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研究（2023）· 新论集萃》 ●
农业发展的助推器
——张謇农会主张述评
葛志华
（南通市人大常委会，江苏 南通 226001）
摘 要：在现代化特别是农业现代化历史上，农会是一个绕不开的课题。兴办农会是张謇的一贯主张，也是张謇推进地方自治、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依托。张謇农会主张比较系统，涉及农业发展、农会作用、会员职责、组织体系与经费保障等多方面内容；张謇的农会实践活动十分广泛，涵盖农政、农事、农推等多个层面。张謇的农会主张既有历史价值，又有时代意义。
关键词：张謇；农会；南通农会
张謇是近代中国由传统士大夫转化为早期企业家的代表人物。他既有知行合一、经世致用、“言商仍向儒”等传统思想，又有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创办农会是张謇的一贯主张，也是张謇推行地方自治的重要抓手。囿于多种原因，学术界对张謇的农会主张关注不够，成果也少。本文拟就张謇的农会主张谈点不成熟的意见。
一、张謇农会主张的形成过程与基本内容
所谓农会，也称之为农协，是指农民在自愿与平等的基础上成立的互利互助性质的合作组织，是维护农民权益、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重要力量。它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西欧，后扩散到其他国家，逐渐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组织。
鸦片战争后，西方的“坚船利炮”撞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清王朝被拖入世界现代化的漩涡。甲午战争后，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伴随西学东渐的步伐，中国逐渐形成了改良思潮，并在此基础上催生了戊戌变法。戊戌变法虽是昙花一现，但影响久远。
创办商会与农会是改良思潮的重要内容，也是戊戌变法的一项重要政策。早在1890年，孙中山就在《致郑藻如书》中倡言仿照西方组织农会，以振兴农业。孙中山认为“今天下农桑不振”,亟宜谋求改良之策，“道在鼓励农民，如泰西兴农之会，为之先导”[1]。1895年，康有为等在著名的“公车上书”中，也建议仿效外国组建农会，“宜命使者译其农书，遍于城镇设立农会，督以农官”[2]。康有为等人还组织强学会，创办《时务报》，开展宣传发动工作。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得到朝廷认可，光绪皇帝发布上谕，命“各省府州县，皆立农务学堂”，广开农会，刊农报、购农器，由绅富之有田业者试办。1907年，清廷又颁行《奏定农会简明章程》23条，1910年又成立全国农务联合会，以“开通农民知识，因地制宜，改良种植，一切冀农业之发达”。[3]
张謇作为“翁门六子”之一、作为清末帝党骨干成员、作为由绅而商的早期企业家，虽然政治见解与康有为等人不尽相同，但变法救亡的旗帜把他们联合起来。张謇一方面加入上海强学会，并参加相关活动。该会在编印农学刊物、翻译外国农书方面发挥了启蒙作用。另一方面又向翁同龢等大臣提出革新建议，如《农工商标本急策》等，逐渐形成自己的农会主张。1896和1897年，张謇分别提出《农会议》和《请兴农会奏》，对创办农会的目的、方法、经费来源、组织程序、职能作用等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这标志着张謇农会主张的初步形成。因此，张謇虽不是农会理论的首创者，却是农会理论由倡导变为具体方案并付诸行动的第一人。
清末新政与预备立宪期间，张謇作为近代中国立宪派的头面人物，在推动君主立宪的同时，又在家乡南通全力推进地方自治，并把办农学堂、兴办农会作为地方自治的重要抓手。民国年间，张謇在利用担任农商总长的特殊身份，综合运用行政与经济手段，推进农会发展的同时，又致力于村落主义与地方自治，支持农会发展，把南通建成为数不多的“模范县”，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农会主张，推进农政、农事、农推工作。
张謇的农会主张比较系统与专业，涉及农业发展、农会作用、会员职责、组织体系、经费来源、农会任务、与官府的关系等多方面的内容，比较完整地勾勒出农会的具体方案。
——农业为立国之本。张謇在《请兴农会奏》中强调：“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于工与农，而农尤要”。[4]13张謇眼中的农，并非传统小农，而是大农，所谓“我国有小农而无大农，故终岁勤动，往往仅足自给”。[4]160与小农不同，大农的基本特征则是“仿泰西公司集资堤之”“用机器种植”“采日本农会章程”[5]等。
——农会的职责。张謇认为，“中国上下之势太隔”，[6]37阻碍了官民交往与沟通，只有官民一心，通力合作，方能成事。而绅则“通官商之邮”，学会能“合官绅商民之力”。农会要定章程、筹出入、刊书报。皆会员之事。会员是农会的主体，会员的责任有三，“凡会员之事三，曰辨土质、考物产、筹资本”。所谓辨土质、考物产，就是进行土质分析，开展农作物的调查与实验，便于新技术的推广；筹资本则是“集公司以生息”或“借公款以生息”“初办用息，大办用本”。[7]26
