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为中国图书公司
续招股本佚文四则
□ 羌松延
在苏州市档案馆，觅得两通张謇为中国图书公司续招股本的佚函。查现有研究成果，因未见有关张謇与该公司的专文，便循佚函信息搜寻资料，又发现报载节录佚文两则，于是粗成拙文，期以呈现张謇与中国图书公司的一些历史片段。
一、领衔发起，创办图书公司
清季末年，张謇高举“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大旗，陆续创办了各类企业与学校。出于兴教育、办实业的需要，1902年，他在家乡南通创办翰墨林印书局，并于次年正式开工营业。如其所言：“因兴师范学校，乃兴印书局。”[1]“中国师范学校尚无相当之教科书，所有讲义须随时编辑，而非随编随辑随印，则缮写既不胜其繁，寄印于上海又不能应用。”[2]乃决定“鸠合同志集股，设一印书局，冀于兴学有益，亦可传习印刷之工艺。”[3]就业务而言，除了编辑出版新式教科书，翰墨林印书局还出版各类学术著作、张謇著述等，并为企业等单位印制规划、宣传、账略等资料。
1903年夏，张謇东游日本两月有余。其间，他重点考察了日本的学校，查问教科书使用和出版情况，并带回一批教材、图书，用以研习。张謇还特意参观筑地活版制造所和大阪朝日新闻社印刷所，详细了解制铅版、造铅字等印刷技术，并发现日本及西方国家高度重视出版事业。他为此而疾呼：“教育者，国民之基础也；书籍者，教育之所借以转移者也。是以数千年之国髓，传于经史；五洲各国进化之程度，佥视新书出版之多寡以为衡。今者科举废、学校兴，著译之业盛行，群起以赴教育之的。然而书籍之不注意，何也？”[4]可见，历经东瀛之行与西风浸润之后的张謇，看到了出版事业的社会功用，甚至将之提升到救亡图存的高度：“夫教育权之宜巩护，书籍之宜视为重要，编译、印刷、发行事业之权不可旁落，今日所已知者也。……早自为计，则上可以保国权，下可以免侵略”[5]。正是以上清醒认识，为张謇创办中国图书公司奠定了思想基础。
自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后，学校广兴，新学日盛。不过，由于新式教科书编译困难，出版稀少，仍远不能满足社会的实际需求。1906年，张謇顺应大办学堂的大趋势，提议在上海建立图书公司，希望通过推动近代中国出版事业的发展，促成教育科学的进步，实现国家的文明开化。4月25日，他与曾铸、周廷弼等众多知名社会人士联名在《申报》《时报》等各大报刊刊登《中国图书有限公司缘起》，并附有招股章程，宣告公司成立。随后又致电商部：“謇等合中国绅商资本，创立图书公司，纂译学堂课本教科，并仿造各种机器模型，以保国家教育权。”[6]商部则“回电夸奖”[7]：“图书公司有益学界，成立可嘉！”[8]
为办好图书公司，张謇不辞艰辛，为之操劳。除自编年谱记有1906年“与上海曾少卿辈规划中国图书公司”[9]外，其日记所载行踪更为详细：
1906年7月11日，由通抵沪，“十二时至杨树浦，午后至铁路公司、图书公司”议事[10]；9月23日，偕曾铸（少卿）“看图书公司地基于小南门教场梢”[11]；25日“与徐吉云提督说校场基事”，议商解决校场地权问题[12]；10月25日，到“图书公司议事”；27日，在“图书公司开股东会，众仍公推少卿”[13]。
曾铸（1849—1908），字少卿，原籍福建同安，生于商人世家，上海商务总会总理，江苏铁路公司董事，候选道[14]。作为清末上海工商界的领袖人物，一位有维新思想的爱国商人，曾铸积极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图书公司，并被推为首任总理。曾张二人在中国图书公司与苏省铁路建设等方面合作融洽，有着较为深厚的交谊。光绪三十四年（1908）曾铸病逝，张謇撰联“匹夫而天下归仁，宗国其兴，剥果蒙泉生气在；一瞑而万世不视，遗言可痛，倾河倒海哭公来”[15]挽之。后又“往嘉定吊少卿之丧，临其殡宫，不觉失声而泣。吴中安得再见此人耶！”[16]其悲痛哀伤之状，令人叹惋！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中国图书公司终于出书。1907年3月，初等小学国文课本第一册正式推出，并赢得“编订精善”[17]之评价。
二、接任总理，主持股本续招
因健康等因，曾铸在公司出书后不久便提出了辞职。1907年5月，曾铸因“肝疾日发日剧”，欲“往庐山养病”，而在报端发布通告，谓“仆任中国图书公司总理，乃勉从张季直、狄楚卿两先生之请，以故当时面订有权为之招不领薪水、不能久任之约。此去将开年会，遵照部章，公司总理一年期满理应另举。为特通告，此次投票，务希另举，以符曩约”[18]。
