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与南通商校
□ 羌松延
张謇曾以“父教育，母实业”一语，首次在中国提出教育与经济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强国要启发民智，离不开教育，故教育为父；兴办教育需要实业所得经济收益为支撑，故实业为母。张謇把实业与教育比作家庭中的父母，两者至亲至密，不可分割，可通过迭相为用，共同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而该观点也是张謇建设南通、成就事业、实现理想的思想基点。
随着张謇所办事业的扩展与推进，他对教育的作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深切体会到社会乃至世界竞争的实质就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培养靠的是学校教育。为此，继创立师范、农业、医学等校后，他又根据国家及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创办了诸多新式学校，南通商校即是其中之一。
一、商校创建之背景
1867年中国海关发表了第一份商埠进出口数据，数据表明当年的中国几乎常年出现贸易赤字，直接反映出人民财富大量外流，国家越发积贫积弱等严峻形势。与此同时，“废科举、兴学校”呼声日渐高涨，随着新式教育的出现，近代商业教育的建立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南通商业教育起步虽晚于其他贸易发达城市，但除了相同的历史大背景，其产生还颇具地方与个人背景。
一是日本商业教育的启发。张謇既是“实业救国”论者，也是“教育救国”论者。他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对商业教育也是早有关注。1903年春，张謇东渡日本考察两月有余，曾参观各类不同的教育单位，其中就有名古屋商业学校、静冈商校、函馆官立商业学校等，期间还多次与原东京工业商业学校校长小山晤谈。《东游日记》显示，张謇对日本商校办学规模、教室设置、招生与收费、校园文化或课程设置等都详加记录，足见他当时已对商业教育非常用心。而日本政府重视包括商业教育在内的实业教育（即职业教育），也给张謇留下了深刻印象。可以说，东瀛之行的教育见闻，不仅对张謇之后创办商校有所启发，也为其建校提供了诸多借鉴。
二是争取商场利权的需要。自张謇接触社会始，其所处的世界便已“是工商竞争的时代，国家经济更视商业为转移，所以各国都利用通商”。那时，“洋商的足迹遍于五洲。同我国签订互市的条约，已有二十余国。水陆商埠，已开及预定的，约有九十四处之多。他们每年输入吾国的入口货，比我国出口的货物，数达几百倍。我国商人既无学问，又无兵力保护。所以仰外商鼻息，不能够获巨利。”[1]据王立谦于1923年所编《社会鉴》一书记载，为挽回这一局面，“张季直先生办通海商业学校，希望养成经商的人才，挽回已失的商场利权，争执将来的商界牛耳，真不愧为华商巨子！”[2]——这句话不但揭示了张謇创办商校的原因之一，也是对其办校之举的最高评价。
三是南通商业发展的结果。众所周知，传统商人从事经营活动所需的知识与技能主要通过学徒制形式传授：徒弟经“拜师学艺”，靠资深伙计或掌柜的言行示范等途径，接受从司酒、敬茶、侍奉掌柜的杂务训练到记帐、珠算、识别或鉴认货品等专业培训，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培养后，得以逐步掌握经商技能而“出师”。其中，天性聪颖、品行可靠、可资造就者还有望秉承掌柜的看家本事和经商秘笈。在商品经济并不发达的条件下，世代沿袭的这一传统方法有其成功与可取之处，但随着商业经济规模和结构的巨大变化，传统以师带徒式的商业教育已不再适应需要。张謇亦认为中国商业之所以不振，“一言以蔽之曰不学无术”，并指出“古时皆取贱商主义，近年来虽渐渐崇尚实业，而商界中受教育者实少”[3]，亟需普及商学知识，培养商业人才。
