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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传统因素
时间: 2020-10-05     次数: 483     作者: 朱荫贵

 ●《张謇研究年刊(2019)》· 论文精选

 

论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传统因素

 

朱荫贵

 

(复旦大学,上海200433)

 

摘要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诞生时,在其经营管理方式中吸收和承继了延续几千年的中国商业传统。“官力”独 大、儒家传统和“身股”发展出来的职工股东化等方式,形成了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自身的重要特点。因此,传统因素并 非仅仅是单一的积极或消极的代名词,既有与现代经济因素难以相容的部分,也有许多符合民族特点而又历经时间检 验行之有效的习惯和制度。鉴别和避免传统因素中消极的部份,吸收和继承其积极、有效的内容,必然能减少制度 创新所带来的社会阻力和交易成本。

关键词: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经营管理;传统因素

 

在近代中国,一种新型的企业制度——股份 制企业诞生[1]。这种新型的企业资本组织形式是 学习和模仿西方企业制度的结果。它的出现,打 破了中国过去只有独资和合伙两种企业资本组织 形式的历史,也使得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发展有了 制度的保证和基础。1872年诞生的轮船招商局, 是这种新型企业制度在近代中国诞生的标志。此 后,这种企业制度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逐渐 发展演变成一种主流形式:在近代中国资本构成 水准最高、规模最大、管理最有效率、技术水平最 先进的企业,几乎全都是股份制企业[2]。虽然在某 些行业和领域中其数量不一定最多,但单个企业 资本总量最大的一定是股份制企业。

在回顾和分析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特点的 时候,有一个明显的特征不可忽视,即股份制企 业在近代中国的诞生,从一开始就融合和吸收了 中国商业发展的传统。2006年,笔者曾就近代中 国股份制企业在资金运行方面吸取传统中国商事惯例的特点发表过一篇论文③。但认为还有一 些其它的特点可以进一步研究,因此本文就近代 中国股份制企业在经营管理方面的传统因素进 行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近代股份制企业经营管理方式中“官力”明显

传统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 在这个国家中,“官”是统治阶级,权力处于社会阶层金字塔的顶端。“士农工商”的社会排序,“官大一级压死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 ”、“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和“科举入仕”的导向共同营造和延续了一种“官文化”的氛围和传统。 这种官文化统治的核心是“人”,根本点在于“人 ”。这种氛围和传统根深蒂固,弥漫扩散于整个社会。那么,这种氛围和传统在学习西方经验 而引进的股份制企业中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又如何作用于企业并发挥什么影响?

在考察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的发展时,有一 个现象需要注意,就是从历史传统看,中国是一 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农业被看成是创造社会财 富的根本途径,是国家富强的根基,是“本”业;商业被看成是会对“本”业造成冲击的“末”业,需 要严格控制和管理。在此传统下“工商”业被限制在一定的领域和范围中,不能任意发展和扩 张。“重农抑商”的传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 以形成。在这种传统之下,一方面,历朝统治者对商业和手工业实行严格控制、严格管理;另一方面,对其中某些利润较大特别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行业,则选择一些具有特定地位身份的商人在严格控制的基础上授予特权,进行垄断经 营。而要对工商业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前提则是需要“官”的控制和官力的强大。由官控制 企业,掌控企业的人事任免和发展方向,更是经济领域中“官文化”的重要表现之一。

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诞生时,官文化的限制和管理自然得以延续。而且,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诞生的背景和方式更加重了官文化管理方式的分量。

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得以诞生,是十九世纪 后半叶洋务运动演变和发展的自然结果。为抵御外来侵略和维护自己统治的需要,晚清政府在创办了一批军用工业后,因燃料、运输和产业配套等种种原因的需求,加上要与外来强国在中国 经济领域中“争利”,不得不接着创办民用工业。 因为政府财政资金紧张,不得不接受民间的资金 兴办企业,在此过程中,“官” “商”结合,诞生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开平 煤矿、上海电报局、漠河金矿、上海机器织布局等等企业就是其中的代表。在经营管理方面,清政 府对这些企业无一例外都采用了“官督商办”这种方式。

客观上看,清政府在当时以“官督商办”的方式对企业进行管理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因为,在当时中国社会还存在广泛而强大的抵制洋务运 动的顽固保守势力,以及外来侵略势力咄咄逼人形成强大压力的条件下,创办前所未有的新型股份制企业,一方面需要有权势显赫的官僚为之倡导,给予扶持,明确表示政府的态度和支持之意, 才能顶住传统顽固势力反对兴办的压力,同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与外来列强企业进行抗衡和竞 争;另一方面,因为是兴办与传统不一样的新型机器工业,更需要通晓洋务,具有经营管理新式股份制企业的才干,同时自身具有资财并在募集民间资本方面具有号召力的人来主持企业活动。 正是在这些前提和基础上“官”“商”二者得以结合,“官督商办”这种方式才应运而生,“官文 ”从一开始就进入了新型股份制企业并占据了主导地位。可以说,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只有这种方式,才能被清政府、主持兴办新型企业的 洋务派官员和反对兴办的顽固势力接受,同时也 被当时具体承办新型企业的民间商人所接受。 这种状况正如郑观应总结“官督商办”方式的好处:“全恃官力则巨费难筹,兼集商赀则众擎易 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依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诛求,则上下相维,二弊俱去[4]

