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研究（2023）· 新论集萃》 ●
论张謇作为教育家的原创性
——兼与张之洞、康有为、蔡元培等比较
沈行恬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江苏 南通 226001）
“原创型教育家”是“中国近现代原创型教育家研究丛书”从中国近现代教育体系的形成、发展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着眼，提出的重要概念。该丛书总序指出“原创型教育家就是那些生于原创性时代，提出原创性问题，创立原创性思想和实践成果，并具有原创性影响的教育家”[1]9，同时认为“在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形成时期，堪称原创型教育家者主要有张之洞、康有为、蔡元培、黄炎培、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陈鹤琴等”[1]13。总主编宋恩荣、李剑萍以这八位教育家为专题，分别约请学者撰写专著予以研究介绍，合成上述丛书。不无遗憾的是，张謇未被列入其中。尽管张謇作为教育家是所有了解这位杰出人物的共识，但是对于张謇作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家的“原创性”，学界似乎还缺少足够的揭示。本文拟就以下四个问题略陈己见。
一、何为“原创型教育家”？
根据《教育大辞典》的定义，教育家是“在教育思想、理论或实践上有创见、有贡献、有影响的杰出人物”[2]。由于堪为教育家的杰出人物众多，且在实际应用中，人们对“教育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常有不同的认知标准、应用习惯，而中国教育的既有发展程度及进一步发展的需求，使得关于中国近现代教育家研究的系列化、精细化成为必然，“原创型教育家”的研究正是我国教育研究尤其是对于教育家、教育史、教育创新的研究走向深入的体现。
创新性是衡量教育家特质的重要标志。就教育家的创造程度看，又有再创性与原创性之别。在教育发展改革的进程中，通过消化吸收、迁移整合形成新的认识、行动，获得再创性的成果，是很了不起的贡献，但若能在思想、理论、实践上，对教育发展改革进行具有根本性的探索开拓，取得真正原创性的成果，则更具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
根据李剑萍、杨旭在上述丛书总序中的观点，“原创型教育家是教育家的最高级类型或形式”，“其原创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原创性的时代，一般产生于长历史时段的巅峰时代或转型时代；原创性的问题，敏锐而深刻地发现并概念化时代的重大教育问题，这些问题是前所未有且无法回避的，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解决就构成了教育历史发展的一个个必然环节；原创性的思想和实践成果，开创学理、学派或创立学校、学制，‘立言’丰赡卓越、自成体系，‘立功’构想深远、规模宏大；原创性的影响，不仅影响当代一时，并具永久性乃至世界性价值，值得反复研究和解读汲取智慧。”[1]9在对于教育家概念的认知标准、应用习惯趋于多元，教育家的自身特性也存在类型、层次之别的现实状况下，按照这样的尺度衡量某些或某个教育家的贡献与地位，对于我们在中国教育迈入新时代的进程中，更好地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推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无疑是颇有意义的。
二、为何张謇堪称“原创型教育家”？
张謇身处的晚清民初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的时代。十九世纪中叶第一次鸦片战争以降，西学东渐，列强入侵，封建专制统治的中国逐步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救亡图存，更生图强，成为中华民族的当务之急。在政治、经济、文化转型变化的影响下，中国教育的性质与走向也在发生深刻的嬗变革新。中国当向何处去？志士仁人纷纷积极探寻救亡图存的道路，连清政府也被迫宣布推行“新政”。概而言之，“变法（宪政）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呼声最为强烈，行动也最为猛烈。张謇与众多志士仁人同样面对这样的时代问题，而且他在变法（宪政）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方面都做出了自己不懈的努力。本文重在探讨“教育”与“教育家”的话题，不能过多涉及政治、经济等问题，但是我们在考察张謇及其他教育家的原创性时，也不可能完全脱离他们对于政治、经济与教育的整体性思考和探索。
中国古代学在官府，办学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王道统治。西周“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虽“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礼记·学记》），然而能够接受正规教育的人很少。自汉代“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后，传统教育以儒学为主体，注重伦理道德的灌输与教化，轻视科学技术的传习与探究。隋代创立科举制度以来，教育制度与选官制度合二为一，科举考试左右着学校教育的培养方向、教学内容乃至教学方式。明清时期的“八股取士”，使得官办以及民办的教育日益僵化，与社会发展的时代需要严重脱离。“旧有传统教育虽然也培养了不少人才，但是，从根本上说，它禁锢了人们对自然、社会及科学知识的能动探索，极大地扼杀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精神。”[3]
