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归籍记》看张謇的早期教育

陈 平

【摘要】《归籍记》是张謇历时最长写作的文稿，介绍了他长达六年的生员考试风波的苦难与抗争的经历，是一篇关于科举考试的珍贵历史文献。读《归籍记》应弄清以下问题：一、张謇到如皋参加科举考试，是为规避“冷籍”认保习俗而采取的“寄籍”“转籍”行为，并不是违法作弊的“冒籍”行为，这才奠定了张謇及其家庭抗争归籍和各级学官以至礼部官员纠核的正当性。二、由于张駉违反协议、设置圈套，张謇并没有“认駉为族”获得“寄籍”条件，而是“冒顶”如皋抚幼塾学生的身份，取得参加童试的资格的。三、张謇考取附学生，并不是靠张駉拉关系走门路取得的，这也说明张駉张鎔父子敲诈勒索钱财并不是“事出有因”。四是理清张謇归籍斗争的曲折过程，并不是废止“认駉为族”，而是解除张謇与张铨的入继关系，重办了认保手续，从而使“冷籍”张謇参加科举考试具备了条件，才为官府批准“改籍归宗”奠定了基础。张謇的《归籍记》是他亲身经历的早期教育实践资料，揭露了旧时代科举考试制度的弊端，也为我们新时期的早期教育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启示。其中最主要的是提供了张謇成功应对挫折的范例，应该充分重视对儿童少年青年进行挫折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关键词】张謇  科举  归籍记  早期教育 

张謇年轻时经历的生员试风波，是他一生中最早遭遇的大磨难。他以后一直对此刻骨铭心。大凡对过往的苦难，失意者总是打落牙齿往肚里呑，成功者总会回顾总结告之于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初张謇经过如皋学宫，忆起二十四年前蒙难的情景，不禁感慨系之，作诗说：“身世难忘桑下宿，恩仇何处溺余灰。”当时张謇已高中状元，是科举考场的顶级成功者，正忙于国事和创办实业，是大展鸿图的奋斗者。他不忘“桑下宿”的苦恨情景，但已不再沉溺于恩仇情绪之中了。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张謇于这年撰写了《归籍记》1。《啬翁自订年谱》当年十一月记“成《归籍记》”。可能是此事头绪纷繁，涉及人员复杂，加上历时久远，张謇没有急于定稿，而是不断修改。他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二十二日记“编次《归籍记》”；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十三日又记“复改《归籍记》述作”。《归籍记》是张謇的自传述作，从撰写、编次到复改完成，前后达9年，创下了张謇撰写一篇文稿历时最长的记录，可见张謇对这场籍事风波的极端重视。

    张謇的《归籍记》详细介绍了这场科举道路之始的生员试风波产生、衍变及其解决的过程，历经酝酿、寄籍、应试、易卷、获隽、遭诈、自检、应讼、允归、遇阻、延宕、归籍等极为复杂的过程，时间跨度从清同治六年（1867）到同治十二年（1873），长达六年之久；涉及通州及属下如皋、海门等地官民及江苏学政、朝廷礼部官员等各界各色人等（仅文中提到的就达70余人）；涉及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交往、文化风俗、人情世故等各个方面，勾画了当时社会特别是科举生态的图景，是一篇珍贵的历史文选。但是由于此事本身极其复杂曲折，加之当事人回忆难免不够全面，对于不甚了解当时情况的读者来说，《归籍记》难于读懂。看来对张謇生员试风波应弄清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张謇生员试风波是“冒籍”案吗？这是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正如江苏学使强调的那样，“查委无冒籍揑饰”，即查清到底是不是“冒籍”作弊行为。按照清朝的《钦定科场条例》，冒籍是指录取难度较大地区的考生，冒占录取难度较小地区的考生的学籍（当时还有冒占旗籍、军籍、商籍、卫籍等）参加考试，以占用后者的优惠政策和录取名额，投机取巧获得功名的行为。这里说明一下，科举录取的难易程度，与该地的经济、文化发展程度没有确定的关系。同现在国家实行的高考录取政策类似，古时朝代出于稳定政治和调济社会、民族矛盾的需要，对边远落后地区和发达的京城、大都市都实行优惠的录取政策。冒籍就是钻这个政策的空子，破坏这个政策的实施，这是清朝等历代王朝明令禁止、严格惩处的科举舞弊罪行，从童试到乡试、会试都有发生，但以科举预备考试童试即生员试为甚。那末，当时通州直隶区与如皋县相比，那里录取难度大呢？据清代《如皋县续志》记载，同治七年，如皋县面积三千多平方公里，总人口117万7628人，是全国一等大县。同时期通州直隶区面积一千七百平方公里，人口总数不到90万。而科举生员录取名额，通州直隶区附学生二十五名，廪生三十名，增生三十名，三年两贡；如皋县附学生二十名，廪生二十名，增生二十名，二年一贡2。而且通州直隶区的考生不经县试，直接参加州试。可见，如皋县比起通州直隶区来，人口多，录取的附学生、廪生、贡生都少，科举考试难度明显大。张謇从籍贯地通州“转籍”或“寄籍”到如皋参考，是为了规避“冷籍”认保的习俗，不是营私舞弊的“冒籍”违法行为。张謇在《归籍记》中说：“人事风俗，展转缪误，遂有冒籍如皋之事。” 3因此，对这场科举风波的正确解释是：张謇是“寄籍”如皋参加科举考试，“委无冒籍揑饰”行为；张謇“冒籍如皋”，是在当时社会风俗下，阴差阳错造成的“展转谬误”情况，但不是违法的“冒籍”行为；如果称之为“冒籍”，那也是“展转缪误”的说法。这才奠定了张謇及其家庭抗争归籍和各级学官以至礼部官员纠核的正当性。

