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也不能忘却的教育先贤
——江谦与南通师范
都 樾
（来源：“江海文化”2022.05.25）
江谦先生是南通师范历史上不该忘却也不能忘却的一位教育先贤。不该忘却，是因为他是创校功臣之一，更因其先为教习，后任监理，继代校长，竭诚服务廿余年，并在其佐理、职掌之下，“南通师范校誉日著”[1]，造就了校史上的第一段“黄金时期”。故此，创校人张謇曾说：“纱油诸厂，昔恃一友，今恃一兄；开垦、兴学，此恃一弟子，彼亦一弟子”[2]，彼一弟子即指江谦。不能忘却，是因为江谦治校重师德培育，倡两汉学风，主知行合一，推教学改革，且以身作则、亲躬实践，其精神、人格镌刻于一百二十年南通师范代有发展的师范文化之中，流淌于一百二十年一代代师范人奋斗不息的生命血脉之中。2022年，恰逢南通师范建校两甲子，江谦先生逝世八十年，尤其值得宣其事迹，以志纪念。
一、传承家学，缘投师门
江谦字易园，又作益原，号阳复，光绪二年（1876）闰六月初十日出生于安徽婺源（今属江西）江湾。江谦一族为清代康乾时期经学大家江永后裔，“慎修学派”的义理、考据、经世、音韵之学世代传习，且耕读之余亦经商殖产。江谦的父亲江晴舟为乡贤名士，在江谦五岁之时即为其延师开蒙，后又在临溪傍山处筑“松竹山房”，父子伴读。江晴舟善说先贤故事，江谦聆听习闻，早有志于圣贤之事。
婺源江湾江谦故居“敦复堂”
江谦十六岁时，父子俩读到张謇顺天乡试考中南元之文，江晴舟盛赞其文其人“襟期阔大”[3]，并嘱咐江谦日后若有机缘当拜张謇为师。光绪十八年（1892），江谦考取秀才，应试六场皆取第一，乡人目为“少年隽才”。光绪二十年（1894）年春，张謇高中甲午恩科状元，九月丁父忧回籍守制。是年秋闱，江谦赴江宁（今南京）应江南乡试，落榜后顺至崇明岛上其曾祖所设店号静修养病。此期间，江谦代人作崇明瀛洲书院课卷，接连被评为第一。担任书院山长的张謇阅卷之时，先以为是四十多岁的学子所作，后则断定崇明人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遂询知真相。江谦“看见张先生对于我做的文章的圈点批评，心中非常佩服。因此就到海门长乐镇去拜见”[4]，而张謇考察江谦“进止温而恭，察其业，颇窥三代两汉之书，与人语，辞顺而气下，益爱重之”[5]，遂招为入室弟子。光绪二十二年（1896），张謇应两江总督刘坤一之聘，出任江宁六大书院之一的文正书院山长，命江谦及其族姪江导岷随学。在书院，张謇教导江谦看轻科场名利，不作锦绣骈文，并亲授朱熹理学、桐城古文，还布置江谦从《春秋》三传之中研究国际公法，分类编纂。戊戌维新前后，江谦又感应新潮，读了不少“星光化电兼医算”[6]的近代科学书籍。从而确立起经世致用、会通中西的求学方向。光绪二十五年（1899）春，江谦考取上海南洋公学第三届师范班，与近代名人白雅雨、张相文、钮永建同班。当时，南洋公学的总理是张謇的挚友何嗣琨，监理由美国传教士福开森博士担任，师范班教授国学、经史、舆地、算数、英文。江谦学习刻苦，“考试皆第一”，尤其“习英文，文法粗通，福师甚赞赏”。[7]但，次年秋江谦却因病辍学，回籍休养。
二、投身教育，兴贤育才
光绪二十七年（1901）张謇创办通海垦牧公司，邀江谦参与筹办事务。江谦复函兼论学务，张謇认为其“论学事极当，喜而以诗奖之：‘我方相待子书来，学说分明有取裁。最慰别离能见道，宁随噂沓共论才。青天白日斯文在，绝壑沉阴夜气回。傥助钓鳌东海上，渐江早晚一帆开。’”[8]
1906年通州师范首届师范本科毕业合影
（前排左二为江谦）