在前面提到的中国近现代原创型教育家中，张之洞（1837~1909）身为晚晴重臣、洋务运动殿军，他对于中国近代教育最重要贡献是作为清末教育改革总设计师，构建起中国新式教育的制度基础：负责制定颁行了我国第一个现代学制“壬寅·癸卯学制”，建立以学部为代表的现代教育行政体制，停止科举考试直至废除科举制度，明确“中体西用”思想指导的新旧参互的教育宗旨。康有为（1858~1927）是维新运动的思想领袖和行动干将，他在呼吁教育救国、兴办新式学校、变革科举制度等方面可谓不遗余力，思想观点更具新锐性、震撼力，“维新、保教、大同”是他从政治、宗教层面思考和设计的中国文化之时代使命，但是他又是封建王朝体制的坚定维护者，自诩光绪“帝王师”的保皇党代表人物，其教育改革的构想都倚赖光绪皇帝采纳、推行，在当时的现实面前难免落空。蔡元培（1868~1940）是清朝翰林，又在国外游学研习多年，曾任光复会、同盟会、中国教育会要职，还在上海短期从教于澄衷学堂、南洋公学，辛亥革命后先后出任南京临时政府首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及司法部长、监察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他主持制定颁布过一系列民国时期的重要教育法令，积极推进“教育独立”，试行大学院制和大学区制，提出“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主张“以美育代宗教”，“养成健全的人格”，并且特别重视高等教育，认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应当“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蔡元培的超凡之处在于，一方面他作为国民党元老是广泛而深入的社会政治参与者，尤以北京大学为基地从思想文化层面推动了中国的深层变革，另一方面他又始终有意无意地采取了既非入场又非离场的‘即场’态度，研究人、教育、大学的本质，可谓‘教育家之教育家’、原创型教育家之首”[1]19。他们与张謇（1853~1926）基本属于时代同龄人（张之洞年长张謇16岁，张謇则比康有为、蔡元培分别年长5岁、15岁），他们面临的时势环境、教育问题、办学任务更为相似，而且他们也都有参与或影响政府高层决策的共同处，因而尤其值得我们进行关注、比较。
黄炎培（1878~1965）、晏阳初（1890~1990）陶行知（1891~1946）、陈鹤琴（1892~1982）、梁漱溟（1893~1988）诸位在教育救国、社会改造、政治参与等方面与前述三位教育家及张謇有着共同或相似之处，并在职业教育、平民教育、生活教育、幼儿教育等方面分别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中黄炎培、陶行知与张謇还有过直接的交集。比如张謇与黄炎培1914年至1921年曾分别担任江苏省教育会正、副会长，在筹建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国立东南大学，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等重要教育事件中都有精诚合作；1922年8月，陶行知来南通参加中国科学社第七次年会，与张謇相互见面共同与会，陶行知还曾说过“我搞生活教育，他（张謇）是我的第一个先生”[4]。但是他们几位的年龄分别比张謇小25、37、38、39、40岁，面临的教育问题、任务与张謇不尽相同，而且他们在教育创新方面进行探索、取得成就的时间也较张謇为晚，故本文不拟多加比较了。
作为教育家，张謇面对着重大的教育问题，而且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作为一个伟大而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一个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勇毅探索者、一个对自己道德人格有着高尚期许的儒者，他的思考、探索是系统性、根本性的。我们认为，“张謇是这一时代转型、教育变革的亲历者、助推人，是一位持大教育观、办大教育事业、对中国近现代教育产生了大影响的大教育家”[5]。
何以见得？我们试从以下视角解读之：
（一）从教育思想上看
张謇的教育思想涵括了教育的功能、教育的地位、教育与实业的关系、教育经费、兴学次第、培养目标、教育方针、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学风建设、师资建设、学校管理诸方面。择其要者如：
——他认为教育是开启民智、造就人才、救亡图存、富民强国最为根本、最为关键的因素。他大声疾呼：“窃维环球大通，皆以经营国民生计为强国之根本，要其根本之根本在教育”[6]209，“救亡之策，莫急于教育”[7]613。
