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枢：大生沪帐房研究（下篇）
□ 白进伟
三、调整与演变：后张謇时期的沪帐房
对于国内棉纺织业而言，一战期间的繁荣是短暂的，1921年国内纱厂开始陷入萧条境地，至1922年时已无利可赚，每生产16支纱一包，纱厂亏14.75两。[61]吴寄尘总结1921年实业界情况时，已意识到潜在之危险，指出“南通实业之盛衰在今日真有一发千钧之巨”[62]，大生各企业未能逃过大厄运，1922年亏损颇多，“诚为开厂以来未有之打击”。[63]1922至1925年间沪帐房每日除却为大生四个纺织厂筹调银钱，还要为大生集团其他大大小小的企业调划头寸，肩负扶大厦将倾之责。当时沪帐房不仅要应付到期贷款，还要为大生寻觅新的债主。根据大生查帐委员会报告书，1923年时大生纱厂欠各银行钱庄款达200余万两，加上抵押出去的股票债券及吸收的私人存款，共欠400余万两。[64]针对大生的困境，吴寄尘一面设法筹集企业经营需要之款项，一面尽量减少企业的额外开支，“今岁金融呆滞，移挪无法，生计已成问题……只有将所担负公益、慈善等费暂为停付。”[65]但此时“金融界人人各顾性命，无感情可言”[66]，加上棉贵纱贱，纺织业多不景气，吴寄尘的筹调款之路十分艰辛，“金融界中人对于南通咸不敢亲近，说一事须费九牛二虎之力，盛衰今昔之异，殆如霄壤。”[67]这一时期沪帐房为应对经营危机作出了积极的因应。[68]吴寄尘也为大生与上海各银行、钱庄作保，签订诸多借款合同和押据。[69]然而，大生未能摆脱困境，1925年时大生因无法还清欠款，被债权人组织的银行团接管，此后大生进入银行团接管时期。[70]但沪帐房并未被撤销。
1925年大生被债权人组织银行团接管，加之张謇于1926年逝世，此时大生由银行团委派的经理掌握实权，银行团保留了沪帐房，并派专员（蔡廷南）进驻沪帐房，此时沪帐房已不在张家人的完全控制之下。[71]吴寄尘仍负责大生业务，由其向银行团汇报厂务。[72]李升伯经理大生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大生各企业的业务诸如采购、销售、经济往来等，依然依赖沪帐房，如李升伯为与日商纱厂竞争，“拟联合花纱布三业组织一强有力之团体，以图禁止日人收花。公以为然否？”[73]再如，“上海银行之息金，不知曾重新接洽付去否，永金息照九厘计算，上海能行点小惠否，纱市尊论极是，极佩。”[74]吴寄尘也支持李升伯工作，曾致函大生同仁，“升伯兄在通一切尚望两公推诚照拂”。[75]沪帐房作为大生各企业运营和发展的中枢继续存在，但其属性已发生较大变化，除需要向银行团汇报业务情况外，并且不再是张謇的私人办公室，其由张謇时代的多元化管理向单一性的近代企业管理转轨，专职于企业经营。
然而银行团接管后，大生各纺织厂经营状况虽有所好转，但矛盾丛生：如银行团与股东的矛盾。银行团接管后，各厂每年经营所得须先提押款债息，再行结余，所得利润被划分成20成，10成归还银行团债务，6成划为职工奖金，剩下4成则偿还旧债，股东则处于无利可分地位。[76]再如，二厂境况差强人意，在亏损后一度出现中国银行“多所猜虑，意存裹足”局面。[77]三厂经理费善大肆扩充私人势力，利用职权低价兜售大生纱布为亲友谋私利，还在花纱销售中取回佣。[78]1925年三厂不得不将经理更换为薛伟臣，薛氏的经营效果也不佳，1929年5月，爆发电拒经理风波。[79]就纺织厂而言，大生纺织四厂都需收花销纱，各厂为了营业利益开始竞相收花售纱，致使大生纺织企业内部竞争矛盾滋生，大生一、副厂与二、三厂的竞争，在银行团接管后更为明显。各方开始划分收花地盘，甚至削价售纱。不良的竞争对双方都不利，1930年银团与董事会商议筹设联合售纱处，“各厂卖纱一定由出货主任及各分销会同协商价格、售数等”。并且约定协议：“各厂售纱无论期限、盘价，须由各厂经理授权各分销主任，斟酌内外市面情形洽议商定；售纱时期规定为每月2次，由各分销主任会定开盘、收盘时日，且非在期限之内，各厂不得任意兜售。”[80]更有甚者，规定大生一、副厂“魁星”纱每天不得超过75和40件，二、三厂“寿星”纱不能超过45和35件。[81]企业的经营与销售，应依市场行情变化而调整，联合售纱处的做法有违市场规律，注定难以持续。未过多久，一厂即不遵守约定，私自开盘售纱，三厂对此意见颇大，指责李升伯“事前招呼即于联合声中化风飞去，事之神秘莫过于此。”“非申兄存心捣乱，必是急性神经病大发，否则何以言行不符。”[82]