    后来张孝若给他的父亲写传记，讲到考秀才一节，说“那时是被愚冒顶族籍”4。这“冒顶族籍”同张謇说“冒籍如皋”一样，是对张謇童试风波的不确切描述，不可以错误地理解为他们认可了“冒籍”的说法。民国时期的重要著作，如开明书店1934年版《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中华书局1937年版《中国百名名人传》、上海经纬书局1946年版《中国历代名人传》、国立编译馆1948年版《高级小学国语》等，介绍张謇科举童试，均不作“冒籍”的评价。但长期以来直至今日，说张謇“冒籍”的著作、论文和展览解说词等屡见不鲜、连续不断，甚至有人说张謇还为此感到“羞耻和难过”，这真是极大的误会，应该刻不容缓地加以纠正。

    第二，张謇为什么和怎样“寄籍”到如皋的？据清代《皇朝文献通考》，童生应试，须得有五名廪生实行“认保”，或有学官指定五名廪生、增生“派保”，相当于用连坐之法保证考生“清正”。后来简化了的这种做法，在科举中形成不成文的习俗，凡祖父以下没有获得秀才以上功名或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这是两种不同程度的要求，后者又放宽了条件）的家庭，是谓“冷籍”，其子弟须要履行担保手续，方可获得考籍。这种担保有多种方式，如参考童生互保、廪生认保、学官派保,还有相应的监保措施。张謇是“冷籍”出身，取通常的办法，是请当地的廪生作保，在籍贯地通州参加童试。还有一个办法，是认有廪生以上功名者为族，以其子孙的身份参考。张謇的老师宋琛（璞斋）与如皋举人张駉相识，知道“駉素以识学使书吏招摇为事”。宋琛的想法是，以其请别的廪生担保，何如他居间作伐，认一个有功名、有门路者为族人长辈，同样要花钱,既解决考籍问题，又能得到张駉暗中助力，便于过关,自己还得了人情。因而“谋使认駉为族，试如皋，事成酬三百卦（通常钱八百文为一卦），不成，唯供应駉子若孙县州院试资费”5。这种做法，同“冷籍”考生花钱请廪生担保或学官派保一样，也是不成文的潜规则，是当时的社会习俗，为各级学官和官府允许或默认。这种情况，称之为“寄籍”“移籍”“改籍”“托籍”等多种说法，张謇还说过是“占籍”，但不是违法的“冒籍”（如果把“转籍”“寄籍”等也说成是“冒籍”，那“冒籍”是内涵和外延不同的另外一个概念了）。问题出在张駉及其儿子张鎔违反原来的约定，不是“认駉为族”，而是移花接木，将张謇认张駉之兄张驹的已卒儿子张铨为父，报年十四岁（减少两岁），参加考试。但张驹 （“为州城玄妙观庙祝”）没有张駧那样的功名，这样张謇还是达不到寄籍的条件。于是张鎔又生一计，改张謇当时名“吴起元”为“张育才”6，作为他已在“抚幼塾”读书的儿子张育英的弟弟。“张育才”的“育”字排行即是“抚幼塾”学生的标志。抚幼塾的学生都是社会弃婴，自然是身世清白、无“冷籍”“丁忧”问题，无须花钱“认保”“派保”，就能参加科举考试。故张謇实际上是以“抚幼塾”学生的身份参加县试的。而张鎔的儿子因其祖父张駉是举人，本来就具有参考资格。张鎔还令张謇与他同时参加县试的儿子在考试时“易写所作”，即互换答卷。他用这种作弊手法，提高其儿子的成绩；张謇因此而成绩差一点，他们是不在乎的，而且似乎有把握做手脚摆平这件事。这真是一举三得的神操作。张謇说“冒籍如皋”，张孝若说“冒顶族籍”，张謇实际上是“冒顶”如皋抚幼塾学生的身份，取得参加童试的寄籍资格的。