从洋务运动时期到20世纪中叶为止,股份制企业中官文化一直存在,企业中是否有官股并非关键和决定因素。洋务运动时期创办并实行 “官督商办”的第一批股份制企业,虽说有的得到过官方的借款,有的得到过某种政策的优惠和支 持,但从股份的角度看,一般都没有官方资金的加入,可是清政府对这批企业的管理方针却是:“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5]。在企业的人事任免方面,清政府具有决定和主导权,1881年两江总督刘坤—的奏折中就表明:“该局(招商局)本系奏办,在局员董由官派委,只以揽载贸易,未便由官出场, 与商争利。且揽载必与华洋商人交涉,作官局,诸多掣肘,兼之招股则众商必不踊跃,揽载则 市面亦不乐从,不得不以商局出名,其实员董由官用舍,帐目由官稽查,仍属商为承办,而官为维持也[6]“在局员董由官派委”、“其实员董由官用舍,帐目由官稽查”,企业的人事权和财政权均被“官”所控制,官权在企业中处于统治和主导地位,刘坤一的表述说出了关键。

这种看法并非当时某些人的个别看法,而是 —种普遍观念。例如总理衙门的看法就是“招 商局由李鸿章奏设,局务应由李鸿章主政”,又说“李鸿章倡设此局,洞悉情形。唐廷枢等均系李鸿章派委之员,该大臣责无旁贷,凡有关利弊各事,自应随时实力整顿,维持大局[7]。国家政权要直接掌控企业,企业要被政府指挥和企业发展 的方向必须为政府服务,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这种观念官方视为理所当然,而且也被当时的商人 所认可。例如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平矿务局、电报局等为何都称局而不称公司?郑官应 就认为,“按西例:由官设立办国事者谓之局,由绅商设立为商贾事者谓之公司。……今中国稟请大宪开办之公司,虽商民集股,亦谓之局。 ……所以各局总办,道员居多”[8]。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具有的特色,点出其性质虽然是“商民集股”,但主要是“办国事”。

显然,近代成立的新式工商企业,虽然采取 的是西方式的股份制形式,但在统治者看来,传统经济中的管理方式仍然有效,招商局虽是“招 商集股”兴办,但招商局的主要经办人员仍然由李鸿章委任,一切营运方针及财政等事项,商人总办均需向李鸿章请示。另一洋务重臣张之洞对中国兴办股份制企业的看法与之如出一辙,他声称:“华商陋习,常有藉招股欺骗之事。若无官 权为之惩罚,则公司资本无一存者矣。机器造货厂无官权为之弹压,则一家获利,百家仿行,假冒牌名,工匠哄闹,谁为禁之? [9]因此他认为招商集资之权可以借助商力进行,但企业的经营管理之权必须操之于政府:“筹款招股无妨藉资商力,而其总持大纲,考核利弊之权,则必操之于国家”。 他进而对政府与企业间的关系总结说:“国家所宜与商民公之者利,所不能听商民专之者权”。[10]

可以说,这种传统看法根深蒂固,晚清时期 如此,进入民国后表现方式有所变化,但本质依然如故。这里举两个例子以作说明。

第一例,1935年中国银行加入官股进行改组之例。

中国银行的历史可上溯自清朝光绪31 (1905)成立的户部银行,是中国自办银行的第二家,仅次于中国通商银行。1908年改名大清银行,1912年改组为中国银行,1928年改组为特许国际汇兑银行。虽然长期承担过部分国家银行的职能,但从资本组织的角度看,中国银行从 1917年张嘉傲当选董事和担任中国银行副总裁起,到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强行增加官股为止, 始终是民间股本占优势的股份制企业[11]

中国银行在近代中国的银行业中,占有独特 而举足轻重的地位。张嘉傲曾不无自豪地声称,“民国十七年(1928)底,亦即改组之前夕,其发行额增至二亿七千万元,存款额增至四亿元。在上海金融市场,均足与外国银行相抗衡。[12]86-871928 年,中国银行被南京政府改组为特许国际汇兑银行并加入官股500万元,占中国银行总股本2500 万元的五分之一,并未取得掌控之权。