因此，银行团接管大生后，企业的发展依然受限。1928年，江苏省政府即开始着手整理大生纺织公司，整改从工务、营业、管理三方面进行。[83]就管理层面而言，省政府提议设立“联合管理处（总管理处）”，将大生原有的沪帐房取消。[84]总管理处作为官方提议的新机构，职权范围较大，各厂经理要受其节制。[85]然而1930年的股东会并未议决此案，仅提议由新董事会议决。1925年大生被银行团接管后，经营实权隶属于银行团委派的经理。因利益关系，李升伯等人显然不愿受到他者掣肘，总管理处职权高于经理处，是李升伯等人难以接受的。就大生原有的管理模式而言，张謇时代是以旧式帐房为中心，集团内部举凡进出货、资金周转、材料采购、产品营销等皆以沪帐房为枢纽。[86]这种模式在银行团接管后，仍未发生实质性改变，撤销沪帐房不符合大生当时的实际情况，也不会被大生管理层接受。10月24日，官股董事金体乾以“该处于公司前途有利无害”，催促尽快成立。[87]同日，大生新董事会开会，官股董事管际安出席（金体乾、程柏堂由管际安代表），关于“总管理处案”，公决“改设一、二、三厂联合办事处”，并推“李耆卿、吴寄尘、沈燕谋会同各厂经理草议章程”。[88]联合办事处和总管理处的目的虽类似，但作了两大调整，即联合办事处不再管辖经理，并保留了沪帐房。
1931年，大生纺织公司对公司章程也进行了修改，对沪帐房工作细则作出规整：“一、筹调金融事项；二、观察市面盈虚消长，确定营销方针；三、买卖花纱布匹及订购大宗机件、煤料；四、上海对外交涉事；五、官商股东咨商事；六、开会应行报告事。”[89]如此以来，沪帐房掌握花纱的买卖权，加之银行团常驻沪帐房人员，大生各纺织厂的棉纱多由沪帐房集中进行销售，解决了各纺织厂竞争矛盾。
大生在被银行团接管时期，虽然掌握企业实权的是银行团委派的经理，而就大生和沪帐房而言，“吴董寄尘名义为沪帐房主任及一三厂董事，所负之责则大生全部，皆一人掌管。”[90]沪帐房又在调节纱厂竞争矛盾中，掌握大生四家厂花纱的买卖权，所以综合而言，沪帐房在张謇逝世后，其职权并未因之缩小，反而有进一步提升。1930年代的改革（设立联合办事处和革新沪帐房细则）也为改设大生总管理处作了铺垫。1935年张孝若和吴寄尘去世，大生董事会改组，徐静仁任董事长。沪帐房被改组为大生纺织公司总管理处，总揽公司全部事务，“本公司自董事会改组后，除对于业务努力规划外，更谋人事上之推进，经与第三公司董事会联合会会议决定将沪所改为总管理处。”并规定“董事长兼任处长，下设总务、业务、经济、产业四组，由常务董事担任组长，一、副、三厂经理专任业务组副组长，集中管理，统一事权。”[91]改组后的大生企业集团形成新的组织系统，具体情况如下：
改组大生纺织公司总管理处后，由董事长徐静仁任处长兼业务组组长，常务董事均居要职，赵叔雍、李耆卿、张敬礼分别任总务组、经济组、产业组组长。[92]总管理处又可通过驻厂总稽核监察各厂，其实已成为大生资本集团的最高权力中心，举凡人事任免、花纱进出、经济往来管理以及企业集团行政事务等皆统归于此，南通各厂只负责生产而已。
综而论之，在大生1922年以后的风风雨雨中，沪帐房采取了若干措施以应对企业危机，虽未能帮助大生摆脱危机，但其在大生危机时期的坚守，于后来改善经营不无裨益。1925年大生被银团接管，1926年张謇去世，沪帐房也并未被撤销，成为历史的烟云，虽有波动，但是最终却在大生企业集团变革中，仍为大生的中枢核心。
四、制度选择与演变：对沪帐房发展变迁的分析
企业的所有制决定着企业的生产目的、利润分配以及管理制度，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企业兴衰存亡的决定性机制，企业管理制度在其中居于重要地位。诺斯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更有甚者，他认为“制度在某些层面上可以替代技术。”[93]其意制度的重要性对企业不言而喻。他还指出在企业合作和交易的过程中要实现利益最大化，需要更有效的获取信息并降低交易成本，这就需要通过建立某种综合机构来实现内部合作，从而减少交易费用。[94]罗纳德·H·科斯在谈论企业时，认为企业通过生成和交换过程内部化，降低了交易的成本，从而提高了经济效益，“建立企业是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活动的最明显的成本就是发现有关的价格成本。”[95]从企业角度来看，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会设法减少运营时的交易成本，大生沪帐房位处上海，能第一时间获得金融、花纱布行情及其他市场情况，再通过号信将资源共享给大生各企业。张謇巧妙地利用沪帐房来为整个企业调度，实现大生企业集团内部的资金互相调拨，减少了集团运营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对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裨益匪浅。股份制作为一种新型的资本筹集方式、企业制度，虽然给大生资本集团植入了生长的动力机制，但是对如何管理股份制企业仁智互见，不同于荣宗敬、周学熙、刘鸿生等企业集团，“帐房式”运营管理模式是张謇和大生的制度探索，这种探索有着中国的传统色彩，它依然可以帮助大生实现“挹彼注此，盈虚酌剂”。
