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对苏北沿海滩涂开发的贡献
陈有明
北宋至清朝后期这七八百年里,由于长江和古黄河泥沙的冲积,苏北沿海、范公堤以东,海滩不断延伸扩展。掘港有史料记载,海滩每年向前淤进34丈以上,最多达到135丈。苏北沿海原为淮南盐场,老百姓以煎盐为业,间有零星的农垦与放牧。由于滨海新淤日涨,盐场去海日远,潮汐不至,盐产日衰,可围垦之滩涂在一千万亩以上。20世纪初叶,在张謇的组织引领下,南起启东川流港,北至灌云陈家港,纵约700里,宽约100里,滨海约1.2万平方公里的黄海滩涂上出现了空前的开发热潮。张謇是滩涂开发的先行者,他第一个冲破封建官府、盐商、地主、灶民长期土地割据的分裂状态和条条陈规,采用近代资本主义垦殖机制,对滩涂进行统一规划开发经营,为国家滩涂开发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独辟蹊径,创建纱厂棉花生产基地
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说:“我父从光绪二十年以后,虽然没有做官,但是没有不办事。外表看起来,不站在政治的舞台上,而实际无时不抱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心。一种尽忠竭爱,希望改进政治,人民得到幸福的热忱,或者比别的人还要加上几倍。”⑴ 张謇考中状元的第二年(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张謇认为,中国之贫弱,在于各种实业未尽兴办,否则,何至于此!他激于义愤,遂放弃仕途,走上了实业救国之路。
《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日本资本家获得了在中国通商口岸开商埠、办工厂的特权。他们即着手在上海等地筹办纱厂,妄图掠夺我国的廉价原料和劳动力,为他们的富国强兵服务。张謇决心抢先一步,与之抗争。因此,他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家“丁忧”期间就接受了两江总督张之洞的委命,开始招集商股,在南通筹办纱厂。与此同时,张謇又想,“纱厂工商之事也,不兼农事,本末不备”。⑵ 纱厂建成投产,即需棉花原料,“通州为亚洲产棉胜处”,“盖通花称最,各埠争往购买,新花上市,价易受挤。若将来自植自收,数可得半,则无受挤之患。”为了不使棉价过分受外商控制,保障纱厂原料供应和增强自助能力,必须建设自己的棉花产地。因此,当大生纱厂根基渐渐稳固,经营渐渐有了起色之时,他便把目光转到建设产棉基地的事情上去了。
清末的中国,不要说边远省份,就是江浙一带人烟稠密的地方,都有不少荒土有待垦殖。因此,朝廷常有上谕叫人民去开辟荒地,为国家兴利益。慈禧太后也有鼓励垦荒的谕旨。时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奉旨要求在江浙等地垦荒兴农。此时,张謇想到光绪二十一年夏天,自己办团练时看到的通、海二境沿海的大片荒滩,他决心抓住机遇,开发那片滩涂,建成棉花生产基地。
于是,他4次到吕四一带巡察沿海滩涂,厘定开垦海门、南通两县境内12.3万亩滩地。他以慈禧的谕旨为法理依据,和刘坤一多次接洽商量,努力寻求支持,并写好《拟变通开垦海门荒滩奏略》,恳请刘坤一代为上奏朝廷。不久,清政府批准了这个“奏略”,光绪二十六年(1900),刘坤一颁发关防照会,代表清政府正式批准张謇在通海开办垦牧事业。张謇 “奉旨行事”,即着手兴办,定名“通海垦牧公司”。乃派陆师学堂的毕业生去那边测量,全部绘成图本。亲订公司的各项章程及招佃章程,拟订《通海垦牧公司集股章程启》,发起“劝集公司之资”。光绪二十七年(1901.10.22)公司正式成立,开工围垦。
本来是一片荒滩,摆在那里什么人也不管,但是一有人要来围垦,大家就都眼红起来了。内中的产权,有官产、营产,还有民产、灶产等,名目繁多。特别是灶产,当时盐运使就不肯让售,直到打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官司才折服。为了解决产权纠纷,张謇就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
