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经营南通的辩证思维
蒋建民
（来源：“阳光天明雅读院”公众号 2022-01-08 ）
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说，“从清末民初的张謇到抗战时期的卢作孚、陈嘉庚，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荣毅仁、王光英等，都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同年11月12日，习近平来南通考察时又说，“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同时，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造福乡梓，帮助群众，影响深远，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在短短3个多月的时间内，国家最高领导人连续两次褒奖一个近代人物实为罕见。张謇是何许人？总书记为何对他这般青睐？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晚清状元,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和思想家。曾任翰林院修撰、江苏咨议局议长、孙中山临时政府实业总长和北洋政府农商总长等职。后辞官回乡，推行“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想，创建了一批企业、学校和社会公益事业，推动了南通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使得原本偏居一隅封闭落后的乡村小镇成为闻名遐迩的“模范县”。
胡适先生在写于1929年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中评价张謇，“张季直先生是近代中国史上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这样的一个人是值得一部以至于许多部详细传记的。”（《胡适文存》三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年1月，第593页）
毛泽东主席建国初期在同民主人士的一次谈话中说过，“讲到中国的民族工业，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到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讲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张季直先生事业史编撰处《大生纺织公司年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07页 ）
史学家章开沅认为，“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很难发现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县办成这么多事业，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章开沅著《张謇传》，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第356页）散文家卞毓方说，“张謇逝世70多年了，他的操守还在为后人谈论，他的形象还在供后人敬仰。其生也，磊磊落落，直往直来；其逝也，清风朗月，润及千秋。” （《张謇是一方风水》，人民文学1999年第二期）
剧作家苏叔阳在他的畅销书——《中国读本》中有一段关于张謇的论述，由事业到思想，条分缕析，颇有见地：清代的张謇，原是位大儒，一心求取功名，41岁才中状元。不料，此后他却辞官回乡创办大生纱厂，历经磨难终于建成当时第一大企业集团。……张謇由儒士而变为实业家是儒家入世思想所使然。儒家理想之国不在天国、彼岸，而在此生此世此地，只要努力奋斗，“齐家、治国、平天下”，“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就可以实现。所以，张謇把救国的理想与积极奋进的儒家精神融于一体，“实业救国”，从而超越了单纯的利，将求富变成求仁求道，实现了儒家“君子喻于义”的理想与救国救民时代要求的结合。（《中国读本》，辽宁教育出版社2007年5月，第159页）
……
由此而见，对张謇的评价早已有之。只是限于当时条件未能广泛流传（包括毛泽东的讲话也只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不像现在的信息社会，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分分钟便可传播全国。
那么，张謇先生是靠什么“造福乡梓，帮助群众，影响深远”而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的？靠什么“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的？换言之，张謇经营管理南通近30年靠的是什么？辩证思维。
张謇治理南通，正是靠着辩证思维，正确地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了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和谐统一，使得南通的经济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实现了全面飞跃。
