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研究（2023）· 成果精选》 ●

创业不为发财:试论张謇的财富观

李 玉

摘 要：早年经历贫穷之苦的张謇大魁之后投身实业，创办了数十家企事业，资产总额高达两千多万两。但张謇创业不为个人造富，目的在于为国家救穷、为社会造福，体现了独特的财富观与创业观。张謇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而非个人财产的史实，表明他作为企业家的济世情怀与高远理想;他突出社会效应的创业实践及其影响，也为后世企业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即企业的经济效应再大，如果转化不成社会效应，也只是一种“小财富”;只有转化成社会效应，才能升华为一种“大财富”，这种财富不仅可以保值、增值，而且可以流传，进而升华为一种历史效应。

关键词：张謇;创业观;社会效应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22)10－0109－11DOI:10．11778/j．jnxb．20221289

财富的概念对于每个人而言都不陌生。即使贫穷，也是因为缺少财富，所以充满对于财富的渴望。古者，财与富虽然有很大的同义性，但又各自独立，两字合成一词，其指意效果更加明显:财多必富，富必多财，“财富”一词乃成为个人、社会，乃至国家财力强弱、财用大小、财产多寡的衡量指标。人生离不开财富，由此决定每个人对财富都有自己的评判标准与取舍方式，从而形成自己的财富观。对创造财富的企业家来说，其财富观的内核与特质无疑更加引人关注。

学界目前关于张謇的研究已积累了数量庞大的成果，2021年12月24日，笔者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其中，以张謇为主题的文章计有2823篇;以张謇为篇名的文章，共计1325篇。在中国知网还可以检得以张謇为主题的博、硕士学位论文363篇，会议论文100篇，报纸文章457篇。据王敦琴教授统计，迄今为止，在张謇研究方面已出版史料20多种、传记10多种、著作60多部、论文集30多部、教材5部，共发表各类学术论文4000多篇。这些关于张謇的综合或专题性研究一般会涉及张謇的创业活动及其成就，但专门考察张謇财富观者尚不多见，笔者仅见南通大学庄安正先生在《廉政文化研究》2017年第1期上发表的《张謇的收入来源、财富去向与个人作派浅议》一文与此密切相关。庄先生指出“尽管社会各界一直以来对张謇的清廉形象赞誉有加，但学者对张謇的研究，问津于廉正领域的相对较少”。庄文的立意就在于论述张謇的“廉正”形象，包括“收入来源”、“财富去向”与“个人作派”三个部分。可见庄文虽然主要梳理张謇的人个财富状况，但限于篇幅，尚未就张謇的“财富观”进行更多的讨论。拙文《从“以身发财”到“以财发身”———张謇创业的人力资本与社会效应》(《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虽然分析了张謇创业的社会效应，也只是部分涉及张謇的财富观。此外，注意到张謇创业表明“企业家并不等同于资本家”的学者还有许多，其成果均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一、张謇早年缺财少富

张謇出生的家庭不能算太贫寒，但绝对算不上富裕。张祖籍常熟，后迁通州，世代务农，张謇的祖父兄弟三人，“家颇温饱”；其父是“本地一小商人兼富裕农民”。但张家可能也经常受穷，翻阅张謇早年日记，关于贫穷的记录非常多见。例如他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感慨“百孔千疮，罗掘殆尽”;同治十三年(1874年)二月十七日，张謇前往南京谋事，行前向老师孙寿祺道别，孙老师殷殷垂问后说道:“初不知子窘若此，早知，当在通为子觅一津贴之资。”

张謇早年家贫受困，可能与他的“寄籍案”有一定关系。在他为此案纠缠的数年间，不仅受敲诈之苦，而且为打官司花费不少，他在《归籍记》中的描述，有助于了解他当时的生活窘状。为了纾困减贫，张謇不得不外出谋职。他游幕数月，因惦念父母，回家探视，抵家之后，仍感到“惟贫困逼人太甚耳”。他曾与朋友“共话穷愁，为之唏嘘欲绝”。除夕时节，往往凄风苦雨，因为“索逋客盈于门”。此后，每次科举考试都要花费不少，“债台又高几级”。