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巩固政权之后,情况就很不一样了。1935328日,南京国民政府以财政部训令的方式,向中国银行发布两条指 令。指令之一为:“任命先生(张嘉璈)为中央银行副总裁。”姚崧龄在其编著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中对此事进行的解读是:“民国二十二年十 一月,孔祥熙继宋子文任财政部长后,每月筹款, 弥补收支不足,必须向中央、中国、交通三行通融借款。中央银行虽在财政部掌握之中,而实力较 逊,中国银行实力虽丰,惟不能事事听命,取求如意。正值银价续涨,金融枯竭,乃计划改革币制, 统一发行,自必须先置中央、中国、交通三行,于财政部直辖之下,庶几进行便利,乃决定三行一 律增资改组,先调先生为中央银行副总裁,而以宋子文为中国银行董事长。[12]140指令之二为:“财政部训令中国银行,将政府官股股本,由五百万元增至二千五百万元,股本总额由二千五百万元,增为四千五百万元。”[13]383训令原文为:“查该行原有资本二千五百万元,官股五百万元,应再增二千万元,以民国二十四年金融公债如数拨充, 业由本部提经议决在案。兹随文附给二十四年金融公债二千万元之预约券,仰即查收,填具股金收据,送部存查。再该行官股既已增加,原颁条例,自应酌加修正,条文抄发。令仰该行即日召开董事会议决,提交本月三十日股东会议办理具报。切切此令。孔祥熙。[14]194

这里需要提起注意的一点是,这次增资官股的银行并非只有中国银行一家,而是中央、中国和交通银行三家。其中人事变动的只有中国银行一家,根本原因是蒋介石认为:“国家社会皆频破产。……今日国家险象,无论为政府与社会计,只有使三行绝对听命于中央,彻底合作 ……。”[13]385十分明显,就是因为居于上海金融资本家领导核心地位的中国银行,在张嘉傲的带领下,其经营方针与国民政府靠发行公债和向银行贷款弥补亏空的赤字财政政策之间,具有严重分歧,就被南京国民政府以行政训令的方式直接干 预,赶走张嘉傲并强行加入能够控制中国银行的官股,而且拿出来加入中国银行的官股,并没有 真金白银,只不过是“二十四年金融公债二千万元之预约券”而已。

中国银行这次加入官股,事前完全不与中国 银行的民间资本股东商量,也不同中国银行的总经理张嘉傲通气。关于此点,张嘉傲说“此次中 国银行增加官股,与更动人事,于三月中旬,孔、宋两先生自汉口归来后,方始知之……。”[14]195是以种完全没有商量的强行指令的方式进行的。 在这种自上而下的强大压力下,中国银行也只有被迫“接受增加官股,改为国营”的命运“遂于三 月三十日股东大会中,照部令通过,并宣布原任 董事长李铭,及总经理张嘉傲辞职。部派宋子文为董事长,宋汉章为总经理。为缓和商股股东的 反对起见,财政部复将增加官股二千万元数目, 减为一千五百万元,合原有官股五百万元共为二 千万元。[14]195在这里,官力可以直接决定企业经营和命运已是毋容置疑的事实[15]

第二例,1948年轮船招商局改组成股份制企业之例。

1948年,南京政府在民间强大压力和兑现早前承诺时,拿出五家国营企业减持股份和进行股份制改造。这五家企业是中国纺织建设股份有 限公司、国营招商局、天津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台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但是,这五家企业在减持股份对外公开出售的时 候,却受到相当的冷落。从1948910日到 11月初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这5家被改造成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股票总共售出的数额是784. 43万元,不到向社会计划出售总数的2%

1948927日上海商报发表社论“国营事业股票为何不受欢迎?”,对国营企业股票出售不受欢迎的状况和原因进行了分析。该文以招 商局为例,指出这种类型国家资本股份制企业的共同特点就是政府出尔反尔,没有信用:“招商局创设的时候本是国营的,后来改为官商合办,最后又收回国营。而现在又要改回官民合营了。” 该文一针见血地点出这种变化的关键在于,“每次改变都是政府所主动而民股不能参加意见”。 该文还指出这种现象普遍而非个别:“通商、四明、中实、国货所谓小四行也者,本来都是民营银行,政府参加后改为官商合营,现在要把官股收回再改为民营”,该文质问“如此一再更张,投资者觉得毫无保障”,怎么可能“踊跃参加?”