大生沪帐房的发展与变迁是多种历史合力的结果。首先，与大生的企业制度和张謇的治理理念息息相关。大生纱厂是“总理式”的股份制度，《厂约》中明确规定张謇职责“通官商之请，规便益之利，去妨碍之弊，酌定章程，举措董事，稽察进退，考核功过，等差赏罚。”[96]张謇在企业运行和管理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大生的企业制度带有浓厚的“人治”色彩。即便1907年大生第一次股东会中对总理的权责作了一些限制，但张謇在大生中的绝对权威依然存在。张謇总理大生时期，近代中国面向市场的职业经理阶层尚未形成，选用的企业经理人员重要条件之一是与公司创办者、发起人的人际关系。[97]沪帐房在专注于本职时，也是张謇私人性质的在沪“办公室”，帮助购办物品和办理事务，如“内人为医牙并备喜事衣饰去沪，帐房如可住，即住帐房。衣饰之选配斟酌，烦兄与聘三兄协助，其价以一千圆为度。内人医牙、零用以二百圆为度。”[98]1919年创办伶工学社时，“予倩先生往沪为伶校置办音乐器具，需款1000元以内，祈照付。”[99]不仅如此，其还是张謇参与政务的联络和人际网络铺展中心。1912年3月，张謇为进一步参与临时政府建设，与程德全、章炳麟、赵凤昌商议，在上海创立统一党。同年5月，在袁世凯资助下，以统一党和民社为基础，合并国民协进会等政治团体，成立共和党。而两党的经费即由沪帐房划出，“统一党1万元，共和党2万元。”[100]再者，辛亥革命以后军阀割据，为“专谋自治事业，期置苏省于最完全、最稳固之地位”，张謇、张一麐等人于1920年组织“苏社”。[101]沪帐房负责联络入会者和经费支出，“啬老发起苏社，弟赞成加入，请介绍列名。”[102]“苏社月支，昨与孝若兄商明，嗣后月十五即由台端拨交，计7、8、9三个月1000元。”[103]沪帐房俨然已经成了张謇坚实的后盾，为其提供后勤服务，据不完全统计，张謇前后从沪帐房透支了一百多万两。[104]这部分钱款属于大生各企业的资金，从企业的角度看，或不利于收支核算，但张謇是“社会企业家”，他办实业是为实现“地方自治”的理想，即“企业办社会”。在当时中国特殊国情下，张謇的做法或可为大生创造出一个区域性的文化受容氛围，为企业发展勾连人脉、拓展市场。沪帐房不仅仅在大生企业运营时居中传达，还参与决策，加之张謇的存在，其缺少多方的制约和监督，此种情况下其职权日广。
其次，地缘使然。南通地处江北，与上海相比较，南通只能满足“二十年内百里之间不得有第二厂”[105]，即原料、市场、工人等优势，无法满足大生企业所需要的金融环境，吴寄尘曾有论“大生重心将来恐在沪而不在通，因通方对全局事太隔膜也。”[106]沪帐房设于上海可谓是补偿了这一落差，其吸取资讯、反馈市场，为交通和信息阻塞的企业趟路，双方通过号信进行业务上的沟通，号信具有“业务性指令”性质，本身也是“记帐的原始凭证”，大生棉纱销售和期款划汇等随信可见，每一封号信均按连续编号接续成册，使得业务有据可查。其应异地经营管理需求而生，不仅记录大生企业集团实际运营过程，还反映了近代中国不同时期棉纱市场环境的变化，以及企业和银行、钱庄之间的往来关系。[107]沪帐房与大生各企业在地域上分离，它的设立解决了大生企业发展需要的金融环境，可以说大生占得南通和上海两地优势，其地位和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这种不可替性决定了沪帐房对大生各企业的领导权。
大生沪帐房是近代中国不同模式股份制企业和大生“总理式”股份制度的产物，其发展演变逻辑是由多元到单一。张謇时代其具有人文性新型管理特色，人文性体现在张謇对大生资本集团的独特作用，沪帐房协助张謇办社会、组党等为企业创造良好的企居环境。新型管理体现在张謇将传统管理与近代公司制度结合，通过帐房对大生进行管理和财务控制，创造出一种新的企业管理制度。张謇后时代从传统人文性新式管理向近代企业管理转轨，专职于管理企业。其管理具有弹性化的特色，从大生纱厂创办至银行团接管大生，无不随着企业和人事更迭而变化，并很快又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彰显其始终具有的张力，实现结构功能的调整。沪帐房职权变迁经历了一个渐进过程，受张謇影响颇大，沪帐房肩负大生实际运作之责，其适应了张謇和大生的需求。张謇逝世后，其并未消逝，职权又进一步提升，这与其参与企业的中枢决策关系重大。从其发展演变来看，它本身也是近代国人探索经营与管理股份制企业由幼稚而渐成熟的典型个案。
（作者单位：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参考文献：
①朱镇华：《中国金融旧事》，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0年。