清末民初，南通这座僻处长江下游北岸、本为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随着张謇创办实业的成功，“各项事业，都有可观”。“天生港开埠后，货物出入更觉便利”，“南通农工既发达得很，那商业自然蓬勃可观”[4]，各类商业（含钱庄、布业、花纱、典当等）的发展更是呼唤新的商业人才，由此也相应地对培植商业人才的商业教育提出新的要求。于是，以学校为主要场合，系统传授商业知识和技能的南通近代商业教育呼之欲出。
二、建校办学之概述
鉴于以上背景，尤其是随着南通实业及商业的发展，对商业人才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张謇等人便开始了南通商业教育的擘画。
在筹建商业学校的过程中，张謇秉持其一贯的创校原则——师资先行。综合有关史料记载，张氏兄弟为此挑选了通州师范学校第三届本科毕业生钱灏（浩哉）及徐祖同（墨孙）、镇援（嗣双）三人，于宣统元年（1909）正月派往江南高等商业学校学习。
宣统三年（1911），由张謇及其三兄、时任县农会总理张詧与通崇海泰总商会总理刘桂馨“发起，按照甲种商业程度组织银行专修科”“并设乙种商业学校（笔者按：相当于商业初等小学）。是年七月，由该总商会呈报前农工商部转咨前学部立案”[5]。学校借用通海五属公立中学（今南通中学）余屋办学，经费由商会承担。七月（一说八月，均为夏历），学校正式开办，刘桂馨任校长，张謇、张詧为名誉校长。9月18日即“开课后甫数日”，张謇便到校演说，冀望银行专科、商业初等诸生“须有世界之观念”，“在学校中须养成道德之习惯”[6]等。据记载，办学之初，学校有职员8人，当年被派往江南高等商校学习的钱灏、徐祖同、镇援三人均毕业回通，在该校任教，其中，徐祖同兼管理。当时，学校有银行专科、乙种商业各一级，在校生徒共97人（银行专科47人，乙种商业50人）。——南通商业教育由此启航。
1912年，民国肇造，废通州设为南通县。随着《壬子癸丑学制》的实施，遵教育部令，初等商业学校与银行专修科合并组成通海商立乙种商业学校（一说仅初等商校改称），办学地址不变。是年，遵张謇之嘱，由凌霄凤（宴池）主任教务。凌氏亦为江南高等商校毕业，再由张謇、张詧派往日本长崎第八银行实习后归来。
1913年，商校又以“陈倬任管理”。
及至1914年，学校职员数增至10人，乙种商校的学级也扩至三级。据《江苏实业学校毕业生调查表》，当年7月，乙种商校首届商科毕业生达27人，在省内实业学校1914及1915两年的毕业生中人数最多。[7]
1915年2月，商校在经江苏巡按使核准备案时，原校名中“商立”被改为“私立”，称“南通私立乙种商业学校”。[8]
随着办学规模的逐步扩大，“原有之乙种商业学校系假城内中学校舍难以扩充”，加之“此乙种学生于商业上知识尚欠完足”，为此，张氏兄弟与刘桂馨开始“议设通海甲种商业学校于南门外江家桥左侧”，校舍占地40余亩，“开办费以潘嗣宗捐助之五千余元为基本，有不足者，詧、謇、桂馨补助之”[9]。1915年2月，张謇《呈筹备自治基金拟领荒荡地分期缴价缮具单册请批示施行文》获批，内附甲种商业学校预算册，明确“为按期毕业有志升学及高等小学毕业生欲得有完全商业普通知识者计，择定县城南空地，特建甲种商业学校。”[10]并详列了经常费用六项。
至于商校新址，是位于城西南、始建于北宋年间的兴化禅寺，亦名西寺。张謇曾记述：该寺“当张謇之世，则已先废。前是四年（按：即1915年），謇尝因其东偏圮宇颓寮扩为商校”[11]。因为是利用西寺东半部“庙舍改建，故建筑费仅数千元”。此外，根据规划，甲种商校有“甲种学生三级，预科一级，全数招人为一百六十名，并俟原有乙种商校两级学生毕业后，于本校附设乙种商业讲习所。”[12]
经过一番初步改造，甲种商业学校于当年（1915）在新校址开学，乙种商业学校遂被并入该校[13]，南通商业教育的办学层次因此得到提升。据统计，1916年8月至1917年7月，全国有甲种商业学校22所[14]。可见，通海商校为国内较早的甲种商校之一。
商校迁建又扩建。新规划校舍由本土著名建筑设计师孙支厦设计。据报载，学校于1915年9月开工准备[15]。11月，“甲种商业学校业经县委技士孙支厦按照宁垣两江师范图式雇工建筑，所需经费一万九千元现已筹拨就绪”[16]，不久后即兴工建筑。
关于甲种商校的建筑过程，暂未见有资料记载。笔者仅发现当年就读于通师的吴浦云在其1916年日记（手稿，现由吴氏后人收藏）中有两处记载：
4月23日：膳后与宋（子敬）、戴（崑华）外行至“有斐馆”，宋君至其亲家。与戴观商校，舍宏壮，颇慕宁波人之巧、勤。
8月30日：由“有斐馆”西行，道泥泞，鞋几湿，马道已北移。甲种商业校方建厨房、厕所。
记述虽简，却为我们留下了新校舍由当年负有盛名的宁波工匠建造等信息。
