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研究（2023）· 成果精选》 ●

通沪联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张謇南通上海城市关系布局述论

戴鞍钢

（复旦大学  上海  200433）

近代中国实业建设和现代化事业的先驱——张謇的历史贡献，中外学术界已有很多研究。相对而言，专题论述其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视野下，审时度势布局南通上海城市关系的睿智和建树及启示，仍有待加强。

一、传统产业的转型

张謇的家乡——南通，地处明清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腹心地区——长江三角洲。应该指出，在当时的长江三角洲这一区域内，位于长江以南的各府州是其经济重心之所在，位于长江以北的南通，社会经济发展则相对滞后，在长江三角洲区域内的经济地位呈边缘化。

审时度势的张謇，自决意致力于实业救国后，就对自己的实业建设有一个通盘的考虑，一方面他并不因为南通当时相对的落后而气馁，而是在周密调查的基础上，全面规划和投资开发苏北沿海沉寂已久的大片滩涂地，积极倡导和着力推动植棉业，包括在中国开风气之先，创办了第一家新式农垦企业——通海垦牧公司，与此相联系，又筹资创办了以大生纱厂为主干的一批近代企业，构成了自成体系和颇具规模的大生集团上下游产业链，形成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对家乡现代化进程有大贡献的南通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张謇立足南通，但不拘泥于南通，而是高瞻远瞩，充分注意并利用同处长江三角洲、隔江相望的近代上海自1843年开埠后的迅速崛起，对建设新南通所带来的诸多有利因素，有力地促进了大生集团及南通的发展。

南通和海门，虽与上海隔江相望，但在近代航运业兴起以前，受内向型经济的束缚和长江口宽阔水面的阻隔，交往稀疏，当地盛产的棉花及土布，多经苏北平原运销北方。上海开埠后，局面开始发生变化，自上海成为中外百货的集散市场，凡属运销东北各地的货物，俱已改从上海出口，从此山东客人逐步通过上海购买南通土布。通海地区的经济生活，已与上海直接沟通。

明清以来，棉纺织业一直是南通所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户传统的家庭手工业。上海开埠后，外国廉价工业品大批量涌入，周围农村的手工棉纺织业面临困境。在这方面学术界已有论述，但应指出以为五口通商后长江三角洲农村手工棉纺织业在洋货的冲击下，单一地表现为没落和破产的认识是欠妥的。因为国门被打开后的数十年间，外国棉制品的输入以棉纱居多。廉价洋纱的涌入，对中国自给自足性质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打击是沉重的，它迫使农户不再继续那种与商品交换隔绝的手工生产，而对原先就为市场生产并以织布为主的那部分手工棉纺织业的影响就有所不同。由于它们本来就是通过市场购买棉花或棉纱从事生产的，所以洋纱涌入对它们的冲击，主要是导致其生产原料来源发生变化，即由依赖土纺棉纱转而采用廉价的机制棉纱，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没落和破产。

有鉴于此，张謇因地制宜，立足南通筹建近代棉纺织厂。1899年通州大生纱厂应运而生，继而又在崇明和海门增开两厂，其市场基础便是当地众多农户扩大土布生产而对机纱的大量需求。

  二、接轨上海的举措

综观张謇实业活动中对南通与上海城市关系的架构，可以将其概括为“前店后工场”的基本模式。要言之，张謇充分注意到上海作为近代中国首位型城市，在资金集聚、技术传播、人才荟萃、内外贸易渠道等方面所拥有的无可替代的优势，十分重视利用和发挥这些优势，用以催生和推动他在南通诸多近代企业的创办和经营，取得显著成效。

1897年冬，尚在筹建中的大生纱厂就在上海福州路广丰银行内附设帐房。1898年迁设小东门，1901年迁天主堂街外马路。1907年改称大生上海事务所。1913年以前，大生沪所的主要业务是采办物料，购运原料。1913年以后，大生各纺织厂连年盈余，大生沪所又承担了置办布机，开盘批售布匹，收款付货等业务，业务项目不断增加。当时上海银钱业纷纷向沪所提供信贷，送往来折给沪所的钱庄达105家。大生系统各企业凭借银钱业的信贷，遂在原有基础上全面扩张，所属企业单位大小有数十家之多。

沪所营业范围随之扩展到国内外通都大邑，南通绣织局的绣织品远销美国纽约，复兴面厂的二号面粉运往日本。这些产品的运销、报关、结汇以及银根调度等，都由沪所办理。1930年《大生纺织公司驻沪事务所办理细则》明示，大生沪所是大生企业集团驻上海的办事机构，更是其管理中枢，承担着采办原料、购买机器、筹集资金、销售产品等项业务。