   第三，张謇考中秀才是靠张駉走门路取得的吗？在张謇长达三十年的科举生涯中，作为科举预备试、资格试的童试，与后来的乡试、会试相比，遭遇的磨难最厉害，但进展最顺利，可谓是奇事。同治七年（1868）二月县试、四月州试、十月院试，张謇均通过了，一年内连过三关，十六岁就取为附学生，当了秀才，可谓是少年得志。众所周知，童试即生员试的县、州、院三试是递次资格试。关于童试录取比例，清朝规定：“务照入学定例名数，县考取二倍，府（州）考取一倍。”7。以如皋为例，额定生员二十名，州试倍之，州试前一级县试又倍之，则为四倍，取八十名。通州含三县额定生员八十名，州试倍之为取一百六十名。张謇县试“取二百余名”；州试在《归籍记》中也说是“取二百余名”，但在《自订年谱》中说“余取列百名外”；州试后六个月，张謇在璞斋师的呵责、激励下，夜以继日，发愤苦读，学业大进，终于院试“取中二十六名附学生”8（按，《归籍记》中说院试“取二十五名”，也有些不同），获得隽升。如此，张謇取中附学生即秀才，是靠张駉拉关系、走门路得到的吗？完全不能这样说。县试时张鎔令张謇与其儿子互换答卷，那是作弊，但作弊者是张鎔，张謇年少被操纵，没有责任，反而是作弊的受害者。张謇“取二百余名”，那其实是张育英的名次。张謇天资聪颖，五岁能背《千字文》，即入私塾，经过十多年寒窗苦读，学识出众，是只经过抚幼塾“蒙养义学”教育的张育英无可比拟的，完全可以获得过关资格。这也是张鎔让其儿子调包顶替的原因。从另一方面说，张鎔敢于这样做，不惜采用作弊手段，说明他知道凭张駉的关系和能量，即使张謇县试因换卷而名次落后，也有把握打通关节取得州试资格。注意，这里张駉实际上是为自己的作弊行为采取补救措施，而不是表面上显示的那样，是为张謇拉关系走门路。至于州试，上面已交代过，《归籍记》说是“取二百余名”，《自订年谱》说“取列百名外”。应该注意，《自订年谱》作于1923年，大晚于写成《归籍记》的1906年，对州试名次的说法带有订正的意义，更应该采信。那么，张謇州试“取列百名外”，应在一百六十名的录取范围内，能够获得参加院试的资格。而院试，张謇取中二十五名（又说是二十六名），获得附学生资格，那更是毫无疑义、名至实归（如皋县录取秀才名额为二十名，但经调剂可达到二十五名左右）。因此，张謇考中附学生即秀才，根本不是靠张駉拉关系走门路得到的。由此也应该得出另一个结论：在籍事风波发生后的五年时间里，张駉、张鎔父子百般敲诈勒索，使张謇及其家庭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折磨。张駉、张鎔父子的所作所为，根本不是什么“事出有因”，不可以推诿和开脱，而是应予谴责的贪婪和无耻行为。