围垦工程主要分筑堤、凿渠、设闸、建道桥、整地五大步。第一步构筑海堤十分关键,海堤筑不好,什么事都做不成。筑堤是个浩大的工程,非常艰巨。“进筑各堤,则随堤址所在之荡搭盖草房,率数人一屋。湫隘嚣杂,寒暑皆苦。饮食之水,晨夕之蔬,必取给于五六里或十余里外。建设工作,运入一物,陆行无路也必自为路,舟行无河也必自为河。督工之人,晴犹可承小车,雨则沾体涂足。”⑶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夏,经数千农工辛勤劳作,筑成了7条长堤,并开挖了部分河渠,开垦了7000多亩土地。但是,八月间一场连续五昼夜的大风暴,浪潮足有一丈多高,筑成的各堤都被冲毁。一些股东被吓坏了,纷纷打起了退堂鼓,不再愿意承担巨额的修复费用。张謇却意志坚定,毫不退缩,不久他就筹措了一批款项,购运衣服、粮食到垦区,实行工赈,并亲临海边,对农工们说:“垦牧本勤苦之事,迭经风潮,尤困厄之时,全赖办事人振奋精神,团结心志,力图进步,方有自立之一日。我们要拿所有的血汗来和大风潮奋抗,看看究竟我胜他,还是他胜我!”张謇处处身体力行。当时有些身份的人都穿绸衣服,而张謇这位状元公却是竹布大褂子、布鞋、布袜,有时还和农工们一起干。榜样的力量、人格的魅力,强化了众人的坚韧不拔的意志。大家壮起胆,用尽力,终于重新筑成了高标准的堤坝,并在大堤内筑了十字形格堤,保证了后续工作的进行。
为了便利生活和生产物资供应,公司决定在总公司所在地建设海复镇,张謇并亲自审定建设方案。光绪三十年(1904)建镇工程动工,次年初建成房屋120间。以后随着公司发展,海复镇不断扩大,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街衢宽广,市廛整齐,地当通道,行人麇集,百货杂陈,贸易交通”,已成为一个新兴市镇。
经过10年艰苦创业,到宣统三年(1911),公司的12万亩土地中有9万余亩垦出,其中成熟之田达3万亩。按科学方案设计施工的整套农田水利设施基本告成,堤内土地得到初步改良。所有各堤俱招佃种植,顶首(即押金)每亩六元(时币制,下同),分期交纳。收租则秋熟公司得四,佃户得六,春熟每4亩小洋六角。佃农夏植棉花,冬种麦豆,年产净棉两万担左右,已能为大生纱厂提供优质原棉。公司已开始盈利,股东开始得到分红。张謇在清宣统三年(1911.3.31)召开的通海垦牧公司股东会上说:“今各堤之内,栖人有屋,待客有堂,储物有仓,种蔬有圃,佃有庐舍,商有廛市,行有涂梁,若成一小世界矣。”⑷
开办通海垦牧公司,是张謇从事滩涂开发的第一次实践,它的成功使张謇积累了一定的滩涂开发的经验,树立了滩涂开发的信心和勇气。通海垦牧公司的诞生,标志着张謇的实业活动迈进了一个新的领域,即从近代工业扩展到近代农业,所以,它是张謇事业的又一块里程碑。
经世济民,组织苏北沿海滩涂开发
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张謇已是一位很有名气的实业家,加上他清末状元的头衔和在社会各界的人脉关系,南京临时政府委任他为实业总长。后来北京政府又请他担任农商总长、全国水利局总裁等职。南京临时政府一成立,孙中山就号召全国人民“和衷共济,丕新实业”。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后,也表示“民国成立,宜以实业为先务。”那时,社会各界普遍认为,专制政体消除,给实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因而产生了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民国元年(1912.11),工商部召开了全国工商会议,12月,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工商界人士向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制订经济法规、改革经济制度的建议。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张謇前后做了三四年的官。其实,就张謇内心而言,做官非其本愿,因此,对于民国政府的任命,他是能推则推,实在推不掉,就以官经世,以官济民。张謇利用做官的机会,践行自己的经济改革思想和主张,提出了系列改革纲领,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力图把开垦荒地的事业推向全国,“俾民有恒产之可依,国有岁赋之增入”。
张謇从事的盐垦、滩涂开发事业乃是经世之举。张謇在担任民国农商总长期间,竭力主张开放国有荒地(江河湖海滩涂是其一)供人民开垦,热情支持地方政府的垦荒事业。他指出:“我国贫弱至今极矣,然欲挽富转强,惟农业是赖。……将来农业日兴,自然国富而兵强。”“居今日而欲救贫,道莫要于垦荒,而尤以先行整理官荒。”他认为,“国之本在农,农之新在地。”开垦荒地是振兴农业的一项重要措施。“事有利而无害者,莫如垦。天不雨金,衣食自足,不损此而益彼,垦而已。顾求之失其道则害见,利有可久而不失者,莫如垦。天与之长,地与之久,不昨有而今失,垦而已。”⑸ 他在考察调查全国荒地的基础上,制订颁布了中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垦荒条例,即民国三年(1914.3)颁布的《国有荒地承垦条例》29条,7月又颁布了实施细则。