②《大生系统企业史》编写组：《大生系统企业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
③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一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④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四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⑤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五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⑥顾纪瑞：《大生纺织集团档案经济分析（1899—1947）》，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20页。
⑦中国工运研究所编：《新编中国工人运动史》，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20年。
[1] 帐，亦作“账”，张謇大生档案中多用“帐房”，故本文亦采用“帐房”。大生沪帐房在大生发展中有更名，但档案中往来仍多以“沪帐房”为称谓，沪帐房同人回顾自身历史时“自从南通大生一厂集股创办的时候，上海便设立事务所（俗称沪帐房）。”加之改名后其性质并无变化，故本文以通称“大生沪帐房”行文。《沪所同人在棉纺织业遭遇困难时的检讨》（1949年8月20日），南通市档案馆藏，张謇大生档案，档号B403-111-672。（本文所引张謇大生档案皆南通市档案馆藏，以下简称“大生档”，不再一一注明藏所。）
[2] 肖正德：《张謇“手条”与大生沪帐房》，《档案与建设》2003年第11期；王钰：《张謇与吴寄尘》，《南通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朱江：《大生上海公所》，《档案与建设》2019年第9期；朱江：《吴寄尘生平考述》，《近代史学刊》第25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0月。
[3] 《大生系统企业史》编写组：《大生系统企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章开沅，田彤著：《张謇与近代社会》，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美]柯丽莎（Elisabeth Koll）：《在战争和政治困境中争取家庭和公司利益：20世纪20-50年代初大生企业的转型》，金彩虹译，张忠民，陆兴龙主编：《企业发展中的制度变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4] 《通海大生纱丝厂集股章程跋》（1938年），大生档，档号B404-111-1。
[5] 《大生纱厂重订集股章程》，《张謇全集》第5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6] 《通州大生纱厂第一次股东大会议事录》（1907年8月31日），大生档，档号B403-111-3。
[7] 吴寄尘，名兆曾，字缙云，后改字寄尘，又作季诚，别号味秋，江苏丹徒人。1913年接替林兰荪任大生沪帐房所长，直至1935年逝世，一直都服务于大生企业集团，逝世后孟森为其作墓志。张季直先生事业史编纂处编：《大生纺织公司年鉴（1895—194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6、352页。
[8] 《大生一厂会计所致沪所第136号信》（1913年7月13日），大生档，档号B401-111-28。
[9] 《海门大生第三纺织公司同人录》（1925年8月），大生档，档号B406-111-4。
[10] 《严康懋致吴寄尘函》（9月25日），大生档，档号B401-111-301。
[11] 《同人行止记》（1914年3月1-4日），大生档，档号B401-111-40。《同人行止记》中记有工作人员十余人“潘瑞徵、陈秉琛、唐仲石、祝翊鲁、陶子青、李少岩、刘秉衡、叶毅和、樊序卿、蒋瑞青、包佩明。”
[12] 《大生一厂会计所致吴寄尘、潘瑞徵第17号信》（1913年2月1日），大生档，档号B401-111-27。
[13] 《拟沪帐房派费单呈请鉴定》（1916年），大生档，档号B401-111-58。
[14] 《大生沪帐房办事细则》（1931年），大生档，档号B403-111-177。
[15] 肖正德：《张謇手条与大生沪帐房》，《档案与建设》2003年第11期。