大生纱厂建厂初期的劳动力，绝大部分来自附近的农村，而技术骨干则主要招自上海。大生纱厂开办后，无论是原材料的购买还是产成品的销售，一直都与上海有着密切的关联。继大生纱厂创立后，又有广生机器榨油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开办。它们的设立和经营同样与上海有着密切的关联。

大生系统企业与上海间的密切关系，是张謇集资创办南通与上海间近代航运企业的主要动因。自投身实业建设始，张謇就很重视近代航运和港口建设。1900年，大生纱厂为从上海运入机器设备等，向上海慎裕号商人朱葆三、潘子华名下的广生小轮公司包租了一艘“济安”小轮往来通沪之间。不久，两江总督刘坤一准许大生纱厂自办轮运业，张謇即与朱葆三等沪商集股设立大生轮船公司，原“济安”轮改名“大生”。1901年，“大生”轮往返于通沪。次年，因通沪股东不和，公司股权由通州股东全盘收购。

1904年，张謇又在上海集资设立上海大达轮步公司。1906年5月，大生轮船公司订造的“大新”轮投入营运后，行驶于通沪间，原“大生”轮航行于上海与海门之间。这两条船的客货运输业务，均由上海大达轮步公司代理经营。1908年，上海大达轮步公司从上海英商太古洋行购得小轮2艘，更名为“大安”和“大和”，随即投入营运，并将上海至通州的航线向上游延伸到口岸，改称沪口线。当时通州尚无适合轮船靠泊的港口，来往的轮船仍停泊在江中，所载客货由木船驳运，费时费力，效率低下。

为改变这种状况，张謇着手在天生港建造了轮船码头，并请求在天生港自开商埠。清朝政府则顾虑“洋商租地之纠葛”，只准天生港作为“起卸货物之口岸，以通航路而兴商务，不必预筹开埠通商”。张謇在天生港自开商埠的愿望落空。1910年，大生轮船公司并入上海大达轮步公司。此时上海大达轮步公司已拥有轮船4艘，即“大生”、“大新”、“大安”、“大和”，载重量是1630余吨，资本为397000余元。

三、区域和全国的视野

张謇的过人之处，还在于他在审时度势架构南通上海城市关系时，并没有仅仅着眼于两地之间的联系，而是以炽热的爱国情怀，从更开阔的视野布局并付诸实践。民国初年，他曾知难而上、勇于担当，受命主持续办上海吴淞自开商埠事宜。

吴淞地处长江口进黄浦江的咽喉要道，1898年为了抵御列强对吴淞的觊觎，清朝政府曾有夭折的由两江总督刘坤一主持的筹开吴淞港区引发的自开商埠规划和举措。在1901年《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吴淞口的淤沙疏浚问题被列强提出。自《辛丑条约》规定疏浚黄浦江包括吴淞口淤沙，列强不复再提开辟吴淞港区或设立租界事，清政府的“自开商埠”遂也陷于停顿。

时至1921年初，张謇受命出任上海吴淞商埠督办，“重兴埠政”。如上所述，自投身实业建设始，张謇就很重视近代航运和港口建设，并曾筹划在南通天生港自开商埠而未果。环顾当时的上海，黄浦江沿江港区岸线几为列强所全占。上海大达轮步公司成立后，在上海十六铺建造了码头，争得一席之地。1908年成立的经营上海宁波航线的宁绍商轮公司，本想在十六铺以北外商码头林立处寻找一立足处不成，改向日本人商租外白渡桥旁的东洋公司码头也不成，又向天主教三德堂借外洋泾桥南首码头又不成，再向十六铺一带设法，最后得张謇帮助，才在十六铺租定码头，建造堆栈。

经历天生港自开商埠受挫，又目睹上海港区几为列强占尽，张謇对辟建吴淞商埠早有设想。1920年12月26日，他致函叶恭绰：“将来吴淞即开商埠，亦是第二、三等离港而立之埠，对内可为出入货之聚处，对外可容各国人之杂居而已”；强调“扬子下游终不能无良好商港，此与全国商业有关”。他受命主持吴淞商埠筹建后，倾力而为，直陈“是以勉暂受命而不敢辞。所愿政府地方各尽本能，共相策进，庶天然形便，不至坐失时机”。

