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书法及与

《真草隶篆四体大字典》的解读

赵万泉

张謇既是清末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还是晚清、民国时期非常有影响力的书法家。其书法实践贯穿了他一生的事业和生活。

据《啬翁自订年谱》《张季子（謇）九录》等资料所载，早年的张謇因为一心功名，在塾师的指导下，通过院体、阁帖而奠定了书法基础。咸丰十年（1860），张謇“八岁，仍从邱（畏之）先生读。三月，先祖母吳卒，年六十有四，先君治丧于西亭，余与叔兄辄据案习字、记小账……”这是有关张謇习字的最早记载。

同治三年（1864），张謇12岁，“六月，先君命与叔兄、五弟隨佣工鋤棉田草，大苦，乃益专意读书。至州三叔父家,侧有药王庙,庭有皂荚树。余用泥水匠垩帚,大书‘指上生春’四字于扁鹊神龛之后背，字大一尺七八寸。庙中有砚工朱姓，大称善，逢人便告‘张氏第四子能书。’”这是有关张謇书法名于乡的最早记载。

清同治十三年（1874）八月,经孙云锦介绍,拜谒影响晚清书坛的张裕钊为师，掌握了欧、褚笔意和法度。清光绪五年（1879）“九月二十六日，写字。得王觉斯临王蒙帖。”清光绪十年（1884）“正月十六日，写《金钢经》”，“十月十四月，购《皇甫碑》《道德经》《元妙观碑》《书谱》。”清光绪十二年（1886）“正月三十日，写字。子培来，同诣李氏，观明拓《多宝塔》，诣刘氏，观王恽合作《太湖秋泛图》《刘文清字册》。”清光绪十三年（1887）六月二十五日“临《道因碑》，日课惟此能行也，日定五十字不间。”清光绪十四年（1888）四月一日“自此始写大卷，临《郭家庙》定为晨课。”

书法是超越表象而直抵胸襟的艺术语言，它是士大夫走往科举仕途的敲门砖，清光绪二十年（1894）那年，张謇在殿试策上写的字因具“六朝”气韵，竟为他成就状元提供了辅佐之力。张謇金榜题名后，他便步其恩师翁同龢浑厚凝重的书风，师法黄庭坚，下苦功临习东汉隶书《礼器碑》，行草学包世臣、文徵明，集“众家之长”，终于摆脱“馆阁体”的习气，形成自己的书法风格。在逝世前一两年里，他还在潜心苦研怀素、孙过庭。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回忆道：“我父在逝世前十四天还要写字。”张謇这种对书法持之以恒、至老不辍的严谨学风，堪为后世之楷模！

当然，在书法实践的过程中，难免也碰到一些无奈。如民国十四年（1925）闰四月，张謇“二日，去村庐,写章太翁碑。三日，写碑。四日，同，日四百二十余字。五日,写竟。六日，回小筑。”日写400余字，一连五日，对已越古稀之龄的老人来讲或可排解寂寞，但其中指腕之辛苦，亦是不言而喻的。是年的“5月二日，腕屈郁，拇筋痛，不能作书。”此等微恙必定会给张謇造成心理上的惆怅。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十日，保和殿试散馆，《十事对九赋》《霈泽施蓬蒿》试帖，试时誊至第四韵，四川胡竣越余坐前过，触几，激墨点污卷如豆，既刮重写，乃脱一字，临行知之，复刮三十字重写，疵类殊甚。”一场意外，结果导致张謇散馆取翰林名列二等37名。

有所实践必有所思，现从《张謇全集》中抄录张謇流露出来的部分书学见解：

清光绪十七年（1891）九月二十五日:“得观静娱室四宝，盖隋丁道护《启法师》、唐虞世南《庙堂》、褚遂良《孟法师》、魏栖梧《善才寺》四碑也。天下奇珍，生平初觏，绝大眼福。”清光绪十九年（1893）八月一日:“临《瘗鹤铭》，山谷得笔法于此，石庵亦以此为本师也。”清光绪二十四（1898）五月五日:“题黄忠端墨迹册子。明代士大夫书法大都原本《阁帖》，公此札气疏笔茂，取径尤高，述叙师门,辞旨婉笃，即论文艺固亦度越百家……山谷谓神明逸使，其翰墨无以过人，犹想见其风致，况笔精墨妙者耶。窃于公书亦云。”