——健全农会组织体系与工作制度。张謇认为，各府州县农会分三等，已办而利大者上等，正办而利不大者中等，初办者下等。农会应选举会长，合四五府举一人为会督，各府州县农事得失，会员议而决于长，长考论其行否，及能助力若干则于表，按季告会督。农会办处宜分，议处宜合。上海设总会、各地设分会。农会开办农学堂，延聘欧西化学师1人，日本农技师1人，蚕师1人，翻译1人等。
——筹措农会经费。张謇认为，应多渠道筹措经费，除收缴会费外，或集公司以生息，或借官款。“农会宜有田四五十亩，其费由各府州县农会分集。此外，如有山泽闲地，江海荒滩，一律拨归农会，或试办新法，……以为乡民倡导”。[7]25
——围绕农政、农事、农推等，开展相关活动。这些活动视具体情况，又可分为建议事项、调查事项、研究事项、救济事项、筹办事项等，工作内容包括办好农学堂、农业病虫害防治、买卖组合之奖励、种子试验与改良、举办农产品品评会等。
——理顺与官府的关系。农会应沟通与官府的联系，争取官府的帮助。朝廷宜“凡事听民自便，官为持护”、[4]11“地方官协同料理”[6]28，所谓“农会有事，会督或商之督抚，或商之地方官，有保护农会之特权，此权止在有益农会与有妨农会之事用之，不得侵督抚地方官自有之权，督抚地方官亦宜保护此权。”[7]25
二、张謇的农会实践及初步成效
张謇的农会主张具有双重考量，从政治上说，建立近代法人组织，可以“通官商之邮”，沟通官府与民间的联系，“官与民合为一事”，“其情易联”[6]134。经济上，农会又是农业发展的生力军，能够为农业发展注入新鲜力量。因此，张謇不仅提出农会工作具体方案，而且还带头兴办农会，组织开展相关活动，并取得一定成效。其农会实践大致包括以下三方面：
——采用日本农会章程，创办通海垦牧公司。早在1901年，张謇就在《通海垦牧公司集股章程启》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仿泰西集资堤之”，“采用日本农会章程，斟酌试办”。（所谓日本农会章程，是指根据日本在1900年颁布的《产业组合法》，创立的信用组合、贩卖组合、购买组合、生产组合四种制度，以帮助中小生产者通过互助合作，提升生产能力）。1908年，南通农会成立后，张謇兄弟又在垦牧乡创办了自治公所与农会分所，尝试开展农会工作。通海垦牧公司又采取按资本与按经营劳动相结合的利润分配制度。《通海垦牧公司集股章程启》中明文规定：“垦利以成熟起，牧利以第四年起，按年所入，除去开支并酌提公积外，其余作十三股分派，以十股为股东利息，三股为在事人花红”。据《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一书记载，张謇兄弟多次呼吁，应奖励补助买卖结合，“按南通农民买卖皆各个人单独为之，其因价格比较所损失之金钱为数颇巨”，农民买进的豆粕肥料，卖出的棉花，因缺少买卖组合，利益均有较大损失。张謇断言，“一经组合，直可左右市面，相时而动，其利益必溢出以上所举之利”。[8]38
——利用农商总长的特殊身份，采用行政手段推动农会发展。张謇就任农商总长后，先后颁布了《关于征集稻麦种改良种植给各省民政长训令》、《关于征集植物病虫及害虫给各省民政长官的训令》、《劝农员章程》、《国有荒地承垦条例》等，要求各地试验农作物良种，开垦种苗试验，调查与预防病虫害、教用农具、改良农事等，把农会职责由民间行为转化为政府作为，为农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创办南通农会，服务农业发展。1907年，清廷颁布《奏定农会简明章程》23条。同年直隶农务总会成立。次年，张謇就在南通创办农会，拟定章程，选举总理。张詧得票多数当选。南通农会成立后，又在各乡筹建农会分所，开展农政、农事、农推等活动，据《南通县农会历史》一文记载：农会分析了南通农业的现状后认为：“南通现在农业之大缺点不在农民手术之不精，操作之不勤，而在病虫害之无预防驱除，作物种子之不交换改良，买卖之无组合经营，市乡农会之无农学人才，田亩交涉之无完全契约”。[8]37据此，农会按确定六个方面的工作重点，促进农事之改良。
三、张謇农会主张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
张謇的农会主张既有进步性，又有局限性，更有时代意义。
——成员构成的复杂性。张謇的农会既不同于当时欧洲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也有异于封建社会农民秘密结社，而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农会成员中固然有少数富裕农民，工作内容涉及农政、农事与农推等工作，也给农民带来了一些实惠，但控制者实为地主、士绅与企业家。名为农会，但农民并不占主导，与当今社会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有质的区别。实际上是绅商控制的、按法定章程批准成立的、从事农业服务的法人社团组织。1908年，通州农会成立时，选举张詧为会长。民国二年，农会改选时，又选张詧为会长，于振声为副会长。
——有限的民主性。在封建专制母体内成立的农会组织，既不是旧式农民的秘密结社，也不同于旧式行会制度，而具有法定身份，是近代法人社团组织，具有一定程度的民主色彩。《农会章程》明确规定，农会实行一定程度的民主选举制度，会员有议决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农会的领导都由选举产生。选举时大多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会长等。农会的评议员、调查员、庶务员、会计员、书记员均以得票多数者当选。农会有任期规定，每两年为一个任期。农会又有议事办事原则与定期会议制度。南通农会每年年终召开大会一次，每月初召开常会一次，必要时召开临时会议。应当说明的是，南通农会活动多，开支较大，不足部分常由张謇兄弟筹垫，藉以弥补。
