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缅怀高广丰先生

人非俭不能保其清

文 / 高广丰

（原载《张謇网》 20190903）

一

光绪八年（1882）冬，张謇奉父命作《集后世贤师吾俭臣父清恐人知联跋》。“后世贤，师吾俭；臣父清，恐人知”这一副作为家训的集古人语联，上联“后世贤，师吾俭”强调的是“俭”，下联“臣父清，恐人知”强调的则是“清”。俭即俭朴；清是公正、廉洁，亦即我们常说的廉正。

《史记·萧相国世家》中记载说：“（萧）何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曰：‘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说的是萧何购置土地房屋，一定要选择贫穷僻远的地方，营造的宅第也不修围墙。他说：“后代子孙如果贤德，可以从中学习我的俭朴；如果不贤无能，这种房屋也不担心被有势力的人家侵夺。”位高权重的大官萧何，崇尚的是“俭”。

《晋书》卷九十之“列传第六十”中记载了良吏胡威的事迹：胡威之父胡质在三国时担任魏国文帝的东莞太守、荆州刺史，后加封振威将军，赐爵关内侯。而他在魏文帝的父亲曹操当政时却还只是个不起眼的小吏，后来全靠自己的廉正和勤勉政事官居显耀。他病逝时，"家无余财，惟有赐衣、书箧而已"。胡威后来在晋武帝时当官，亦以廉正称著。《晋书》中说，有一次，“（晋）武帝语及平生，因叹其父清，谓威曰：‘卿孰与父清？’（胡威）对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胜耶？’对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远也。’”晋武帝问胡威“他与父亲相比谁更廉正”时，胡威的回答是“自己不如父亲”，晋武帝进一步问“凭什么说你的父亲胜过你”，胡威说：“我的父亲廉正，他就怕被人知道（“臣父清，恐人知”）；而我廉正，就怕别人不知道（“臣清，恐人不知”）”胡威认识到，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廉正，才是真正的廉正。胡质、胡威父子作为良吏，已经得到了“清”的真谛。

古往今来，俭朴和廉正都被称颂为为官者的美德，而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张謇明确指出：“人非俭不能保其清。”人不俭朴，也就不能保持廉正。“人非俭不能保其清”是张謇十分重要的廉正思想。

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二十六日，张謇在《师范学校开学演说》）中进一步申述了自己的这一思想。张謇说，“俭之反对曰奢。奢则用不节，用不节则必求多于人，求多于人则人必不愿。至于人不愿，则信用失而己亦病。是奢之病，妨人而亦妨己。故俭为美德”，“在今日尚沿科举余习，人人歆羡做官。官之所以令人歆羡者，岂不以贵乃可富？富乃可以快吾之所欲，……苟能俭，则无多求于世界，并无求于国家。即使适然做官，亦可我行我意，无所贪恋，而高尚之风成矣”，所以，俭“可以养高尚之节”。

很显然，张謇认为，俭朴是因，廉正是果。“苟能俭”，“即使适然做官”也可“无所贪恋”，“无所贪恋”，“而高尚之风成矣”。反之，“奢则用不节”，当然“可以快吾之所欲”，而这正是一些“歆羡做官”的人的当官动机，“以贵乃可富”，“富乃可以快吾之所欲”，于是“贪恋”而“求多于人”，最后导致“信用失而己亦病”“妨人而亦妨己”。

张謇一向强调为官廉正。他说：“自念居官，安有致富之理？……自一命（周代最低级别的官——笔者注）以上，皆不当皇皇然谋财利。”

早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张謇就在《变法平议》中说：“凡当官所入，不在俸之列者皆入公；凡因公之用，皆定额以取诸公。”

张謇作为全国水利局总裁，在民国三年（1914）的《导淮借款草议条件之要点及余义》中讲到“回扣”时，明确表示，“政府并无回扣之说。导淮关系救灾除患，且当此国家杌陧之时，政府尤应示人以诚信廉公，应请声明。……若能因此而债票折扣稍轻，亦国家之福，政府之荣也”。

