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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茅家琦先生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
时间: 2019-06-14     次数: 4404     作者: 茅家琦

 《张謇研究年刊(2016)》·学者风范 

 

“茅家琦先生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

 

2016年5月28日

 

茅家琦

 

 

“茅家琦先生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会场

各位贵宾:

大家好!

谢谢各位贵宾光临。我想借此机会,向各位汇报一下近十多年来我的学术研究工作,敬请各位指教!

匡亚明校长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总序中写了下列一段话:

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或者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

我赞同匡校长的这段论述。长期以来,我一直考虑一个问题:朱元璋和洪秀全领导农民起义,打仗都很英勇,是什么原因导致朱元璋取得改朝换代的胜利,洪秀全却二世而亡?南通张謇和苏州陆润庠同时接受张之洞的指示,分别到自己的家乡创办近代工业,南通成了模范县,陆润庠守制期满以后,就回到北京做官去了,苏州近代化进程很慢。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在哪里?上述匡校长的这一段话,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从主导思想上找原因。

200部思想家评传是对一个个思想家的评述。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完成以后,我一直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把两百位思想家的基本思想,运用到历史研究上去:论述思想与历史发展的关系问题。

这样,在200部评传出齐以后,我集中力量考虑这个问题,先后写成了三本书:《思想文化与社会发展》(2010年南大出版社出版)、《桑榆读书笔记——人生论、认识论与中国近代史》(2012年南大出版社出版)和《思想合力构铸历史》这三本书汇总起来,就是今天送请各位赐教的“文集”。 “文集”中的观点仅仅是不成熟的“假说”,敬请各位贵宾多多赐教。

  

在《思想文化与社会发展》一书中,我主要论述了人文精神与中国历史发展关系问题:

1)我把“人文精神”定位为“尊重自己的人生价值和人格尊严,尊重他人的人生价值和人格尊严”。

2)人文精神创建了辉煌的中国古代文明。

3)反人文精神导致封建社会政治极端腐败和社会风气衰微。

4)专制与腐败成为近代化的巨大阻力。

5)专制与腐败导致近代反侵略正义斗争每战必败。

6)由于反人文精神的主宰,皇帝被推翻,专制与腐败照样存在。

我的结论则是:以人文精神节制反人文精神,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中西人文精神,相互交流,取长补短。”

 

《桑榆读书笔记——人生论、认识论与中国近代史》一书,是从人生论与认识论两个方面讨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若干问题,特别是从认识论角度举例说明它的重要意义。下面举朱元璋和洪秀全在北伐问题上的对比,以及对张謇一生事业成败的评述为例,来说明认识论对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

太平军攻破南京以后,举行“北伐”——攻打北京。在天京形势极不稳定、财政、经济没有基础的情况下,洪、杨决定分兵北伐。北伐是一件十分重大的任务,洪秀全、杨秀清既不亲自带兵出征,也不派第一梯队的将领指挥,只派第二梯队的将领李开芳和林凤祥领导指挥。在北伐军出发前,洪秀全、杨秀清的指示,只有一句话:“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毋贪攻城糜时日。”究竟这个仗怎么打法?完全没有提及。“北伐军”以及随后的“北伐援军”按照这个指示,孤军深入,勇往直前,既无后方,又无人员、粮饷、物资等项的接济和补充,长距离地深入到敌人的统治中心,注定了最终失败的命运。这是一个没有认真考虑、深入研究的、脱离实际的幻想;也是领导层认识论失误的最大案例。

反过来,看一看朱元璋打下南方以后,是如何筹划“北伐”的?

朱元璋一生,在决策过程中,十分谨慎,集中智慧,多方考虑,精心布置,以期万全,在认识论方面充分发挥了人的主面能动性。黄冕堂、刘峰合著的《朱元璋评传》有下列一段论述:

朱元璋的全套反元统一计划是经过与刘基的精心谋划后制定出来的。其基本方针是先西后东,先南后北,具体分三步走:第一步消灭陈有亮;第二步征服张士诚;第三步北伐中原。这个计划的中心思想是各个击破,消灭对手。要极力避免自己腹背受敌,陷入两面夹攻或多面围攻的困境。

为了北伐,朱元璋用了15年的时间,巩固后方,恢复生产,在军事和后勤等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才发动军事行动的。在出兵之前,朱元璋又和谋士们作出具体规划。

可见,为了北伐,朱元璋的战略是十分周密的,充分发挥了他与决策团队的集体智慧,体现了严谨求实的认识论。

在这部书中,我还分析了张謇一生的事业,说明他的人生论和认识论对于他的事业的成败的关系。我写道:

张謇创造历史业绩,成为历史英雄,不是偶然的,有他的人生哲学基础。

张謇是一位道德高尚的人。他的道德标准是“重人格,尊人道”。

1924年在致黄郛的一封电报中,他说:“法治治人,先各自治。自治之要,重人格,尊人道而已。”重人格,尊人道,是张謇一生的追求,是张謇人生哲学最核心的内容,也是张謇一生立德、立功、立言的准则。

对他人,张謇(也)十分尊重他人的人格尊严和人生价值。

最终,他形成了一种深厚的道德精神——“心悬苍生,救民涂炭”。

在这篇文章中,我又论述了张謇的认识论。我写道:

第一,张謇的“经世”思想是十分突出的……

第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张謇的“经世”思想又带有深厚的时代特征,即“经世”与“师夷”相结合。

在这篇著作中,我还写了导致张謇事业最终失败的人生论和认识论两方面的原因。我个人认为,有两点认识上的原因,值得考虑:一是在人生论方面,孟子的“大丈夫”理论在他的思想方法上形成的“一意孤行”;二是深层次的“域外知识”准备不足。一个工厂如何能负担起整个南通地区近代化事业的经费需要?

