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笃信儒学到儒道释的融合
——论张謇思想的演进和发展
□ 沈振元
人的行为总是受思想支配的，任何有作为的历史人物总是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下创造历史。张謇是清、民两代大有作为的历史人物，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同时又展示了他的思想演进和发展。
人的思想是多种多样、不断变化的，不同思想之间的矛盾斗争、互鉴融合也是经常发生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到了汉代，汉武帝接受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建议，形成了“独尊儒术”的状态，但其余的学派并没有因此而全部消失。我们熟悉的主要有儒、道、释三家。儒家学派，是孔子创立的学派，因为孔子曾经做过为贵族相礼司仪的“儒”而得名。儒家提倡以仁为中心的道德观念，主张德治、仁政，重视伦理教育。道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学派，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他们认为“道”，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根源，政治主张是“无为而治”。释，是释迦牟尼的省称，释教即佛教，它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相传公元前六至五世纪，北天竺的迦毗罗卫国王子释迦牟尼所创，西汉末年传入中国，流传广泛，其佛陀观音菩萨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这三大学术流派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张謇先生对这三大学派都有涉猎，都有研究，并付诸实践，取得了很好的业绩。这是我们研究张謇无法绕开的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同时，也是个复杂的学术问题。本人年事已高，探讨这个课题似乎不自量力。然而，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可以抛砖引玉，困惑可在碰撞中厘清，观点可以在争论中辩明，真相可以在辩驳中探明，抛出一块砖头，可能引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和启示。
一、学儒学，铸就儒魂
张謇笃信儒学。我们且不说他读了多少儒家的作品，也不说他用儒家的观点写了多少诗文，只想说其践行儒学的过程中所做的几件事。古人读书，一般先读懂，然后会背诵，进一步用文章中的某一观点写文章。张謇则不然，他读得很深、很细，然后写文章，但不是照葫芦画瓢，常有质疑，亦有创见。光绪十一年六月（1885.7），他借用国子监录科题，写了一篇题为《古之学者为己》的文章。一般人都认为“学从己立，己以学成”，对此，张謇发问：“古人无事不出于公，何至学而自私，翻焉示天下以不广？”这里不仅涉及学习目的“为公”还是“为私”的问题，而且涉及到“成己”与“成物”的问题。而成己的标准是什么，成物的内涵是什么，都比较模糊。这些问题当时都没有解决。他只是对教育提出一个愿望：“一善言而著于心，淡简温理，不动乎声色；一善行而附其身，忠信强烈，悉副于精神”。直到民国十三年（1924），他在《宁河齐太公墓表》中，对“古之学者为己”的问题，提出了明确的答案：“夫君子之道，始于成己，而终于成物。成己之大要曰忠曰孝，成物之大要曰学。学之所及，至广大而精微也。广大则亦赅忠孝知能之良，精微则可求忠孝中庸之当，而学必通古今，澈中外，是赖图书。”他把“为私”还是“为公”的问题，调整为“始于成己，而终于成物”。接着又把“成己”与“成物”的内涵作了精辟的论述，从而解决了他当年对“古之学者为己”的疑惑，而且对儒家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作了明晰的解读。