——张謇是中国近现代最早认识实业与教育二者互动关系及其对社会发展重要意义的思想家和实践家。“父教育而母实业”[8]111就是他的一个独特的重要观点，他认为“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9]536，“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实业之所至，即教育之所至”[7]615。
——张謇对学校的层级类型和兴办次序有着清晰的思路和一贯的主张。他说过“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7]70；“师范启其塞，小学导其源，中学正其流，专门别其派，大学会其归”[7]613。
——办学经费问题始终是张謇极为重视、竭力求解的头等大事。早在1901年撰写《变法平议》时，他就主张中央财政列出预算、地方分级负责、官费补助民立学校的办学经费投入机制。在后来的办学实践中，他不断拓宽思路，苦心经营，扩展经费筹集途径，诸如自己捐资、民间集资、实业挹注、收取学费（膳宿费）、争取官助、校产养校，甚至发行股票、借贷维持等途径均被他尝试。言及办学经费问题的大量详实之论和创新之见散现于他众多的文函讲演中。
——张謇教导学生要“德行为重”，“须是将天下一家、中国一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之道理，人人胸中各自理会”[7]70。1904年拟订扶海垞家塾章程时，张謇就表明了“谋体育、德育、智育之本，基于蒙养”[8]53的观点；随后在改订师范章程时，提出“国家思想、实业知识、武备精神三者，为教育之大纲”[8]96；1915年为河海工程测绘养成所制订的章程中，进一步提出：“本所教育方针如左：一、注重学生道德、思想，以养成高深之人格。二、注重学生身体之健康，以养成勤勉耐劳之习惯。三、教授河海工程上必须之学理技术，注重实地练习，以养成切实应用之知识”[8]152，他着眼人的全面、和谐、切用发展的目标指向无疑抓住了教育的本质要求。
——对于学校、学生的管理，张謇向来反对放任，力主严格。他期待的是“开拓胸襟，立定志愿，求人之长，成己之用；不妄自菲薄，自然不妄自尊大。忠实，坚苦自立，成我通州之学风”。[7]70
——张謇强调“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10]376，他说过，“对于世界先进各国，或师其意，或撷其长”[6]524，“夫课程之订定，既须适应世界大势之潮流，又须顾及本国之情势，而后斟酌损益，乃不凿圆而枘方”。[7]383
——他也特别重视因材施教，认为教育是“有方而无方，有法而无法之事”[10]436，主张教师“因材易教，毋拂毋悖，毋萌倦志”[11]226，学生“各本性所近，习一艺而专之；各本识所明，力所胜，习一事而勤之”。[7]439
——关于师资建设，张謇认为“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7]70，“普及有本，本在师范”[10]370，他并且建议学部对教师制订“奖励”、“约束”、“补助”的政策，甚至还提出对“有疾或退老者，给酬助费、退隐费。酬助至其疾愈或卒；退隐终其身，均视所得年俸之半”，[6]154-158以此解决教师后顾之忧，确立教师职业有尊严的社会地位。
总之，张謇的教育思想极为宏富深邃，适时务实，且辩证而中庸，其中多有在当时振聋发聩的原创性思想。人们在论及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潮或流派时，时常难以将张謇简单地归入某一类型而常于分别介绍时多次提及张謇的思想观点或办学实践，这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家中是甚为罕见的。[12]
（二）从办学实践上看
1902年，他在力争官办师范未果的情况下，毅然捐资集资，创办中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通州民立师范学校，并使这所学校真正成为了南通新式教育发展的师资摇篮，也为日后其他学校的陆续兴办积累了可贵的经验。此后他又先后创办或参与创办了小学、中学及幼稚园（班）近400所（个）。
应当看到，虽然19世纪20世纪之交教育救国的思潮已在中国盛行，清政府也已颁发诏令改革学制，但国民教育并未得到真正有效的普及实施。而通海地区由于张謇的亲倡力行，到民国初年已基本形成了初小、高小、中学相衔接的普通教育体系。所以张兰馨先生在《张謇教育思想研究》一书中指出：“真正具有计划普及小学，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应首推张謇。”[13]
在普及基础教育取得一定成效后，张謇随即着力渐次加强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育、社会教育乃至家庭教育，使通海地区的教育事业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扩展完备，基本形成了纵向上层次由低到高、横向上门类较为完整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学校体系，还经常举办展览会、讲习所等作为辅助学校、开化民智的途径。此外，他还同时注重兴办、建设具有教育功能的文化机构、设施，陆续创办了翰墨林印刷局、南通博物苑、南通图书馆、军山气象台、更俗剧场、伶工学社、公共体育场等。他创办的师范学校、纺织专门学校、盲哑学校、博物苑、气象台等均为“中国第一家”。1920年，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来南通考察讲学后，禁不住称赞：“南通者，教育之源泉，吾尤望其成为世界教育之中心也。”（刘经庶口译，何篑庵笔录）[14]