翌年冬，江谦再次应乡试落榜后，到通州唐闸大生纱厂谒见张謇。此时，张謇正筹办民立师范学校，江谦襄助完成了《通州师范学校章程》的起草、编撰工作，所谓：“谦自先生始度校舍、议校章，即与闻讨论”[9]。三十年（1904）正月，江谦接替王国维，正式担任通州师范学校国文教习，于是“从此光阴付后生”[10]。任教之时，除张謇入室弟子的身份外，江谦在年龄上仅比师范简易科、本科学生的平均年龄大一两岁，出身上又和学生们一样都是秀才，表面上并没有师生之间教习应有的优势。但任教之后，江谦过人的才学、高尚的人格，很快让师生们折服。因而，至三十二年（1906）十二月，学校第二任监理、近代地理学家马晋羲期满辞职，张謇选择了江谦担任助手，继任监理一职。任职之初，江谦深感“任大责重”，对能否落实好张謇的办学思想、要求“茫无把握”，“不眠者三夜，忽悟得心中‘宽、严’二字，着一不得，着一则为所蔽”，管理上“惟虚灵不昧，可以应事适宜”，教育上以王阳明致良知之学引导学生精进体悟。于是“两月之间，解决困难，和平应节，而校风肃然”。[11]此后，江谦更“以阳明知行合一之学熏陶后进”，手编《两汉学风》《两汉兴学劝农诏令》让学生研读，“以能耕能读之四字训，矫正袖手空谈之旧习”[12]，并早在三十二年（1906）九月，请张謇“定农业为师范必修科，营农场于校河之西南”[13]，“为师范诸生习农之所”[14]。
在教学上，江谦虚心向同住在校河之东通明宫的日籍教习西谷虎二、木村忠治郎、宫本几次等请教，并称赞日本友人：“西谷雍容儒气象，木村评教新师匠，宫本精能土木工，东南三士堪称奖。”[15]于是，参照日本、欧美教育教学原理和经验，在国文教育方面，江谦认为读书当从辨音识字开始，并“由英文切音发现古代阴阳声母通转规则，教诸生从形声义理之学，进求明德亲民之教”[16]，使师范生毕业后在小学能开展合声简字国语教学。在数学教育方面，借鉴日本学校“崇习欧法而不废中国之珠算，且竞争注意”的做法，提倡算术作为“生活教育之基本学科”，应当将珠算作为师范、小学数学教学的重要内容，以“适于一般人民生计之应用”。[17]在体育教育方面，光绪三十一年（1905）江谦辅助张謇依据清政府“奏定学堂章程”修订了通州师范章程，提出“国家思想、实业知识、武备精神三者，为教育之大纲，而我邦之缺憾。师范造端教育，责任匪轻，故尤兢兢于国民教育奖劝实业及师范体操以兵式为主”[18]的主张，积极倡导“去惰力，振武备”[19]的军国民教育。在具体落实上，江谦看到：在国家层面上“体育者，吾人生存所必要者也”，在学校、学生层面“则功课繁多，不注意于此则疾病丛生”[20]。为此，江谦重视学校的体操课，并增加“每晨有二分间体操”，使学生自成习惯。[21]强身健体的同时，为预备战场杀敌，江谦还要求师范生兼习国术（拳法、刀法），并在宣统三年（1911）五月将拳术课列为必修课。在修身教学方面，江谦认为修身“为各科之冠，而教育之中心也”“徒讲故事、尚理论，则知行永分而德育无效”，必须“编定作法，实地训练”。[22]
1909年，江谦（前排中）与通州师范附属小学首届毕业生合影
江谦担任监理之后，落实严格主义教育，注重师生精神风貌，会通中西，稳中求进。由此，师生耐苦教学，学校声誉远闻，所谓：“大厦恢恢集众材，师生贤俊一时魁，晋甘皖赣同餐寝，甘省诸生最远来。”[23]江谦本人也声名鹊起，其家乡安徽优级师范学堂和高等学堂竞相聘其出任教务主任、教务长，而他则“以师恩当报，皆婉辞之”。[24]光绪三十四年（1908），因其办学卓有成就，由两江总督端方奏报分部员外郎，但未到部就事。宣统元年（1909），江谦当选安徽省咨议局议员和京师资政院议员，次年九月赴资政院议会。在资政院，江谦提出在蒙古“官以退伍之征兵办屯，而商以公司之组合招佃”的“固国殖边”议案[25]和有关“小学教育改良”的四个议案，并审查了《采用音标试办国语教育案》，建议：“官话简字即一种简笔之拼音字”“当改名为音标”“一以示为形字补助正音之用，一以示拼音性质与六书形字之特殊”，由学部审查音标标准后，从宣统三年（1911）起试办。[26]此议案获得通过，“实为后来注音字母之权舆”[27]。会后，清政府学部尚书唐景崇邀请江谦主持新设的国语统一局，但他“以通校未有接手，未可遽辞谢之”[28]。宣统三年（1911）六月，江谦被学部推荐为中央教育会会员，与会长张謇赴京与会，会议期间两人联名提交了《国库补助推广初等小学案》《国库补助各省各府广设初级师范案》，发起成立了全国师范联合会。