条例与细则,界定了可垦荒地的范围,明确了承垦者的资格和责任,规范了承垦的程序,拟定了经济鼓励措施。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中国棉纺织工业空前发展,原料供不应求,棉价上涨。与此同时,通海垦牧公司的成功和丰厚利润也激发了一些工商业者、地主、盐商乃至政界、军界人士投资于农垦事业的热情,银行家也放心贷款,于是掀起了一个创办公司、发展农垦的高潮。民国成立,淮南设有垦务局,严禁私垦。张謇因势利导,全力组织引领苏北盐垦、滩涂开发事业,逐渐形成了我国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盐垦、滩涂开发工程。至民国十三年(1924),从启东到响水出现了近百家盐垦公司。其中,张謇创办或与他人合力创办的盐垦公司就有16家,即:通海垦牧公司(1901年,吕四)、大有晋盐垦公司(1914年,三余镇)、大豫盐垦公司(1916年,掘港)、大赉盐垦公司(1917年,角斜)、华成盐垦公司(1918年,千秋港)、大丰盐垦公司(1919年,西团)、大纲盐垦公司(1919年,上冈)、阜余盐垦公司(1919年,新洋港)、中孚盐垦公司(1920年,东台)、遂济盐垦公司(1920年,沈灶)、通遂盐垦公司(1920年,小海)、大祐盐垦公司(1920年,盐城)、通兴盐垦公司(1920年,新兴)、合德盐垦公司(1920年,新洋港)、新南盐垦公司(1920年,东坎)、新通盐垦公司(1920年,东坎)。这16家公司共投资本2119万元,总面积455万亩,已垦70万亩,未垦385万亩。鉴于通海垦牧公司这一成功范例,苏北沿海众多盐垦公司在筹集资金、解决地权纠纷、对移民的各种优惠政策等方面都效仿通海垦牧公司。张謇又请三哥张詧从江西辞官回家,担任大生集团总经理,委托他主持开发大豫盐垦公司,如虎添翼。
张謇的盐垦、滩涂开发“图久远者,不计近功”,是一项长期的事业。张謇为了便于佃农的生产和生活,聘用受过西学教育的人才对垦区进行统一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宏大的水利工程。农田基本建设划分为区、框、排、窕,水利工程则兴修堤、河、沟、涵闸。公司根据拥有土地面积的大小,参考地形,划分为若干区。各区又划分为若干正方形的框。多数公司每框四周各长1.25公里。框内又自南至北划分为5-6排,每排又划分为17-20窕,每窕25亩。在窕之内又分为前部和后部,前部16亩,后部8亩,中间1亩为宅基地。这种“井田”式的农田又与水利工程相结合:窕之间挖窕沟,排之间挖排河,框之间挖框河,区之间挖区河。一些区河就是入海干道。田间之水排入窕沟,再入排河,排河之水入框河,框河之水入区河,区河之水径入大海。与沟、河配套的则是涵闸,用以沟通全公司的水系。在一些主要出海港口则建大闸,如通海垦牧公司的蒿枝港合中闸(七孔)、大有晋盐垦公司的遥望港大闸(九孔)。大丰盐垦公司的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工程“颇称完美,计全境四界堤长642里,俱高5尺,阔4丈;闸坝35座,阔1丈6尺,长5丈;桥梁690道;大路900里,宽1丈2至1丈5,汽车四达;小道1600里,宽5尺。大路两旁林荫整列,景色极佳。河渠纵横,大河320里,深8尺,宽6丈,大水时,小汽轮可以行驶;小河长2200里,深4尺至6尺,宽1丈至3丈。”(胡焕镛《两淮水利盐垦实录》)各公司对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工程均投入了大量资金。通海垦牧公司20余年间投入各项水利工程费达230余万元,大丰盐垦公司10年的“全部工程耗资总数当在140万元左右”。由于垦区水利工程悉由公司承担,基本生产条件已经具备,佃户收成的分成比例又较内地租种地主土地要高,所以海门、崇明沿江一带人多地少的农村的农民大量流入垦区。民国元年至十四年间(1912-1925),流入人口有近20万之众。
张謇办事从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有分寸地结合起来。他想,“垦效迟,非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不为功;牧牛牧羊,但需有草,收效可速。以速代迟,能以为经济周转计也”,因此,垦区保留了少量的牧业。有的垦区,存在重碱、中碱、淡碱不同土质,他分别对待,兼及由长草向长棉的过渡,因此,保留了少量的盐业。这就是他的公司名称中有“垦牧”、“盐垦”二字的原因。这种科学的结合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建于民国五年(1916)的大豫盐垦公司有资料显示,民国十三年(1924),大豫公司年产籽棉16万担,豆、麦、玉米等粮食2.2万担,养牛200头、猪500只、羊600只、鸡10000只、蜂60箱、产盐20万担。先后发展织布机1400台,建经济合作社15所,开办轧花厂、织布厂各1所,拉电话线20多公里,建诊疗所两处,建学校9所。真可谓五谷丰登,六畜兴旺。⑺