尽管张謇的办学实践主要在南通地区进行，但那是他在政府内外交困，推行新教育不力的情况下，不得不奋而自为之的选择。事实上，张謇兴学总是以国家利益为重，他对于江苏乃至全国的教育发展始终密切关注，并且总是尽己之能提出建议，参与筹划，给予帮助。他曾为翁同龢代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为刘坤一拟订中小学课程计划，向学部和两江总督府呈文提议设立工科大学、南洋大学……南京的三江师范学校、东台的母里师范学校、吴淞的商船学校与水产学校、吴县的铁路学校、南京的河海工程学校、上海的复旦公学、南京的东南大学、南京的暨南学校等的创办发展，都有张謇的重要贡献。
由于在教育领域的突出成就和威望，1906年，身兼江苏及全国商会、农会、预备立宪公会等多个社会组织主要负责人的张謇又被推选为江苏学务总会（后改为江苏教育总会）会长。他以会长名义上书学部，要求广设师范学校、提高教师地位、增加教育经费。教育总会成立后，开展了编辑教材、培训教师、交流教育经验、讨论教育改革等不少工作。1911年，张謇发起成立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呼吁各省有一致方针，起而各谋进步，共同推进教育，补救于国家。他还主持了学部组建的中央教育会会议，面临特殊时期的矛盾与冲突，努力沟通官方与民间意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界的公意，通过了关于军国民教育、划定地方教育经费、补助推广初等小学经费、振兴实业教育、停止实官奖励、统一国语等12项决议案，对民国时期的教育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从实际影响上看
2020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南通博物苑考察调研，参观张謇生平展陈，了解张謇兴办实业救国、发展教育、从事社会公益事业情况。习近平指出，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同时，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造福乡梓，帮助群众，影响深远，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15]
自张謇大力呼吁教育救国、亲自创办各种学校开始，其影响就深刻改变了南通教育事业的发展格局，甚至也大大拓开了其他不少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路径。近代以来南通崇文重教的社会文化传统由此形成，如今南通保持优良的基础教育优势，享有“教育之乡”美誉也得益于此。从张謇在南通地区以外参与创办的师范、高校，也可对其影响略见一斑：师范有南京的三江师范学堂、上海的龙门师范学校、扬州的两淮师范学校、盐城的东台母里师范学校；高校有上海的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震旦学院，中国公学、吴淞商船学校（今上海海事大学、大连海事大学）、吴淞水产学校（今上海海洋大学）、同济医工学堂（今同济大学）、国立自治学院，南京的国立东南大学（今东南大学）、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今河海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苏州的苏州铁路学堂，景德镇的中国陶业学堂（今景德镇陶瓷大学）等。
张謇在南通创办的学校还与多所外地学校（教育组织）、人员有着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联系。比如当年南通的纺织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与如今的东华大学、苏州大学、扬州大学的创办、发展有所相关。有的学校则接收了部分外地生源，如通州师范学校早年除为通属各县及江苏本省培养小学教习外，还接收过山西、甘肃、江西、安徽、陕西、四川等地的学子前来求学，这些学子毕业后为当地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贡献。
张謇身前身后都受到朝野重视，在外籍人士中也颇有影响。1919年，美国人保罗（CharlesT.Paul）在其所著《中国的召唤》中写道：“迄今为止，张謇的改革有哪些成就呢？⑴男孩女孩都能就读的现代小学——这一系统涵盖城镇及农村的三百多个单位。其分布之广泛、实施之高效是当时除英属印度之外任何亚洲地区都无法匹及的；⑵为男生女生分别建造的两所文法学校；⑶一所男子高中；⑷为男生女生分别建造的两所师范学校；⑸一所农学院、一所商学院、一所纺织学院、一所为女生设立的刺绣学校、一所为男生设立的贸易学校；⑹一所有附属医院的医科学校……”[16]1921年3月26日《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Reniew）主笔裴德生（D.D.Patterson）写道：“南通令人最为印象深刻的特性，它极大的活力以及活泼进取的精神，在于这一切诞生于中国最伟大的学者之一——张謇的脑海中。”[17]