张謇游幕期间，因花费较大，常常入不敷出，典当衣物成为常事。例如，光绪三年(1877年)秋，张謇因生计所迫，不得不“检单夏衣付质库”，贷款度日。他抵押的物品包括黄绢开衩袍、二蓝纱袍、天青纱褂、湖色罗衫、湖色扬绉衫、银罗衫、蓝罗衫、白绵衫、天青羽毛褂、白夏布衫各一件，白夏布短衫两件，纱裤、金银罗裤各一条，以及湖色湖绉套裤、黄湖绉套裤、白罗套裤、黄纱套裤、金银罗套裤、柳条洋布套裤各一双，一共是28件，共当得20元，大部分用来还债。

据张謇自撰年谱记载，他跟随孙云锦第一次去南京做了一段时间幕客之后，回家参加考试并探望父母，将辛苦赚得的100两交给家里，其母命将钱供之于祖先神位之前，非常严肃地说道;“通州、海门著名教书先生一年所得，也不过如此，你一出门即有此收获，一定是孙公知道你家贫，有意资助你，望你奋发向上，你须记住此恩，不可当作自己该得。此后但当自强，不可较易受恩，必须牢记。”并且叮嘱张謇:“家中债务，有父母在，可慢慢还，不必担心。但切不可得非分之财，有辱父母声名。”张謇听罢，感到既惭愧又惶恐，声泪俱下，牢记在心。不过，他对于自己辛苦所得能为家中减去五分之一的债务，也感到一些欣慰。然而，家中仍然债台高筑，年关难过。

可见，张謇早年经受了贫困之苦，用他的话说，“弱岁贫苦，东西旅食”；“少苦贱，长又苦贫”。就连民国北京政府后来颁给张謇的褒奖令中也提到，张謇“家本清贫”，却“以创办实业之余财，为嘉惠地方之盛业”。

世人或以为张謇开始创业就改变了以往受穷的窘境，但事实并非如此，为了筹措办厂资金，张謇不得不到处求情，他在致刘坤一函中这样写道:“謇自惭无状，既不能昭布信义，集累亿之资;又不能速取捷效，执谗谤之口。独立搘拄，呼助无人，四载艰辛，行付流水”。为了获得官方的接济，张謇不惜多方恳求，甚费心力。用他自己的话说，“哀于江督，则呼吁之词俱穷;谋于他人，则非笑之声随至”。还有的官员在两江总督刘坤一面前告张謇的状:“张謇乱要钱，大帅勿为所蒙。”为了创业，张謇“忍侮蒙讥，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有时甚至“舌瘁而笔凋”，在最艰难的时候，张謇因为筹资之事，“仰天俯地，一筹莫展”。

张謇在大生纱厂投产之际对于创办过程中的筹资困难进行了这样的叙说:通州本地风气未开，见闻不广，“入股者仅畸零小数”。张謇的一些故交好友，不仅拒不入股，而且“以为謇不当任此事”。张謇只得赴沪筹资，而上海则因花价连年上涨，导致纺织业投资普遍不被看好，“凡迭次劝成之股，一经采听他厂情形，即相率缩首而去”。甚至“一闻劝人厂股，掩耳不欲闻”。用张謇另外的话说，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秋冬之间，“上海纱市败坏，华盛、大纯、裕晋，或欲停办，或欲出卖，几于路人皆知。凡以纱厂集股告人，闻者非微笑不答，则掩耳却走”。其实，张謇当时为了尽快募得办厂资金，开出了较其他各厂优厚的入股条件，以广招徕，“入手即破中西各厂未出纱不付息之例”，但是“阳摧阴沮者，复不一其人”，遂致25万两的额定资本到投产之时未募足。企业“前后转运资本十余万，全凭张罗筹调而来，款息既多，筹画亦苦”。为了筹集资本，创办纱厂，张謇“含垢忍尤，遭闵受侮”，不啻经历“千磨百折”。

二、张謇创造了大量财富

张謇克服了包括资金在内的诸多困难，终于使大生纱厂于1899年投产。之后，他又陆续创办了一系列企业，涉及纺织、冶铁、面粉、榨油、酿造、火柴、印刷、公用事业、轮船航运、码头公栈、盐业垦牧、银行金融、房地产业等各个领域。