意想不到的是，宏壮的新舍尚未竣工，商校创办人之一、校长刘桂馨因误中河豚鱼毒，突于1916年3月25日去世。[17]所幸的是，此时的商校，已处于事业发展的上升期：据1916年《省视学视察南通教育状况之报告》，“私立甲乙种商业学校系通海商业所设立，校长刘桂馨君、主任钱灏君。甲种现办预科，有学生五十人。乙种已在二年级，有学生二十六人。甲预科算术黄教员、国文刘教员，乙二年级英文袁教员、簿记徐教员均见勤恳。”[18]
1917年3月，耗资三万余元的通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举行新校舍落成典礼。当天来宾“不下百人，车马盈门，颇极一时之盛”。校长张詧发表演说，“愿诸生成一有道德之商人，为吾商界放一光彩商人”[19]；名誉校长张謇在演说中感慨于“鄙人一言竟能设立商校，且筑成一壮丽之校舍”而“有无穷之庆幸”[20]；通海镇守使管云臣参加观礼并演说，盛赞退、啬二老创办职业教育之举[21]。据记载，是年该校已有教职员18人，设预科一级，本科二级，学生达128人。
1918年11月，为改造校务，应商校校长之敦请，张孝若任该校视察员，于9日赴校就职并致辞[22]。
1919年11月8日，张謇到校参加首届本科生毕业典礼并发表演说：“创办多年获此效果，余为之慰。”[23]张謇所言之欣慰不虚：这一年，首届本科生学成离校。第二年，商校职员又增至25人，设预科一级，本科三级，学生则增至169人。
1922年8月，江苏省职业学校联合会在南京成立，南通商校加入该会。[24]
1923年，因推行新学制，商校将预科改为初中部，本科改为高中部，仍为商科。
1924年4月，南通学生会召开会议，张孝若到会并讲话。商校学生程鹏翔被增选为交际股职员。[25]
1926年7月，通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增设高中部。10月，改校名为通海私立高等商业学校。
1926年8月，张謇不幸病逝。闻听噩耗的商校师生悲痛不已，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哀思：以全校职员名义制作挽章，上书“泰山柱折”四个大字；同时又撰书挽联：“硕德鲁灵光，山林一语安危共；达尊齐祭酒，事业千秋中外知”[26]；10月29日，南通各界追悼张啬公大会在城南公共体育场举行，包括通海商校在内的三十个团体参加[27]。
自张謇离世后，由其开创的各项事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南通工商业也危机显现。在此背景下，南通商业总会于1927年9月决定停办该校，商校就此解散。次年（1928）7月，经南通棉业公会提议，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下，商校得以恢复，校名改称南通私立商业初级中学，仍以开设有关商业课程为主。
三、学校师资与课程
教学是实现培养目标的基本途径，课程是实现培养目标的基本保证。为办好商校，张謇对师资培养、选聘及课程的设置尤为重视。除为创办商校特派通师毕业生至江南高等商校学习外，还派员赴日实习进修。此后，又通过淘汰不适岗教员及管理者，积极网罗人才，提高师资队伍水平，如本地张梅安、卢心竹、方仲谟等名师，均曾受聘任教于该校。曾延请北京大学商学博士张尧仙等人到校任教，并于1922年1月提拔张为主任[28]。随后，为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到校任教，学校还在北大等校以高薪招聘“名校优生”。其中，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曾专门为南通商校拟写招聘启事：
为南通甲种商校聘请教员启事[29]
南通甲种商业学校聘请教员，担任左列功课：
英文商业实践 每星期四小时
英文会计学 三小时
英文簿记学 四小时
商业英文 二小时
经济学 四小时
（共十七小时）
薪水：北大毕业者，每小时一元；北大同学留学回国者，每小时一元半。
本校毕业诸君愿担任者，请于七日内函告侨务局李亦君或校长室。
三月七日
——1922年3月7日《北京大学日刊》