这篇社论还分析说,这种状况“在政府当局似乎出于意料之外,而在发售机关觉得这是发售 技术的不尽妥善”,其实“这原因不关发售的技术,而在事业组织的本身”。“不是意料之外,而在意料之中。”因为“人民所愿投资的对象,是一 有前途有利益的事业”,其中的关键,是“参加投资者可以切实行使股东的权利,换句话说,投资 者要这一事业按照公司法的规定来进行,指挥者是股东,负责执行者是股东所信任的经理,监督者是股东所推选的代表,那投资者才有兴味。”但在现有政策之下,公司还是由政府支配,那股东又如何能够有参加的积极性昵?[16]

点,招商局改组为“招商局轮船股份有 限公司”后的成立大会上,总经理徐学禹在“告全体同人”的发言中,对“公司还是由政府支配”这 —点,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在国营时期,我们的责任,只有发展航业、便利交通一项,现在改为公 司,我们的责任,除了发展航业,更利交通而外, 又加了保障发行一项。[17]在其后的总经理就职演说上,他又公开表示:“招商局的股份,现在已经有一部分是属于民有的,但是大部分的股份还是 国有的。因此我们今后在彻底商业化的原则之下,还得尽力执行政府给予我们的任务。[18]显然, 从他的发言来看“彻底商业化”只不过是外在的 幌子,“尽力执行政府给与我们的任务”才是本质 所在。

也就是说,直到1948年,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被政府控制,企业主导权掌控在政府手中,“投 资者觉得毫无保障”的现象仍然存在和延续,“官力”独大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二、传统文化对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的影响

长期以来,中国是以儒家文化为正统的国 家。延绵一千多年的以儒家经典为中心的科举 考试,奠定了这种传统文化的坚实基础。通过科 举入仕做官施展个人抱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是读书人的追求和梦想。近代中国,当面临 “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时,有部分读书人改变观念从事实业,“下海”经商,这种传统文化对他们兴办的股份制企业是否有影响?“儒商”的身份给他们兴办的企业的发展会打下什么烙印?在晚清时期下海经商的读书人中,获得1894年科举考试状元的南通人张謇无疑最有代表性。

张謇,字季直,号啬庵。1853年出生于江苏海门常乐镇的农民家庭。15岁参加科考,迭经 26年曲折挫磨,于1894年考取状元时已有41岁了。显然,这几十年科举考试和儒家经典的浸润熏陶,必然对他的人生观和伦理道德产生极大影 响。正因如此,当他在获取状元功名仅一年多即“下海”经商办实业,从“士农工商”中四民之首 “士”转为四民之末的“商”时,这种转变不仅相当艰难,而且给他的企业经办之路抹上了深深的儒家传统色彩。

促使状元张謇放弃仕途下海经商办实业,从而改变自己人生道路的主要原因,是国恨家仇和对政府的失望。1895326日《马关条约》正式签订,消息传来的那天晚上,张謇在日记中录入“和约十款”的主要内容,并特地注明:“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19]371他对《马关条约》准许外商在中国内地设厂感到极大的忧虑。 深知如此一来,小民仅存之“一线生机”也将失去。为此,他在代张之洞拟定的《条陈立国自强疏》中强调,必须迅速提倡“工政”以进行对抗,他说:“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 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少为多,化贱为 ,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蓰之利……但能 于工艺一端,蒸蒸日上,何至有忧贫之事哉!此则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不仅为御侮计,而御侮自在其中矣。[20]

甲午战争时期,目睹战争中清朝败绩、官员无能和朝廷腐败,加之所上奏疏效果渺茫,张謇进一步脱离了对政府和政治的幻想,坚定了通过实业和教育实现人生价值的目标,他说“甲午后,乃有以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之思”[19]480。也就是说, 张謇将此前知识分子通过读书科举入仕做官来实现人生抱负的路径,改变为通过兴办企业获取 利润以达到和实现他人生目标的方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即借各股东资本之力,以成鄙人建设一新新世界雏形之志,以雪中国地方不能自治之耻。”通过兴办实业,达到建立地方“新新世界雏形”的自治体,这是张謇投身商海经营实业的根本目的,也是张謇作为“儒商”与一般仅仅以追求利润为最高目标的商人的最大不同。而为达此目的,他表示自己愿意“虽牛马于社会而不辞”[21]

既然张謇的目标是以兴办企业发展教育进而推动地方自治和改造社会,并非单纯地为了赚钱,则张謇兴办的这种股份制企业在经营管理方面也必然显示出与其他企业不同的特色。

在张謇兴办实业进而改造社会实行地方自治的计划中,有两条明显的轨迹:是工、农、商并举;二是企业办社会。

关于工、农、商并举,张謇在“为南通保坍会及垦地致陈省长函”中有一个自我说明,他说他自己:“欲致力教育而投身实业。实业在农工商, 在大农大工大商。初苦农无大地,商无大资,则先就土产良棉,营纺织工厂,继有纱布则即于商, 既有海滩则即于农。[22]对他的这种经营构想和动机,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有更详细的说明,他说: “以为举事必先智,启民智必由教育,而教育非空言所能达,乃先实业。实业教育既相资有成,乃及慈善,乃及公益。每岁综实业之所赢,为来岁进行之预算。决算而复赢,则增来岁之所营,不足则负债以赴吾志事。”[23]

张謇作为饱受儒家经典熏陶的“儒商”,他的 思想和经办实业的计划以及目的,在当时来说, 高于一般人这一点并不奇怪,但是,当大生企业作为股份制企业这种资本组织形式出现,张謇要 “借各股东资本之力”,以成就他“建设一新新世界雏形之志”时,他采用什么措施使得其他股东愿意跟他一起为此目的而奋斗?也就是说,当张謇要通过“企业办社会”而股东中有不同意见时, 他是采用什么措施说服股东并达到目的的?