1907年10月22日，中国图书公司假上海广西路宝安里开第二次股东大会。据《申报》报道，会议“先由临时主席张殿撰声明前总理曾少卿因病告退，謇因江北事繁，难以兼顾。储星远云：‘曾少卿既办理不甚完善，张季翁万不可辞’。乃由各股东公推张季直为总理，李书平为协理。”“事后由张总理再宣布从前收股本数目，计共收洋二十五万八千零五十五元，光绪三十二、三十三年两年中支用之款共计洋十九万八千一百六十八元有奇，净存洋七万二千六百七十九元有奇。张、李两君以成本不足，周转为难，请各股东允照开办原议，添足股本五十万元，以便营业。”[19]对此，会上虽有股东发表不同意见，然“后经议定，应遵报部五十万之数招足为止。”[20]
这次会议有两项重要决定：一是尽管张謇推辞，但仍被推举为总理。二是议决仍按原议，将续收股本二十五万元。而苏州市档案馆所藏两份张謇佚函，就与此有关。
佚函一[21]
迳启者：
敝公司于前年发起时，雅承热心提倡，担任招股，公司藉以成立。一载以来，经营草创，粗具规模，今正开市，生意尚旺，惟营业既有进步，是应及时推广，今拟续招股本二十五万元，与前招之数合成五十万元，以符原议。公司通例，先尽老股，用敢拜烦左右，于旧时入股诸公先行关照，并乞广招新股。既蒙玉成于前，当不难金诺于后，仍恳借重鼎力襄助一切，俾成完美之实业，于商界、学界，前途不无裨益。一俟收据、章程印成后，当即迳寄台端，想登高而呼，不难响应。此后公司仰承福庇，逐渐发达，饮水思源，讵忘大惠。肃此，敬请台安不备。
愚弟张謇、李钟珏顿首
佚函二[22]
鼎孚仁兄大人阁下：
月初肃奉一缄，谅邀台电，敝公司续招股份即于今日开办，兹奉上《章程》四十本，经收股据一册，乞于贵相知处先行分送，设法吹嘘，想阁下热心素著，一经高呼，山应自众，其为感纫，讵有涯涘。肃此，顺颂日祉。
愚弟张謇、李钟珏顿首
上述两封馆藏佚函的档案名分别是《为中国图书公司招股事致苏州商会函》《为中国图书公司续招股事致尤鼎孚先生函》，均系根据1907年11月股东会议决，为中国图书公司续招股份而先后缮寄，收信者分别为苏州商会及其会长尤鼎孚，而苏州商会在1906年张謇等发起成立中国图书公司时，曾“热心提倡，担任招股公司”，故苏州一带有不少老股东。再查现存佚函二所提《中国图书有限公司续招股章程》小册子，便知当年为完成续招股任务，中国图书公司曾设代招股处于苏州商会[23]。
佚函虽未注明时间，但从信中“前年发起”句及章程落款“光绪三十四年”[24]可判断，两封佚函应写于1908年。而馆藏佚函二的信封，其邮戳虽模糊不清，然所留“五月十五日”字样，则给出了更为接近的时间信息。
另，两封佚函均落款“张謇、李钟钰”，两人当时的身份分别为公司新任总理、协理。李钟钰（1854—1927），字平书，上海人，原名安曾，后改名钟珏，以字行。李系优贡出身，先后署广东陆丰、新宁、遂溪三地知县。1899年在遂溪知县任内，因支持民众反对法国侵占广州湾而被革职。1903年任江南制造局提调，后兼中国通商银行总董，招商局、江苏铁路局董事。1911年参与上海起义，任沪军都督府民政总长兼江南制造局总理、江苏都督府民政长。史料显示，张謇与李钟钰在中国图书公司共事之前就有交往。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二月间，张謇曾连续记有“服李平书方”“寒热略平，咳嗽作”“仍就李平书诊视”“咳渐平，卧渐宁。服平书方”等[25]。据载，李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任张之洞幕僚期间，曾日日研读中医典籍，从此深谙医理。张謇在沪期间常服其药方，足见他对李的信任。
1908年的夏天，对张謇及其中国图书公司来说可谓是一喜一忧。喜的是，位于小南门外的公司新造西式房屋落成启用。忧的是，正在推进中的续招股款工作遭到反对。其中，作为公司查账员的南洋公学（今上海交大前身）斋务长、国文教师储星远（丙鹑）更是公开登报发难，指责“公司续招新股，外侮迭乘，皆由办理不善所致”，并以“不知自反，任意专横”“老股既空，新股又成画饼”[26]相斥，负面影响极大。为此，中国图书公司于7月26日在小南门外新屋召开特别大会，到者一百六七十人，会议首由总理张謇报告开会情由等，因其内容（节录）亦为佚文，特照录报道引述部分如下[27]：
公司原定招股一百万元，厥后曾少卿先生以公司初立，尚不需此巨款，故招至二十五万元有零即止。现因房屋落成，续招股款，即有人出而反对，种种破坏公司名誉，实为破坏公司招股无疑。但人贵自立，此次之破坏，适足以勉励我同人而已。其应如何整顿，请各股东注意。
会上，反对续招股份的储星远获准当场宣读其意见书，后“经各股东层层驳诘，储君无辞。各股东以其身为查账员，蓄意破坏公司大局，有背商律，请将查账员一席撤销。经各股东决议认可，遂用投票选举法另举接充，马相伯先生得一百五十票当选。”[28]会议结束前由张謇再作最后发言，而其关于《提议筹划款项之问题》（节录）的讲话也属佚文[29]：