 

《思想合力构铸历史》一书中,我主要论述了四个问题:

第一是从两个方面,论述了思想的“合力”。一是说明思想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人生论和认识论,这两部分形成一种合力,对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二是说明“在一定的社会,同时存在的思想,不只是一种,而是有多种不同的思想。多种不同的思想主导着创造历史的各类历史人物的实践活动。在实践中各种思想相互碰撞、相互融合,最终某一种思想(多数情况下是几种思想的融合)构铸了一定的历史实际。困此,准确地说,应该是:思想合力构铸历史”。

去年518日,《人民日报》第七版上,我发表了一篇文章,论述了不同的思想合力是如何对历史发展起了不同的作用的。我写了如下的内容:

皇权、神权和欲望三种思想不同形式的结合,主导着我国古代历史的多样发展。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下面以对比性极强的三个皇帝为例:

一是秦始皇。他的贪欲极度膨胀,大肆挥霍天下财富,压榨民脂民膏,民不堪命。他幻想子孙万代都做皇帝,结果却是“二代而亡”。

二是汉武帝,早期贪欲膨胀,晚年改正。汉武帝登上皇帝宝座后,长期征伐“四夷”,“师出三十年,天下户口减半”。在对外征伐的同时,对内又大兴土木,多次巡游、祭祀名山大川,举行封禅大典等,极大地增加了人民群众的赋税、兵役和劳役负担。到汉武帝晚年,社会危机极度严重,大臣徐乐向汉武帝指出,当时已出现“土崩”之势,汉武帝接受徐乐的意见,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提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这就是汉武帝征和四年发出的轮台“哀痛之诏”——下诏罪己,改弦更张,正是控制了贪欲,转变了政策,才出现了汉武帝“有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的历史。

三是唐太宗。唐太宗吸取隋朝短命的历史教训,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人君赋敛不已,百姓既毙,其君亦亡。于是,他将自己的欲望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不发展成为贪欲。在这种思想主导下,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

第二是扩大了论证的范围。除了举中国历史事件和人物外,还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举例论证。例如,论述了发展思想、战略意志与西欧国家的发展;思想与北美资本主义的发展;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与北欧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斯大林思想与苏联、东欧各国的转型等。

第三是论证历史学家需要注力于思想水平的提高,致力于自己人生论和认识论水平的提高。我个人认为,学习历史需要提高自己的“人文精神”,亦即“尊重自己的人生价值和人格尊严,尊重他人的人生价值和人格尊严”;同时又需要提高自己的“思辨精神”,亦即“弘扬进化认识论”。

上个世纪波普提出“进化认识论”,将认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波普认为,科学理论,在本质上只不过是科学家为了解决他所遇到的问题所提出的一种“试探性解决方案”、“试探性的理论”,其中必然有许多错误。因此,科学家研究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证实命题,而是要用否证命题的方式来排除理论中的错误。

从进化认识论的角度看,科学理论并不代表真理,充其量只能说是一种“近似真理”而已。科学家并不是真理的“占有者”,而是真理的“探求者”。困此,科学研究是一种永无止境的进化过程。

在文章中,我还写道,在思想方法方面,亦即在认识论方面,我国的传统是落后的。王阳明“格竹子”的故事,不是笑话,也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中国传统思想方法落后的反映。最早指出中国传统缺少思想方法的学者是严复。他指出中国传统学术是一种“心学”。他第一次向中国学者介绍了西方的思想方法——归纳法与演绎法;他当时称之为“内籀”和“外籀”。这对西学在中国学者思想方法革新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严复也就到此为止。“内籀”即归纳法,得出来的公理是否可靠?是否准确?严复也就没有再考虑了。

  

在《思想合力构铸历史》中,我特别吁请学者要重视提高中西哲学的修养,在“从哲学中吸取思想智慧”一篇中,我写道:

2014年10月24日《文汇学人》上发表了张汝伦教授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民国学术,西哲最受冷落”……文章引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北京大学熊十力教授对当时学术界的看法:“至今各大学文科虽有中国哲学一科目,而教者所编讲义,大抵袭取外学若干新观点新名词,今人与外学殊少精研其底蕴与体系者”。哲学的贫困导致思想的贫困;思想的贫困导致历史研究的贫困;历史学家需要吸取各种哲学学说的精华,其中包括西洋哲学,科学哲学的精华,以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

“中西哲学精华的结合,可以提高历史学家的思想水平,从而提高史学研究的水平。”

以上我扼要地向各位贵宾介绍了《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200本出齐以后,我个人的考虑和所写的读书笔记,就思想合力与历史发展关系问题进行的探讨。

我个人在史学和哲学修养方面都很肤浅。上面的发言,只能是向各位的一次汇报。一定有很多错误和不充分的地方,请多多批评。

感谢南京大学领导和师长以及众多青年朋友对我的培养和帮助,特别要感谢匡老,可以说,没有在“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近二十年的工作也就形成不了上述观点;我还要感谢南大出版社热心支持,同意出版这三部赔钱的书。

我个人是相信“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在真理的长河中,学者的认识永远不会结束;在真理的长河中,学者只能认识到相对真理;只能一步一步地向绝对真理靠拢,但永远达不到绝对真理。因此,“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就是学者应有的治学态度。

这部论文集一定存在很多错误和需要进一步修正的地方;我再一次衷心请求各位给予批评和指正。

感谢生先生与黄先生为奖励文史哲方面杰出人才出创新成果,捐巨资在南京大学建立资助基金,并在基金会的名称上挂上贱名,我个人感到非常荣幸。在此,我对两位先生的义举表示衷心的感谢。最后,我还要衷心感谢为筹办这次盛会作出贡献的各位贵宾。

恭祝各位贵宾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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