时至今日，张謇广受研究，影响未辍。1930年至1931年，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张謇年表》、《张季子九录》由中华书局先后出版；1942年日文版《张季直先生謇自订年谱》由内山书店在上海发行；1986年，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由中华书局出版；1994年，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2000年，章开沅《张謇传》由中华工商业联合出版社出版；2001年，卫春回《张謇评传》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2年，庄安正《张謇先生年谱》（晚清篇）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7年，张廷栖、孟村主编《张謇画传》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王敦琴主编《张謇研究百年回眸》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12年，李明勋、尤世玮主编新版《张謇全集》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2018年，庄安正《张謇年谱长编》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2021年5月，周新国、张慎欣主编《张謇辞典》由广陵书社出版。这些重要著作都是张謇影响于世的体现。
在众多的论文、论文集中，六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和自2003年始至2022年的《张謇研究年刊》是重量级的研究成果。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87年、1995年、2000年、2006年、2009年、2015年相继在南京、北京、南通、海门、上海等地召开，是汇聚海内外学者对张謇研究进行交流的重要平台，每一届研讨会都汇编论文成集正式出版；《张謇研究年刊》系张謇研究中心从各种学术刊物发表的张謇研究成果中遴选编印，每年一册，能够基本反映当年的学术研究成就与进展动态，至今已经连续编印20册，另有1926—2001年刊补编3册，总计近600万字。
在巨量的研究成果中，关于张謇的教育思想、实践及其影响的研究成果占有重要的分量。比如2002年南通师范百年校庆之际召开的“张謇教育思想研讨会”有多位国内知名学者提交论文并到会交流。学术性专著中，张兰馨《张謇教育思想研究》（辽宁出版社，1995）、马斌《张謇实业与教育思想概论》（苏州大学出版社，2006）、王敦琴等《张謇与近代新式教育》（人民出版社，2015）、沈行恬《张謇教育文论选注》（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等都是专项研究的代表性成果。而相关论文则更以数百篇计，无法一一列举了。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在网络上传播的关于张謇包括定指“教育家张謇”的信息都是海量存在，利用中国知网、超星数字图书馆等平台乃至利用百度、谷歌，都可以轻松获取有关张謇教育思想、办学实践、社会影响的学术资源信息。
应该说张謇教育遗产最主要的影响还是多年以来直至当下的办学实际中的继承弘扬。物质层面上，当年张謇创办的许多学校、事业的遗址遗物至今犹在，主管部门和有关单位都倍加珍惜；精神层面上，张謇的教育思想、人格精神更是激励、感染着一代代教育工作者和青少年学生。在张謇故乡南通的部分高校、中小学乃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以张謇为主题，开设选修课程或专题讲座、编写教材资料、举办研讨活动的也不在少数。王敦琴主编的《张謇研究精讲》就被列为“十二五”江苏省高等学校重点教材。许多学校都把张謇题写的校训保留至今，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守正创新。
三、张謇的教育原创性具有怎样的特征？
基于张謇创造性的教育思想、办学成就及其影响，张謇作为“原创型教育家”可谓实已归，名当至，且有其鲜明的个性特征。
（一）宏微兼具
张謇的哲学理念重生通变、辩证中庸。他具有极强的统摄思维力，做事总会通盘、长远、周到地谋划与实行。《变法平议》是张謇早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他提交的关于推行新政的总体设计方案。《变法平议》就清廷中央机构“六部”的权责类分条举，共列出42个应予改革的事项，并说明其实施次第。其中，礼部列有“普兴学校”、“酌变科举”、“学堂先学画图”、“权设文部总裁”、“明定学生出身”等8项，显示出他已初步具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宏观视野和系统构想。
张謇在《致各省教育总会发起词》中说：“凡百事业，均须有世界之眼光，而后可以择定一国之立足之地；有全国之眼光，而后可以谋一部分之发达。欲定教育宗旨，尤不可不注意于此。”[7]643他创办的教育事业是他本着“村落主义”理念经营地方自治、打造“新世界雏型”的组成部分，欲“发见于一方隅而影响及于全国”。[7]121他的“大教育”理念和“大教育”实践，不仅是构建类型、层级基本完整的教育体系，而且着眼于教育的内外部关系的有机联动，是他本着宪政立国、教育兴国、实业强国愿景的大手笔。
在办学的具体实践中，张謇的微观实操却不由人不刮目相看。赴日考察时他对日本学校的校舍面积、用具大小、食宿条件、教学细节等都十分留心，记录甚详，且时作比较反思。从江谦所编《张殿撰教育手牒》中，则可窥见作为校长的张謇对学校日常管理的高度重视和直接过问。他还亲自为多所学校题写校训、创作校歌，通州师范校训“坚苦自立忠实不欺”、师范附小校训“爱日爱群爱亲爱己”、商业中学校训“忠信持之以诚勤俭行之以恕”、医学专门学校校训“祈通中西以宏慈善”、纺织专门学校校训“忠实不欺力求精进”、农业学校校训“勤苦敦朴立命於学”……无不意涵切要而又深广，是对学校办学的精准提点。
