、备受尊敬的学校创始人这番热情洋溢的勉励，对于师生们来说，该是多么巨大的鼓舞与鞭策。

四、把握时代脉博，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固然是千百年来的一个老命题，却又是无论哪一种教育创新都不可或缺的命题。张謇虽然不是站在三尺讲台上的一名教师，却时时借演说、考察之机，常常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其特色是紧紧结合当前形势，把握时代脉博，绝无半点空乏的议论，绝无半句官话套话。1903年，通州师范第一年的开学演说就振聋发聩：

“中国今日国势衰弱极矣，国望亏损极矣……环顾五洲，彼所称强大文明之国，犹是人也。以我中国黄帝尧舜神明之胄，退化不振，猥处人下，至有以奴隶目我者。诸君以为可耻否乎？”

 知耻近乎勇。如何雪此国耻？那就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吧；那也是我张某人办此学校、诸位前来求学的目的之一。

转眼到了年底，学生快要放假了，张謇在《师范学校年假演说》中，举了两个国家的例子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一为杜兰斯哇（今译德兰士瓦），这是荷兰人的后裔布尔人在南非建立的一个小公国，只有20几万人口。当拥有几千万平方公里殖民地、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欲吞并它时，杜兰斯哇人毫不畏惧，“与英二三百战，全国之人志气未挫”，致使英军损失惨重，举国震惊；一为菲律宾，当时仅有数百万人口，竟能抗击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美国的入侵长达八年之久。前些日子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听说列强欲瓜分中国，纷纷回国，希望能够仿效杜兰斯哇与菲律宾，率领国人与列强作殊死抗争。说到这儿，张謇悲愤地叹道：“嗟乎！留学生之志可悲也，而事无济也！中国民智程度，去二国不知几千万里，留学生虽欲为之，谁与为之？” 那么，杜、菲二国“何以能如此”呢？张謇的回答很干脆：“则在教育。”短短的演说结束了，却使所有听讲的学生于年假期间乃至一生之中都留下了一个沉重的思索：是啊，那只有几十万、数百万人口的亚非小国，尚且能够如此英勇地抗击欧美列强，使它们狼狈不堪；我拥有五千年文明史、拥有四万万同胞的堂堂中华，倘若教育得以普及，定能傲然屹立于寰球之中，谁还敢欺负我们？

第二年开学，适值日俄战争爆发。这是日本与沙俄为争夺中国东北与朝鲜权益而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然而，腐败的清廷竟声称“中立”，并划出地域，让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在中国的国土上厮杀、争斗。于是在开学演说中，张謇开篇就是：“国势艰危，比去年更甚！”为什么呢？因为“日俄之战，无论孰胜孰负，祸终萃于我国。”紧接着他又一针见血地指斥清廷所谓“中立”的荒谬之处：“盖战地在我，本无苟安于中立之理，即不能有完全中立之势。”然而，在我们这泱泱大国之中，明了这一深创巨痛的有识之士有多少呢？“不过千万人中之一二”而已！绝大多数的国人则浑浑噩噩，如“处堂燕雀，姑以为安”，身陷险境而不自知。国人为什么如此麻木？张謇一言道出了根由——“民智不开公理不明之故”也；那么，如何改变这一令人悲愤而又痛心的现状呢？短短的一句反问便揭示了答案：“开民智，明公理，舍教育何由？”除了教育，难道还有别的第二条路径吗？可以想象，这段短短的紧扣当前局势、紧扣时代脉博的开场白，定能扣击听者之心扉，震撼听者之心灵；其教育之效果，与唱爱国之高调、行空洞之说教者，相距岂可以道里计！