在执笔诸法中，对“拨镫法”尤有心得。

他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于黄天荡历险过江，执弟子拜江宁钟山书院山长临川李小湖为师，始学其“拨镫法”。在清同治十四年（1875）正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中载：“写联件数事，学以拨镫法作字，腕甚苦痛。”二月，“在家始从李先生言，作书学拨镫法，然仅能施之寸以上之字。”民国十五年（1926）六月，他在《为师范甘肃毕业学生演说》：“写字须一笔一画均有着落。注意于常人所易忽略之处，从平正方面去做，尤须多玩味古人。今之于篆隶，多推邓完白，予谓何子贞实驾而上之，一则将气，一则士气，何读书多，邓读书少也。执笔用拨镫法，则无论写碑帖皆可。曩摹颜柳，无一肖处，后用拨镫法，乃头头是道。摹古文尤贵精。”张謇还告诫其子张孝若：“学山谷书，须知山谷之所学，山谷用俯控之笔，得之《瘗鹤》，褚河南书永徽《圣教序》，即俯控之笔，可体玩也。山谷书于平直处、顺逆处须注意，须更观山谷谨严之字，乃能悟其笔法。”

张謇十分独到的书学见解，翁同龢在其日记中评论：“季直论书语甚多，谓陶心耘用卷笔非法，极服膺猨叟，直起直落，不平不能拙，不拙不能涩。石庵折笔在字里，猨叟折笔在字外。”对张謇书学见解给予了很高评价。

张謇除自身勇于探讨外，还非常重视学校里的书法教育。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由他主订的《通州中学附国文专修科述义并简章》中，“……二、学科：奏议、笺牍、记叙、真行草书、历史、地理、掌故为必修科。”他在《通州师范学校学课章程》中规定，四学年中都需开设国文课，而“习真、行、草三种书法”作为国文课中的主要教学内容之一。张謇在逝世前月余，还以书法中的运笔、结体乃至人生修养为师范甘肃毕业学生演说。

张謇一生，应邀所作庙宇柱联、名胜题景、书函题跋及寿屏堂轴、志铭碑表甚巨。及至中年，因工作上遭到难以排解的窘境，不得不借助卖字解决燃眉之急。资料显示，张謇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因通厂集资事至沪，旅费乏，鬻字。”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五月,厂终以本绌不支，仅有之棉不足供纺,卖纱买棉,时苦不及。留沪两月，百计俱穷。函电告急于股东者七次,无一答，仍以卖字给旅费。”也算得上将其书法艺术与他的事业契合在一起。

但从清光绪三十二年至民国十三年（1906至1924），他不断运用娴熟的书法艺术频频鬻字，以助成真正意义上的慈善、公益事业。曾先后于《申报》《时报》《通海新报》《民国日报》等刊物发布鬻字启事许多次：如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鬻字新育婴堂启》。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1·31）《鬻字字婴启》。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3·28）《鬻字改例启》。清宣统元年（1909）《鬻字字婴后启》。民国五年（1916·1·8）《为残废院盲哑学校鬻字启》。民国五年（1916·1·24）《为残废院盲哑学校鬻字启》。民国六年（1917·2·12）《继续鬻字通告》。民国六年（1917·3·25）《继续鬻字启》。民国七年（1918·3·10）《为慈善鬻字启》。民国七年（1918·8·10）《卖字广告》。民国十一年（1922·7·12）《为慈善公益鬻字启》。民国十年（1922·8·1）《鬻字启事》。民国十三年（1924·5·25）《张謇鬻字夏历六月初一日起，二十日止》等。

又据《张謇日记》载：民国十一年（1922）“闰五月十六日，教育、慈善事资竭，又鬻字。”民国十三年（1924）九月一日：“阳九月二十九日。鬻字写竟。鬻十五日，得直七千六百圆，写六七十日。”“十月……鬻字助慈善。”

为了将书法換成事业中亟需的资金，张謇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1·31）在《鬻字字婴启》语重心长地说：“仆（自谦辞）字不足道也，而以鬻字之钱当所育婴，百余婴之命绕于仆腕”，为此，以堂堂状元之身，慨然降尊喊出：“不论何人，皆可牛马役仆。”民国十一年（1922·7·12）在《为慈善公益鬻字启》上再次呼喊：“任何人能助吾慈善、公益事者，皆可以金钱使用吾之精力。”因所需资费甚巨，他一边登报发布鬻字消息外，一边嘱友黄炎培:“兄若闻社会如何愿多出钱买仆字者，望举告，仆必谨遵，劳力人固以有劳力处为幸也。”并随身携带“啬翁鬻字之印”以备不时之需。为了慈善、公益事业，张謇真正做到了殚精力竭。

他不仅亲身而为鬻字之举，且对身怀书法之技者，积极向社会层面推广，促使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如民国十年（1921·7·19），张謇率高野候、宗书年、黄炎培等将博文女校校长黄朴君的鬻书启刊于《申报》，以解决校务常费。民国十一年（1922·6·26），张謇与其兄张詧在《通海新报》“介绍（如皋）刘吉人书法”并为之代订书例，以缓解其生活的艰困。