大生系统企业经营状况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总体上是有利可图的，甚至利润丰厚。以骨干企业大生一厂与大生二厂为例，分别于1899年和1907年投产之后，在1922年以前连年获利。兹将两厂历年所得利润及其分配情况列表于下（表1）:

表1 大生一厂、二厂历年资本与利润变化(1899—1922年)

（单位：两）

资料来源: 《大生系统企业史》编写组:《大生系统企业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26—129页。部分年度的某些支出款项未在盈余中扣除，详见原表。

上表所列大生一厂与二厂的利润，虽然有部分年度尚未扣除某些支出，但总体上可以反映两厂的营收状况。从中可见，大生一厂的资本总额由投产时的44.51万两，增加至1922年的250万两;大生二厂的资本额则由投产时的86.373万两，增加到1922年的119.439万两，分别增加了4.6倍和0.38倍，两厂股东所得分别超过资本总额的3.65倍和3.2倍，说明大生一厂与二厂的股东历年所得均比较丰厚。张謇在1923年回顾自己的办厂历程中曾总结道:“言乎股东本息，一厂自开机前五年，年即付息八厘，开机后息多者自四五分至八九分，总凡二十七年赢利兼正、余二者，凡九百九十六万四千六百余两;二厂未开机前亦付息，开机后十六年赢利兼正、余二者，凡三百五十一万七千一百余两。合共一千三百四十八万一千七百余两。”相较上表，张謇的统计较为保守，因为由表中可见截至1921年大生一厂、二厂的纯利总额分别为1161.92万两和501.67万两。企业的发展亦可由其固定资厂总值变化得到说明，据张謇统计，大生一厂的纺纱机自初创时的20400锭增加至90380锭，而且新增线机2000锭、布机720张;大生二厂则自1200锭增加至35000锭，又新增布机200张。两厂机器折价合计137000锭，按照1923年时的价格，“每锭作平均六十两，值可八百余万两;即每锭从廉作价五十两，亦值七百万两”。除了一厂与二厂，张謇还创办了大生三厂与八厂(后称副厂)，到1923年，大生纺织企业资本增加近16倍，纱绽增加近7倍，固定资产增加近7倍。

张謇创办的企业还包括通海垦牧公司、同仁泰盐业公司、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大生轮船公司、通州天生港大达轮步公司、上海大达轮步公司、达通航业转运公司、泽生水利(船闸)公司、大中通运公行、资生铁厂、阜生蚕桑染织公司、广生油厂、大兴面厂、复新面粉公司、颐生酿造公司、翰墨林印书局、大隆皂厂、懋生房地产公司、大昌纸厂、大聪电话公司、大达公电机碾米厂、通燧火柴公司、南通通明电灯公司等37家企业，截至1923年，大生系统非农企业资本总额共计1244.3万两，农垦企业资本总额1238.7万两。此外，张謇还投资了许多公司，并创办近四百所学校与大量公益机构，这些机构虽然不像企业一样生产商品，产生经济效应，但可以提高国民素质，改善民众精神生活，促进社会整体进步，实际上产生间接财富。如果从这一点来说，张謇创造的财富是无法估量的。

创造了这么多财富的张謇，一直非常俭朴，饮食简单、衣着寒素，追求“平民”生活，鄙视“炫富”作派。他身后的葬事也并不铺张，据说他的陪葬品仅一顶礼帽、一副眼镜和一把折扇。张謇身后之所以“寒俭”，固然不能说与大生集团在其晚年运营出现困难，最终被债权团接管无关，但更主要的因素在于张謇生前的财富观。

三、张謇为国家救穷

就一般人而言，经历了早年的贫苦之后，必然形成对于财富强烈的渴求，甚至变得非常贪财。而张謇则完全不是如此，当他从科举的巅峰转身开始创业之后，主要不是为了给自己谋福利、聚财富，而是出于应对国家危机的需要。

