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中国人的殖民意识
胡文辉
(来源:“历史的擦边球”公众号2026年3月22日)




首先要声明一下,我这是“大题小作”,内容实际上只是一篇札记。
写这篇札记,是由于新刊《张謇未刊手札》一书而起的。此书从创议到印行,我的朋友严晓星皆深度参与其事,书快要印出来之前,他问我是否需要,我对张謇其人其事不怎么熟悉,就谢绝了。但后来读到顾遐女士写的《尺素山河——〈张謇未刊手札〉里的实业梦与农家国路》(“南通日报”公众号2026年2月10日),才知道书里有张謇写给好友兼创业搭档蒋书箴的一百五十通书信,而蒋是南浔“四象”之首刘镛的女婿,这下我就有了兴趣。
近些年来,我对南浔此地颇为关注。在上海开埠之后,尤其在太平天国灭亡之后,南浔凭着丝业外贸迅速崛起,成了近代中国史上财富最为集中之处,其“四象”不惟是南浔一镇的“四大家族”,也是江南乃至全国一等一的超级富豪,其影响力非同小可。所以我就想,在张謇给蒋书箴的信里,是不是会透露出一些有关南浔的信息。
此后就承责编周红兄寄赠了一套《张謇未刊手札》。收到才知是精装三大册,印制极为精良,而书价也跟书本身一般贵重,自然很承周红的好意。由于我对张謇本甚隔膜,且主要只检读了他致蒋书箴的那部分信札,所得有限,故只拈出信中的一处作此札记,以当答谢。

张謇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给蒋书箴的一封信里,有几句在他来说未必太重要的话:
苏龛经罗稷臣电问,有奏请参赞之说,謇尝欲其于南洋柔佛、吉德之间,营中原士大夫之桃源,不知果去与否。(《张謇未刊手札》,赵鹏、张裕伟整理,江苏教育出版社2025年,中册第452-453页)
这里的“苏龛”,应即郑孝胥,郑字苏戡,亦作苏龛;罗稷臣即罗丰禄,是第一批留英学生,以驻外翻译出身,后入李鸿章幕,在这一年前后就任驻英、意、比三国钦差大臣(公使)。从职位和人物关系来看,这段话似乎是说,张謇得知,罗丰禄有意推荐郑孝胥担任驻外参赞(地位仅次于公使),于是他因应此事,随口跟蒋书箴说了自己的一个愿景:希望在“南洋柔佛、吉德之间”,即今天马来西亚半岛最南部的柔佛州与西北部的吉打州之间(柔佛向南过柔佛海峡即新加坡),“营中原士大夫之桃源”——这个意思,就是要弄一个殖民地了!
而这样的表述,虽似突兀,但在当日的“士大夫”来说并不是孤立的。
前些时读康有为诗集,注意到他流亡海外的时候,也有差不多的想法。光绪二十八年(1902)康氏游历缅甸,写了一首七古,感叹它成了英国殖民地,“国土沦亡宗教非,吾哀佛劫拯衰微”,末尾两句是“我有去思是桐邑,或传新教待他年”,并有自注:
缅人信教最笃,吾言若中国已矣,吾来缅,创新教。(《康有为遗稿·万木草堂诗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0-171页)
话虽说是“创新教”,但我想应该包含了开拓地盘的意思。谓予不信,再看光绪三十一年(1905),康氏游历北美,又写了一首《巡览美国毕,还登落机山顶,放歌七十韵》,末几韵是:
南美有大荒,誓将辟地开坤乾。我为人民数万万,贫苦奔走同弃捐。我将殖民南美地,楼船航渡岁亿千。树我种族开我学,存我文明拓我田。移民迅速殖千万,立新中国光亘天。既救旧国开新国,我族既安强且坚。虽未大同天下乐,我愿庶几救颠连。呜呼!不知何时偿此愿,突兀独立落机雪峰巅。(《康有为遗稿·万木草堂诗集》,第216-218页)
这就说得非常明白了。我们如今看来,张謇的宏愿,尤其是康有为的宏愿,在实践上自是纯属空想,但在观念上,却也是当时士人精神史实际存在的一个侧面(按今日政治正确的看法,自然是阴暗面),这是我们不当忽略的。
请注意,康有为那句“我将殖民南美地”,明确用到了“殖民”这个词。同时,但我们要注意,在后来反帝意识形态流行之后,“殖民”成了完全负面的词,可说是用其狭义,特别突出其“征服”的意味;但在清末乃至民国却非如此,在彼时的语境里,“殖民”一词多用其广义,接近于“开疆拓土”的意思。易言之,是普遍把它作为中性词甚而是褒义词来使用的。
这个问题,是不必搜索数据库的,只要举出几个书名就够了。恰恰就在康有为梦想“殖民南美地”的那年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篇《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康氏或者受了任公的暗示,也未可知。到了民国,又有胡炳雄原著、李长傅增补的《南洋华侨殖民伟人传》(1928年),此书从名目到内容,显然都延续了梁启超的用意,因为梁氏所说的“殖民八大伟人”,无不是“殖民”东南亚,也就是“南洋”的;而《南洋华侨殖民伟人传》的增补者李长傅,自己也著有一部《中国殖民史》(1937年)。由此数例,已可见“殖民”一词的通行。此外,晚清“荒江钓叟”著有幻想小说《月球殖民地小说》(1904年),虽是虚构作品而非历史著作,但也足见时人对“殖民”这个词是相当认同的。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下,“殖民”显然是个近代色彩的词,是“西力东渐”时代才有的词,其语源应是日本(参黄河清编著《近现代汉语辞源》,上海辞书出版社2020年版,下册第1940页)。不过,不难想象,近代以前虽无此词,但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存在殖民意识乃至行动,是不待讨论的,因为在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国族“自古以来”无不如此。到了近世,国人开始接受西洋的“文明”观念,也同时接受了西洋式的殖民意识,这样,中国人的殖民意识就内外呼应合而为一了。