公司成立以来，经营将及二年，各所规模初具。本年营业渐有进步，而原定股额一百万元仅收四分之一，未敷周转，非增加资本、渐图扩充，不足以副发起诸君之希望。故公司有续招股之计划，现反对者不过为破坏招股起见，如因此股款不集，应否另行筹款？请公决。
后以叶鸿英、穆藕初发出加股“不限数、不强迫”[30]等倡议后，“众股东赞成”而散会。
三、经营不善，公司终被吞并
因废除科举，加以当时经济有所发展，学校教育有了很大的推进，对教科书及其他用书的需求因此激增。而出版新式教科书的商务印书馆获得巨额利润更加引人关注，这也是创设中国图书公司的原因之一。
当年，人们曾一致看好新成立的中国图书公司，如“学部以上海新设之中国图书公司于教育界关系甚大，拟拨官本一万元，以资补助，而期完备”[31]就是最好的说明。据记载，该公司创设之时，“在英界赁绝大屋宇，由张殿撰出名提倡，分设编辑、发行、印刷、收支诸所，局面阔绰，人材拥挤，……无怪投股者之踊跃”[32]，以致首次招股25万元，实际收到股款近26万元。而该公司也曾“以优势兵力”经营，力图压倒风头最劲的商务印书馆[33]。但事与愿违的是，公司才运行一年多就出现了衰败迹象。如1907年10月22日召开股东会时，在刚被推举为总理的张謇公布股本收支情况后，“股东之中如管君等则嫌用费甚巨，而发行书籍只有洋五百三十八元有奇，出书过少，抗议颇力。”[34]五天之后，即27日，又有股东在《申报》发表题为《力劝中国图书公司切实整顿》的公开信，直言对公司成立一年来“出版图书仅二十五种”等成绩“不能不为之骇异”，并表示：如此经营还要继续招股，“谁复肯再浪掷资本？”[35]
可见，张謇接任总理时的中国图书公司，运行状况并不理想。而在这些质疑声中继续招股，给这位新任总理带来的挑战无疑是巨大的。这也就难怪在两封佚函随处可见请求“旧时诸公先行关照，并乞广招新股”及“仍恳借重”“仰承福庇”“乞于贵相知处先行分送，设法吹嘘”等谦卑词句了。
尽管续招股份困难很大，但张謇仍为此做了不少努力。如在上海本埠设有招股处40个，外埠设招股处于新加坡及国内各地共20个。其中，张謇在其“大本营”南通一带就设有通州商会、通如崇海商会、如皋商会3个招股处（首次招股则未在南通一带设立）。为推动在通招股，他曾致函孙宝书，请“代买图书公司股票（高等小学三百、中学校五百）”[36]。又如，因时闻留日归来的上海龙门师范学校沈恩孚（1864—1949，吴县人，中国近、现代教育家，同济大学第四任校长）“办学有成绩，敦请出任中国图书公司总编辑。（沈）先生以兼职非宜，乃辞监习而就编辑”[37]。据《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书记述：自沈氏到任，中国图书公司“所出各书以高小之史地为著名”[38]。为扩大业务，张謇为一些在该公司出版图书者题写书端。此外，张謇还将南通的部分业务交给中国图书公司。如先前由通州师范学校印行的《张殿撰教育手牒》，张謇于1909年改由中国图书公司印刷兼发行。1911年，又将其《张季子说盐》交中国图书公司发行，并译成英文介绍到国外。这也说明，在中国图书公司与张謇事业发展及成果推广之间，有着良好的互动。
而自接任总理后的张謇日记，也为我们留下他为图书公司奔走的画面：
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二十五日（3月27日），“图书公司本处开董事会”[39]；五月二十八日（6月26日），在沪参加图书公司会议，商议应对“外人破坏公司事”[40]。十一月十二日（12月5日），“复诣陶帅（按：即时任两江总督端方，号陶斋），谈中国图书公司事”[41]。
但是，因其事务繁忙，张謇越发无暇顾及图书公司，故曾多次提出辞职，有时还缺席股东会议。如宣统元年（1909），他登报辞去中国图书公司总理一职。后又在九月二十日（1909年11月2日）“图书公司开股东会，陈说被推为总理之原因，力辞”[42]未果，仍“被推为总理”[43]。次年11月，公司再开股东会，为“总理张季直登报辞职、协理朱忠尧尚未任事，各股东决议由股东公函敦请。”而此时“总、协理俱在南京咨议局，此次并未临会”[44]。
遗憾的是，“中国图书公司以优势兵力而未能压倒商务印书馆，最后反而被商务印书馆收购”。据汪家熔《民族魂：教科书变迁》一书分析，最关键的原因在于其出版物未能超过商务印书馆，具体表现在：一是中国图书公司没能配合学制学科设置出书。如“初小有8门功课，中国图书公司只有国文、修身、算数3门，缺格致、地理、珠算等。中学则只有缪文功的《中学国文示范》和沈恩膏著《历史教科书本朝史》”，且“前者仅82页，根本不能做课本用”。二是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不仅各学级、科目齐全，且“教科书每册都有教授书，深受教师欢迎，而中国图书公司却不能做到课本和教授书同时提供。如中国图书公司的朱树人编《初等小学国文课本》于1907年1月出版，但配套的《初等小学国文教授本》拖到1907年6月才能提供。”[45]由此导致教师不敢采用其教科书，中国图书公司的经营自然就困难重重了。此外，以张謇为董事长的中国图书公司，虽然一度在人才和资本方面超越商务印书馆，但因缺乏张元济之类领军人物，也是难逃被兼并命运的原因之一。