（二）知行并进
张謇不仅是一个教育思想家，更是一个教育实践家，不仅言而有行，而且行而有果。他呼吁朝廷、官府举办而未被采纳、未能实现的，他便自己勉力为之。他是一个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开路先锋”。
通州师范学校的筹划创立以及后续办学就是十分典型的例子。张謇深知办师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决计再苦再难也要及早办起来，他用自己办纱厂节约未用的盈余两万元以及友人助集的部分资金，在通州自立师范学校。他亲任通州师范学校总理（校长），对于筹资、选址、营建、招生、师资选聘、课程设置、日常管理等都亲力亲为，周密处置。他参酌各国私立学校章程以及师范学校章程，订立了通州师范学校的各项条规，包括招集生徒章程、学课章程、教习考核章程、职务章程、管理章程等，呈请设立师范时就一并呈上开办章程。开校前一日晚间，他带着庶务人员举着蜡烛逐处检查过去，发现有未钉牢的门牌，便亲手重钉加固。他还特地查看厨房和厕所，对不妥之处重新布置，嘱咐说“办学堂，要注意这两处的清洁，看学堂，要看这两处是不是能清洁。”最后又再次看过他亲手书写的“极东西方万国推崇为教育大家先圣亦云，吾学不厌，诲不倦；合周秦诸子受载于狂狷一体后生有志，各遵所闻，行所知”等几幅对联，直至积翠滴露，更深许久，才缓缓离去。[18]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月初一，通州民立师范学校正式开学。无怪乎张謇曾心怀忧悒又不无自豪地宣称：“夫中国之师范学校，自光绪二十八年始，民间之自立师范学校自通州始。”[7]66
南通博物苑也是张謇在几次呼吁官设博览馆未果后，毅然动员民间力量创办而成为中国公共博物馆事业的嚆矢。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它还是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有效结合的实践创新。张謇亲自审定博物苑《观览简章》并撰写前言，称“博物苑之设，为本校师范生备物理上之实验，为地方人民广农业上之知识”[8]134,还为博物苑集联：“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19]，其办苑意图昭然。
（三）务实适时
张謇的教育创新总是因势务实，与时俱进。他构想的“师范启其塞，小学导其源，中学正其流，专门别其派，大学会其归”的教育格局与兴学次序，基于国情现实和办学规律，极具创意也极为务实，其本人的办学实践正是循着这样的蓝图、原则逐步实施的。在当时社会舆论急切呼唤兴学育才，尤其是政府官僚“竞兴大学”，企望立竿见影的时候，张謇在充满对新教育的热情的同时，保持了合理而有效地发展新教育的冷静。
1903年5月至7月间，张謇前往日本考察。对于这个在几年前的甲午战争中带给中国莫大惨痛屈辱的国家，张謇抱着一种难得的实事求是态度。他定下的参观考察次序是“先幼稚园，次寻常高等小学，次中学，次高等，徐及工厂。”[9]541而且希望“学校形式不请观大者，请观小者；教科书不请观新者，请观旧者；学风不请询都城者，请询市町村者；经验不请询已完全时者，请询未完全时者；经济不请询政府及地方官优给补助者，请询地方人民拮据自立者。”[9]555这完全是立足于中国实际，力求裨助于中国教育的求真务实精神的体现。
1904年，张謇倡议设立“通州五属学务处”，作为推广新式教育的办事机构。1910年，张謇提出按区域分年度普及小学教育的规划，按照每所学校覆盖方圆25方里计算，拟在4年内建成初等小学400所。后张謇根据自己雨天踏勘，认为乡村偏僻，雨天泥泞，宜改为每16方里设一所小学，通州五属全境应建初等小学600所。按此估算，几年后每年大约会有16500名初等小学学生毕业，如其中十分之一进入高等小学学习，还应增设8所高等小学，构成合理的初等、高等配置。
我们知道，张謇除基于社会急需和现实条件，有序建构了相对完整、合理的地方教育体系，他的心中还有一个南通大学梦。张謇之子张孝若讲得很清楚：“吾父兴办地方自治，盖有序焉。先实业，次教育。实业所以裕教育之本，教育所以储实业之材，更进而互助，以求其发达，孳乳递衍迺及公益慈善，亦以此为教实二者发达后，地方自治必不可少之事，而最大之目的及最后之结晶则为南通大学。”[20]从1895年创办大生纱厂开始，到南通有规模、成产业链的实业体系建成，再从1906年开始，张謇在通州师范先后附设农科、测绘、蚕桑、工科等实用学科，参与筹建通海五属中学并附设培养文秘人才的国文专修科，又陆续创办或参与创办了女子师范学校、农业学校、纺织学校、医学专门学校、商业学校、银行专修学校、法政学校，谁能说他不是怀着强国梦想，在为创办南通大学而努力夯实基础、创造条件呢？
（四）情深志坚
张謇出身于兼事农商、尚学修仁的家庭，幼时受教于私塾，稍长又求学于书院，很早就熟读儒学经典，饱受修身济世的传统文化的浸染，对学习、教育有着真切的情绪体验与深刻的理性认知。他曾一心想应试登仕，求取功名，然而多年的科举应试，一方面使他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也使他认识到科举制度对于多数学子士人的戕害，以及它在西学东渐、社会转型形势下的不适应。从客幕孙、吴，参与政务军事，到官授翰林，踏入朝廷高层，直至投身立宪，兴办实业与教育，经营地方自治的人生经历中，张謇目睹民生艰难、灾患凶险，尤其是痛感于战败之辱、国势之蹙，办学兴教的抱负逐渐形成并日益坚定，他投入于教育的情感也越发充沛。
