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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张謇的忠君思想
时间: 2022-04-27     次数: 429     作者: 沈振元 方 弢

 

试论张謇的忠君思想

 

沈振元 方 弢

 

我国是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其间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晚清王朝则从帝制的峰巅跌落下来。张謇是颇有“保皇”名声的状元,又是个终结两千年封建帝制的重要人物。他那忠君思想的形成、成熟到幻灭是个值得探讨的历史课题。

忠君思想是历史传承的产物。清咸丰三年(1853),张謇出生在海门常乐镇的一个农民家里。生逢乱世,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入侵,清朝政府腐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严酷现实,中国人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张謇秉赋聪颖,四岁开始识字,能全文背诵《千字文》;五岁入私塾读书;至十一岁,读完《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酒诗》《鉴略》《千家诗》《孝经》,并学习《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对儒学有了初步的认识,逐步领悟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那时正值太平天国军占领江南,大批难民到江北来避乱,有个文人穷困潦倒,无以谋生,只得以背诵诗文募钱。引起少年张謇的注意,久之耳熟,就问其父:“岂不以‘关山难越’四语诉苦乎?”其父听后很高兴,因为这“四语”出自王勃《滕王阁序》:“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儿子没有学过《滕王阁序》,却能听懂其意,觉得儿子聪明过人。第二年为儿子“别治一室”,室外有五柳,名之曰:“仿陶书屋”。请西亭宋蓬山先生授课。但儿子无心“仿陶”,却关注战乱和难民,萌生忧国忧民的情怀,盼望早点成材,写了首名为《盆松》的小诗:“山泽孤生种,谁将到此盆?青苍一撮土,蟠郁百年根。宿黛含霜气,创鳞见斧痕。等闲怜托处,梁栋与谁论?”他以松自喻,表达了成为栋梁之材的渴望。张謇十四岁在西亭宋氏塾读书,中秋夜读,见一轮圆月跃出云海,诗兴勃发,乃作《中秋宋宅楼中对月》:“云海腾初月,清光浩欲浮。百年当短烛,独夜正高楼。耿耿丹霄路,迢迢碧树秋。都忘更漏永,河汉向西流。”这首五律借景抒情,抒发了“百年当短烛”的惜时好学精神与踏上“丹霄路”的梦想。十八岁那年,他与周家禄相识,两位才子惺惺相惜,订交为友,周为之作“订交喜赋”,在诗的结尾处提出“相期为鸾凤,振彩耀明廷”的宏大抱负。

动荡的社会现实促使少年张謇从经书中寻找治国安邦的良策,也更自觉地接受儒学反复提倡的伦理道德,儒学讲究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而其中的核心价值观是忠君。忠君,首先是忠于皇帝;君又是国的代表,忠君必须爱国;君又是万民之首,忠君还得亲民。君、国、民不是同一概念,但它们是密切相关的概念。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虽为儒学的民本思想奠定了基础,但所有的皇帝都希望臣民忠于他们,都把“忠君”列于首位,我们探讨忠君思想时,不能忘掉爱国和亲民。因此,许多儒生表达最高理想时常借用唐代诗人杜甫的诗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入朝平乱是张謇忠君爱国思想的一次实践。光绪二年张謇入吴长庆军幕,深受器重。光绪八年(1882),朝鲜因宫廷内部矛盾引起政治风波。国王生父李昰应欲趁机夺权。他挑起兵乱,烧毁粮库,杀死官吏,还杀了一个在朝的日本练兵教师……日本借机干涉朝鲜内政。清政府则派兵平乱,吴长庆督师护朝,张謇作为机要文书随吴入朝,“理画前敌军事”,责任重大。这是对张謇军事才能的考问,也是对其忠君爱国思想的检验。

1. 作诗明理,师出有名。大兵越境问罪,必先正名。张謇入朝前夕作檄文一篇,因日本参入,情况复杂,王师声讨,或伤及无辜。决定不发檄文,“更探事机”,为智擒乱首创造条件。遂作《军行水原道中》诗,以表师出有名。诗曰:

水原大府新留守,天使皇华旧驿亭。

故事两朝隆典策,戎旗廿里入丹青。

对山藉草秋还热,夹道交松昼亦冥。

隔岁新收玄宰画,都疑导示有真灵。

这是一首在重要时间节点上留下的重要诗作。民国十五年,张謇题本诗于董玄宰山水画上,并有跋曰:“右诗壬午七月九日作,余年三十耳。每对此画,辄忆前什,重付装池,书于第一帧之上角。忽忽四十四年,胜地今谁属耶?”作者对这首关乎中朝两国关系的诗篇格外珍惜,诗中提到“天使皇华”,“天使”,即天朝的使者;皇华,《诗·小雅》有《皇皇者华》,描写“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礼乐,言远而有光华也。”朝鲜当时是清王朝的属国,皇帝派兵平乱,自然是天经地义的事。“故事两朝隆典策”,指按旧例,中朝两国之间都有明定的典制度,所以这次派兵是值得载入史册的大事。诗中提到的玄宰,即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松江华亭人,明代著名的书画家,深受康熙皇帝喜爱,从清初至清中期,一直为董氏书风所笼罩,许多文人学士,以其书法为宗。包括朝鲜的文人学士,也喜爱董氏的作品。总之,中朝唇齿相依,朝方有事,中方出兵,理所当然。

2. 智擒乱首,理顺伦理关系。七月十三日,吴长庆入朝京,晤国王生父李昰应。午后李昰应至庆军道谢,吴长庆即宣示朝旨,将李执送南阳军,登兵船赴天津。十六日以国王密请,攻剿枉寻里、利泰院二处,阵斩数十人,擒百余人。请国王派司法官至军,讯别首从与非辜,除诛戮十人外,余尽释放,平乱以最小的代价胜利结束。

那么,如何处置李昰应呢?七月十四日,吴长庆、张謇与朝鲜左承旨严世荣的交谈作出回应。首先说明出兵的宗旨。一为贵国正名,二为贵国讨乱。“名不正则祸靡有已,乱不讨则日人藉复仇为要挟之计,呶呶不休”。其次,阐明君臣父子的关系,“臣子之义,惟有奉行。故昨日国太公来营,即偕丁军门诣阙,我皇上以孝治天下,岂有为其子而失其父者?况太公于国王则父子,于中朝则人臣,有此一行,而全父子之恩,定君臣之分”。第三,希望国王放心,“我朝素行宽大,笃伦尽恩,必能两全而无敝”。这三条完全符合儒家伦理。

3. 以儒治国,订善后六策。平乱之后,张謇写了三篇文章:《壬午东征事略》《乘时规复流虬策》《朝鲜善后六策》。《汉书·艺文志》云:“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张謇的六策:(1)通人心以固国脉;(2)破资格以用人才;(3)严澄叙以课吏治;(4)谋生聚以足财用;(5)改行阵以练军卒;(6)谨防圉以固边陲。这是一个适合时宜的建国方略,它不仅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而且是个重仁义、合民心、富有民本精神的治国理政蓝图,因而得到了朝鲜国王的重视,也得到了国内“清流”的赞赏。张謇因此声名鹊起,成为高官争相罗致的人才。

汪国垣先生在《近代诗派与地域》一书中称江左派诗人“张季直以廷对受知,大魁多士。通籍之始,颇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之志”。此话不虚。张謇在他的《尧舜论》(上)也谈到孔子“标尧舜为中国亿万世人君之极轨。使夫君必为尧舜,臣亦必致君于尧舜,而后世可几尧舜之世,民得为尧舜之民”。

光绪二十年(1894),张謇大魁天下,奋斗了大半辈子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二十五日卯正,皇上御太和殿传胪,百官雍雍,礼乐毕备,授翰林院修撰。伏考国家授官之礼,无逾于一甲三人”,此时此刻,忠君报国之情在张謇胸中升腾,他暗暗自励:“小臣德薄能浅,据非所任,其何以副上心忠孝之求乎?内省悚然,不敢不勉也。”这不是那种心血来潮的联想,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责任担当。这他在《殿试策》中就有鲜明的表述:“民生至重也,学术至博也,人才至难,国计至剧也。朱子谓四海之广,善为治者,乃能总摄而整齐之。”他两次向光绪推荐宋臣真德秀所辑的《大学衍义》,“臣伏愿皇上万几余暇,留心于《大学衍义》,而益致力于朱子之《全集》,以求握乎明理之原,而止于至善之极”。若没有对皇帝的赤胆忠心,是不敢贸然提及这些问题的。