不言而喻,张謇的状元头衔、他同清政府以 及地方大员的关系、他在创办大生纱厂中的功绩 和他在推行南通地方自治中获得的威望,都使他 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但是,衡之常理,假如在大生有利润时而股东却得不到,反之这些利润又 被张謇投到其它不能产生利润或短期看不到收益的地方去时,众股东的心态是否能够平衡,张 謇的种种关系和威望是否能够一直发挥平衡和说服股东的作用,张謇“借各股东资本之力”,成 “建设一新新世界雏形之志”的目的是否能够不受干扰,等等,都很有可能出现问题。以张謇 的智力和能力,他不会不考虑这些问题,也不会不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解决。因此,这里可以看 到,在大生系统企业发展壮大,将获得的利润不断扩充创办其它企业事业,以及在南通市政建设等项目上不断投下巨额资金的同时,股东们获得的官利余利的回报数量不仅没有短缺,而且往往 获得超过股东期望值的回报。

截止1921年止,大生一、二两厂盈余总额高达1663万两之巨。在大生获得的1663万余两盈余中,有1348万余两被以官利、余利、花红等名目分配掉,剩下的315万余两中,一厂历届提出的公积金合计为87.6万两,二厂历届提出的公积 金也只有32.8万余两,二者合计公积金不过只有 120.4万两[24]131。显然,大生企业采取的是一种高利高分配的方法。因此,导致此后有学者批评张謇采取的是“得利全分”的方针,而且批评这种分 配方针“严重影响了企业的资本积累。”[24]131

正因保证股东每年都能获得投资回报,张謇 才敢于将大生纱厂获得的利润不断地扩充到其它企业和行业中去。可以说,张謇是采取了保证 股东获取优厚报酬的分配方法,来换取股东对他事业的不断支持。但是,从经营管理的角度来 看,这种做法需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有源源不绝的利润保证,如果一旦因为某种原因利润的获得不能得到保证,而负债不能清偿,对企业的延续发展就会具有相当大的风险。此后的历史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大生连续多年获得优厚的回报后,市场形势一旦有变,大生系统企业资金 链条的脆弱性立刻显露无遗。这一点,正如后来大生纺织公司查账委员会报告书所言“南通实业,咸肇始于大生,故其对内对外经济往来,咸认大生为主体。而大生自开办以来,历二十三届, 届届获利,在事者初不料一蹶之来,遂至不振。[25] 使得大生企业一蹶不振的重要原因,就是大生企业的历届利润大都被分配,而扩张和兴办地方公 益的资金相当一部分靠多方筹措和借款,当市场出现逆转、资金困难之际“一蹶不振”就成了必然。

但深入一层看,张謇之所以要如此办企业,之所以要采取企业办社会的方式,之所以将自己获得的分红和利润拿出来兴办社会公益事业,归根结底还是与他是“儒而谋商”,与他兴办企业的出发点是以儒家精神为主导分不开的。

三、经营管理方式中延续吸收的传统因素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时代,尽管“重农抑商” 成为官方治国的主流政策,但随着商品经济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明朝中后期长途贸易和“十大商帮”的兴起,中国社会经济中活跃的因素不断出现,直接影响到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这里同样举两个典型事例以作说明。

第一例,传统社会中的“身股”与股份制企业中的“职工持股”。

在长期的商品经济发展中,某些缺乏货币资本但本身参与商号活动,积累了经商知识、技能和经验,在促进其供职商号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劳动者,一种为增强其对商号的忠诚和持续发挥其积极性、创造性,将个人劳动(包括掌柜对商号经营管理能力、普通伙友的脑力与体力劳 动)量化为资本,形成特殊的人力资本,与拥有货币资本即银股所有者的货币资本共同享有平等分红权的制度——体现人力资本的“身股”(又称顶身股)制度得以产生,并在明代以来的山西商帮中表现突出,特别是在清代票号这种金融组织诞生后得到完善。获得“满身股”的掌柜,账期分红时“可获取总利润的十几分之一甚至于几分之一的高额红利”。这种制度“牢牢地把具备特殊商业才能的人才吸引到自己的麾下,为其创造远 远高于其自身价值的巨额财富”。而获得满身股的掌柜,则因为那“高额的身股,会以号为家,兢 兢业业,竭尽才智经营,这也正是顶身股制所要求产生的最佳效果[26]