从张謇留下的大量文稿以及他人的记述中，可以印证他深挚而坚忍的教育情意的例子可谓俯拾皆是。我们且借几则日记、书信的摘录以管窥全豹：“至江宁，大风，江涛激涌，下驳甚险。至商务局，日映末已。室中壁板坼缝，大可容指，寒气凛冽。”“诣建德，以九事问，皆学务也。”（以上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十一日、十二日日记）他去南京处理商学事务，不辞苦险，拜访两江总督周馥时，所谈都是办学之事，涉及江宁设总学会、各学校收学费、高等学校择地建设等事项。“畏寒不适。蒯礼卿、徐积馀、缪小山自宁来，携建德书，说苏皖学额，久谈。寒益甚，午后不能支，乃卧，覆被四层，夜半方热而微汗。”（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四日日记）即使身染重疾，与友人讨论办学事宜也没懈怠。
作为实业巨子，张謇其实并没有积累多少私财。他怀着“言商仍向儒”的心愿创办实业以孳乳教育，以自己带头捐资办学的实际行为来影响社会人士支持教育，甚至不惜多次屈身鬻字筹资。他毕生捐资集资用于教育的可谓难以计数（有不尽准确的统计，他个人投资约合257万两白银），而自己则一直保持着勤俭朴素的生活理念和方式。张謇抛却状元、官员身份办学育才，堪称大勇大智，而抱病忍困也不渝教育情结，更是难能可贵。
设立通州师范学校是开中国近代教育风气之先的创举，但创校之难非情至深、志至坚岂可为之？那一年当他听说师范学校有几位教习欲辞职他就，他立即复信动情晓理地挽留劝导，信中写道：“学问兼理论与阅历乃成，一面研究，一面践履，正求学问补不足之法，可辞乎?若以为劳，则下走之为世牛马，终岁无停趾，私以为今日之人，当以劳死，不当以逸生。下走尚未忍言劳也，死后求活，惟恃教育。诸贤勉之，其助老仆！”[11]252他说过，“师范是鄙人汗血而成之地”[8]221，到晚年其苦心经营的实业、事业屡遭打压挫折，陷于艰难境地时，他也丝毫没有放弃对于师范学校的责任，曾发出“家可毁，不可败师范”[21]的悲壮心声。
可以说，如果没有张謇对民智不开致使民族羸弱的痛切感受，没有他对普及教育关乎国运的清醒认识，没有他毕生办学过程中不畏艰难、克己敬业的坚强意志和不断付出，通州师范学校不可能卓然成为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所师范学校，当时的南通不可能成为以教育领先、文化昌盛而享誉国中的“模范县”，而且中国早期高等教育的发展乃至整个近现代教育体系的构建也会缺失一部分有形抑或无形的重要资产。由于国内国际局势的艰难严峻和晚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张謇的爱国抱负屡遭扼挫，但他屡仆屡起，始终孜孜矻矻践行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理想，表现出“坚苦自立，忠实不欺”的人格力量。无怪乎章开沅先生会充满感佩之情地说：“他的人格魅力甚至比他的事业成就更加使中国感动。”[22]
综上所述，张謇的教育创新是再创性与原创性兼而有之的，且有他独特的生平经历、思维方式、人格魅力的支撑。而其原创性贡献因其教育思想的深广度、教育实践的独特性、教育成就的系统性、教育人格的影响力，比之张之洞、康有为、蔡元培等，可谓毫不逊色，各有千秋，甚至在某些方面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四、张謇作为教育家的原创性给予我们怎样的启示？
今天我们来研究张謇作为教育家的原创性，至少有以下两方面的意义：
第一，张謇在创办实业，振兴国力的奋力开拓以及从改良、立宪到转向共和革命的政治活动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受到人们的普遍赞誉，却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实业家、政治家身份盖过了他教育家身份的光彩，并且他确实并非本着当教育家的人生目标而去从事教育的，但是他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应该得到人们的认知和敬重，他的教育思想、教育实践、教育人格值得我们去借鉴和弘扬。尽管一些教育史著作、教育研究成果中对张謇的教育贡献有所介绍，但还缺少全面系统的专著评述，学界对其教育创新价值的认知亦不到位。即以我们文首所举影响较大的“中国近现代原创型教育家研究丛书”而言，张之洞、康有为、蔡元培等八位教育家各有评传专著，他们固然名至实归，然而张謇（其他如梁启超）若能入列其中，定然也当之无愧。倘日后有类似专著出现，或可弥补缺憾。
第二，当下的中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同时，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为了努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教育承担着培养合格以至优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和劳动者的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需要涌现像张謇那样具有开阔的视野、卓越的识见、创新的精神、务实的作风、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充沛的激情的原创教育家型的教育工作者，所以，继承弘扬教育家张謇的原创成就、原创精神是充分必要的。他（她）可能是身居要职的领导干部、可能是教育行政人员、可能是大中小学校长，也可能就是一线的普通教师，他们即使达不到张謇那样“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章开沅语）的高度，但只要在某些方面具有了类似的品质，就有可能在某些方面为中国教育作出原创性的贡献。