范文澜先生认为:“光绪帝是满洲皇族中比较能接受新思想的青年皇帝,颇想有所作为”。他生于1871年,四岁即位,在位三十四年,由慈禧垂帘听政;戊戌后的九年成了慈禧的囚徒;真正亲政近十年(18891898),还受慈禧牵制,可见光绪帝的权力确实“不能总摄而整齐之”。

18946月,日本侵略者在朝鲜挑起战端,光绪反对妥协,主张抵抗。81日宣战后,光绪针对李鸿章的游移态度,指令他查察将领“有无畏葸纵敌情事,不得片词粉饰”;对李鸿章迎合太后避战心理,寄希望于沙俄调停,他晓谕军机大臣,“不可联彼为援,致他日藉词要索”。正如《清史稿·德宗本纪》所云:“德宗亲政之时,春秋方富,抱大有为之志,欲张挞伐,以湔国耻。”张謇积极支持光绪的抗日主张,从农历六月初六到七月十二日一个多月时间内,上翁同龢书就有十五函之多,主要谈对日作战的策略和方法。在张謇看来,翁是光绪帝师,又是自己的恩师,希望翁把自己的抗日主张上达皇帝,这也许是“致君尧舜上”的重要一步。与此同时,张謇从不同的侧面支持抗战:(1)迅速改完自己的《治兵私议》(上、下)和《治兵余议》两篇军事著作,向光绪敬献军策;(2)根据翰林衙门送翁师课题,作赋三首,目的是树立皇帝在军中的统帅地位,树立将领敢打必胜的信念,树立军队上下同心,奋勇杀敌的精神;(3)与翰林院的同仁一起上奏疏弹劾李鸿章的卖国行径,并严词责问:“试问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为大言,胁制朝野,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无痛心?”义正词严,无可辩驳,所有这些措施,有力地支持光绪抗战,也沉重打击主和派的气焰。但腐败的清政府还是被小小的日本打败了,张謇“致君尧舜上”的美梦也随之破灭了。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实际上是封建士大夫自己构筑的空中楼阁。历史是严肃的,禹以后有哪一位皇帝愿意回到尧舜那里去?没有。历史上有哪个帝王在状元宰相辅佐下成为尧舜一类人物?也没有。清初海门有个进士叫丁腹松,他在未中进士前对他的学生说:“致君泽民视臣之大小耳,大臣以致君为泽民,小臣以泽民为致君,盖各就其所近者而责之也。”他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致君”与“泽民”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应根据自己的能力去做事。光绪二十二年冬,即张謇在家丁忧的第三年,他接受了陆世仪的观点:“士生斯世,不能致君,亦当泽民”。认为“水火之中,望救正切”。张謇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依旧保持着对光绪的忠诚,高举“救亡图存”的旗帜,以救国泽民为已任,继续开拓奋进。

光绪二十年九月二十日,张謇启程南奔,归里治丧,丧父之痛不言而喻。丁忧期间,遵父遗言,营家庙,设义庄,办社仓,铺石路,造石桥,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不忘国家大事。“长与春风约今日,每凭南斗望京华”。他一直惦念着京师的皇上和恩师。

张謇在丁忧期间做了三件大事:一是总办通海团练,以应对日寇可能在长江口入侵;二是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高举“救亡图强”的大旗,激励朝野卧薪尝胆,自立自强;三是接受张之洞、刘坤一兴通州纱厂的建议,为近代轻纺工业奠定基础。反观朝廷,却是另一番景象。甲午战败,似乎是主战派的失败,却成为主和派的“胜利”。他们把持朝政,无卧薪尝胆之志,更无立国自强之心,保的不是祖国的江山,而是自己的官位;斗的不是外国的侵略者,而是主战的爱国大臣;甚至逼光绪下“罪己之诏”,承担失败责任,把张謇也列入打击排挤的黑名单,使丁忧在家的张謇悲愤之至:“每一闻海上风鹤之惊,北方挫衄之频,良友愤时叹嗟之书,深宫痛哭罪己之诏,当食辄辍,中夜忽起,糜心碎胆,不知所云。”他对后党掌控的朝廷失望了,而对光绪依旧忠诚和悲悯。