他在《吴淞开埠计画概略》中，追溯清末吴淞自开商埠中辍实因受制于列强的阻挠，并从全球海运业和港口发展态势，认为吴淞商埠的辟建势在必行，指出“今者海舶吨增，不能入浦，非就吴淞筑港，无以利国际运输”。继而陈述了商埠筹建的具体步骤，并着重谈了港口建设构想，进而展望了商埠的规模和前景：“全埠面积有四百三十余方里，工商事业必因地制宜，预为规定，庶易发展。蕴藻、泗塘两岸，为天然之工业区域。市场区域之计画，关系最为重要。拟俟详细画图编制完竣，再经市政专家之品评，方能决定。其附近各中点公园之地，均为住宅区域。炮台湾之后，自同济、中国两校以北，则为教育区域，第中小学校则不限一隅，散置于住宅区域。另于西隅鹅馋浦两岸，辟为劳工区域，专备容纳流寓客民。此分区规画之大概也。”

如此规模的建设，经费来源是一大难题，张謇直言“开埠云云，需费浩繁，岂仅成一行政机关所可济事”，认为“国家财政支绌至此，除行政费及无关营业之公共建设费，不得不由官筹款外，其他惟劝商投资，而官为规画”，如此方有成功的希望。在实际工作中，他确实为此全力以赴。1922年1月6日，张謇曾致电北洋政府禀报：“吴淞建筑公共码头，招商承办，指定沿浦西岸淞口至衣周塘间，任商自择地点，与埠局协筑。”针对吴淞商埠筹建启动后，中外之间的地权交易或纠纷在所难免，为了维护民族利权，张謇未雨绸缪，于1921年9月21日致函北洋政府颜惠庆，要求预作必要的防范。

吴淞商埠的筹划颇具规模，1922年张謇在为《万国航业伦敦大会报告书》作序时，不无豪迈地写道：“吾国之地，适于辟埠之用者，既重推吴淞，诚能勇心迈力，以进图机要，适应万国之需求，乌见其不足与世界名埠之先进者，争辉誉于地上。”

令人叹惜的是，尽管张謇倾力而为精心谋划，当时的社会环境很快使他的设想落空，1924年直系军阀齐燮元与皖系军阀卢永祥之间的江浙战争，中断了吴淞商埠筹建的进程，后又因“经费告竭”被迫停办，满怀报国热望的张謇壮志未酬！

张謇筹建吴淞商埠的努力，后人曾想接续。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召集专家在1948年编制的《大上海都市计划总图草案二编报告书》第四章“港埠”中，提出对黄浦江的岸线作重新划分，还拟定了详细的“吴淞计划港区建设方案”，认为这是上海港成为国际商港的关键举措。这一设想，在1949年上海解放后才真正实现。1957年，张华浜新港工程计划得到国家计委的批准，设计规模达到年吞吐量1000万吨，是1948年方案的三倍。1961年张华浜新港工程部分建成，至1973年建成全部泊位。承继无数人夙愿的当代吴淞港区建设，有力地助推了上海港成为国际枢纽港的进程，也成为南通所在的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一环。

四、继往开来再创新局

立足南通，依托上海，谋求企业及城市发展的广阔空间，可以说是张謇实业活动的基本方略，也是其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视野下，筹划南通上海城市关系的基干布局，其中蕴含的深意，颇富启示。

2022年9月27日，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实施推进会召开，旨在把握上海大都市圈建设的努力方向，推动空间协同规划加快落地实施，携手并进、奋发作为，努力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区域，成为更具竞争力、更可持续、更加融合的都市圈，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作出新的贡献。会议明确：上海大都市圈建设，是上海与周边八个城市（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杭州、嘉兴、湖州、舟山）的“大合唱”，与南京、杭州、苏锡常、宁波都市圈等互为腹地、相互促进。

2022年10月21日，时任中共南通市委书记王晖明确表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南通最大的机遇。我们将在一体化中找准定位、贡献力量，更高水平融入苏南和上海，加快从‘上海北’成为‘北上海’，积极带动苏中和沿海地区崛起。”

2023年3月5日，上海《解放日报》以整版篇幅报道“南通加速建设‘北上海’‘新苏南’”的各项举措和成果，其中提出“用好苏南上海‘家门口’的资源”。

2023年4月21日，习近平同志给在上海“世界会客厅”举办的“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蓝厅论坛的贺信指出：“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不懈追求，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可以告慰张謇的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艰辛探索找到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继往开来，百余年前张謇精心筹划并全力以赴的南通上海两地经济互动格局，正在书写崭新的历史篇章，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合力奋进！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