张謇先生的辩证思维，主要地表现在整体协调观、可持续发展观和义利统一观三个方面。
1. 整体协调观。意即张謇先生所经营的南通并不是仅仅局限于某一个点、某一个面的发展，而是整体协调的发展。概括地讲，便是：实业与教育相辅相成，公益事业协调发展。
关于实业与教育并举、公益事业协调发展，张謇先生有许多这方面的论述。“举事必先智，启民智必由教育，而教育非空言所能达，乃先实业。实业教育既相资相成，乃及慈善，乃及公益。”（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68页）“知识之本，基于教育，然非先兴实业，则教育无所资以措手，故目营心计，从通海最优胜之棉产始，从事纱厂。”（《张謇全集》第3卷，第17页）“吾通因世界之趋势，知文化必先教育，教育必先实业，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8年）因南通棉产著名，首先创设大生纺纱厂。二十八年，创立师范学校，以为普及教育之基础……乃注重卫生，设立医院及医校。更进而有图书馆，有博物馆，有气象台。此南通已成立之文化事业也。”（《张謇全集》第4卷，第205-206页）
实业与教育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实业与教育是张謇在南通自治的两大支柱，而实业与教育又是有机相联、缺一不可的。他创办大生纱厂等实业是为了筹集资金办教育；搞教育是为了“开民智，明公理”，而其中相当一部分又是直接为生产服务（改良实业）的。如，为大生纱厂培养技术人才而办的纺织专门学校、为培养农业专门技术人才（主要是为大生纱厂提供原料的棉花生产）专设的农校等。“以实业辅助教育”的成绩是不言而喻的，张謇先后创办了通州师范学校、通海五属公立中学等21所中等学校、小学335所、职业学校20余所和三所高校。“以教育改良实业”的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南通纺校从1912年开办到1920年，共培养技术人员800余人，解决了技术人员外引的问题，除了为大生纱厂提供技术力量外，还服务于上海、无锡、汉口等地的纺织业，为各地纺织部门所欢迎。在近代中国，主张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并不止张謇一人（另如张之洞），但提出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的辩证思想，并将其付诸实践取得伟大成功的，却无人出张謇其右。
实业与教育并举且取得显著成果后，张謇便着手“造福乡梓，帮助群众”，做各项慈善公益事业。张謇先生常说，“我们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句话的解释，就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这就是号称儒者应尽的本分。”（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书店，1985年版，第251-252页）自1904年起，经过10余年的努力，张謇办起了育婴堂、养老院、贫民工场、栖流所、残废院、盲哑学校、医院等一批慈善事业，以及博物苑、图书馆、公共体育场、军山气象台、五公园、更俗剧院等一批社会公益事业。
2.可持续发展观。张謇生前虽然并没有说过“可持续发展”这样的话，但他却是实实在在地这样去做的。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不仅顾及眼前利益，更要考虑长远利益；实现良性循环和永续利用。①渐次发展、配套成龙。张謇办实业的开端是大生纱厂，并且取得了成功。但他并未止步。“嗣因纱厂必需棉花，棉花必待农业；于是设垦牧公司。”（《张謇全集》第4卷，第186页）1901年，为扩大纱厂的原料基地，张謇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农业股份制公司——通海垦牧公司。之后，陆续在苏北沿海滩涂建起了20多个垦牧公司。“有棉产地，须讲求改良棉种及种法，又创设农业学校。纺织须纺织专门人才，又设立纺织学校。”（《张謇全集》第3卷，第387页）从而，保证了企业的良性发展。因大生纱厂购销原棉、成品、机器和其它物资的需要，张謇又创办了交通运输业，在天生港成立了大达轮船公司，兴建大达码头。后来又建发电厂，为纱厂提供能源……如此这般，由起初单独的一个企业，配套成龙地发展为大企业集团。②良性循环、形成产业链。大生纱厂所用原料系皮棉，而棉籽并没有浪费，可以用来榨油，张謇便创建了“广生油厂”。油厂的下脚料又可以制造肥皂，于是张謇又创办了“大隆皂厂”。另外，大生纱厂的生产车间里飞扬的废弃物（飞花）对空气和环境有污染，但它却是造纸的好原料，张謇就把它回收利用，加入稻草、芦苇等，办起了“大昌造纸厂”。纸厂生产的纸张，为1902年创办的翰墨林编译印书局提供了原料，为企业印制账册，为学校印刷教材，为新闻媒体和社会需要印制报刊和书籍等。这样一来，便形成了一个循环发展的产业链：
皮棉→大生纱厂（生产车间飞花）→大昌造纸厂→翰墨林印书局
棉花↗
↘ 棉籽→广生油厂（油渣下脚料）→大隆皂厂
（参见张廷栖《张謇与大生集团产业结构的生态化》，《江南大学学报》2004.4）
通过该产业链不难看出，张謇将前一企业的废弃物变成了后一企业的生产资源，实现了回收利用和企业再生产，在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也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张謇先生当年的先进理念与现代的循环经济理论可谓不谋而合。