另据清末上海书业公所及民初中华图书馆创办人叶九如回忆，中国图书公司由“张季直、曾少卿领衔招股百万元，先招五十万开办。选举结果，张季直一派人物如林康侯、叶鸿英等四人负责总务、编辑、印刷、发行职务。惜负责人一派官僚作风，致营业不振，发行所收歇。”[46]张謇虽被后人称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但终究不是无所不能的神。各种原因的存在，使他无力挽狂澜于既倒。几年后，中国图书公司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失势，勉强坚持到1913年，最终不得不向商务印书馆缴械称臣，将公司所有家当全部盘与商务，改称“中国图书公司和记”，后于1918年正式并入商务印书馆。
清末民初，张謇积极参与和推进近代中国的出版事业，试图通过个人的尝试和努力，发挥出版事业辅助教育和传承文化的社会功能，从而推动近代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但由于时代发展的制约和个人力量的局限，凝聚着张謇心血的中国图书出版公司终以失败而告终，不能不令人为之惋惜。
（作者单位：南通开发区社会事业局）
参考文献：
[1] 张謇：《翰墨林书局章程》，《张謇全集》（5），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47页。
[2] 张謇：《为翰墨林书局版权咨两江魏督》，《张謇全集》（1），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53页。
[3] 张謇：《为翰墨林书局版权咨两江魏督》，《张謇全集》（1），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53页。
[4] 《中国图书有限公司缘起》，《申报》1906年4月25日2版。
[5] 《中国图书有限公司缘起》，《申报》1906年4月25日2版。
[6] 《张季直殿撰电陈中国图书公司成立》，《申报》1906年4月30日4版。
[7] 《中国图书公司成立》，《京话日报》1906年5月12日3版。
[8] 《商部复张季直殿撰图书公司成立可嘉电》，《申报》1906年4月30日4版。
[9] 张謇：《为翰墨林书局版权咨两江魏督》，《张謇全集》（8），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1022页。
[10] 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8），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631页。
[11] 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8），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634页。
[12] 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8），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634页。
[13] 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8），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636页。
[14] 朱英：《清末商界“第一伟人”曾铸与中美工约风潮》，《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73卷第5期，2020年9月。
[15] 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8），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662、663页。
[16] 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8），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665页。