与其他职业学校一样，南通商校也以文化教育为基础，以技能训练为中心设置课程、实施教学。据《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记载，通州初等商业学校在办学之初即开设了许多课程，其中，基础课有国文、英文、算术、理科、历史、地理及体操等，专业课有商业、商业道德、商事要项、商品学、商业簿记、商业实习、商业理财大意及商事法规等。另据记载，1916年，“该校课程有商业簿记、商事要项、商业历史、商业地理、商业道德等”[30]。至于此后的课程安排，从该校在北大招聘教师启事中也可知一二。总体而言，商校后期的课程设置较之以前更臻于完善。
结合通州初等商业学校及随后各个时期的课程结构，对比传统学徒制，其进步性是显而易见的：
一是内容更加广泛。传统的学徒制商业教育，传授内容重在洒扫应对、珠算簿记、鉴识货银等操作性课程知识范围。商业学校的教学则突破了这些局限，课程设置更注重教学的系统性，涵盖基础科学、普通社会知识、商业基础常识、专业性的商业理论和实践等，且各学年的基础课和专业课能遵循由易到难的顺序，循序渐进地开设，课程门类也随年级的升高而逐渐增多。
二是学理更为深奥。学徒制教育的知识主要由师傅传授，多为经验性和感悟性的内容，而国文、英文、算术、理科等在商校成为必修课。有资料显示，在高等商校时期或更早，该校就开设了理化课程，并建有理化实验室、器械室[31]。这些基础科学知识较以往内容有更深的学理，能为学生的发展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三是对传统知识的必要保留和对实际技能培养的重视。如对传统的簿记课程，张謇不仅予以保留，还特意设立了一间簿记教室，类似于今天的专用教室。为了让学生不忘经商之道，自建校之初就开设了商业道德课。为培养学生的实际技能，学校根据经商实际需要，开设了地理、体育等课程，堪为实用。
四、办学特点与成效
“商业发达，无一不赖金钱周转”。截至1920年夏，南通小城“除中国、交通、江苏、南通上海、淮海实业五大银行外，还有大钱庄十八家，小钱庄十二家”[32]，当时还计划开设建设、平民银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年南通商业的发达程度。反过来，为了适应这一发展，培养合格的商业销售、经营管理、财务会计等专门人才，南通商校在注重文化基础知识教育的同时，也重视职业技能的训练，尤其是注重职业道德品质的培养，为南通等地有关企业培养和输送了许多优秀员工、业务骨干。
一是注重商业道德教育。张謇所办教育，一贯突出道德的陶冶，提倡“首重道德，次则学术”。癸卯东游对张謇教育思想的影响就包括对德育重要性的认识。他对名古屋商校教谕斋藤清之丞在学校教育中“兢兢于私德”表示赞赏，并认为中国也应高度重视。张謇始终把德育放在首位，一再强调商业道德之重要，指出“学术不可不精，而道德尤不可不讲”[33]。1919年商校本科临近毕业，就职较难，商校主事者“屡以推荐职业相商”。张謇于是到校演说，帮助学生分析就职困难的原因，针对学生因不能正确认识社会和自我，在毕业走上社会后有的不受社会欢迎，有的甚至四处碰壁，张謇因此告诫学生：要看到自己的长处和不足，了解社会的要求，找到突破口。由于社会上敬重和欢迎的是守信用的人，所以青年学生必须努力养成高尚人格。对于部分学生社会期望值过高，导致步入社会后因心理落差很大而心灰意冷，从此沉沦，张謇希望大家对社会“不宜多求”，即不抱过高幻想，又教诲学生“增益学识经验”，“欲效力于社会，当求为人所敬爱，毋至为人所畏忌。勉循职分，保全信用，行之以谨，持之以恒，自得社会之欢迎。否则终于为人畏忌耳，尚何效力之足云！”[34]
我国的商业信用传统虽然提倡“童叟无欺”，但利益煽惑中仍存在商业欺诈、金融失信等现象。在以花纱布著称全国的南通，以次充好及花、布“掺水”等作弊现象也屡禁不止。为了培养在校生（今后的商务人员）及全社会的诚信美德，培育诚实守信的商务、社会环境，早在1913年，张謇就曾指出“中国商人之道德，素不讲求，信用堕落，弊窦丛生，破产停业，层见叠出”，并以“呆与猾乃经商者所最忌”[35]警示学生。办学过程中，除了开设商业道德课，张謇更是不厌其烦地寄语学子，必须树立诚信观念。1917年3月，他又为商校题写校训“忠信持之以诚（笔者按：一说恒），勤俭行之以恕”[36]，寄望商校学子“不负我南通教育模范之学校，不短我南通地方之声誉”[37]。在倡导诚信的同时，张謇还希望学生不要贪图物质享受，培养良好的品质，树立远大的理想和追求，以期养成良好的品行和人格，为人生奠基。