在践行儒学方面，张謇做得很多，在此仅举一例。光绪八年（1882），张謇随吴长庆赴朝平乱，七月六日，辰刻开行，七日至朝鲜南阳府，八日，为延陵定戡乱策，十二日，李昰应请延陵入城，十三日，延陵入城，李昰应以申刻出城答拜，因见执，即夕送南阳，十六日平乱基本完成。之后，主要做些外交工作。七月十四日，张謇与朝鲜左承旨严世荣谈话中提到“复书于国王”的函件内容：“弟等奉命而来，一为贵国正名，二为贵国讨乱”名正而来，光明正大。接着就李昰应“被执”一事表明态度：“国太公（李昰应）为众心所附，皇帝欲进而问其事状，冀望特切。臣子之义，惟有奉行。故昨日国太公来营，即偕丁军门诣阙，我皇上（指光绪）以孝治天下，岂有为其子而失其父者？况太公于国王则父子，于中朝则人臣，有此一行，而全父子之恩，定君臣之分，我辈同寅协恭之谊，亦交尽而无憾。今日丁军门与太公早至海边，不日即可抵津。我朝素行宽大，笃伦尽恩，必能两全而无敝。请国王万万放心。”
其实，当时朝鲜的乱源就是李昰应。吴长庆赴朝平乱的目标就是李昰应，因此捉拿李昰应，剿灭枉寻里、利泰院两个李昰应的据点。但吴长庆、张謇他们“诱捕”李昰应，并将其架往中国，引起朝鲜国王的忧虑和朝廷大臣的不满，严世荣是代表他们而来的，张謇却以君臣、父子的关系，突出忠、孝的伦理关系，说服严世荣，进而说服国王。可以说，这是张謇运用儒家君臣父子的伦理，解决国际争端的一个典型事例。
张謇运用儒学可谓得心应手，因为他不仅全面掌握儒家的思想观念，而且深入到儒家的哲学。光绪十七年（1891），作《周易音训句读》上、下两卷，对《周易》作深入的研究。
《周易》是东方文化的奇葩，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天书”。人称之为“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杰作。相传上古伏羲氏画出八卦，中古文王和周公重卦系辞而演为六十四卦的《易经》，近古孔子阐发其义理，写成“十翼”，是为《易传》。《周易》原是一部占筮之书，演变成哲学经典。其立论恢宏，思虑玄妙，基本上奠定了东方哲学思维模式的基础。在哲学方面，《易传》营造了一个比较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宇宙观，其中包含了相当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对后代辩证法思想家们的理论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张謇通过对《周易》，特别是《易传》的研究，其哲学思想也大大向前推进，如“万物化醇”的宇宙发展观，“刚柔相推”的变化内因论，以及革故鼎新的矛盾转化思想。特别是《易传》阐述的天地人“三才”统一的原理：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天道、地道、人道相统一的思想，包含了宇宙演化、社会发展、人际关系等广泛的思想内容。它与之前掌握的儒家经典结合起来，铸就了张謇的“儒魂”，使他感到儒学是正确的、崇高的、完美的、甚至是无往而不胜的，是治国平天下的法宝。因此，在光绪二十年的殿试策中，他纵论古今，宏论儒道，并大胆向皇上进言：“朱子谓四海之广，善为治者，乃能总摄而整齐之”。“臣伏愿皇上万几余暇，留心于《大学衍义》而益致力于朱子之《全书》，以求握乎明理之原，而止于至善之极。”这是对儒家学说的高度颂扬，也表明他践行儒学的高度自觉，并为其实现“致君尧舜”的宏大理想作了重要铺垫。
二、明大道，走向实业
历史似乎与张謇开了一个玩笑。光绪二十年四月，张謇高中状元，二十五日，皇上御太和殿传胪，百官雍容，礼乐毕备，授翰林院修撰，“伏考国家授官之礼，无逾于一甲三人者。小臣德薄能浅，据非所任，其何以副上心忠孝之求乎？内省悚然，不敢不勉也”。场面盛大，心情激动，张謇沉浸在虚幻的烟雾之中。
是年五月，朝鲜内乱再起，日本趁机出兵，攻占王宫，扶立大院君，宣布与中国绝交，偷袭中国海军。
六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新科状元张謇自然竭忠尽智，以事其君，或奔走于重臣，或结交于同道，或著书以献军策，或作赋以铸军魂，或呈疏以劾庸臣……无私无畏，勇于担当。可是，他的《治兵私议》给谁看呢？他的赋要把光绪塑造为全军的统帅，军队的灵魂，慈禧同意吗？翰林院义正辞严弹劾李鸿章，慈禧接受吗？朝廷内部的矛盾，使张謇的努力，消弭于无形之中，而前方的战斗清军屡屡受挫，使张謇深感无奈和痛苦。