他还特别重视通属先辈们的书、画、诗、文的遗存的安全，为不致洇灭于历史的尘埃中，用心良苦的张謇多次发布《通州博物馆敬征通属先辈诗文集书画及所藏金石古器启》“……凡书画、雕绣、漆塑、陶瓷皆美术之属……中建三楼为馆，以储三部之物……而荐绅父老，或购或乞……美术部拟求老师先生经史词章之集、方技书、画之遗……”

张謇对近代南通的书画事业的蓬勃发展，也不遗余力地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以达推波助澜的作用。

民国十三年（1924）三月二日，南通金石书画会在张謇、张詧、金泽荣、徐鋆、俞吟秋等人的发起下，顺利地在南通公园成立，届时200多件书画展品，张謇一一过目，并亲笔挥毫为该会会刊《艺林》题赠藏头对联“艺光日月，林籁风云”（附图：1）以示祝贺和支持。仅几个月内就有河北、山东、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福建、广东、四川、浙江、江苏等省的280余人要求入会。国内著名书画家吳昌硕、王一亭、高吹万、朱屺瞻、徐悲鸿、钱化佛等，均是该会的会员。一个县城办的地方书画会，几乎覆盖了大半个中国，凭心而论，这与张謇的名气不无关系。

附图1

南通金石书画会正因在张謇的参与下，其活动办得风生水起。民国十三年（1924）《艺林》“七夕”特刋，张謇赋“濠上饮罢复有作”诗一首助兴，博得其文友和诗多首。民国十四年（1925），南通金石书画会组稿出版《中国名人金石书画集》第一册，张謇闻讯积极参与，为24位入集者之一。

民国十五年（1926）四月一日，《艺林》刊发的东亚艺术协会成立展览会上，由南通金石书画会出展1500余件作品中，张謇提供4尺立轴和楹联及2尺以上立轴共3件。由于张謇的热情支持，使南通金石书画会的声誉大增。

中国的书法艺术，是汉字几千年来逐渐积累而成的一种特有的艺术形式。并在各时代的文化意蕴中，产生了不同的审美特征，并由此形成真、草、隶、篆四大书系。民国十五年（1926）的九月，我国最早的一部将真、草、隶、篆各体聚为一编的《真草隶篆四体大字典》（附图：2）隆重面世。

附图2

这部由上海北市棋盘街扫叶山房出版的《真草隶篆四体大字典》（內文亦称正草隶篆四体大字典），长20厘米，宽13.1厘米，计4函28册。考虑到不同的消费层次，依次定价为甲种14元、乙种10元、丙种7元、丁种5元4个价位。甲种、丙种以连史纸精印，乙种、丁种以有光紙精印。

本四体大字典按《康熙大字典》体例编纂，字头用小楷,以直音或反切注音,标明四声,有简明释义。每一字头之下又按楷、草、隶、篆的顺序排列，四种书体相互对照。

主编陈龢祥，浙江永康人，生卒年不详，民国时期学者，曾编有《绘图王阳明轶事》《绘图文天祥轶事》《儿童神话》《日用时行杂字》《现代初小学生文范》《绘图童谣大观》《绘图童话大观》《绘图国民模范》《名人楹联大观》《真草隶篆四体大字典》等。

本大字典的封面的隶书体“真草隶篆四体大字典，曾熙署检”，由曾熙题写，“署检”为校对、刊刻的意思。

曾熙，(1861—1930年)，湖南衡阳人。字季子，又字嗣元，更字子缉，号俟园，晚年自号农髯。清光绪二十九年进士，历兵部主事兼提学使、衡阳石鼓书院教授、湖南教育会长等职。其书得力于《夏承碑》《华山碑》《张黑女》等，民国四年（1915）始于上海鬻字。

翻开该大字典，是总发行所上海北市棋盘街扫叶山房的商标。

扫叶山房，是一家有三四百年悠久历史的老牌书店，初创于明朝万历年间，设店于苏州阊门内，清光绪六年（1880）设分店于上海租界棋盘街，店主席氏，于明末清初购得常熟毛氏“汲古阁”书版而设此扫叶山房，至清末民初之际在书界仍有相当之地位。

古人很早有为给人、物或事留作纪念而题写文字的习惯，为表示纪念或勉励而写的一段话，遂发展成礼仪类的应用文体“题词”。而题词者往往是领袖、资深学者或社会上德高望重者。

本大字典的题词者的阵容强大。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张謇的墨迹，接下来分别是王震、高时显、于右任、顾燮光、陈其蔚、刘山农、王蕴章、姚明辉、许德厚、雷瑨等一批饱学硕儒。