辛亥革命期间，江谦被安徽都督孙毓筠任命为教育司长，电辞不就。民国成立，当选皖省众议院议员。1914年2月，应江苏省长韩国钧之邀，接替黄炎培任教育司长，随即遍历江南各地学校实地调查，历时三个月。不久，省政官制改革，裁撤教育司，当即辞职回通。
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时的江谦
6月，通州师范“校长张謇以任农商部总长事繁，江谦代理校长事务”[29]。8月，江苏巡按使韩国钧在征求苏省教育界意见后，任命江谦为筹建中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翌年秋，南高师开学，先办国文专修科，继办教育、历史、地理、农、工、商各科。在修葺校舍、筹措资金、广聘名师、订立课程的繁杂事务之中，江谦“以淳朴之学风，为深沉之探讨”“倡导于上，束身作则，立训唯诚”[30]，由此“高师学风文质彬彬，与南通媲美”[31]。执掌南高师期间，江谦仍兼南通师范校长，至1917年夏因“积劳得神经衰弱症，乃退休养病”[32]。对在南通师范的任职经历，江谦曾自述“自甲辰（1904）至丁巳（1917），凡十四年”[33]，而实际上1917年以后，江谦在上海、婺源、杭州等处休养之时，仍遥领南通师范校长之职，直至1927年7月学校改办“私立张謇中学”时才正式辞职。张謇之子张孝若也曾在为学校恢复私立向省教育厅的呈文中说：“年来江代校长久病在假，校务已归先父策画，而孝若赞助之。”[34]故此，南通师范著名校友袁翰青院士1925年7月的师范毕业证书上签发人仍为“江苏省第一代用师范学校校长江谦”。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首任校长江谦
三、皈依佛教，融通儒佛
1917年冬，江谦寓沪养疴。初为治病，从江味农居士、刘灵华居士起信学佛，后为救世，弘扬净土，先后皈依谛闲、印光两法师坐下。1919年秋，归里养病奉亲，在婺源创办“佛光社”，辑社刊，建道场，兴法会，信者云集，前后十年，渐成皖南佛教之中心。又受弘一法师启迪，“得闻儒释一宗正义”[35]，主张“出世法宜采用佛教，世间法宜采用儒教，遂创儒佛合一之论”[36]。
江谦虽退养，但仍心系师范，视南通为“第二故乡”[37]。一方面，江谦与师范诸师友函札往返，录寄诗文。另一方面，张謇曾两次专函约请，共商事务。通州师范也不时函商办学要事，如：1920年1月，江谦支持师范本科二年级学生“改行分科教学”的建议，推进了学校分科制教学改革；1923年5月，江谦应张謇之约由沪莅通，到校演讲，并提出“今之学校有教授而无学问，实由科目太多，精力、时间无自动之余地，无异故设限制，使不得成学，不得成才”，“请诸君子本所经验，准以良知，简定切实课程”，“请与变通试验，逐年报告利弊及改进之方”。[38]不久，学校改行选科制。
南通三余江谦居所——耕读处
1934年9月，江谦避乱杭州，设佛光社道场，讲净土宗奥义。1935年3月，践大生纱厂董事吴寄尘“重游南通”之约返通，以南通县三余镇海滨耕读处为居所。之后三年，遍赴南通城厢各地，宣讲净土教义，倡说儒佛合一救世。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2月南通沦陷，江谦不得不避居沪上。1942年5月24日（四月初十日）逝世，归葬南通三余。近代教育家、佛学家蒋维乔认为江谦与其他修行者不同：“综居士生平，初为独行之儒者，中年后学佛，为净土之信徒”，“不舍大悲，随处说法利生，自利之外，重在利他”。[39]也可以说，佛学信仰的背后，江谦始终保持着一个教育者的本心。
四、积淀传统，泽被师范