   第四，张謇是如何归籍的？张謇刚“寄籍如皋”，还没有考取秀才，张謇家就开始了争取“归籍”的斗争。同治七年（1868）四月后，张謇父亲到通州城，方知张謇参加县、州试，“三代系张鎔所填”，不是原协议的张謇“认駉为族，试如皋”，即不是作为举人张駉的孙子，而是作为张駉之兄张驹的孙子（已卒的张铨之子）参加考试，且“报年十四岁”即少报了二岁。张謇父亲对宋琛师说：“秀才，士之始进也，若何隐年？三代诬，尤不可不改。”9但遭到宋琛师的讽刺和断然拒绝。以后张謇家“屡欲缮请更正，乃镕居奇勒诈，非谢钱百余万不办”。同治十年（1871），为摆脱张駉张镕的敲诈纠缠，也为了摆脱如皋县教谕杨泰锳的刁难陷害，张謇父子经师友指教，决定“以攻为守”。所谓“以攻为守”，指宁愿褫去秀才资格，也要向官府申诉“认宗归籍”。 张謇“视如皋附学生如盈石之疣，其欲决去之必矣”10；同时诚恳自检，申明被罔受诈，以博取学官的同情。这年“十月，学院江夏彭侍郎久馀临通，乃自检举被罔之误，请褫衣顶归原籍” 11；另外不误学习，这年冬岁试，张謇“文可第一”，彭学使对知州孙云锦说：“生文有初春气，可贵，须共保全之。顾将移籍，为置第十一，可令生知此意。” 12从而达到了不“褫衣顶”而能“归原籍”、不需重考的效果。孙云锦即查核，发谕解除张謇与张铨的入继关系，并为张謇代偿张铨遗孀的生养死葬费二十四两银子，让张謇回归原籍本宗。孙云锦还在考察属吏时当场斥责如皋县学官杨泰瑛贪鄙，要发文加以劾处。“劾牒具矣，而太守忽解任，代者本任梁直刺，至则追寝其牒（收回成命），太仓搢绅咎责泰瑛之书迭至。”幸而江苏学使很快回复孙云锦的报告，同意“批销前案，另饬归宗”。同时“饬如皋知县，如饬州查覆”（按，疑“查覆（查复）”应为“查覈（查核）”。如《汉语大词典》中无“查复”词条，可能为“复”“核”两字的繁体字不易区分所致）。如果经查证“委无冒籍揑饰”，“即取具原认派各保，及同学各切结，由县及学详覆”。张謇认为，此举虽好，但给如皋县官以操纵阻滞甚至陷害的机会和把柄。果然，如皋教谕杨泰锳已被张駉买通，更因受知州孙云锦和太仓搢绅咎责而迁怒和刁难张謇。他们和抚幼塾董事、如皋知县窜通一气，另外使出了阻挠张謇归籍的伎俩：“以抚幼塾童应试，例不用原籍，张生昔既有籍，何为至塾？昔已在塾，例可不归。而以余名合于塾定字行为证。盖学官董事辈关通知县为之，必制余无他遁之途，而后可柙而絷之也。”13想不到张駉为张謇寄籍设置的圈套，又成了阻挠张謇归籍的障碍，真是磨难加上磨难。同治十一年（1872）四月，张謇为避开如皋学官羁绊，在大风密雨的黑夜艰难出逃，以至“岔火中烧，更不知有何畏怖，亦辄作挟利刃斫仇人头之想”。张謇到通州后，“谒王观察、梁直刺白故”。这时，梁知州才饬如皋县撤销张謇寄籍的签定，重新办理了认派保手续。看来梁州知采取这个措施是稳妥适当的。由此，证明了“冷籍”张謇参考的正当性，也证明了张謇获取附学生即秀才的正当性。再由通州府、省学使和朝庭礼部逐层逐级咨呈、疏释、审核、批准，共经过五年的曲折过程，同治十二年（1873）才准予张謇“改籍归宗”“遵照注册”。“文到之日，距科试不一月矣”14。

  综观《归籍记》，其中有几条明显的线索：一是张謇塾师宋璞斋等乡中儒生，既热心教育培养后生，又有私心不脱陋俗，酿成和发酵了这场风波。二是如皋举人张駉及其子张鎔，利用科举弊端，勾结恶俗势力，敲诈勒索钱财,并极力阻挠张謇归籍。三是如皋训导杨泰煐、董事马锦繁等地方劣官、恶霸，滥用权势，贪赃枉法。四是如皋张氏族中，张驹妻陈氏本分善良，具言张鎔不肖、“以籍事构讼”陷害，具结张秀才回归本宗。五是友人陈国璋、黄毓琳、顾酉书、严桂芬、徐石渔、刘馥畴、秦驾骜等，及不相识的黑胖人严月船等，正直仗义，以不同方式同情、帮助张謇。六是海门训导赵菊泉、海门师山书院院长王菘畦、海门厘差黄筱霭、海门同知屠晋卿、通州知州孙云锦、厘捐总办王子敷、继任知州梁小曙等县州官员，还有江苏学政童华、彭久余，以及朝廷礼部的有关官员，不同程度地主持公道，查验情况，据实核办张謇归籍。七是张謇与他的父亲、三叔等家人，在误入陷阱后，没有采取或消极或过火的行为，而是忍辱周旋，坚持申诉抗争，终于度过了这场危机。