参考文献与注释：
[1]李剑萍.杨旭.原创性教育家的文化自觉与中国现代教育体系之形成[M]//宋恩荣，李剑萍.中国近现代原创性教育家研究丛书总序.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
[2]顾明远.教育大辞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755.
[3]王敦琴等.张謇与近代新式教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2.
[4]朱小蔓.羌松延.陶行知：以张謇为师的教育家[N].南通日报，2021.10.25.
[5]沈行恬.坚苦自立忠实不欺——张謇教育人格的写照[M]//沈行恬.张謇教育文论选注.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1.
[6]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①[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2012.
[7]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④[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2012.
[8]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⑤[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2012.
[9]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⑧[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2012.
[10]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⑥[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2012.
[11]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②[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2012.
[12]参见董宝良.周洪宇.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潮与流派[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上海教育出版社.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等。
[13]张兰馨.张謇教育思想研究[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118.
[14]朱江.杜威:莅通参观演讲的首位美国著名学者[N].南通日报，2021.8.2.
[15]张晓松.朱基钗.习近平赞扬张謇：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DB/OL].[2020-11-13].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11/13/c_1126734308.htm.
[16]查尔斯·T·保罗.中国的召唤[M]//南通市档案局（馆）.西方人眼中的民国南通.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4.
[17]裴德生.张謇：中国的城市建造师[M]//南通市档案局（馆）.西方人眼中的民国南通.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25.
[18]陈有清.张謇[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39.
[19]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⑦[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2012：441.
[20]王观龙.张廷栖.张謇与南通大学[J].南通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02.18（3）：13.
[21]周志硕.张謇——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J].张謇研究，2018（3）.
[22]章开沅.张謇感动中国[J].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3，19（3）：1.
（作者简介：沈行恬，南通高等师范学校原党委副书记、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