在山西票号中,身股能够与银股一起参与分红,说明身股享有者身份和地位发生了重大转 变,即由原来被东家雇佣的职工变成为有自己股份在内的票号身股享有者,票号经营的好坏,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也就能够调动身股享有者搞好经营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这种利用票号职工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形成股份,给予分红权力,从而将职工利益与企业利益紧紧绑定在一起,充分调动职工为企业发展贡献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制度,在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中得到了传承和发展。不过这时股份制企业中职工拥有股份的情况,与票号中的“身股”形成的方式稍有不同,且作用方面也出现了某些变化:

由卢作孚创办的民生轮船公司自1925年在长江支流嘉陵江畔的合川县成立后,发展的速度很快。1926年股本为4.6万元,1937年增为350 万元,为1926年的76,平均每年增长52%。资产亦从1926年的7.7万余元,增为1937年的 1215万余元,增长了 155,平均每年增长63%。轮船吨位也以每年96.4%的速度增长[27]。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已成为国内第一流的轮船公司。

民生公司发展速度如此之快,原因当然不止 一种。但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职工股本的增加,尤其是一般职工入股数量的增加。职工入股 不仅增强了企业的实力,而且激发了职工的积极性和增加职工的稳定性。在公司“总股数中亦占 9.4%。即是说民生公司的总资本(股本)中,有将近十分之一是来自公司广大职工的投资[27] 19321017日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在出席民生公司旬会的讲话中,对于公司募股一事就指 出:“截止今日止,已募足八十七万,未及十天,差不多增至二十万,较原定一百万,只差十三万之谱。”“这些股,是从军、商、政、学、绅以及本公司的职工募来的。更希望全部职工,都能加入,由 职工而同时为股东。”他又同时宣布“对于职工入股,已定有特别优待的办法”[28]

民生公司大量吸收职工入股的目的,是为了使职工与公司利益结合在一起,调动职工积极性,也是卢作孚“劳资合作”论的具体措施。 1930年民生公司便制订了《奖励职工投资办法》,规定:凡职工一时不能凑足一股(500元)者,可分期交付,公司认息。凡凑足五分之三股股金者,其差额五分之二的股金,公司借款凑足, 并发给一股股票,借款在半年内付清。允许几人合购一股。职工若以月薪储积入股者,公司津贴 5%。有股东顶股者,职工优先购买。职工若有急需,公司代向银行以股票抵借相当之款。同时规定,职工如果辞职离开公司,津贴之款必须扣回[29]。民生公司还把应发给职工的红酬,不发现 金,改为发给股票,“名之曰‘红酬股'。这样来改变职员,特别是高级职员与公司间的关系[30]

这些奖励措施的施行,刺激了职工入股的积极性,增强了企业的股本和实力,促使职工更加关心企业的经营,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和密切了职工与公司的关系,而且使职工不轻易离开公司,起着稳定职工队伍的作用。

总公司设在重庆的宝元通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同样是鼓励职工入股持股的一个典型。这家公司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即提出劳资合作,吸收职工入股。宝元通百货公司创办于1920 年,直至1950年解放后转为国营,在30年时间里 逐步发展成为西南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型百货企业。其业务从经营铁锅、毛铁起家,后扩大至百货零售及批发的多种经营,还投资开办了纺织、印染、茶叶、皮鞋等工厂,企业分支机构也遍及省内多地以至昆明、上海、南京、香港等[31]

宝元通公司在三十年代制定的《股东职工公 约》中就明文规定:“宝元通由股东职工共同组织之”。盈余分配,职工与股东对等;限制每个股东的权限,以节制个人资本。“四十年代,正式注册为股份有限公司时,资金总额登记为法币六千万元。当时明确规定每个股东的股份限额,最多不得超过五十万元,包括创办人在内,无一例外。 这样,每个股东的股本仅为公司资本总额的千分之八点三,在法律上任何人也无法以自己的资本来控制企业的实权。这种节制个人资本的办法, 使宝元通消除了资本家的控制[32]146,148-149。在“职工即股东”的理念推行下,宝元通公司的盈余分配实行三三二二制,即:百分之三十为股东红利,百分 之三十为职工红酬,百分之二十为扩大再生产的公积金,百分之二十为社会事业费。1946年改组成立股份有限公司时,公司章程规定:“本公司年 终结算如有盈余,应先提十分之一为法定公积金,然后缴纳公课,并按年息八厘给付股息。如尚有余,依百分率分配如下:一、特别公积金百分之五;二、股东红利百分之三十五;三、职工红酬 百分之三十五;四、职工福利费百分之五;五、补助社会事业费百分之二十[32]149