在大魁之前，张謇在游幕实践和地方事务中，对于因洋商和洋货的不断侵入而导致的家国皆贫现状有着真切的了解，大致形成了他“识天下大局”，“为国家着想”的胸襟。在他看来，“人之立身行己，当使本末校然”。他之所本乃大，远超同侪读书之人。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马关条约》规定日商可在中国通商口岸“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其产品“即照日本臣民运入中国之货物一体办理，至应享优例豁除，亦莫不相同”。此约虽系清政府与日本而定，但其实际效应则不限于日本一国，其他强国依据片面最惠国待遇，亦适用此规定。这是一项将会严重打击中国民族产业的条款，将使中国工商各业遭到“一网打尽”，有识之士普遍感觉到“工商生路尽矣”。张謇得悉条约内容之后，在日记中沉痛地写道:“和约十款，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

他在代湖广总督张之洞所拟“立国自强疏”中这样写道:

赔款二万万，目前必系借洋债以应之。折扣之外，加以东、西洋两层息银，至镑数亏累，尚难预计。即数十年归还，每年本息亦须二千万两。势必尽以海关洋税作抵，而又提厘、赋以足之。且洋人制造之土货概免厘金，则进款益绌，此后国用更何从出?虽以白圭、墨翟之省啬，亦断不能省出此数;虽以桑、孔、五杨之搜括，亦断不能括此巨款。百方掊克，以资仇敌，民穷且怨。土匪、奸民借口倡乱，而国家以饷绌兵单，威力又不足以摄之。是赔款之害，必由民贫而生内乱。向来洋商不准于内地开机器厂，制造土货，建立行栈。此小民一线生机，历年总署及各省疆臣所力争勿予者。今通商新约，一旦尽撤藩篱，喧宾夺主，西洋各国援例尽沾。外洋之工作巧于华人，外洋之商本厚于我国。今日毁机器，明日焚机房，一有他变，立起兵端，是通商之害，必由民怨而开外衅。

可见，在张謇等人看来，《马关条约》不仅将使中国背负沉重的战争赔款，而且将使以往稍借政策壁垒而获得的“小民一线生机”也荡然无存，民族经济“尽撤藩篱”，必将出现“喧宾夺主”的结局，导致中国贫弱不支，陷入更加深重的灾难之中。

面对“怵目痛心”的“家忧国难”，张謇没有坐而论道，停留于当时渐兴渐盛的对内对外舆论战，而是表现出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

他深刻认识到，解救中国危机“必先治本”。当时中国之大弊，首先在于“患贫”；“策中国者，首曰救贫”，而“救贫之方，首在塞漏”。所谓“塞漏”，就是“堵謇漏卮”，这是晚清知识分子常用的一种说法，即民族经济的大堤出现了巨大的漏洞，不仅使内水外溢，而且大有溃坝决堤的危险。但是，大部分知识分子只是“坐而言”，进行舆论鼓吹，而张謇在自己人生高光时刻却逆流而上，开始“起而行”。促使他坚定创办实业决心的因素，主要是当时“时局艰危，民穷国敝”的国家形势。他希望自己“为国家广兴实业，以稍图抵制”。他的“国富论”观点，就是“以商界保国界，以商权张国权”。

当时，洋纱是“中国漏卮大宗”，甲午战后朝廷内外都意识到发展中国棉纺织业的急迫性。用张之洞的话说，《马关条约》的要害，在于“夺我丝绸、纱布、小轮之利”，所以“我急宜筹护华商、华工之法，以抵倭人”。受国势危殆刺激的光绪皇帝也发布谕令，着地方官员在该条约规定开埠的江南各埠，“筹议招商，多设织布、织绸等局”，以占先着。南通向来产棉，传统纺织业较为发达，在籍的张謇于是响应两江总督张之洞等人的办厂建议，“毅然自任以必成”，以为“抵制外人之计”。

自古君子不言利，谋道不谋贫，张謇创办实业，冒着极大的社会风险，他深知“儒而谋商，窭人而任数十万之事，不量而屡犯人之所恶闻，三者皆背于道”。但他考虑的是国家的需要，“时局艰危，外侮狎至，九重宵旰，时以振兴商务为言”。他认为国家危难的时候，正是儒生报国之际，自己“必当尽尺寸之效”。他认为这是自己作为国民“当尽之义务”。

张謇深刻地认识到，“国非富不强”，欲期国富则必须兴办实业。他从日本“由小国而跻于强大”的经验得出，国家发展的根本途径“在先致力于农工商，必农工商奋兴，而后教育普及;教育普及，而后民知爱国，练兵乃可得而言也”。这说明，张謇的富国思想内涵丰富，既与他的财富观有交集，又远远溢出后者。