丁忧结束后,张謇决定办通州纱厂,不再回京工作。他在给沈子培的信中明确表示:“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受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此謇之素志也。比常读《日知录》《明夷待访录》,矢愿益坚,植气弥峻。辄欲以区区之愿力,与二三同志,播种九幽之下,策效百岁而遥。以为士生今日,固宜如此。”之后,他在与丁恒斋的信中,表达了对朝廷的不满,“既腐之木,般尔不能雕;必死之人,秦缓不能起。况非般非缓,谁则堪之?”表明他不愿再为垂死的政府服务。“然而亭林匹夫兴亡有责之言,藜洲原臣视民水火之义,固常闻之而识之矣。凡夫可以鼓新气、祓旧俗、保种类、明圣言之事,无不坚牢矢愿,奋然为之,以为是天下之大命,吾人之职业也。”可见他深明大义,正气凛然。光绪二十六年,帝后矛盾加剧,慈禧有立端王子溥俊(宣宗元孙、醇邸之孙)为子,承穆庙嗣统之诏”。张謇为之忧心如焚,认为“岁晏运穷,大祸将至”。后又见报证实传闻,并有“明正元旦内禅”改元“普庆”之说。想到刘坤一曾在戊戌、己亥两次针对帝后矛盾而上奏折,“海内传诵”,影响很大。知道刘将入朝,遂作诗送行,希望刘仗义执言。刘于戊戌八月公奏有“伏乞皇太后皇上慈孝相孚,以慰天下臣民尊亲共戴之忱”语。已亥十二月公奏有以“以君臣之礼来,以进退之义止”语。刘坤一等人果然以“慈孝相孚”“君臣之礼”的封建伦礼,牵制了慈禧,保护了光绪。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张謇日记载:“皇上二十一日酉刻大行,稍有知识者,无不疑眩哀痛。八月各省保荐医生南来,固言上无病,日进方三四纸,进药三四碗。太后病,服药,则不许人言。立醇邸子溥仪为嗣,醇邸为监国摄政王。二十三日,报言皇太后二十二日未刻大行。”

在宫廷内明争暗斗了数十年的两个冤家终于都死了,奢华的葬礼显示清王朝最后的辉煌,而风流早被雨打风吹去,人心的离散,预示王朝已到覆灭的前夜。对两个逝者的评价自然见智见仁,众说纷纭,唯有张謇在书房撰写《德宗景皇帝挽词》,他深切缅怀光绪的坎坷人生,表达悲痛之情:“昊天号旦泣,谁觉舜心悲”。称赞他遭遇危难,仍忧心国事的品格:“八载瀛台住,含辛为国屯,何知天子贵,犹藉庶民伸”。充分显示张謇对这位落难帝王的忠诚,敬仰和哀痛。

张謇思想的基本面属于儒家思想,主张忠君、爱国、亲民,强调“民生至重”,正如《礼记》所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就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张謇有很强烈的民本思想,主张“士大夫有口当述苦人之苦,有手当救穷人之穷”。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张謇的主要精力放在泽民上。他认为“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做好实业、教育、慈善三件事,造福于人民。也铸就了他光辉的人生,“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张謇的亲民泽民思想是不朽的。

余绪

忠与奸是两个形同水火的概念。忠者,赤胆忠心,精忠报国,奸者,奸诈无耻,投敌卖国。因此历史学家评论历史人物,首先辨别忠奸,“彰善瘅恶”,忠者彪炳千秋,奸者遗臭万年。忠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值得弘扬。“忠君”是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由于它与爱国、亲民紧密相联,更加大了它的分量。封建社会的士大夫,没有不高喊“忠君”的。但真正把忠君、爱国、亲民统一起来的不多。李鸿章对光绪也称万岁,但他忠的是慈禧,爱的是权势。这种官不在少数,他们为了自已的利益不惜出卖国家利益,更不顾人民大众的死活。张謇忠君思想的可贵,就在于不基于一家一姓的愚忠,而是有分析的,与时俱进的,他忠于光绪,厌恶慈禧,促宣统逊位,批张勋复辟,反袁世凯称帝。始终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辛亥革命爆发后,在激烈动荡的社会现实面前,审时度势,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放弃忠君观念,与人民站在一起,勇敢地走向共和,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满清王朝,终结了在中国存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制,建立了共和国,其志其行与那些顽固保守的遗老遗少形同霄壤,值得后人敬仰。

(作者单位:海门张謇研究会、如皋薛窑农科所)

原载《张謇研究》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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