[17] 《中国图书公司出书》，《新闻报》1907年3月14日18版。
[18] 《曾少卿通告》，《申报》1907年5月11日2版。
[19] 《中国图书公司开股东会》，《申报》1907年10月23日19版。
[20] 《中国图书公司开股东会》，《申报》1907年10月23日19版。
[21] 张謇、李钟珏：《为中国图书公司招股事致苏州商会函》，苏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I14- 001-0162-024。
[22] 张謇、李钟珏：《为中国图书公司续招股事致尤鼎孚先生函》，苏州市档案馆藏，I14-001- 0162—022。
[23] 《外埠代招股处》，《中国图书有限公司续招股章程》，中国图书有限公司，1908年。
[24] 《中国图书有限公司暂定章程》，《中国图书有限公司续招股章程》，中国图书有限公司，1908年第6页。
[25] 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8），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603页。
[26] 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5），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119页。
[27] 《中国图书公司股东大会记事》，《新闻报》1908年7月27日18版。《中国图书公司特别大会》，《时报》1908年7月27日6版。
[28] 《中国图书公司股东大会记事》，《新闻报》1908年7月27日18版。
[29] 《中国图书公司特别大会》，《时报》1908年7月27日6版。
[30] 《中国图书公司特别大会》，《时报》1908年7月27日6版。
[31] 《学部补助中国图书公司》《新闻报》1906年8月5日2版。
[32] 任独：《论中国图书公司之价值》，《通学报》1908年第5卷第3期总第85册。
[33] 汪家熔：《民族魂：教科书变迁》，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30页。
[34] 《中国图书公司开股东会》，《申报》1907年10月23日19版。
[35] 《力劝中国图书公司切实整顿》，《申报》1907年10月27日20版。
[36] 张謇：《致孙宝书函》，《张謇全集》（4），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1574页。
[37] 蒋维乔：《沈信卿先生传》，《申报》1944年5月21日4版。
[38] 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635页。
[39] 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8），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657页。
[40] 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8），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664页。
[41] 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8），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671页。
[42] 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8），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690页。
[43] 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8），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1024页。
[44] 《图书公司股东会》，《民立报》1910年11月21日10版。
[45] 汪家熔：《民族魂：教科书变迁》，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30页。
[46] 汪家熔辑：《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56页。
（原载《张謇研究》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