[16] 《张謇致林兰荪手条》（10月17日），大生档，档号B401-111-9。张謇手条主要在1907年之前。
[17] 南通市档案馆，张謇研究中心编：《百年大生企业号信（光绪三十三—三十四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18] 周亚：《山西票号书信发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4期。
[19] 江苏省建设厅调查大生案称大生经历了筹备、改组、全盛、失败四个时期。《调查大生纺织厂缘由事案》（1929年1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号1054-005-0046-0002。另据大生纱厂帐略可知，大生开车生产后连年赢利，至1922年方出现开车以来大亏损，故将20世纪20年代初前称为大生的上升时期。
[20] 梁启超：《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饮冰室合集·文集（21）》，第113页。
[21] 《张詧致吴寄尘函》，《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纺织编Ⅲ》，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页。
[22] 《大生纱厂重订集股章程》，《张謇全集》第5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23] 大生二厂集股收据管理情况，大生档，档号B401-111-3。
[24] 朱荫贵：《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的特点——以资金运行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25] 《盘查实在》（1898—1906年），大生档，档号B401-111-25。
[26] 《通州大生纱厂第7届帐略》，《张謇全集》第5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309页。
[27] 《大生厂会计所致沪帐房第128号信》（1907年8月23日），大生档，档号B401-111-5。
[28] 朱荫贵：《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的特点——以资金运行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29] 《大生一厂会计所致沪所第3号信》（1912年1月6日），大生档，档号B401-111-16。
[30] 《大生一厂会计所致沪所第51号信》（1912年3月29日），大生档，档号B401-111-16。
[31] 《大生第一二三纺织公司委员会报告书》（1930年9月），大生档，档号B403-111-88。
[32] 《大生分厂第16届股东会报告》，《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纺织编Ⅲ》，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第357页。
[33] 《大生纱厂第13届说略》，《张謇全集》第5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334页。
[34] 《大生一厂致林兰荪第142号信》（1911年8月27日），大生档，档号B401-111-12。
[35] 《大生一厂致吴寄尘、瑞徵第59号信》（1913年3月28日），大生档，档号B401-111-27。
[36] 《沪帐房致大生通厂第120号信》（1913年6月5日），大生档，档号B401-111-30。
[37] 《大生一厂致吴寄尘第107号信》（1913年6月7日），大生档，档号B401-111-28。
[38] 《大生纱厂第15届说略》，《张謇全集》第5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341页。
[39] 《吴寄尘致张詧、张謇函》（1919年10月29日），大生档，档号B401-111-120。
[40] 《吴寄尘致张詧、张謇函》（1919年11月1日），大生档，档号B401-111-120。
[41] 《南通各实业总稽核所成立之通告》，《张謇全集》第5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7页。
[42] 《吴寄尘致张孝若函》（1919年11月21日），大生档，档号B401-111-120。