张謇说:“地既兴垦,劳来安集。生齿日繁,必为之谋教育以陶冶之。”⑻ 大量外来佃农迁入,其子女的教育问题,张謇也早有打算。在通海垦牧公司招佃章程中就写明,小学校、农学校由公司建筑、修理。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謇到日本考察,还专门到比较落后的北海道地区详细了解那里的单级小学情况。张謇认为,欲图教育普及,非从单级小学下手,无更善之办法。回国以后,他就在通海垦牧公司着手实施,光绪三十年(1904)创办单级小学,以后逐步推开。张謇注意把建设农村和改造农民结合起来。通海垦牧公司把初到公司的年轻人称为学生(20岁以下)或练习生。公司先后招收了多期学生,组织他们跟在前辈后面学习工程水利(如土方、开河、修闸和水管的设置、筑堤、计划预算等)、垦务,有草田的分堤还要学草务、牛务,第一期的学生还学测量。张謇对学生很重视,经常对职员说:“要带好这些学生,这不仅对公司有了办事的人才,对人家庭,也得一子弟,是有功德的。”很多学生学到本领后,逐步升任职员、分堤经理,成为公司骨干。各垦区效仿通海垦牧公司的做法,经多年努力,教育得以普及。张謇注意专门人才的培养,开办垦牧公司的同时,在南通创设了农业学校,研究棉花种子及其他作物的改良,研究最精良的栽培方法,并把研究成果向农民推广。特别重视优化棉花的栽培技术,努力使产量、质量都得到提高。
张謇以兴办盐垦、滩涂开发事业经世济民,在自己的事业得到发展的同时,使国家的土地资源得到合理开发,使佃农的生产生活得到妥善安排,利义结合,体现了一种儒家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
学习泰西,筹集滩涂开发经营资本
张謇从事盐垦、滩涂开发经营20年,投入的资金数额很大。为解决巨额资金的来源问题,他除了创新内部的一些管理措施之外,主要的是学习了欧美国家的一些资本运作方法。
一、股份制集资
将海滩变成棉田,首先必须修筑防海大堤抗击狂风大潮,还要兴修极为浩大的水利工程,解决防潮、防洪、排涝、淋盐四大关键问题,这需要一笔很大的投资。且看张謇为掘港大豫盐垦公司算的一笔账,“就图规画施工最宜先者沟渠,次则堤圩。堤圩之土,即以沟渠所浚岀者筑之。计大堤长约九十五里至一百余里,干渠纵五横五,约四五百里,沟洫尚不在内。照通海垦牧公司十六万亩之地,十年以来,堤渠、沟洫、道路、桥梁、仓栈、市镇、闸洞一切建设工程,用银八十余万两,今地加三倍强,即须银二百四十万两。论掘地形势、土质,兴垦较通海为易,然即除去留蓄草之地十万亩,亦须银一百五六十万两。尽公司有地之人,按亩分任应集之数,为堤圩、沟渠、道路、桥梁、仓栈、市镇、闸洞之用。”⑼这样大的资金投入,旧日的那种小生产组织是根本做不到的。所以,张謇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的《通海垦牧公司集股章程启》中说:“今即通海中之一隅,仿泰西(指西洋)公司集资堤之,俾垦与牧。”
由于以农垦公司形式进行大规模的沿海滩涂围垦,在中国是开天辟地之事,风险极大,而“垦无捷利”,获得回报“至近者十年,远或二十年”,有钱人一般不愿投资。张謇凭着自己在多年的工商活动中树立起来的良好声誉,“讲信修睦”,使有钱人认识到股份制集资是庄子所说的“积卑而为高,合小而为大,合并而为公”的好事情,终于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成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家新型农业股份制公司,其股东中有富商、地主、官僚、企业法人等。
张謇创建通海垦牧公司,用西方的经营模式进行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在他的带动下,苏北沿海垦区出现了不少股份制农垦公司,它们主要是以董事会下的总经理负责制作管理方式,以经营土地获得利润为目的,是比较典型的资本主义农业企业。张謇担任农商总长后力图推广这种经营方式。
二、设立通海实业银行。