   《归籍记》第一句说：“痛乎，习非成是之俗之锢人甚于阱擭也！” 这是张謇对当时恶俗社会及其风气发出的强烈控诉！《归籍记》最后说：“凡归籍之事，本末崖略如是。是于颠苦情状，裁十之六七耳，中间人事起灭变幻，岂胜殚述？今距事定二十有四年，当时仇怨之端，亦既歔为冷风，荡为空波矣，何足一一撄我胸臆？排比而记之，以示后人，庶知门户忧患之遭，师友风义之笃，并不可弭忘。而乡里有类我者，毋更被愚。抑愿胶庠之士，当明天理之是非，毋囿寻常嵬嵬璅璅不值一呿之谬俗也。”这道明了张謇作此文的目的，不是一吐积郁已久的怨愤，而是汲取教训，启迪社会。

   张謇写下的《归籍记》，是他亲身经历的早期教育实践资料，为儿童少年青年的早期教育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启示。例如，早期教育不能只重视智力成长，更应该重视思想品行和心理素质的培养；早期教育不仅要重视教师的作用，而且要重视家庭、亲友、官员等社会力量的因素和作用；早期教育要高度重视和适应统一的应试教育，也要根据各自的条件、特点和兴趣爱好发展素质教育；早期教育要注意教育方法提高教育质量改善教育环境，同时要严重注意不可避免的各种困难，加强挫折教育，使学生经得起各种风浪的考验。等等。《归籍记》最主要的是提供了张謇成功应对挫折的范例。张謇一踏入科举考场，就误入罗网。他年少稚弱，就遭遇社会谬俗和恶俗势力造成的重重苦难，毕竟是大不幸。“当是时，外避仇敌之阴贼，内虑父母之忧伤，进亟学业之求，退念生计之觳，时在海门，时至如皋，时至如皋之马塘，时至通州，一岁殆鲜宁日”15。但他没有因此而自暴自弃、萎靡沉沦，而是顽强抗争、理智处置,反而在苦难中磨砺成长，跨越命运的障碍，勃发生命的张力，实现了人生的飞跃。张謇参加科举考试第一年就取得了生员（秀才）资格，以后多次参加岁试、科试都取得优异成绩，受到学使和知州的器重。归籍后次年岁试“列第五，补增广生”，归籍后第三年二十四岁时科试“第一，补廪膳生”。虽然这期间张謇三次乡试都未中，但这阶段的科举生涯为他一生的学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张謇在患难之中，结交了许多真挚、正直的学友、师长和各级各类官员，这是一笔巨大的人生财富，受益无穷。特别重要的是，张謇在蒙难和抗争中，加深了对社会面貌和人性风俗的认识，不啻上了很好的社会课、历史课、人生课，磨炼了意志品质，增强了智慧才干。张謇在《占籍被讼将之如皋》诗中说：“惆怅随身三尺剑，男儿今日有恩仇。” 16他在风雨夜逃离如皋学官的絷押时，天黑莫辨，泥泞难行，在万般苦难中不免产生了快意恩仇、鱼死网破的想法，但“又念父母在，此身事大，不值与鼠头并碎。且自解且行，……”表明张謇不仅有直面邪恶、仗剑而行的勇气，而且懂得能曲能伸、相机行事。后来张謇不仅是状元学问家，而且是卓越的实业家、政治家，他智勇兼备、百折不挠、砥砺至成的素养就是这样锤炼出来的。

注释：

1张謇：《归籍记》，李明勋、尤世伟主编《张謇全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版（下同），6卷320—329页。

2清朝素尔纳纂修《钦定学政全书》，卷四十六《江苏学额》。

3《张謇全集》6卷321页。

4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南通张謇研究中心重印，2014年1月，31页。

5《张謇全集》6卷321页。

6另据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23页：“我父十岁后，祖父母因五叔已生，父读书又好，不愿再为吴氏后，仍还姓张。”

7清朝《钦定学政全书》卷二十二“童试事例”。

8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8卷991页。

9《张謇全集》6卷322页。

10《张謇全集）6卷326页。

11《张謇全集》8卷992页。

12《张謇全集》6卷329页。

13《张謇全集》6卷328页。

14《张謇全集》6卷329页。

15《张謇全集》8卷993页。

16张謇：《诗词》，《张謇全集》7卷12页。

（本文系南通大学张謇研究院、南通市崇川区政协2024年

6月举办的《全国张謇教育思想研讨会》获奖论文）

（本文作者曾在南通市党政机关工作，

现为张謇研究中心干事会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