八月六日，张謇在写给查翼甫的信中附了一首诗——《寄酬查翼甫同年》曰：
十年铩羽向冲飙，垂去无端上碧霄。
臣尚有亲新受禄，世方多难却登朝。
楼船横海消金帛，词赋长杨狎翠苕。
差有寸心堪报谢，由来生计是渔樵。
这首诗反映作者考中状元后三个多月的矛盾心情，“由来生计是渔樵”一语令人深味。生计，指人们的生活及谋生的事情。“渔樵”，指捕鱼和砍柴的人，他们是解决人们生计问题的重要来源。宋邵雍撰《渔樵问对》，以渔夫和樵夫对话，阐释天地事物的理义，显示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元曲有《渔樵记》，写汉代朱买臣砍柴于会稽山，与渔人王安道、樵者杨孝先为友，一日大风雨，道遇大司徒严助，买臣上万言策，助大为赞赏，因荐于朝。突出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治国才能。“由来生计是渔樵”，自然是作者诗歌创作中的灵感，一种自然流淌在笔端的观念，也可能是他未来从官场走向实业思想的萌芽。
九月，张父病殁，张謇回籍丁忧。其间，他多次受到张之洞、刘坤一引导、鼓励，并支持他兴办实业，经过五年的艰苦实践，初见成效。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张謇赴京应散馆试，看到时局将大变的征兆：“虞山开缺回籍”；“瞻仰圣颜，神采凋索，退出宫门，潸焉欲泣”；一帮早就熟识的奸臣把持朝政，他心中愤愤不平，决心尽快离京。“拂衣去国亦堪哀，辛苦男儿草莽来。直分儒冠称沟壑，何知人海战风雷”（《留别仲弢》）。
六月三日，丑正起，作辞寿州奏派大学堂教习启与清閟堂请假启。不接受朝廷奏派，以示同朝廷决裂，并在“日记”上写道：“读书三十年，在官半日，可笑人也”。这是一段需要咀嚼的文字，一是对自己科举生涯的自嘲，它仿佛是一场恶梦，三十年奋战得一状元桂冠，现在弃冠而去岂不太冤了？二是对腐败朝廷的怨愤，作为状元自然属于顶端人才，因支持皇帝抗日，弹劾李鸿章，却遭如此冷遇，“在官半日”，可笑，可叹！三是脱离朝廷，走向实业，脱离朝廷，意味放弃名誉地位，放弃高官厚禄；走向实业，意味艰苦创业，意味张謇人生的重大转变。对这种转变，一般人想都不会想；没有大思想、大气度、大智慧，不敢有此抉择。这个大思想、大气度、大智慧，就是庄子的“至人无己”的思想境界。
张謇早在光绪十年就阅读老子的《道德经》和庄周的《庄子》，对道家学说有很深的研究，因而他胸次过人，他很赞赏郑孝胥的一句话：“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看到了“不为”与“有为”之间的辩证关系。
《庄子·逍遥游》的主旨就是“至人无己”，人们常常用自己的观点看待外物，容易出现偏差。同样，以之来认识自己，总有其局限性。因为他认识不到事物的整体性，而自然的空间和时间是处在流动不息的变动之中。想要达到绝对自在的境界，必须放弃这种界定是非的认知，顺应自然的变动而化身大小，才能在时空中至于永恒，达到“至人无己”的境界。张謇处在世界大变动的时代，吐弃垂死的封建王朝，走向实业救国的道路，实在是明智之举。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张謇请著名画家单林画了一幅《张季子荷锄图》，你看他头戴草帽，身着长衫，目光炯炯，沉着坚定，走向工厂，迈入海滩，跨入商场，这是他走向实业的象征，也是他走向实业的宣言。
创业确实艰难。光绪二十六年二月（1900.3），张謇写了一篇题为《大生纱厂章程书后》的文章，总结了办厂头五年的艰辛。先用《易经》里的两个卦：一曰“遁”，“初六之义，则处危厉不宜有所往”；二曰“否”，“初六之义，则上下不交，而不可一日不志于君”。表明办厂的条件不够好，但有必要去做。接着用两个比喻，突出办厂之艰难：“攀藤而跻绝壁，精耸气骞，共命于藤，苟未陟岭，藤时时可中断而踣也”。“纵扁舟而陵风涛，乾眩坤愕，共命于舟，苟未薄岸，舟时时可倾覆而没也”。及乎陟巅薄岸，讶为天幸。回想当时的情景，“能不懔然心恐而悄然以悲者也”。