二是课程能紧贴时势。张謇注重对时势的把握，且有强烈的世界意识。东游日本期间的各类教育考察，又为他的商业教育提供了生动的参照，其中包括商业学校注重培养学生面向世界、开拓进取的精神。从商校开设课程可见，该校选择课程能和当时的商业经济形势及工商实业发展相联系。如为适应近现代商业的需要，将历史、商事法规等课程引入课堂。再如1920年6月，杜威莅通讲演，商校曾于7日组织学生前往更俗剧场，聆听他关于社会进化问题的演讲[38]。如此课程，使学生突破了在商言商、就商论商的囿限。
张謇不但重视专业知识、文化知识，而且还特别重视英文教育。当年考察日本，在参观官立商业学校时，曾见该校开设有中语、英语、德语、法语、俄语。待张謇在通创办商校后，也将课程设置放到国际商业发展的大环境中，开设了英文商业实践、英文会计学、英文簿记学、商业英文等大量与商业有关的英语课程。特别是在甲种商业学校时期，学校“对于英文异常注重”[39]，不仅开设英语课，还特地聘请了一名来自美国的英文教员，专门负责教授英文。
三是爱国教育尤重理性。五四运动中，商校爱国学生除了积极参加罢课，声援北京爱国学生[40]，还发表公开信，“要求联合向商会请愿，劝商界一同抵制日货，不卖日货”。[41]此后，抵制洋货等运动在包括南通在内的全国各地兴起。不同于一般人士的激情之举，在考虑组织工厂以图从“根本救国”后，“张啬公曾有警告全国学生书，每一学生认招股份一百元，或分为十股，每股十元”。同时计划由其“组织抵制劣货之公司，以免空言救国”，并由商会函致商校等各校校长、主任，“转致学生联合会，体念商人血本攸关，年关在迩，准商人营业自由”。更主张“取根本救国方针，学商界联合，剋日集股组织工厂，期以十年，吾中国商店不致仰外货鼻息，庶不负莘莘学子一番救国热情。”[42]从现有史料看，该计划或许未能实施，但在当年能提出以国货自强来抵制洋货这一重要主张，对青年学生及商界人士的影响当是不可忽视的，而其理性爱国的思想，即使在当下，仍属难能可贵。
四是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传统教育以坐而论道著称，以谋取功名利禄为目的。张謇摒弃这些陈规陋习，注重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及理论联系实际，成为张謇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他强调“将欲行之，必先习之。有课本之学习，必应有实地之经验”[43]。他要求学生不仅要把书本知识学好，更要运用到实际中去，认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理论知识，并将潜在的生产力物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他曾说：“学问兼理论并阅历乃成，一面研究，一面践履，正求学问补不足之法。”为此，一方面，为拓宽学生视野，增加学生阅历，商校有定章：“凡将毕业学生，春季实习及旅行参观实业发达区域工厂、公司、学校”[44]。如1921年4月，该校学生由张尧仙带领至无锡，“先后在广勤、振新等纱厂及劝工、光华、丽华等各布厂及图书馆等处参观”[45]。1923年4月，学校组织学生赴苏州葑门外二师六团本部参观由苏镇守使朱申甫倡办的军队职业教育[46]。另一方面，为更好地满足社会对商业人才的需要，他非常重视学生的实践能力，努力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实习场所和实践机会，希望学生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如早在1913年就设立了银行实习室；1914年，复设商业实习室[47]（由凌霄凤负责），后又设有打字室，并成立了打字研究社、学生会等组织，还辟建与商业实践有关的贩卖所[48]。
1918年，该校基于“学贵实践，事忌因循”及“商业为专门之学，商品居主要之科，苟无样本则讲授难明了，学子末由研求，虽日事简编，而何物较为精良，何品需求改进，懵然几与未学者等，必所以植基础赅体用”等认识，而“特就校内设置商品陈列室，俾资研究”[49]。为进一步丰富陈列内容，学校还通过报章宣传等途径，公开向社会征集商品，以资教学与实践。
1922年3月，应张謇之嘱，商校“为实习商务起见，爰由员生组设合作银行”[50]，以“练习银行事业，兼提倡储蓄”[51]，后因营业发达，又增加股本，予以扩充。“商业学校合作银行成立时，主要业务为储蓄与放款”[52]。