3.义利统一观。“言商仍向儒“的张謇，虽然走的是商道，却举的是义旗。义利统一观，是张謇先生辩证思维的经典之笔。其一，义字为本，以义取利。张謇认为“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念古之明训哉！”（《张謇全集》第4卷，第463页）张謇强调义的重要，并非不要利，而是要以义取利。他认为，“能合经济原理，则以提倡工商界人士为富国之本图。”（同上，第386页）他还说，“据正义言之，其可以皇皇然谋财利者，惟有实业而已。”（同上，第185页）其二，义利兼顾，公（利）私（利）结合。一方面，作为晚清儒商的杰出代表，张謇的义利兼顾思想与那些于国家和民族大义而不顾、不择手段的商人有明显不同；另一方面，张謇的“义利兼顾”，还表现为公（利）与私（利）的结合。毫无疑问，张謇以“状元”身份办厂，确实是以获取利润（利）为宗旨的。然而，在张謇那里，“义”与“利”有时是交织在一起的。利人、利天下便是义（公利）。张謇办实业谋利，既有个人私利（纯粹为个人和家族利益），更有社会公众之公利。“为公众谋利者，士之责也。”（同上，第490页）其三，义利统一，以利辅义。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认为，“张謇办厂的动机不能仅仅归结于像一般资本家那样的追求资本主义利润，张謇之所以历尽艰辛，筹办工厂，他的动机可以说是爱国与求利相结合，并且还有关心民生苦乐的成分。张謇认为发展民族工业是‘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是改变贫困的必由之路。他艰苦创业，使大生纱厂站住脚跟，并获得赢利以后就把很多赢利投向进一步发展社会公益事业中，为改善当地社会经济条件服务。”（严学熙主编《近代改革家——张謇》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02页）刘教授的这段话，便是对张謇“义利统一，以利辅义”思想的极好总结。在张謇那里，义与利是高度统一的，它统一于“振兴中国之大义”之中。义与利又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义利统一观”这一部分的主要论点，借鉴于拙文《张謇的义利思想初探》，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如果说，整体协调讲的是空间层面，可持续发展讲的是时间层面的话；那么，义利统一则讲的是道德层面。三者共同构成了张謇先生的辩证思维系统。
张謇先生晚年在回顾自己走过的极不平凡的创业道路时说，“謇营南通实业、教育二十余年，实业、教育，大端粗具。言乎稳固、言乎完备、言乎发展，言乎立足于千百余县而无惧……”（《张謇全集》第4卷，第511页）“窃謇抱村落主义，经营地方自治，如实业、教育、水利、交通、慈善、公益诸端，始发生于謇兄弟一二人，后由各朋好之赞助，次第兴办，粗具规模。”（《张謇全集》第1卷，第523页）应该说，张謇对自己的评价是比较低调的，“大端粗具”、“粗具规模”的说法也比较谦虚。张謇先生殚精竭虑、惨淡经营南通二十余年，创下了众多的“全国第一”，两院院士吴良镛盛赞南通“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城”。
张謇先生经营南通的辩证逻辑，其总体思路可概括为：“以实业求人民富足，以教育提高人民素质，以慈善缓和社会矛盾，以文化礼乐移风易俗。”（参见卫春回著《张謇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327页）他以思想家的远见卓识、实干家的宏伟气魄，在近代南通描绘出一幅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共同繁荣，城市建设与社会环境相互配套、相辅相成的绚丽画卷。
章开沅教授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拓者——张之洞与张謇比论》一文中指出，“张謇虽然没有《劝学篇》这样具有轰动效应的理论著作，但其现代化思想比张之洞更加具有针对性，更全面而且更有实践意义。张謇率先提出‘父教育而母实业’的根本序列，倡导并力行‘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棉铁主义’、‘开放主义’、‘民办官助’、‘村落主义’等思想及主张，对时人、时事、时局有着广泛影响，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即使以今人之眼光加以审视，张謇的这些思想仍有值得借鉴的合理内涵。”（《光明日报》2002.12.31）张謇思想“仍有值得借鉴的合理内涵”，其最重要的便是以“父教育母实业”为核心理念的辩证思维。张謇先生创办以大生集团为主干的民营企业的筚路蓝缕的艰难历程，及其表现出来的整体协调观、可持续发展观和义利统一观，确实值得今天的民营企业家们认真去学习。他百年前的一些思想，现在看来非但没有过时，有的甚至比今人还要先进，令后人自叹不如。张謇先生不愧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
据中国知网资料显示，1935-2017年间有关张謇的研究论文已有2141余篇（在近代人物中仅次于孙中山）；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已召开了6次（南京两次、北京1次、上海1次、南通2次）；以弘扬与探讨张謇精神为主题的“大生论坛”已连续举办了4次（南通北京各两次）；自2016年起，南通市把每年的5月23日（张謇创办大生纱厂正式投产日）定为“南通企业家日”并开展“张謇杯”杰出企业家评选……不言而喻，“张謇研究”已逐步成为显学。张謇精神已在中华大地生根、开花，并正在结出日益丰硕的成果。
（作者蒋建民：南通市社科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