两相结合考察，不难发现张謇创业之主要不是为自己富裕，而是为国家救穷;其财富观的核心是为了国富，国家只有“富”了才能“强”。他曾对自己的这一信念做过这样的表述:

下走本是寒素，向于工商实业未尝学问，但以中国国势日弱，外侮日加，寸心不死，投身实业界中，稍尽心力，冀得沟通商、学两界，借立中国真实自强之基础。

他在晚年诚恳地向大生张厂股东说道:

张謇农家而寒士也，自少不喜见富贵人，即有声望之要人，亦不轻见……而以读书励行取科名、守父母之命为职志。年三四十以后，即愤中国之不振。四十后，中东事已，益愤而叹国人之无常识也，由教育之不革新，政府谋新矣而不当，欲自为之而无力。反复推究，当自兴实业始。然兴实业则必与富人为缘，而适违素守。又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恃，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既决，遂无反顾。

这些话语虽出于张謇的自述，但结合他的创业表现，基本可判断出于理性认知，并非自誉之词。

四、张謇为社会造福

张謇财富观的核心就是“实业报国”，但落到具体实践，则又从地方做起。也就是说他胸怀天下、普惠民生的崇高目标又是从造福一方开始的。用他自己的话说，“职本里儒，家承素寒，愤中国利权之外溢，思以绵力自保其方隅。念生平实业之未娴，只以不欺，感通于俦类。图之方始，则筹之不敢疏;毁之者多，则持之不敢懈。”

历来中国官场虽然有“受民”、“重民”的说教，但实则较少注目于地方社会，不思为民间增加财富，一味横征暴敛，很容易激化社会矛盾。晚清时期，随着清政府财政困局的加重，向民间征取益多，社会危机更趋严重。但即使不向社会“取财”，清政府除了举借外债，丧权失利，也别无他途，而举借外债最终又会将负担转嫁给百姓，进一步增加民众的贫苦。张謇认识到执政者若不设法为民众殖产造富，民间必将越来越穷苦。民富枯竭，生计维艰，本身就需要政府接济，谈何“接济”政府。在此情况之下，政府的任何“征民”之举，不仅毫无效果，而且风险极大。正如张謇所言:“国家以民为本，州县为国家牧民，非特取之于民者，旦旦而伐之为非计。即牧民之官，而不能使其宽然自给，自爱者将益缩手而不敢有为，不肖者必且分外巧取，而其病仍中之于民。胥天下之民不聊生，其祸且将牵动外侮，而危及宗社。此有志之士所为腐心而癙忧者也”。当基层“民不聊生”的时候，不仅国家无以向其“取财”，而且民众且将成为沉重的社会负担，牵动更大的国家危机，这又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悖论。

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实业，减轻民众负担，使其“宽然自给”，就是受民之政、养民之德。正如张謇在1909年给度支部的呈文中所说:

国无政不理，政非财不举。……以吾国人民生计之瘠、母财之缺乏，与其取之于茫无知识、救死不赡之人民，何如略筹资本，经营榛芜，开辟利源?国有产业之岁入增，则国民担负之喘息减;喘息减则无疾视政府之心，而一切新政得以安行而徐举。此非与民争利之说所可同年语也。

张謇此处讲的“国有产业”，与北洋及国民政府时期官办企事业不尽一样，主要是指创办公司开发沿海、沿江荒地，也说明他主张在创造财富方面，尽量不与民争利。

不仅不与民“争利”，而且张謇主张通过办实业为民造富。在他看来，只有为民造富，才能使民脱贫;只有使民脱贫，才能使民纾困。张謇的实业救民思想也是他慈善思想的显著特征。每当各地出现灾情，张謇虽然和大多数地方闻绅一样，“为众所迫，不得不尽匍匐相救之义”。但对于赈灾救贫，张謇认为不是简单地发放钱粮物品，甚至连“以工代赈”，也非根本之途，其长远之计就是发展实业，“俾民有可作之工，地有不竭之利”，财富就可源源而生，这样，救民效果就会大为改善。因此，他坚定地认为，“中国之贫，全在各种实业未尽兴办”。