恩师与弟子心心相印，如张謇曾对儿子张孝若说：“门人中惟易园最可爱”[40]，而江谦则早在张謇六十和七十岁寿诞之时就开始发动友好谋划为恩师塑立铜像、传芳留泽之事[41]。江谦本人也在对南通师范师生讲演时回忆说：“鄙人和南通地方的因缘非常之深，从十九岁那一年，拜谒张啬庵先生，一直到四十九岁，在这三十年中，都和张先生在一起，聚会时多，离开时少”[42]。那么，这三十年不仅是张謇指引、提携江谦的三十年，更给了江谦一份践行其理想、抱负的事业——南通师范。而南通师范既成就了江谦教育家的声誉，更从江谦那里积淀起诸多优良的师范文化、精神传统和实践特色。
一是首重道德、养成人格的教育宗旨。江谦是一位“继承家学，融贯经史”[43]“专讲理学”[44]的学者，基于儒学义理，他认为学校必须培养适应现代国家的合格国民，“学成师范”更应当造就“缙绅归慕”的典范[45]。因此，相对于知识和技能，江谦更注重受教育者的人格养成，成为张謇“德艺兼修，首重道德”教育思想的忠实执行者。他主立“校训”。对此，曾就读首届师范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的顾怡生有回忆说：“教育学者之见解，对于校训，或主有，或主无，主无者以为不能举一概念应万事，主有者以为既得一概念庶几因应有基。
江谦手书对联
江先生易园为本校监理时，则主有，乃举演说中‘坚苦自立’‘忠实不欺’拟为校训。张先生曰可，因榜诸堂，此宣统元年（1909）事。”[46]此后，这八字校训伴随着一代代师范生成长，使青年们心中的常亮一盏明灯，让他们从中学会为人处事，更学会为“经师”、为“人师”的道理。他倡导“明德”，时时点拨学生：“明德之方，推其著力处，不外‘戒慎恐惧’四字，将四字做到活泼泼地，则不求福而福自来”“反之即‘般乐怠傲’，其致祸也，亦出于必然。”[47]他重讲“成仁”，认为“孔圣表教育，无出知仁勇，知勇轮舆之，仁则为之重。”[48]对如何成仁，他分析：“仁”字从人，从二人，人我相对，推己及人；“咎”字从人，从各人自为，谋自私自利之义。因而，成仁之方则是：人不如我，我当竭力给予帮助，与人为善；人比我做得更好，我当竭力学习、仿效，三人行必有吾师。做到这点，“即处处是先生，处处是学问，处处是长进。”[49]而学校教育的重要方法就是促进师生联络结合，江谦教导学生：“诸生负笈千里，聚于一堂，机会诚不易得。校中功课繁多，难以兼顾，重在与同学联络”，“互得良好之结果，互受非常之进益，且友谊之感情亦随之俱增”[50]；反之不谋联络，“智识不交通，则罕见寡闻而谬误以起；思想不统一，则言庞杂而牴牾以生”[51]。
1909年江谦为《张殿撰通州师范教育手牒》题写的后记
由此，宣统二年（1910）江谦在日籍教习西谷、木村指导下，以东京高等师范校友会为榜样，联络在校师生和各地校友，成立了通州师范校友会，期同目的之人同联络，“同心协力向教育上做”[52]。在校园里，江谦倡导教师与学生课余课外要“常集之一处”谈话、亲近，又“购先儒嘉言与诸生阅之”，包括《曾文正公家书》和王阳明《传习录》、李二曲《四书反身录》等，让学生“阅此种书如面著书诸大儒，日日从大儒学”。[53]他还极力赞助学生间相互研究，鼓励他们“课余有暇，不为玩好荒嬉苟且之行，而杂志其所得，以增其智识而助其观摩”[54]。此外，江谦还积极贯彻张謇对师生勤苦俭朴、修养私德，忠信笃敬、精进公德，以教为育、严格教育的要求，在设定行为目标、建立规章制度、落实考核奖惩等方面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富有特色的德育管理机制。如，宣统二年（1910）十一月，江苏教育总会常任调查员黄炎培到通州调查地方学务，考察通州师范时“得他校所不经见之事三：（一）生徒轮日服管厨事务；（二）设苦学生额，服洒扫之勤务而免其学膳费；（三）教员每周于课毕集生徒就报纸演讲时事。”[55]这其中有自动、有勤苦、有联络，放而大之则形成了清末民初南通师范乃至南通教育的一大特色，即“在统一、在整齐，其所以收统一整齐之效者，有两大原因：一由于教员之同调，一系乎研究之精勤。”[56]
1916年和1931年两版江谦所著《两汉学风》