教育创新必须开发新的教育形式和新的教育领域；教育创新亦应不拘一格，正面的例子固然可以用，反面的例子同样也可以用，正与反相辅相成，方能收到最佳的教育效果。1900年是庚子年，就在这一年，列强组织八国联军，以镇压义和团运动、“保卫使馆”为名，出兵中国，攻陷京津，慈禧太后挟光绪帝仓皇西逃，这是继1860年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后又一巨大的国耻。然而张謇却从这场国耻中，从敌对一方找到了教育素材。在1907年的师范学校开学演说中，张謇便用这个素材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观庚子年联军军行寒旷之地，各国人不能耐者，日人独耐饥耐寒，奋然为诸军先，抗其颜行，各国人称之。”日本人不畏艰险，不怕饥寒，不顾其他各国的反对，率先而行，并最终得到了各国的称赞。为什么日本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饥受寒？张謇从中分析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謇，日本人的这种素质，“盖自小学养成之”——得益于他们的教育，得益于从小学就开始抓起的素质教育，得益于在小学里就开始的教育、培养、磨炼、砥砺。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在当年通州师范举行的运动会上，张謇于演说中抨击发动战争的德皇威廉二世“牺牲其人民土地以为全世界之试验品”的卑劣行径，并从其战败逃亡，不得不“乞庇于邻邦”的可悲结局中得出“武力强权机谋诈术之不可容于今之世矣”的结论，并告诫东邻强国日本，不要步德国人的后尘，“稍稍敛戢其野心”。而对于德国人民，他却满怀敬意。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是为中国之耻；1919年，德国被迫与战胜国英、法、美、日等签订了《凡尔赛和约》，亦为德国之耻。1923年5月9日，南通学生集会纪念国耻日八周年，张謇赴会演说。同为国耻，他除了引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来教育学生，还引德国为例：德国受到战胜国的严厉处置，相邻的法国“尤压迫之不遗余力”；然而德国人民的表现却是“含垢忍辱，为国尽力不少馁”。鉴于此，张謇预言：“安有此等国民而终被压制耶！”号召学生们：向古人勾践学习，向德国人民学习。今天的人们不能不由衷佩服张謇先生的预见及洞察力：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没有接受德国战败的教训，没有接受张謇先生的告诫，而是野心急剧膨胀，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德国果然迅速崛起，然而不幸的是，也被希特勒纳粹分子引向了侵略扩张之歧途。德日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包括德国、日本在内的全世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如今，德国人正在深刻地反省自己；日本人似乎也应该知道，早在80多年前，中国就有一位老教育家，告诫过这个多次制造别国国耻的国家了。

国无民则不立，爱国的关键是爱民。张謇深知，爱国教育如果仅仅停留于理念的灌输是远远不够的，还须做一些实事，尤其要为平民百姓做一些实事，才能使学生“公德私德”都有所进步。1907年初，徐淮地区发生大灾荒，“灾民死亡奇惨之状，为之心恻”。据义赈人士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募捐到一贯钱，就能够拯救一条生命。为了使学生们增长社会公德，并为其他学校做出榜样，张謇在南通师范学校作开学演说时提出建议：从二月初一开始，学生的伙食每周仅星期三与星期六开荤，其余五天都是素食，直到四月初一为止。节约下来的资金，则于每月中旬审计核实以后寄往上海，再转给灾区之民。张謇还与大家约定：自己在学校时，伙食“与诸生共之”；学校的监理、学监等——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校长副校长、主任副主任吧，也“与诸生共之”；自己那十岁的儿子，正在通师“附学”，也“与诸生共之”；唯独教师，由于“他省他国人居多”，必须区别对待，那就“另送膳费，听其自备”吧。最后张謇亲切而又严肃地问大家：“诸生尚有民吾同胞之真意乎？”你们是真心爱国吗？真心爱国，就要真心热爱自己的同胞；而在今天，真心热爱同胞的表现形式，就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救助徐淮地区的灾民们啊！

人们还应该钦佩张謇的显然是：他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果然屡有“奇招”；人们更应该钦佩张謇的显然是：他所推行、倡导的种种教育创新理念，到现在也没有过时。今天，从事教育者、为人师者都不能不承认：大教育家张謇为教育创新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他是我们进行教育创新的一面镜子，一面流溢着熠熠光彩的镜子。

（作者简介：沈淦，笔名“蒲云空”、“吴桐”

中学高级教师，南通教科院退休教师）

（原载《中外文史大观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