为官廉正，不在官俸之外谋取任何“灰色收入”，生活当然也不可能奢侈；廉正反过来又促进了官员保持俭朴的作风。所以，俭与清是因果关系，同时又相辅相成。

张謇在当官时，就极力倡导俭朴之风。1913年至1915年，张謇担任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农商部总长。张謇在《农商部训令第一百六十四号》中，表达了他对属下热切的期望：“愿各职员克己奉公，养成俭朴之纯风，庶有廉隅之可望。本总长有厚望焉！”廉隅指的是有節操、端正的品行。例如《明史·王廷相传》说到当时的情况:是，“今廉隅不立，贿赂盛行，先朝犹暮夜之私，而今则白日之攫”，就是因为“廉隅不立”，所以才“贿赂盛行”，甚至已经不是过去的“暮夜之私”，而是成了“白日之攫”。张謇在训令中抓住了“可望”立廉隅的关键，则是“各职员克己奉公，养成俭朴之纯风”，可谓一语而切中肯綮。也就在那个任上，张謇极力倡导的俭朴，给北京政府官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事隔十余年后的1926年7月7日，上海《申报》刊登一条消息说，曾经担任江苏省省长的郑谦被任命为北京政府颜惠庆内阁的内政部总长，于是内政部官员便开始议论这位以廉洁出名的新总长，认为他可能会做“张謇第二”，因此大家不能不预先准备一身布衣，免得临渴掘井才是。原来张謇当年在任时，农商部官员为了表示响应张謇提倡俭朴，每个人都做了一身布衣放在办公室，一上班就穿上。

在整个北洋政府时代，既能严于律己，又能努力改变官场风气，严格要求下属的，似乎只有张謇一人，因为郑谦后来不肯就任，所以“张謇第二”也终于没有出现。 

二

当然，张謇“人非俭不能保其清”的思想，并非只适用于官场。但凡立足社会，为人处世，谋生做事，便都必须保持廉正。

张謇在《集后世贤师吾俭臣父清恐人知联跋》中，表述了“人非俭不能保其清”这一思想之后，紧接着以他父亲的口吻要求，“后世子孙或出或处，永矢此言”。即是说，后世子孙将来无论做不做官，都要记住这个道理。张謇本人一生中“或出或处”，都始终不遗余力地以身作则，倡导俭朴。

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述张謇的俭朴：“他穿的长衫，有几件差不多穿了三四十年之久，平常穿的大概都有十年八年。如果袜子、袄子破了，总是加补丁，要补到不可再补，方才换一件新的。每天饭菜，不过一荦一素一汤，没有特客，向来不杀鸡鸭。写信用的信封，都是拿人家来信翻了过来，再将平日人家寄来的红纸、请帖裁了下来，加贴一条在中间，日常都用这翻过来的信封。有时包药的纸，或者废纸，拿过来起稿子或者写便条用。拿了口利沙的空酒瓶，做了一个塞子，寒天当汤婆子，告诉人适用得很。有时饭后吃一支小雪茄烟，漏气了就粘一纸条再吃，决不丢去。平时走路，看见一个钉、一块板，都捡起来聚在一起，等到相当的时候去应用它。”

张謇在给夫人吴道谙的信中，再三要求她节约开支：“帐房开来家用，云须四千五百元，福食一项，即须二千，大为不合。余为按人核计、至多不过一千二百元。又他项尚有可省者数百元，大约每年用度以三千二百元为限，亦已不小。……望卿在家加意管理，加意节省，每日菜蔬一腥一素已不为薄，……衣服不必多做，裁缝即可省。”“余家须一切谨慎，勤俭。”“今日时局，今年岁收，能少奢一分好一分。亦惜福不享尽之福，须知此意。”张謇甚至详细地嘱咐夫人如何为他缝衣做鞋：“旧裤寄回，须拆开洗过重修，交叉处勿多去，铺棉絮仍可穿。”“寄回旧鞋一双可照做，惟底须用旧布包成百叶五层，便冬天著。”

张謇在独子张孝苦结婚时，表示“民俗沿袭，仪有俭丰，而礼无或改”，他还专门研究了冠婚礼程式，在不改变“礼”的情况下，用尽可能“俭”的“仪”。如关于“庙见”，张謇写道：“按：古者三月庙见，朱子以三日代之。《书仪》：妇初至即拜先灵，今俗或以即日，或以次日。节时俭费，似可不定泥三日。”婚事办好之后，张謇致函吴夫人:“家中今年用度之费，过于平常不止一倍，以后须加节省，凡人家用度，若但出入相当，已不足以预备非常之急。苦复过度，则更不合处家之道。新妇新来，汝宜为之表率，俾知处乱世处穷乡居家勤俭之法。”

张謇对儿子张孝若的生活要求很严。张謇有一次对通师学生说：“今与诸生约，自今年始，每饭率以二簋，一腥一蔬，簋则重之。下走在校与诸生共之，监理、监学诸君与诸生共之，附学十岁之儿子与诸生共之。”他要十岁的儿子张孝若也和学生过同样的俭朴生活。张孝若长大以后，张謇给他写过很多信，其中有许多是教育儿子养成俭朴美德的，也有要儿子将俭朴的治家之道转告其母亲的：“天下之美德，以勤俭为基。凡致力学问，致力公益，致力品行，皆勤之事也；省钱去侈，慎事养誉，知足惜福，皆俭之事也”，“家中须嘱勤俭谨慎”，“世变纷纷不定，居家做人总宜和厚俭慎”，“为来日之艰也。家中可告汝母，刻意节俭，为自立之图，非常之备。此等事总在平日有分晓，若临时便无可措手”。