为稳定职工队伍,有的企业在改组时,将股份作为奖励的一种分配给企业职工。例如1935 年天厨味精厂从无限公司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时,就从资本200万元中提出十分之一的20万元,作为职员红利,按照“发行所和制造厂两部分各占十万元”的方式,“按照各人进厂后所得薪水的累计,比例分派。“一律发给新公司股票,于是 厂内职员都成了天厨的股东”。天厨吸收的存款为数不少,为了解决这笔存款,“决定增加新股二 十万元,劝说存户将存款转作资本[33]。天津东亚毛呢纺织公司又是一种做法,1943年,公司规定—种赠给职工的“职工特别优待股”,赠股数为日工一股,月工两股,年工三股,初级职员三股,高级职员五股;条件是从赠股之日起,三年内暂由公司代管,给与股票收据,享受息红。三年内不犯任何章程者,再正式赠与股票。“每犯规一次, 代管期限重新算起,解雇者股权取消[34]

天厨味精厂和东亚毛呢纺织公司的做法,则是在使职工与企业凝成一体增加稳定性时,再加进奖励的因素在其中了。

第二例,钱庄的“跑街”制与企业的“调查部”。

众所周知,钱庄是中国具有悠久传统的金融 组织,在此金融组织中,讲究的是“对人信用”。 为了提高效率,减少坏账和盲目性,钱庄组织中发展出一种担任“跑街”职务的人,专门对周围有可能放款和潜在放款对象以及经济情况进行调 查,拉拢生意。正如《上海钱庄史料》中所总结: “跑街的职务,专在外面招揽生意,接洽存款、放款,为钱庄与顾客借贷往来居间人。跑街有时亦兼信用调查,如探询顾客的身家是否可靠,营业 是否发达,财产是否殷实。故充跑街者,必善于交际,富于词令,始能胜任。”“跑街每天上午经常出发至各往来厂商去周转,这也是他们唯一工作的方式。从这个周转里发生各种不同的关系来, 不论存款或放款,经过跑街的介绍,都能顺利成交和兜榄”。“市面的涨落和银根的紧松,也是跑 街最关心的事。倘若市面激变或银根骤紧,如果调度欠佳,很容易发生周转不灵的情形。所以做跑街的立场,不仅要密切注意商业的变动和银根的紧弛,在目前国际关系复杂的时候,也需要研究国外政治经济的变化了[35]

在股份制企业诞生以后,类似钱庄跑街性质的机构也得以产生,这就是企业中设立的调查部。这里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调查部为例进行观察: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调查部调查项目分信用调查和经济调查两大类。“信用调查主要是调查客户的情况……我们对于调查的对象,不仅要知道财产情况,而且还要了解主持人的品质、 家庭和社会关系以及经营作风。因为这对于他所经营的企业成败是都有关系的。 “我们的经济调查的对象范围很广,实际是一个经济研究所。我们调查、分析国家的经济政策,市场变化,外汇涨落,进出口业务盛衰,以及米、棉、煤等重要商品的产销情况……我们必须对许多方面做到心中有数,才能确定银行业务的方针……在业务上能够主动,得到很多好处”[36]1930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准备向四川发展,派该行调查部的资耀华到四川进行调查。卢作孚陪同资耀华参观了北碚的学校、医院、纺织工厂、北温泉公园。卢作孚对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准备来四川开设分行深表欢迎,并表示:“四川是天府之国,有做不完的事业和生意,不是一个或几个银行所能包办的, 银行事业大有前途。”“后来陈光甫根据资耀华的调查结果,在重庆、成都、自贡等地设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分行,为抗战期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内迁奠定了业务基础[37]

很明显,这时期企业内部设立的调查部,就相当于钱庄跑街职务内容的扩大以及系统化和科学化,有了这种机构的设立和活动,企业的发展不至于盲目和无计划,成功的可能性也会大大增强。

需要注意,传统因素并非仅仅是负面或消极的代名词。在中国几千年形成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中,既有与现代经济因素难以相容的部分,也有许多符合民族特点而又历经时间检验行之有效的习惯和制度。因此,当股份制企业作为一种新型的资本组织形式出现时,有意或无意的融合、吸收传统中的习惯和制度,必然成为一种难以避免的现象。如何鉴别和避免传统因素中消极的部分,吸收和继承其积极和有效的内容,哪怕只是部分利用甚至是借鉴,必然能减少这种制度创新所带来的社会阻力和交易成本,降低社会文化心理在适应新制度时的抗拒和排斥态度,这是在分析和研究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发展演变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参考文献与注释:

[1]这里所说的近代股份制企业,是社会化大生产在企业组织形式上的体现。其与传统中国合股(伙)制具有不一样的几种标志性特点,即:得到政府批准;有章程;面向社会公开发行等额股票筹集资金;股票可以买卖;是法人组织等。

[2]据刘大钧等人三十年代调查,“大多数之工业皆由独资及合资经营,此二者在全国共占63%,而股份公司仅占 25%”(转引自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三联书 1961年版,第19页)。另据南京政府主计部统计局编印的《中华民国统计年鉴》(19486月出版)第15页数字,自 19281月至19476月止,全国各省区历年登记设立的公司总数为8088家,其中股份有限公司达6283家,占登记总数的77.7%,每家平均实交资本达5454.57万元,均占各类公司登计数的第一位。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股份公司在中国近代企业发展趋势中已逐渐占据主流地位。

[3]朱荫贵.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的特点——以资金运行为中心的考察[J].中国社会科学2006.5. 该文曾获2008年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9年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4]郑观应.盛世危言 “开矿”(上)[M]//夏东元.郑官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704.