张謇在实业活动的过程中,深深感到金融关系的重要性。他说:“吾通海之有实业公司二十余年矣。此二十余年中,吾花纱布同业所感受之痛苦之艰难而徒唤奈何者,一言以蔽之曰‘金融关系而已’。以一年中五千余万之贸易额,而金融牛耳执之他人之手,欲求操纵自如,确立于巩固地位,其可得乎?”⑽ 所以,作为通海商界领袖,为了巩固、发展通海的实业,他早就在谋划通海的金融业了。民国七年(1918.1),有外人托人介绍,欲来通海设立银行,组织堆栈,大有利用通海金融枯槁,掌控通海实业之势。张謇想:“时势至此,而尚不急急自谋,恐人之起而代我谋也。与其人代我谋而受制于人,何如早自为谋,而亦足以杜人之觊觎?”⑾ 于是,他发出了《通海实业根本计画宣言书》,设实业银行于南通,并于通崇海三境各设堆栈三处,再于上海组织花布贸易总机关,凡买卖花市,均得于总机关看样论价。张謇说:“如此循序渐进,谋金融之活动行之十年,而谓我通海实业不确立于巩固地位,我不信也。”⑿ 通海实业银行的设立,为盐垦公司的创建、巩固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撑。
三、发行公司股票。
民国十年(1921),通泰盐垦大有晋、大豫、大赉、大丰、华成五公司急需资金清还旧欠及推广工垦,五月间,张謇倡议,股东会议决,发行公司债票。上海各银行钱庄“谂知各盐垦公司积累之由,值吾国农业方与之会,不得不予扶助以示提倡。且公司债之制,在吾国未之前闻,尤应及时发起以开风气。于是相与联合组织银团代为经募债票发售。七月一日,张詧、张謇任五公司总理与上海的经募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银团签订了债票发售合同。发售总额为通用银元五百万元,分两期发售,第一期发售三百万元,第二期发售二百万元。此项公司债票分五年还清,利息常年八厘,每半年付一次。此项公司债票第一期发行之三百万元以五公司未经分派股东之地产划出五分之三计一百零四万八千二百亩作为担保。银团公推稽核员五人分驻五公司监察账目,所有五公司款项出入应由稽核 员审查。为了用好债票,民国十一年七月,五公司成立了盐垦总管理处,由张謇任处长。此举保证了各公司的盐垦、滩涂开发工作正常运行。”⒀
筹集资本是现代化大农业兴办初始阶段头等重要的大事,对此,张謇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张謇关于现代农业资本运作的思想与实践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务实性,对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资本运作思路具有开创性意义。
综上所述,在张謇奋斗的一生中,盐垦事业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张謇是苏北沿海滩涂开发的先行者,他揭开了苏北沿海大规模垦殖的序幕,标志着苏北沿海开发从被动走向主动,从自发走向自觉,这是中国农业近代化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近年来,江苏沿海开发列入了国家发展战略,开发发展势头迅猛,在这新的历史条件下,张謇为发展农垦事业终其一生、矢志不移、坚韧不拔的精神,仍然值得学习效法。
注 释:
⑴《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二编第七章第一节。
⑵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④〔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180页。
⑶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④〔M〕.181页。
⑷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④〔M〕.182页。
⑸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④〔M〕.519页。
⑹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④〔M〕.364页。
⑺陈有清《早春二月的雷鸣》.团结出版社2016年12月版.17页。
⑻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④〔M〕.459页。
⑼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④〔M〕.359页。
⑽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④〔M〕.389页。
⑾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④〔M〕.390页。
⑿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④〔M〕.390页。
⒀据上海市档案馆、南通市档案馆材料。
(原载《謇园》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