二是知行合一、切实应用的实践原则。江谦汲取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菁华，膺服张謇“经世致用”的实学实践，结合西学西艺，形成了“人皆有学，学皆务实”的实践本位的教育思想。清末兴学校、废科举，但在求学青年的思想、行为之中仍延续着科举时代的旧意识、旧习惯，尤其是读书的目的不在于学，而在于谋求出身。于是，求学之人“勤其口舌，惛其心志，惰其手足，其实游民无赖而称学士，不能农工商役不耻，而耻为农工商役者，若天命之，若圣贤所传教，若国家期望钦拜在是矣。”[57]其结果，学校教育只不过是教者学者“纷营他种名利之事项”的借径，“以为借径，则必力求敷衍涂饰，而于教育之真理，推行之方法，无暇讨论矣，教育之进步所以缓也。”[58]对于此种士风学风，江谦认为是源于两汉以后因“一姓休戚兴亡之系”“以文教惰，以惰弱国”的“专制政治之失”[59]，在三代秦汉之时则政教清明，学风淳朴，无此颓靡之气。于是，在清末，江谦“从班、范、陈三书选得治学而不废做工者三十八人”，采录列传及诏令，编印成《两汉学风》《两汉兴学劝农诏令》各一卷，“选取史材以昭同学”。[60]这两本小册子不仅作为南通师范师生的研习材料，前书更在1916年9月由江苏省教育总会作为“实用教育丛书”第一种出版推广，1931年1月中华职业教育社又作为实验“做学主义”的学习材料再版。
通州师范学生在附属农场实习
周秦两汉之士“能耕能读”是江谦从中华文化源头找到重塑学校文化的历史依据，同时他更认识到：“教育之要不在说而在行，言论不过发表意思，而成就之效果尤赖实行亲证”[61]。于是，在清末，江谦谋划师范生开设农业必修课，兴办通州师范附属农场，并辅助张謇先后在师范附设测绘科、农科、土木工程科、蚕科，帮助地方开办小学教育研究所、塾师讲习所、单级教授练习所、甲（乙）种师范讲习所、初等小学教员讲习会、手工传习所等师资培训机构。民国成立以后，中小学毕业生增加，但由于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导致了青年“毕业于学校而失业于社会者比比”[62]。针对这种情况，江谦认为：“学生能应用能自动方为适良之教育。”[63]“能应用”就必须将农工职业教育向中小学教育渗透，师范学校则必须开设相关应用课程，培养能从事中小学职业感知、陶冶教育的师资。于是，江谦又率先在通州师范主导了农工分科的教学改革。1915年11月，南通师范“自三年级始以学生志愿分为农工二组，分别设场实业实习，时间每周四时至六时”[64]，并对商科也有所设施，其目的是“在使生徒实地作业，调和其身心劳逸，并使有职业之智识技能，以为小学增设职科之准备”[65]。不久，积极倡导职业教育的黄炎培听到江谦介绍农工分科情况之后，在日记中评价说：“南通师范学校新设农科及工科令师范生选习其一。工科就手工扩充之，令习制造家具。欲于小学校提倡职业教育，不可不先于师范设职业科矣。”[66]后来，中华职业教育社对南通师范进行了专题调查，认为其农工分科教育“研究之结果正确而着实”[67]，并誉为“师范学校注重职业教育之嚆矢”[68]。于是学校的农工分科教育作为一个典范在全国各地推广，当时北洋政府的《教育公报》和《教育周报》等南北教育杂志都进行了介绍和报道。
1936年中华书局再版江谦著《说音》
江谦讲求学生“能自动”，因他认为学校中“病科目太多，学生精神不足以兼顾”“每日功课钟点太多，学生自修不及。”[69]于是，从清末开始，他支持日籍教习推行“自得主义”的教学方法。教师教学生应“匡之助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70]，课堂教学之外，与学生同住同食，相互研讨，点拨启发，因材施教。学生自动学习，各备一本问答册，随时记录教师提问和自身疑惑之处，通过查找资料、互相交流等方式，弄懂问题，以达到“各宜其所宜，各适其所适”[71]的学习效果。对此，江谦曾总结说：“良教育之要素有三：曰诚，曰相生相养，曰切实应用，恶教育则反是。”[72]