这两个生动的比喻，使我们领略张謇办实业的艰难困苦和险恶的环境，而造成这些困难的因素有二：一是企业本身的问题，如资金、设备、技术等等的问题；二是士大夫的攻击，“知者嗤为怪物，不知者直以为嗜利无厌之贱大夫”。其实当时张謇创办实业的目的，“首曰救贫，救贫之方，首在塞漏”。这是“天子之所忧勤，大臣之所计画，天下士之所攘腕而争”的好事。可是他们仍竭尽攻击之能事，“蒙世疑谤，不可穷诘”。作者把这种思想上的矛盾斗争称之为“庄生之所谓是非也”。因为庄子的是非观与今人的是非观不同。庄子的是非观是相对的、变动的，让人难以捉摸的，只能让事实来说话。从根本上说，张謇“默察世界之大势，谛观内政之状况，知时局不可与有为，即绝意仕途，愿为社会稍效微力”。至民国十三年，在《垦牧乡志》说出了他的根本目标：“今所见各堤之内，栖人有屋，待客有堂，储物有仓，种蔬有圃，佃有庐舍，商有廛市，行有涂梁，若一小世界矣”。进而想在南通“建设一新世界雏型”。这是鲲鹏之志，燕雀何以知之。
张謇晚年非常重视道家学说，民国十四年正月（1925.2）作《菊仙并序》。这首长诗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笃实守道”的“真灵”——菊仙。他似乎是庄子的化身，“澹泊草庐人，荡荡漆园叟”。其“真气高北斗”。他的祖宗是老子，像天神，人称“太上老君”，不愿出名，认为“万物齐一瞬，区区椿菌寿”。《庄子·逍遥游》：“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上古有大椿者，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寿，此大年也。”从宇宙的角度看，都是不值得一提的小事。诗歌又称：造物莫不仁，物亦匪名狗”，强调事物的平等，《老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因此，仙自乐长生，人自重不朽”。所以，仙人可自在快乐长寿，人应当追求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作者借此诗，肯定了道家的重要思想，表达了作者晚年对道家思想的尊崇。
三、信佛教，注重慈善
张謇对佛教的信仰，近乎迷信。
佛教的基本教理，主张依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学，以断除烦恼得到成佛为最终目的，参加佛教，既不要办什么手续，也不要搞什么仪式，只要心中有一个佛，念“阿弥陀佛”就行了。因此，信佛的人很多。张謇在《狼山观音院后记》中称：“昔者謇兄弟少时，尝因母病诵菩萨观世音经。母氏晚年，晨必礼菩萨。”耳濡目染，形成了对菩萨的敬仰。他还说：“佛以东方世界为娑婆，故其大悲之愿力，常施于东方，而观世音于东方六朝时，圣应之迹最灵而多。”“观世音菩萨则以千手眼之神慧，运四八愿之慈悲，一若众生苦厄至耳得闻而施救已淹，因时消息而先之焉。庶几恒河沙数众生，多一沙觉者，亦菩萨之愿也，意其观世音之义也。”张謇为什么如此迷信观音菩萨呢？他的徐夫人曾生过一个女孩，不到一百天便夭折了。之后一直没有孩子，徐夫人就到狼山观音院去烧香祈嗣。后妾吴氏生儿。张謇认为：先室则为余祈嗣于院而应，既先后写经造像修院，以致赞叹、欢喜、恭敬、尊重之意”。与此相关，还做了一件大好事，即观音像的收藏和保护。当时，浙江台州人张摩诃，曾在普陀做和尚，与杭州井亭庵的和尚静法相遇。两人关系很好。静法在圆寂之前，把井亭庵所得的观音像一百五十余轴，付嘱摩诃为之保管。摩诃因为有人企图得到或妄想占有观音像，担心不能终守，于是把这些像全部寄存南通，“嘱博物苑为永静法信奉之勤而终其托”。这些观音像：“石刻之画，自唐吴道子始；绢素之画，自宋赵孟頫始。有绣之画，有缂之画，有灼火、钩金、刺血而成之画，庄严圆满，端正妙丽，光明悦豫，一切好相，若宗庙法物之不敢妄置，若对越尊严之不敢亵视，苑不能藏也”。面对这些精美的观音像怎么办？张謇决定：“易故殿宇，建阁三重以为阁殿，奉静法所遗，盖以现世绣、缂、白玉、水晶、青铜、文石、旃檀、竹、瓷、寒石、琉璃、象牙所制种种之相，而北齐龙门美石之所镌，唐贞观丹阳善铜之所范，与夫高邮古刹唐代旧画，珠髻金容，先后感会。于是量幅大小，列次供养，幡幢华盖，藻采层殊，无不原本经说，祁祁翼翼”。再在院右边扩大土地，砌围墙，“浚溪泞流，依岩就树，特筑精庐，以待善知识之长老居士，以维院于久久不坏”。并且，“久久不为人盗，不为物害，不散不逸”。可见张謇对观音像态度之虔诚，思考之周密，构筑之精美，防范之周到，以致感动了菩萨，“常有妙吉祥云覆护其上，庶阐扬菩萨威神愿力……而所谓娑婆世界者，化为旷荡光明之净土，南通亦得与恒沙佛国之一，岂不善哉！”