张謇创办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使地方“无业之民亦得藉以收养教导，潜消隐患于无形”，以期“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正是从国计、民生的角度出发，张謇提出为社会创富的途径首先是发展工业，“工苟不兴，国终无不贫之期，民永无不困之望，可以断言矣”。而且“商业之发达”，亦必“由于工艺之扩张”。

在张謇的擘划与运维之下，南通等地“规模宏大的工厂相继成立，工商之盛冠绝一时，于是南通之名大著，有本省模范县之称。……实业发达以后，地方经济力充裕，举凡交通、水利、教育等事业，遂得次第建设，所以南通的繁荣，实业发达又为其根本的原因”。

在改善民生方面，张謇没有固守单纯创办实业的方式，而是将实业与教育并重，甚至将教育放在实业之前，体现了他的深遽思考与独特见解。如他所言:“窃维环球大通，皆以经营国民生计为强国之根本，要其根本之根本在教育，而实业不振，又无以为教育之后盾。……现吾国国民生计日蹙，欲图自存，势已岌岌。舍注重实业、教育外，更无急要之计划。”在他看来，“实业、教育，富强之大本也”。但两者都不易办理，“非忍气耐苦，必无着手之处”。在服务社会、推进地方建设方面，张謇不仅付出无数的心血，而且付出巨量的财富。

“造福社会”是张謇的人生追求与事业目标，为此他不仅付出了创业收入的大部，而且不得不举借债务。张謇自述，自己在办理以自治为导向的地方事业方面，“综计积年经费所耗，达百数十万(元)，皆以謇兄弟实业所入济之。岁丰则扩其范围，值歉则保其现状，不足又举债以益之，俟有赢羡而偿其负”。庄安正先生的研究表明:“张謇用企业红利捐赠给南通社会的范围非常广泛，几乎包括了南通所有的教育、慈善、公益事业。其次，张謇资助南通社会公益事业的钱款数量惊人，累计达到约230万—240万(元)!再次，张謇约230万—240万(元)捐赠款中，含有为了满足南通社会公益事业需要，个人在企业红利以外不惜借贷的‘八九十万元’”。这说明服务社会的事业追求，不仅让张謇耗散了自己的创业所得，甚至负债累累，一名本应成为富翁的人却成为一名“负翁”。

五、张謇财富观的特色

张謇的财富观为什么值得重视?一方面与他的身份有关。众所周知，张謇的一个显著身份就是企业家，为后人传颂的“状元办厂”故事，演义了“学而优则商”的佳话。因此张謇的企业家身份又不同于他人，他的财富观是否有别于他人，自然受人关注。另一方面张謇在实际创业过程中体现的财富观又有非常显著的特色，甚至有悖于常理。

儒家文化以不言利闻于世，强调以义制利，不提倡“发财”，甚至反对“以身发财”。张謇创业，自然少不了追求“发财”之嫌。尽管他在创业过程中，遭遇资金短缺等诸多困难，官民多有围观者，以为其厂不能办成;迨建厂投产之后，由于产品适销，业务兴盛，这些人又开始觊觎工厂之有利。这说明，在财富面前，民众的思想最容易变动，由此也决定了传统士人从事与财富有关的事务时，极易遭到误解，从而形成较大的自我压力。张謇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下走无状，窭人而兼腐儒，忽不自量，贡其至短浅之知识，为实业公仆，乃至由一而二而三不止。知者嗤为怪物，不知者直以为嗜利无厌之贱丈夫。怪物是也，贱丈夫亦可也。人各有心，今之社会，何处可说?”但张謇“不为浮云遮望眼”，立意坚定，甚至认为“为人诟病，乃分之宜”。这是因为他有着一种高尚的财富观、一种无私的财富观。

张謇一方面积极创业，另一方面又秉承中国古代“君子不爱财”的品性。张謇在金钱面前，甚至近于苛求自己。他在上海为大生纱厂筹募资金期间，或求亲靠友，或卖字自给，“不忍用公司钱”。在筹办大生纱厂的数年间，张謇“未用分文薪水”，自觉“犹可使心事皎然明白于天下”。