三是本立道生、会通中西的培养方法。在江谦的教育观念中，他认为：“对国家言则教育是本，对教育言则师范是本，何以吸收外国之文明，则国粹是本。”[73]如何培本固本？则当在教育中注重国学，在学校课程中注重国文，所谓：“教科中最要者，厥为国文。”[74]由此，作为通州师范最早的国文教习，江谦一直致力于探索和构建近代学校的国文教育体系。最初，通州师范前三届学生均为秀才出生，“对于国文之常识已丰，运用文章之技巧亦熟”“所订课程，无国文讲读，有国文典而已”[75]。据此，江谦接替王国维教授的是《国文典》，所用教材为日本川野健作著、教育世界社译印的《汉文典》（又名《中等文典》）,这是一本融汇汉语传统和西方语法学，研究汉语自身问题的语法教材，其内容与同时期马建忠著《马氏文通》、章士钊著《初等国文典》大同小异。由此，江谦任教的最开始两年，从教学需要出发，借助与日籍教习的时时交流，认真研习了汉语的语法问题。自第四届学生起，通州师范逐年增加了高等小学毕业或相当于高小程度的学生，因而增设国文讲读内容。那么，师范国文乃至与之相联系的小学国文应如何教授？这一问题引起了江谦的关注。江谦认为：“我国学校科学繁多，修身、国文视为苦痛”是普遍现象，其解决方法：一是在学习次序上应先从“辨音识字”这一根本开始教学，二是在学习内容上“宜注重根本国学”。[76]
1947年上海百宋铸字印刷局出版的
江谦遗著《阳复斋丛刊》目录
对“辨音识字”，江谦主张：“教人学文，先令识字，先令知见、溪、群、疑三十六母之读法用法。旋习切音，知切音，然后令看王氏说文句读。看法：先看部首五百四十二字，次择每部应用之字看之，每看一字，先按某某切定某音，次辨三十六母中之某母，然后看说解中有无与本字同母双声之字，有则标出卷端：‘某某同某母双声’。次辨形从某，次辨某声。务令精熟，毋苟且忽略过。如此不过二年，二三千字之形声训诂均能通贯，终其身读书作文，用之不能尽矣。”[77]为更好地推动国文形声教学，江谦借鉴英文切音原理，编写、出版了音韵学专著《说音》《古今音异读表》等，并在天津、上海、南京各地演讲推广。他更积极推动国家自上而下实施改“官话”为“国语”、制定国语音标、编订小学注音国语读本和国语辞典等改革举措，成为民国后“国语运动”之先声。由于江谦的提倡，通州师范较早形成了国语教育的氛围，到1918年前后在全国普及国语的运动中，学校“各级分习注音字母及国语，并定每两周举行国语讲习会一次”[78]，全面推行国语教学，国语文学也同时在校园里逐渐流行，并在教师中产生了易作霖、丛圻为代表的国语教学名师，在校友中涌现出刘延龄、蒋希曾、李素伯等一批现代文学史上的先驱人物。
对“根本国学”，江谦认为包括小学、理学、经学、文学四项，这也是国文教育应当涵盖的基本内容。其中，小学应主文字形声本旨，“毋失之芽凿”，小学儿童“十岁以前重识字声，十岁以后重识字形”；经学“被前人做坏，吾人不当以此有毒者再学”，但师范生在“既能小学”后，须添读《四书》，因“四书之言皆是伦理，政治诸学亦胥于是”，故而“小学校不当读经，但为教师无此根本，所作之事皆是机械，无所谓精神”；理学“重躬行实践，以程、朱、陆、王为则”；文学“当举科举时之浮华、驾空、繁难之文字概去之而趋于简朴之途”。[79]江谦的国文教育主张落实到学校具体的国文教学之中，明确为“理欲其积之精，则读书为本。辞欲其储之正，则识字为先。义法欲其清且纯，则选读古文为尚”[80]的原则，国文教授内容分为读书、识字、读文、作文、日记、习字六项。“读书”分讲读、阅看。讲读包括《四书》及《群经大要》，由教师讲授，令学生熟读；阅看包括《曾文正家书》《求阙斋日记》《四书反身录》《阳明传习录》《纲鉴易知录》、四史，学生作札记、日记。“识字”分形体、义训、声音三部。声音学以江谦著《说音》为宗，形体、义训以《说文》为主。“读文”则前三年“由教师选授诸家之文，不限时代，以理足词纯，义法谨严完密，所谓清真雅正而能切于实用者为准”[81]，文体分记叙、论议、词赋三类；第四年起添讲文典及文学史。“作文”以记叙文、书牍文、论说文为主。日记以养成品德、熟练文笔为主旨。