此外，张謇对贫困学生也是关爱有加。如1924年1月，在得知安徽舒城籍学生方世琼等三人“家道清贫，各费无力负担，势将辍学”后，他曾亲笔致函，为学生请求津贴[53]。
他在青年一代身上寄托了自己对勤俭实干、廉洁奉公、兴国强邦的殷切期望，并通过教育培养了大批实用性的技术型人才，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输送了一批批中坚力量，也将诚信、勤俭、实干的从业精神传播四方，影响至为深远。与此同时，其办学成效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有资料显示，自民元后，“通县职业教育异常发达”，甲种商校等校均“成绩颇优美”[54]。1926年10月，因“通海高级商业学校主任李君际和，办事勤谨，颇著成绩”，及“该校学风宁静，绝无嚣张之习”且“确有成绩”，经省长核示后，受到省教育厅训令嘉奖，学校还获得省款补助[55]。
南通新式商业教育的出现和发展，为张謇实业帝国的运行注入了一股活力，对繁荣本地经济，推动社会进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表现之一是商人队伍知识结构的改观。在民初南通商人中，开始出现新式知识分子，这些新式知识分子出身的商人与传统经验型商人显著有别，如传统经验型商人除少数有才干者外，大多数囿于生活空间和知识结构，目光短浅，追逐蝇利，有的甚至“不学无术，墨守成规”。而商校出身者因接受了近代商业知识和其他专业知识的教育，受西方商业经营理念影响，抛弃狭隘陈旧的经营陋规，思想境界和商业眼光较传统商人均胜一筹。表现之二是商人的社会责任感增强。传统商人重视以家族、地域、业缘为纽带的商人组织会馆、公所，而商校出身者更重视向西方学习，提倡自由竞争的公平法则，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纠纷。而且，因其了解国际、国内大势，深知商战对国家、民族生存的重要意义，故其政治参与意识也强于传统商人。表现之三是商业经营管理更加规范民主。传统经验型商人多凭经验经商，其经营管理模式亦有局限，如存在经营方面的随意性与管理方面的封建性。在财会制度方面，也多采用老式记账法。商校出身的商人则多有现代经营管理意识，如注意对员工的智力投资，在财会制度方面多采用新式簿记，推行会计制度。
回顾南通商校的办学历程，由于教育严格，训练有素，商校及银行科培养出来的人才曾“遍及全国各省，受到银行界和商界的欢迎”[56]：有的成为张謇所办企业的骨干；有不少毕业生、尤其是商校银行生成为淮海银行的主体力量；更有商校银行生成为上海等沿海城市银行的人才，“为中国金融事业发展奠定基础”[57]。此外，从南通商校还走出了近现代教育家刘季平与著名音乐人、作家辛丰年等名人大家，以及投身革命，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徐家仪等烈士。他们在各自领域的卓越表现，为母校及南通教育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
总之，在张謇所创办学校中，商校堪称其得意之作，这从他曾多次到校演讲、视察当不难看出。再如1920年5月，苏社成立大会在南通召开；1925年12月，孙传芳等抵通拜访状元公……张謇曾先后安排与会的苏省“大咖”及风云一时的孙联帅、徐树铮等赴商校参观[58]，就此亦可知该校当年的影响及其在张謇心中的位置。此外，南通商校还创造了至少两项江苏之最：一是“南通通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由学生集股组织的贩卖部，成为江苏供销合作社的雏形。”[59]二是该校1922年所设合作银行为“江苏省最早建立的信用合作社”[60]。——南通商校早年在商界的地位由此显见。
（作者单位：南通开发区社会事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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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张謇研究》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