张謇题词墨迹（附图：3）主题为“六书字源”4字，上款“民国十五年精印”，下款“张謇”,钤阳文印“张謇”。

附图3

大凡名人的题词,无不蕴含着其特殊意义和价值，其中无一不都闪烁着作者的智慧。

“六书字源”，短短4个字，言短意赅。汉朝许慎编写《说文解字》，创立了“六书”理论，制定了中国文字部首的基础。“六书”者，“造文字之六种法例也，非仓颉造字之初，即有六书，盖合千百年相益、相变通之制而始备也。一，指事，二，象形，三，形声，四，会意，五，转注，六，假借。”追朔有关汉字来源，据本典中王大错纂述《造字章》一文介绍,伏羲氏作易八卦为造字之肇端，再经神农氏乃作结绳之法为造字前之过渡物。然后由左史仓颉造字，右史沮诵相与同功。本大典在具体的字例中所示字貌之出处，为作者捜集民国至上古时代碑刻及名家书法。其诸字的形成,概不出此“六法”,而这正是治学严谨的张謇所强调的《真草隶篆四体大字典》，是规范文字格式传承的保证。

其“民国十五年精印”一语中的“精印”2字，折射出张謇面对即将问世的新颖大字典，在难以掩饰心里溢出的激情中，既隐含了作者不仅向社会诠释着大字典的人文、历史价值,更是将该典视为有志于书法实践者的精神食粮，而向社会迸发出热切的推崇与鼓呼。

张謇在每则鬻字启中，都以行书为之，但凡要求必须“真体”，必须“资费加倍”。设想作为本典的首席题词者张謇，为题贺此大典，从辞句内容到书体形式，必定经过一番反复推敲、深思熟虑而书成的。此处大小13个字,点画沉稳、笔势内擫,风神潇洒、劲健挺拔，彰显了张謇“真体”的过硬功夫，蕴涵着挺秀与雄强、森严与平实间的浑然统一之美，使本大字典突显得覇气、庄重。书法大家郑孝胥评鉴张謇书法时说：“书法有绵里针，惟啬翁。”三代帝师翁同龢在评鉴张謇时说：“文气甚老，字亦雅，非常手也。”他们的评语，在这幅墨迹里面都能得到充分体现。 

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发现甲骨文到民国十五年（1926），长达27年的时间里，清宣统二年（1910）至民国十年（1921）间，罗振玉有《殷墟贞卜文字考》《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殷墟书契后编》《殷墟文字待问编》《殷文存》《集殷虚文字楹帖》影印出版,王襄于民国九年至十四年（1920至1925）有《誃室殷契类纂》《誃室殷契征文》出版。民国十二年至十三年（1923至1924）叶玉森《殷契钩沉》《说契》《研契枝谭》刋于《学衡》14、31期,民国十二年（1923）年商承祚《殷墟文字类编》出版,民国十四年（1925）王国维《古史新证》出版。

民国十五年（1926）出版的《真草隶篆四体大字典》，吳县王大错纂述《文字源流考》中，在《文字章》中，向读者阐述的“四体”和“杂体”字的面貌：真，即今八分与真楷及唐碑中之小王体行楷是也，另有缣素……草，即章草，今草，行草，藁草，散草，另有飞草……隶，有秦隶，汉隶，唐隶之三类，另有星隶……篆，有古文及大篆，小篆，此外更有三代尊、彝、钟、鼎等噐之文字曰钟鼎，另有桼书，魚鸟篆，虫篆，龙文，虎书，芝英篆，鹄头，云脚，缪篆，玉筯，刻符书，倒薤，殳书，石鼓，秦诅楚文，金错刀书。这些字貌中的“杂体”字，几乎没有字例出现在大典中。也没有将甲骨文字例信息选纳其中，颇感遗憾。但至民国十七年（1928·6）再版时，既然可以《附楹联大观4册》，其时已距张謇逝世近2年，竟能莫名其妙地将张謇题词中的上款“民国十五年精印”，改为“民国十八年精印”，为何不能将甲骨文以契文或殷文的名称列入这四体面貌的简介中呢？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然而，这点微疵，在这部皇皇巨著里，毕竟瑕不掩玉。

张謇晚年翘首以盼的《真草隶篆四体大字典》终于于民国十五年（1926）九月初版问世，而张謇却因操劳过度不幸于该年的8月24日逝世，生前未能亲眼看到面世的该典，这不能不说是张謇书法人生中的一件憾事。但他关注并推动着《真草隶篆四体大字典》的诞生，就促使我们对张謇为书法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而心生敬意。

在西方，没有字典的概念，《真草隶篆四体大字典》的诞生，成就了中华民族的一座“精神富矿”。从张謇为本字典题贺外，在接下来的书坛巨匠们如王震题为“字学大成”，高时显题“书家枕秘”，于右任题“别开生面”，顾燮光题“八法金鍼”，陈其蔚“满腹珠璣”，刘山农“翰墨精神”等等，可以感知本大字典，不仅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更在深层次的文化传承领域，必定是今人及后人完成“精神接力”的不可尚缺的宝典。

（原载《謇园》202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