综上所述，江谦倡导国文、国语教学改革，不仅仅为国文、国语的教与学，更为弘扬国学、发展民生、振兴国家，也体现了他知己知彼，适地适用，既不守旧排外，也不照搬照抄的会通中西的主张。对此，他曾赋诗说：“知识世界物，万有为藩篱。不以邦域限，那复标门楣？往训示宏大，虽圣有不知。西邻远航迹，搜列纷珍奇。测星观积雪，探极凌冰馗。……开门笑揖客，握手倾金卮。”[82]
四是诚意正心、诲人不倦的儒师风范。江谦作为一名教育家，始终保持儒者风范。他在南通之时，奋力于诵读诗书、研习经史、参悟义理。对此，与其结为忘年之交，流寓南通的朝鲜学者金沧江，曾有《忆江谦》诗云：“东林素月高，林影渡河水。中有如玉人，摊书深竹里。直欲因风呼，扣舷同咏史。忽复迷远近，冥濛白烟起。”[83]他饱学的成果，在国学方面除《说音》《古今音异读表》外，尚有《周礼郑氏注释音》《诗经毛传郑笺释音》《阳明致良知学》等，但他为人谦逊，不恃才傲物。如，1912年黄炎培建议作为音学专家的江谦主持筹备中的国语读音统一会工作，江谦则推荐了他南洋公学的同学吴稚晖，并说：“谦所见闻，无过稚晖君者。将来此事发生，请其主持，必有成效。谦不敏，或能勉为裨助。”[84]事实上，吴稚晖后来成了国语运动的旗手。江谦不恋权势，不计名利。他一生出任的官职仅有为期三个月的江苏省教育司长，而此前后对清学部员外郎、国语调查局局长和民国安徽省教育司长的任命，江谦均婉辞不就。在南通师范和南京高师任职之时，江谦资助皖籍同乡学子求学，时常倾囊而出，家用开销也时时要靠他的夫人织巾为助。在学校中，江谦对青年学生平等相待，循循善诱。为此，他的学生、著名体育家吴蕴瑞曾说：“江易园先生，他是讲诚意正心、知行合一的学者，也是个诚意正心之修养家，与知行合一的实践家，加以其时上下相见以诚，没有什么隔阂，校长的精神也很能直接的感动学生”。[85]那么，在南通师范，江谦的人格与学问也确实直接影响了几代师范人，校友中涌现出了以顾怡生、尤慎铭、邹楫、曹书田、尤其伟等为代表的一批德艺双馨的教育家，而从他们身上或多或少可以见到江易园先生的身影。
1928年，年过半百的江谦曾赋《咏梅》诗一首，其词曰：“冰雪天中一现身，鸾翔鹤立月精神。春风未到先开口，说尽圆机与世人。”[86]诗人咏梅也是自咏，想来这也是江谦自己一生经历和精神追求的生动写照。
（作者注：本文部分图片由黄为人先生提供，谨表感谢。）
参考文献：
[1][12][16][27][31][32][36][39]蒋维乔：《江易园居士传》，《觉有情》（半月刊），1943年3月1日第4卷第13、14期，第14版。
[2]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2)[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161.
[3][6][7][10][11][14][15][23][24][28][33][35]江谦.梦游纪恩诗[M].上海:道德书局,1942.
[4][37][42]程考宜笔录.江易园居士在通州师范学校演讲佛性[J].弘法刊,1935(30):42.
[5][71]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6)[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270,436.
[8]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8)[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518.
[9]江谦.南通师范十年度支略序[J].南通师范校友会杂志(2).南通:南通翰墨林印书局,1912.
[13][29]本校沿革[J].南通师范校友会杂志(5).南通:南通翰墨林印书局,1915.