——一定程度的自治性。清王朝与民国政府拟定了统一的农会简明章程，饬令各地照行。同时又准许各地农会因地制宜确定办事细则，赋于农会一定的自治权利。农会的重要工作只须“报部备案，不需事前请示”。农会组织的建立与领导人的确定大多采取由下及上的报批手续。这与自上而下委派有明显区别，农会中也没有官派的督办。农会的议决有自己的程序、从事的活动政府也不插手干预，具有一定的自治性。因此，农会在沟通官府与民间联系，促进农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机构权限的官督性。张謇强调，“英国从前设立农务会，由其君主特颁诏旨许为保护,许以自由之权,除关系国是者,概不闻问,凡会中应为之事,一切听之,不予阻挡。美国农会大旨与此相同，收效尤盛”[6]38。农会虽属公开的民间团体，且具有一定的自治性，但农会又在多方面受到政府的约束与监管。清王朝的《奏定农会简明章程》、北洋政府《农会章程》都对农会的设置规模、成员的任职资格及其权限都作了明确规定，“以为准则”。清廷的农工商部与中华民国的农林工商部是农会的主管机关。农会的重要工作“随时条陈报部备核”。各地农会自定的章程，也需“禀部核查”，经颁发关防图记样式才能获得“社团法人”社会地位。
——农事活动的广泛性。南通农会成立十多年来，围绕农政、农事、农推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这些成效包括创办农学堂，培养农业人才；创办农业试验场，开展农业病虫害调查研究，引进与推广蚕桑、棉花、麦子等新品种，举办农产品品评会，组织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植树造林等工作，加快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农业，为南通成为“模范县”作出了农业贡献。
综上所述，张謇的农会是一种受到政府监管的、绅商控制的、农民参与的、尚不成熟的为农服务的社团组织，具有明显的过渡性，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南橘北枳。
张謇的农会主张不仅有历史价值，更有时代启示。农会（合作社）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应运而生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具有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独特优势与特殊功能，是其他组织不可替代的，也是现代农业不可或缺的组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坚持与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推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高质量发展，既扬家庭经营之长，又补家庭经营之缺，促进产业兴旺，推进乡村振兴，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三农力量。
参考文献：
[1]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出版社.孙中山全集（第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1-2.
[2]杨家骆.戊戌变法文献汇编（第2册）[M].台湾鼎文书局，1973：143-144.
[3]农工商部奏直隶保定设立农务总会请予立案并饬令各省仿办折.苏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乙2-1，案卷号：73，第23页.
[4]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②[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5]肖正德.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盐垦编（II）[M].南通：南通市档案馆.张謇研究中心（内部出版），2009：3-4.
[6]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①[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7]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④[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8]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M].南通：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博物苑（内部出版），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