张謇去世十年以后，观音像面临日寇侵华的劫难。为了使这批佛门至宝免遭涂炭，佛学家费范九征得张謇的吴夫人同意，将画轴密运上海。一九三九年农历六月，上海净缘社用上等宣纸，珂罗版精印了这批名画一千部，起名曰《历朝名画观音宝相》。由当代高僧印光大师撰写序文。扉页上的书名由著名书画家王个簃先生（海门籍）书写。
今年五月中旬，庐新华等一行五人来澳门，他们都是我爱人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如皋的学生。庐新华是作家，他是“伤痕文学”的代表。1996年春，庐新华由美国洛杉矶返沪后与沈诒祖、罗希贤商议重印《历朝名画观音宝相》。该书共收录观音宝相一百五十四幅。经半个世纪变乱，仅存一孤本于南通狼山广教寺。现已为南通观音山太平寺收藏，视为该寺镇寺之宝。在庐新华等人的努力下，该书又出版了两次。新增了现代和当代的名画家张大千、齐白石等所作的观音圣像三十四幅。二○一四年，第三次出版，又增添了各类精美石刻、木雕、泥塑、刺绣、丝织观音像十一幅，共计一百九十九幅。书名改为《观音宝相》。这部装帧精美的画册，有很多的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其宗旨：“恭颂世界和平，国家祥宁，人民幸福！”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精美的画册应当属于张謇的，其中的199幅观音像中有154幅是张謇保存下的，占四分之三强。
而更值得我们学习和赞赏的是张謇把佛教“众生平等”的理念和观音菩萨“救苦救难”的怜悯之心化为大量的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正如他在《南通公园记》中所云：“以少少人之劳苦成多多人之逸乐，不私而公者，人之天；因多多人之逸乐奋多多之劳苦，以成无量数人之逸且乐，进小公而大公者，天之人”。这是何等高尚的胸怀和器识，进而铸成了他的人生观：“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
人的思想是发展变化的，不会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民国十四年，张謇作《释惑》一文，意在解释疑惑。由于他垂暮之年脱离实际，对诸多社会问题不甚了了，如“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等均缺乏正确的认识，有的观点往往是落后的、保守的，甚至是错误的。这也是一般老人的“通病”，无可厚非。而对各种学术流派的认识相当清晰。他把儒、道、佛三家融合在一起，并将耶教也融入其中。民国四年（1915），沈寿绣耶稣像，张謇作《耶稣像赞》：“此西方救世祖主耶稣受祸临难之像也。受祸痛暂，救世道弘，耶教之渐于东方寖盛焉。欧战以来，无东无西，耶教会堂祈祷上帝降福敉战之声殷殷也，犹耶稣之声也。今战局告终，世界和平帧祥渐见，上帝之仁，耶稣之仁欤？”因此，张謇认为：“孔、老、佛、耶所为教，各本所见、宗所信，多其途，以受人，而诱之掖之奖之劝之，以约于善而销乱萌”。杨、墨当时各成一家之学，墨子以贵俭、兼爱、尚同，不大违于儒而其效广；杨之学虽无利于人，亦未至大为人害。孟子为什么要用严辞批评他们呢？当时，还有人对佛、耶二教提出这样的批评，其实他们的目的是“度世牖民”，有什么值得指责呢？造成这种偏激行为的根本原因是一些教派人员忘记了一个“中”字。这个“中”就是《中庸》中的中字。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每个学派的成员都应当严格按照自己的教义行事，否则会偏离教义，出现违背教义的过激行为，造成争论或争斗的现象。
总之，儒、道、佛三教的融合是张謇思想发展的最高境界，它是张謇践行实业、教育、慈善事业过程中智慧的结晶，也是张謇实业、教育、慈善事业取得辉煌成果的重要保证。
（作者单位：南通市海门区张謇研究会）
（原载《张謇研究》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