[43] 《张孝若为南通实业管理处事致吴寄尘函》（1922年3月5日），大生档，档号B401-111-256。
[44] 《张謇致徐积馀函》，《张謇全集》第3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38页。
[45] 《张謇致大生委员会函》（11月9日），大生档，档号B401-111-256。
[46] 《大生纺织公司管理处章程》，《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纺织编Ⅲ》，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47] 《张孝若致吴寄尘函》（1922年），大生档，档号B401-111-256。
[48] 《南通实业总管理处驻沪事务所章程》（1922年），大生档，档号B413-111-4。
[49] 《吴寄尘致纺织管理处列公函》（1922年5月5日），大生档，档号B401-111-217。
[50] 《纺织管理处致沪帐房第20号函》（1923年2月14日），大生档，档号B401-111-216。
[51] 《吴寄尘致纺织管理处列公函》（1922年7月13日），大生档，档号B401-111-217。
[52] 《张謇致吴寄尘函》（1922年9月5日），大生档，档号B401-111-244。
[53] 《张謇致吴季诚函》（1922年9月3日），大生档，档号B401-111-244。
[54] 《张謇致吴季诚函》，《张謇全集》第3卷，第1063页。
[55] 《张謇致大生委员会函》（11月9日），大生档，档号B401-111-256。
[56] 《吴寄尘致张詧函》（1923年5月10日），大生档，档号B401-111-217。
[57] 《张謇致吴季诚函》，《张謇全集》第3卷，第1083页。
[58]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2页。
[59] 《实业总管理处会议录》（1924年3月7日），大生档，档号B413-111-4。
[60] 《张謇致大生委员会函》（11月9），大生档，档号B401-111-256。
[61] 滨田峰太郎：《支那に於ける紡績業》，第295页。
[62] 《吴寄尘致张孝若函》（1922年1月6日），大生档，档号B401-111-217。
[63] 《大生第一纺织公司第24届说略》，《张謇全集》第5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375页。
[64] 《大生纱厂查帐委员会报告书》（1925年），大生档，档号B401-111-259。
[65] 《吴寄尘致大生董事会函》（1922年），大生档，档号B401-111-259。
[66] 《吴寄尘为厂金融事致朱掌衡函》（1922年），大生档，档号B401-111-259。
[67] 《吴寄尘致束劭直函》（1922年9月11日），大生档，档号B401-111-217。
[68] 白进伟：《华商纱厂经营困境及对策——以大生纺织公司为例（1922—1925）》，《近代史学刊》第25辑。
[69] 吴寄尘以担保人身份与中南、金城等银行签订诸多借款合同和押据，见《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纺织编Ⅲ》，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第495-514页。
[70] 《大生系统企业史》编写组：《大生系统企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26页。
[71] 《大生系统企业史》编写组：《大生系统企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27页。
[72] [美]柯丽莎（Elisabeth Koll）著，金彩虹译：《在战争和政治困境中争取家庭和公司利益：20世纪20-50年代初大生企业的转型》，张忠民，陆兴龙主编：《企业发展中的制度变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56页。文中对吴寄尘控制大生业务原因已有探讨，故不再赘述。
[73] 《李升伯致吴寄尘函》（1927年8月8日），大生档，档号B401-111-279。
[74] 《李升伯致吴寄尘函》（1930年2月），大生档，档号B404-111-48。
[75] 《吴寄尘致江知源、章静轩函》（1927年4月30日），大生档，档号B401-111-283。
[76] 《大生第一纺织公司二十二年续开股东会议事录》（1933年2月26日），大生档，档号B403-111-93。