作为教育家，张謇在对学生的教育中，经常将“俭”放到最为突出的位置。张謇的《师范学校开学演说》，通篇说的全是一个“俭”字。张謇说：“孔子，中国大教育家也，其美德曰温良恭俭让。孟子言：‘古之仁君曰恭俭。’……今何以独举俭之一字为诸生勖？俭可以凝贞苦之心，可以养高尚之节，可以立实业之本，可以广教育之施。”他告诉学生，一个人要立足社会，成就事业，都必须养成俭朴的美德，俭朴应该成为整个社会的良好风尚。

张謇在《农校开学演说》中，盛赞勤是乾德、俭是坤道，“乾之德在健，健则自强不息”；“坤之德在啬，啬则俭之本”。他说还需要“加一苦字于勤字之下，加一朴字于俭字之下”，因为“未有苦而不出于勤者也”，“非朴则不足表示俭之实行”。

在北京商业学校演说时，张謇说：“吾见夫世之企业家矣，股本甫集，规模粗具，而所谓实业家者，驷马高车，酒食游戏相征逐，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所业既亏倒，而股东之本息，悉付之无何有之乡。即局面阔绰之企业家，信用一失，亦长此已矣。吾观于此，乃知勤勉节俭任劳耐苦诸美德，为成功之不二法门。”

张謇还往往站在学生的立场上，从谋生计的角度循循诱导学生自觉地追求“俭”的生活。他对农校学生说：“诸生听吾言，若能切实做将去，诸生之名誉在此，生计在此，而予之希望诸生以图应用于社会者亦在此。”他在《总理校谕（辛亥年）》中说“诸生饭食费每日以一角为限，不得逾越，能俭更好，此亦生计学上应知之理”。张謇对即将走上社会的商校本科生提出了“初出问世，勿稍萌发财之念”的要求，告诫学生“盖吾人供职社会，仅可得相当报酬，而不可作逾分奢念，否则操守难信矣”。张謇在为各学校制定的校训中，俭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比如南通私立农业学校的“勤苦俭朴”，商业中学的“忠信持之以诚，勤俭行之以恕”，女子师范学校的“服习家政，勤俭温和”，大生乙种农业学校的“勤苦敦朴，立命于学”，盲哑学校的“勤俭”。

张謇在创办实业时，也处处注意节俭。他在《通州广生油厂集股章程》中规定经理对“支销之奢俭，应随时考查”。在大生纱厂创办过程中，因“闻日本厂屋制俭价省”，便请“友人沈敬夫训导、高立卿上舍、刘一山理问往沪探考”。他要求所办的残废院“在院之人力从节俭”。在《通海垦牧公司招佃章程》中明确“愿招爱重身家、能勤俭成业之人为佃，共享永远公平利益”。在办厂中重用沈敬夫，是因为沈“生平见道之处，以俭朴笃实四字为大宗”。

张謇之所以不遗余力地以身作则，倡导俭朴之风，主要是出于关注塑造国人人格的目的，而并不一定是要解决某个具体问题。

张謇在《师范学校开学演说》中，为了说明养成俭的意义，将当时一些国家的人格进行对比，特别指出了“中国人人格”的“大概不及各国之处”，从良好人格养成的角度来强调“俭”的重要，认为良好人格“非可猝然取也，盖自小学养成之”。这个意思，他对儿子张孝若说得更为明确：“我仅一子，一坏即无后望。我老矣，不得不为久计也”，“故不得不使儿阅历辛苦，养成人格，然后归而从事于实业、教育二途，以承父之志，此父之苦心也”，“若人格无亏，则事即艰厄，不至失败，即失败而非堕落。反是则事败而人随之矣”。

在张謇看来，做不做官不重要。他曾说过，“鄙意所谓政界之人者，官也；所谓大学者，养成可以为官之国民，不必尽为官也”。所以张謇认为俭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必须具备的美德。有了这一美德，“养成可以为官之国民”，“即使适然做官”，也便成为“无所贪恋”的廉正之官。

但是，张謇仍然认为，官员在整个社会形成俭朴之风的过程中，应该起到模范作用。他在《农商部训令第一百六十四号》中强调，“本部为实业中枢，在部人员尤宜嵫实去华，为全国士夫之模范。国奢示俭，古训昭然。”他认为在部人员“为全国士夫之模范”，“克己奉公，养成俭朴之纯风”，这样，整个社会才“庶有廉隅之可望”。 