他曾自豪地对南通绅民说道，自己在创办实业过程中，“别无所长，不过生平不妄费一文，此略为股东所信任”。他在晚年时也曾对别人讲:“余办大生纱厂时，不自取薪俸，事事均从节俭，历时四十五个月，总共开支仅一万余金”，并将这种勤俭做法称为自己“创办大生纱厂之精神”，号召其他创业者学习。他创办了数十家企业，但“二十余年自己所得之公费红奖，大都用于教育、慈善、公益，有表可按，未以累股东，而慷他人之慨也”；张謇在南通创办的各类教育与公益慈善机构所需经费，“或捐己所得，或己任负债，未尝累及股东”。

张謇最为看不惯的就是“实业发财热”，尤其痛恨通过投机方式赚钱。张謇的创业出于本分，用他的话说:“愚兄弟所经营者，天职耳，不求人知，亦不求人不知。知不知在人，非在我也。”他所追求的不是个人财富，他创办的第一家工厂取名“大生”，所取之义就是《周易》所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对此，张謇还有另一种解释:“大利不言，生财有道”。

张謇所言“大利”，至少有两个层面，其一是超越了个人之利，是民富，是国利。其二超越了经济之利。张謇谋求的是以实业为基础，而推进地方全面现代化建设。可以说“社会财富”是张謇财富观的核心。其子张孝若如此追忆:“我父在南通完全以人民的地位，用私人的财力，创办各种事业……他抱定主意，立定脚跟，要创造一个新局和新事业，所以办的师范、纺织、盲哑学校、气象台、博物苑、图书馆等教育事业;纱厂、垦牧等的实业事业;开辟全县的道路，整治全县的水利，在中国都是第一件事。”张孝若另外说道:“先严三十年来集众资经营各业，为江淮地方生利者，现值逾万万金;以一己所应得，公诸通海地方作建设及经常费者，先后计数百万金;衣食于所营公私各事业待而生活者，士农工商合数十万户。”带领大多数共同富裕，从而实现民富国强，是张謇孜孜以求的目标，体现了他不以增加个人收益为务，而以为社会造福是求的人生观、价值观，这是决定其财富观特质的重要内因。

《大学》有言:“仁者以财发身”。《大学纂疏》作如此解释:“仁者不私其有，故财散民聚，而身尊……仁人财与民共，所以得民而身自尊矣。”张謇创业在一定程度上践行了这一原则，他曾说过:“人单单寻钱聚财不算本事，要会用钱散财”。张謇所说的“散财”，就是不守财，不聚财，而将钱“用出去”，他这样解释:“一个人的钱，要从我的手内拿进来，再用出去，方才算我的钱。不然还是人家的钱，或者是箱柜里边的钱。”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张謇不是将钱用于个人享受，而是用于有价值与有意义的事情。其子张孝若追忆:“我父亲生平最不爱财，不但非分的财绝对不取，就是自己所有的财产，都用在地方建设上去了。”他将财富散给了社会，服务了国家，在一般人看来，很难理解;从经济学逻辑上讲，似乎有违常识。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假设“经济人”，企业家就是以创造经济效应为最大追求，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给人以“创业就是为了发财”的指引。资本的逐利本能，会使资本本身变得越来越贪婪，这是西方资本主义难解的死结。近代以降，随着西方列强对华“商战”的不断扩大与深入，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在中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乃至创业就是为了“发财”，以“发财”的程度衡量创业成效的观念得到越来越广的传播。

创业为了发财，在某种意义上讲也不能说不对，如果没有经济效应，业难创，事难办，企业难以为继，企业与企业家的各种作用自然不会实现。但创业仅仅是为了发财吗?也就是说，经济效应难道是衡量企业家能力与作用的唯一指标吗?如果以经济效应为唯一指标，企业家的作用与影响又将如何呢?

张謇创业所体现出的财富观提示后人，企业家不仅要创造巨大的经济效应，更应创造巨大的社会效应。换言之，经济效应是初级效应，是社会效应的保障，而社会效应是高级效应，是经济效应的升华。或者说经济效应再大，如果转化不成社会效应，也只是一种“小财富”;只有转化成社会效应，才会升格为一种“大财富”，这种财富不仅可以保值，可以增值，而且可以流传，转化为一种历史效应。

（作者简介：李玉，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王 桃

责任校对 李小雨

（原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