[77] 南通市档案馆，南京大学等编：《大生企业系统档案选编·纺织编Ⅰ》，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11页。
[78] 《费寿祺致蔡廷南信》（1924年5月11日、11月29日），大生档，档号B406-111-124。
[79] 《上海永聚庄等银团致大生董事会函》（1929年5月26日），大生档，档号B402-111-43。
[80] 《沈燕谋致吴寄尘函》（1930年10月8日），大生档，档号B406-111-155。
[81] 《大生系统企业史》编写组：《大生系统企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47页。
[82] 《沈燕谋致吴寄尘函》（1930年10月8日），大生档，档号B406-111-155。
[83] 江苏省政府整理大生纺织公司的具体情况另有专文考述，在此不再赘述。白进伟：《政府干预与企业革新：江苏省政府整理大生纺织公司案（1928—1931）》，《中国经济史研究》，待刊。
[84] 《大生第一第二第三纺织公司联合管理处规程草案》（1930年），江苏省档案馆藏，建设厅档案，档号1054-1929-005-0046-0158。
[85] 《大生第一纺织公司民国19年股东会议事录》（1930年10月11日），大生档，档号B403-111-93。
[86] 章开沅，田彤著：《张謇与近代社会》，第229页。
[87] 《金体乾致张孝若及一二三厂董事、监察电》（1930年10月24日），大生档，档号B403-111-65。
[88] 《大生董事会议》（1930年10月24日），大生档，档号B403-111-87。
[89] 《大生纺织公司驻沪事务所办事细则》（1930年），大生档，B03-111-177。
[90] 《胡克之致大生董监会函》（1930年4月12日），大生档，B403-111-68。
[91] 徐静仁：《大生第一纺织公司第38届营业报告》（1936年11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55-2-563。
[92] 《大生纺织公司年鉴（1895—1947）》，第341页。
[93] [美]道格拉斯·C·诺斯、[美]罗伯斯·托马斯著，厉以宁等译：《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94] [美]道格拉斯·C·诺斯著，陈郁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95] [英]罗纳德·H·科斯：《企业的性质：影响》，见[美]奥利弗·E·威廉姆森、西奥尼·G·温特编：《企业的性质——起源、演变与发展》，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5页。
[96] 《厂约》，《张謇全集》第5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97] 张忠民等：《近代中国的企业、政府与社会》，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59页。
[98] 《张謇致吴寄尘函》，《张謇研究年刊》2016年。
[99] 《张孝若为购办乐器付款事致吴寄尘、沈燕谋函》（1919年8月17日），大生档，档号B401-111-194。
[100] 《张謇为统一党和共和党存款事致沪帐房函》（1912年7月），大生档，档号B401- 111-293。
[101] 《苏社开幕宣言》，《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460页。
[102] 《杨寿楣为入苏社事复吴寄尘函》（1920年3月21日），大生档，档号B403-111-18。
[103] 《蒋子渔致吴寄尘函》（1920年），大生档，档号B401-111-193。
[104] 《张謇办实业概况》，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L1-1-289-88。
[105] 《天生港设立通燧火柴公司请准予备案文》，《张謇全集》第1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511页。
[106] 《吴寄尘致李锡纯函》（1926年11月16日），大生档，档号B401-111-283。
[107] 沪帐房与大生纱厂1914年的号信，信中反映1914年初纱布市价江河日下，欧战爆发后更迫于紧缩，自6、7月份起开始起色，但是8月份又有下降趋势，12月份市价再次好转。《通厂号信》（1914年），大生档，档号B401-111-36。
（原载《张謇研究》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