至于殖民南洋的梦想,也不是到了张謇时代才有的,我以前陆续留意到若干事例,排比如下。
早在同治十年(1871),有位王芝经缅甸从海路去到过伦敦,留下了一份真真假假的记录。在返程时,他很垂涎于新加坡在中外交通上的枢纽地位,认为朝廷应该派驻大员镇守:
星加坡诚海道冲要哉!宜乎闽粤海商无不思中华亦使大官来镇,以总扼其岛之势,盖诸商咸得所倚仗捍护者,而于海道亦甚得关防也。……则西南洋数万里海道,皆于镇星加坡者一人之掌扼之,即吕宋诸岛亦不能漏其握。操之纵之,惟意所如。岛国虽众,曾有不服羁驭者乎?(《海客日谈》,鄢琨校点,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201页)
比之张謇说“尝欲其于南洋柔佛、吉德之间,营中原士大夫之桃源”,王芝足足早了二十多年。只不过,王芝身份不明,大约没什么社会地位,而张謇是状元,朝廷曾倚为智囊,同样的话,由张謇说出来,份量就大不一样了。
当然,张謇的话,还只是士人之间的私语,不宜搬上台面,而到了梁启超那里,在“救亡压倒启蒙”语境之下,却真成登高一呼了。他在《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之末,以“新史氏”的名义很是发了一通议论,不仅说“自今以往,吾国若犹有能扩张其帝国主义以对外之一日……”,不仅强调“殖民事业与政府奖厉(励)之关系”,更有相当煽情的话:
呜呼!海以南百数十国,其民口之大部分,皆黄帝子孙;以地势论,以历史论,实天然我族之殖民地也。而今也托居彼宇者,仅得自比于牛马。呜呼,谁之罪欤!谁之罪欤!(此据《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八,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
这就是明目张胆地为“殖民”鼓与呼了!更值得注意的是,任公式的感喟,至少在民国时,仍是被知识分子普遍继承了的。
比如,郑振铎1927年去了一趟欧洲,在乘船经过新加坡的时候,就写下了相当出格的心声:
新加坡,乃至南洋的一切地方,都应该是我们中国的,他们都是我们开辟的,一切文化风俗都是中国的。如今乃为异族所宰割,压迫,我们岂能忍受到底!谢君说,期以十年,试看我们的手段!(《欧行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2页)
按:以上所引的版本,是据上海良友图书公司民国23年初版重排,但显然忠实于原文。而手头另有新版的郑振铎日记,这些话就完全删去了(见《郑振铎日记全编》,陈福康整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郑振铎说得毫不遮掩,今日看来实在很是扎眼。——事实上,我最早关注“近世中国人的殖民意识”这个问题,就是在多年前由郑振铎这些话触发的。
又如,赵尊岳1931年的《欧游述旧》也说到:
国人越海图远,史不绝书,至于南洋群岛,多为我先人之所经营,辟榛斩棘,班班可考……(《赵尊岳集》,陈水云、黎晓莲整理,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二册第379页)
郑振铎的话,还只是见于私人文本;赵尊岳的话,也只是见于大众杂志。但学院派的专业论著,也未尝不如是。
吴晗1935年有一篇相当长的论文,《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南洋之开拓》,其末尾处有一段半史实半史论的话:
从成宣时代(按:指明成祖至明宣宗统治期间)积极经营南洋以后,南洋已成为中国之一部,无论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方面,均为中国之附庸。南洋之开拓及开化完全属于中国人之努力,假如政府能继续经营,等不到欧洲人的东来,南洋诸国已成为中国之领地,合为一大帝国,或许世界史要从此变一样子。……(《吴晗史学论著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一卷第644页)
吴晗的论调,完全没考虑技术和经济成本问题,其不能成立,是至为显然的,我们殊不必多作辩驳。他这么说,与其说出于学术,不如说出于心理,他是下意识地接过了张謇、康有为、梁启超们的意念——他虽不再直接用到“殖民”这个词,但我们分明听得见殖民意识的响亮回音。
直到1941年抗战之际,左翼的华侨史家陈碧笙还在设想“中华民族的南进”:
……因为本国人口无法移殖到殖民地,英法殖民地政府虽然挟有近代军事政治经济交通资本技术之长,数十年来终不能克服这个天然的障碍而把今日南亚洲仅有的大宝库开发起来。而这个开发的使命天然要落在我们勤勉勇敢坚苦耐劳的中华民族的身上。……过去开发南洋时,投身蛮荒,深入不毛,清森林,辟道路,冒疾病,御毒虫,驱猛兽,何一不出于我侨胞的技能和劳动。(《中华民族的南进与南进的中华民族》,《滇边散忆》附录,商务印书馆民国30年版)
陈碧笙的蓝图,比张謇更生猛了何止十倍,虽然比之张謇时代,这种蓝图是更不可能实现的。而由此,恰恰可见,中国人的殖民意识仍顽强地保持着,即便已面临“被殖民”的危境,我们的“殖民”之心仍没有死。
最后再饶舌几句:这篇札记当然只是“大题小作”,但照我的印象,这个“大题”似没有什么专门的研究,因此,此作虽“小”,我私心以为其意义并不“小”。至于真正的“大题大作”,是我所跂予望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