[17][22]江谦.小学教育改良刍议[J].吉林教育官报,1911(74).
[18]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5)[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96.
[19]江谦.小学教育改良刍议[J].吉林教育官报,1911(75).
[20][21][52][76][79]江谦.校友会演说词(速记稿)[J].南通师范校友会杂志(7),南通:南通翰墨林印书局,1917.
[25]江谦.垦荒说略序[J].通州师范校友会杂志(1),南通:翰墨林编译印书局,1911.
[26]江谦.审查采用音标试办国语教育案报告资政院[J].通州师范校友会杂志(1),南通:翰墨林编译印书局,1911.
[30]竺可桢.常识之重要[J].国风月刊(第8卷),1936(1):12.
[34]张孝若.为本校回复私立呈江苏教育厅[A].通州师范学校三十周纪念册[G].南通:南通翰墨林印书局,1933.
[38]江易园致南通师范教职员函[N].新闻报,1923-5-21(4).
[40]张孝若致吴寄尘函:1932-8-28[B].南通:南通市档案馆.
[41]张孝若致吴寄尘,江导岷函:1928[B].南通:南通市档案馆.
[43]韩国钧.江易园演讲录序[N].佛教日报,1937-2-27(2).
[44]柳诒征.从历史上求民族复兴之路[J].国风(第5卷),1934(1).
[45]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下)[M].北京:中华书局,1999:1777.
[46][75]陆文蔚,顾乃健,邢家璜.教育家顾怡生诗文选集[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135,174.
[47]江谦.双十节礼堂训话[J].南通师范校友会杂志(7),南通:南通翰墨林印书局,1917.
[48][82]江谦.庚戌杂诗[J].南通师范校友会杂志(4),南通:南通翰墨林印书局,1914.
[49][50][69]江谦.临时训话[J].南通师范校友会杂志(7),南通:南通翰墨林印书局,1917.
[51][58]江谦.开会时之演说•其五[J].通州师范校友会杂志(1),南通:翰墨林编译印书局,1911.
[53]江谦.临时训话(速记稿)[J].南通师范校友会杂志(7),南通:南通翰墨林印书局,1917.
[54]江谦.南通农校课余杂志序[J].南通师范校友会杂志(4),南通:南通翰墨林印书局,1914.
[55]黄炎培.常任调查员调查报告(第一次)[A].江苏教育总会文牍(六编)[C].上海:中国图书公司,1911.
[56]李荣怀.参观南通县教育报告[J].宝山教育界,1915(3).
[57]江谦.两汉学风序[J].南通师范校友会杂志(5).南通:南通翰墨林印书局,1915.
[59]江谦.两汉兴学劝农诏令序[J].南通师范校友会杂志(4),南通:南通翰墨林印书局,1914.
[60]黄炎培.重印两汉学风序言[A].江谦.两汉学风[M].上海:人文印书馆,1931.
[61]江易园.人所不见之教育谈[J].东方文化(上海),1927(3).
[62]黄炎培.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N].时事新报,1917-4-4(3).
[63][70][73][74]江易园先生讲演国文教授之根本[J].教育研究(上海),1915(24).
[64][78]本校沿革略[J].南通师范校友会杂志(8),南通:南通翰墨林印书局,1919.
[65]本校现状概览[J].南通师范校友会杂志》(6),南通:南通翰墨林印书局,1916.
[66]黄炎培.抱一日记[A].周汉民.理必求真——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读本[C].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495-496.
[67]刘俊升.述黄任之先生演说辞——职业教育问题[N].通海新报,1917-12-12.
[68]黄炎培.实用主义产出之第三年[A].璩鑫圭,童富勇,张守智.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G].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445.
[72]朱嘉耀.南通师范学校史(第一卷•纪事)[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39.
[77]江谦.与汪彝安论教师范生国文书[J].南通师范校友会杂志(4),南通:南通翰墨林印书局,1914.
[80][81]本校国文教授实施状况[J].南通师范校友会杂志(8),南通:南通翰墨林印书局,1919.
[83]金沧江.月夜步河岸忆江谦[N].申报,1915-6-17(14).
[84]江谦.复黄靱之君书[J].南通师范校友会杂志(2).南通:南通翰墨林印书局,1912.
[85]吴蕴瑞.我的纪念南高[J].国风(第7卷,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二十周年纪念刊),1935(3).
[86]江谦.咏梅[J].净业月刊,1928(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