三

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今天，我们从张謇“人非俭不能保其清”的廉正思想中可以得到很多启发。

第一，倡导俭朴之风是当今廉正建设的重要途径。

当今进行的廉正建设，可以有许多途径和措施，而倡导俭朴之风仍然不失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途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流传下来许多终生保持俭朴的生动事例，已经广为人知。近些年在反腐斗争中揭露出来的贪腐分子，几乎无不生活极其奢糜，亦已经广为人知。这就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倡导俭朴之风的重大意义。但是有些人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大大提高，我们也应该与时俱进，去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物质文明的成果，今天再提俭朴之风，未免不合时宜。水涨当然船高，我们确实不应该再要求人们去过“苦行僧”的生活，但这却不能成为可以追求奢糜生活的理由。因此需要有一个可以把握的“度”。这个“度”是什么呢？张謇说：“诸君要知个人享用，绝无可以过人之理。同此人类，有何理由而谓吾之自奉可以独奢乎？吾人之享用，不可较最普通之今人增一毫；吾人之志趣，不可较最高等之古人减一毫也。”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不应该搞特殊化。普通老百姓都能享受的东西，干部当然也应该享受；反过来，普通老百姓还未必都能享受的东西，干部之是否享受，就应该慎重考虑了。

第二，要充分认识今天倡导俭朴之风的难度。

很长时间以来，种种原因（本文对此不展开讨论——笔者）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奢侈之风。虽然看起来这反映了祖国的繁荣、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它造成的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人的精神的毁损，却是无法估量的。“国奢示俭，古训昭然”。机关、干部的作风是整个社会风气的反映，而机关、干部的作风又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风气。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倡导俭朴之风都是当务之急。而问题在于要改变这种状况，倡导俭朴之风却是很难的。张謇说：“由俭而奢如流水，由奢趋俭如登高，势也。今欲趋于俭，非逆其势而制之以强力不为功。”我们现在是需要“逆其势而制之以强力”，采取强有力的切实可行的办法，首先在机关、干部中倡导俭朴之风，然后带动整个社会风气的转变。关键在于事事落到实处，不做表面文章，得寸是寸、得尺是尺。当年张謇在农商部倡导俭朴之风，部内官员恶习难改，尽做表面文章。他们上班穿布衣，一下班便换上华帽鲜衣，成群结队地出入饭馆酒店，饮食征逐，花天酒地，留连青楼勾栏，狎妓嫖娼，淫猥苟合。所以当时流传一首顺口溜：“布衣朴素见长官，花团锦簇入歌筵。早晚易衣身一转，只瞒总长两只眼。”这段往事，可以说是张謇留给我们的教训。

第三，将倡导俭朴之风与提倡敬业、奉献精神相结合。

诚如前述，倡导俭朴之风的真正意义在于塑造良好人格，“凝贞苦之心”，“养高尚之节”，在张謇当年实业、教育救国的历史条件下，还为了“立实业之本”，“广教育之施”。所以，可以将倡导俭朴之风作为塑造良好人格的切入点，与提倡敬业、奉献精神紧密结合起来。1924年，张謇在《交通银行第三届会议录序》中，说到了俭的不同层次：其一是“度身而衣布，量腹而食麦，不美家，不耀客，钱百结，钱千纳”，这种俭是老百姓的俭，“随地随时无在蔑有，而不足为世得失”；另一种则是“图匮于丰，审出于入，规行而绳思，无求而戒得”，一方面自己做到“无求而戒得”，而另一方面又以敬业精神去谋划，去工作，张謇认为“此君子之俭也，可以为德，而一人一家之则也”。张謇在这里对俭的价值取向是十分明确，前者虽然是可贵的，但还不足为“一人一家之则”。这就将俭朴和敬业结合了起来，机关、干部的俭，就应该是这样的。张謇为了事业，自己一生俭朴，处处克己奉公，即使是成了很成功的实业家，“应得之公费，则丝毫未尝支取也”，“二十六年（止1925年张謇作此文时——笔者）以来，謇之得于实业而用于教育、慈善及地方公益者，凡二百五十七八万，仍负债六十万有奇”。张謇告诫人们，与敬业、奉献相结合者的俭朴，才是最值得称道的俭朴。

附：

南大同学、海门张謇研究会和历史学会

为高广丰先生撰写的挽联：

站讲台一世，沥血披心浇灌桃李芬芳天下；

研张謇半生，含辛茹苦指教后生懿昭人间。

于学术作贞标，一世以还，终不改书生意气；

认真知为死理，千秋而后，再难寻名士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