[5]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函[M]//海防档“甲购买船炮(三)”.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920.

[6]中国史学会. 光 绪七年正月十五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奏[M]//洋务运动(第六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44.

[7]中国史学会.光 绪七年四月十四日总理各国事务奕圻等奏[M]//洋务运动(第六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68.

[8]郑官应.商务二[M]//夏东元.郑官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612.

[9]张之洞. 劝学篇[M]//张文襄公全集(卷202 ). 1928:23.

[10]张之洞:湘路商办窒碍难行 应定为官督商办并举总理协理折(光绪321127 日)[M]//张文襄公全集(卷68 ). 1928: 1216.

[11]据邓先宏的研究,中国银行的商股比例1917年为59. 29%, 1921 年为 72.64%, 1922 年为 88.87%, 1923 年至 1926年一直占97.47%。见邓先宏《中国银行与北洋政府的 关系》,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11辑,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355-356“中国银行官商 股份变化情况一览表”。

[12]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M].台湾传记文学社出版社,1982.

[13]中国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 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一) [M].档案出版社1991.

[14]姚崧龄.中国银行二十四年发展史[M].台湾传记文学社出版社,1976.

[15]中国银行被南京政府强行加入官股一事,可参见拙文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资本股份制企业形成的途径》《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

[16]上引均见“国营事业股票为何不受欢迎”,载1948 927日《上海商报》“社论”。

[17]徐学禹“告全体同人”,载轮船招商局股份有限公司 秘书室编纂组主编《业务通讯》第1号,民国371011 日。原件藏蛇口招商局档案馆。全宗号B014,卷号005, 1 页。

[18]徐总经理就职演说”,载轮船招商局股份有限公司秘书室编纂组主编《业务通讯》第17号,民国3831 日。原件藏蛇口招商局档案馆。全宗号B014,卷号005, 173 页。

[19]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张謇全集: 第六卷“日记”[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20]张謇.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1895[M]// 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张謇全集: 第一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303738 .

[21] 张謇. 垦牧公司第一次股东会演说公司成立之历史(1911) [M]// 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张謇全集: 第三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387.

[22] 张謇.为南通保坍会及垦地致陈省长函[M]// 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张謇全集: 第四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497.

[23] 张謇.谢参观南通者之启事[M]// 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张謇全集: 第四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467-468.

[24]大生系统企业史编写组.大生系统企业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131.

[25]大生纺织公司查账委员会报告书[M]//南通市档案馆等.大生企业系统档案选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179.

[26]张桂萍.山西票号经营管理体制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61.

[27]凌耀伦.民生公司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 .

[28]民生公司旬会记录 “本公司募股之我见” [J].新世界,89(合刊)1932.11.1. )转引自张守广.卢作孚年谱长编(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307.

[29]民生公司档案[J].新世界,70(1930.10.):3435.转引自凌耀伦.民生公司史[M].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8.

[30]童少生.回忆解放前的民生轮船公司[M]//工商经济史 料丛刊(第一辑). 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165.

[31]陈霁凉.我所知道的宝元通百货公司[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七辑). 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 139 .

[32]黄凉尘.樊陶斎.李清法.宝元通的组织管理及其转向国营的经过[M]//工商经济史资料丛刊(第二 ). 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33]吴志超.吴蕴初及其化工事业[M]//工商史料(第一辑). 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78-79.

[34]杨天受.李静山.天津东亚公司与宋裴卿[M]//工商史料(第二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121-122.

[35]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钱庄史料[M]. 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1960:480-483.

[36]资耀华.陈光甫的成功道路[M]//工商经济史资料 丛刊(第二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163-164.

[37]张守广.卢作孚年谱长编(上)[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253.

 

On the traditional Factors in the Management of Joint-stock Enterprises in Modern China

Zhu Yingui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when modern Chinese joint-stock enterprises were born, they absorbed and inherited the Chinese business tradition that last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in their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Official power" dominated, Confucian tradition and "body share" developed by the employee shareholders, and so on, formed th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in modern China's joint-stock enterprises. Therefore, traditional factors are not only a single positive or negative synonym, but also some parts that are incompatible with modern economic factors, as well as many customs and systems that are in line with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have been proved effective over time. Identifying and avoiding the negative part of traditional factors and absorbing and inheriting its positive and effective content will certainly reduce the social resistance and transaction cost brought by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Key words: Modern China, Joint-stock Enterprises,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traditional factors.

 

(原载《贵州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作者简介:朱荫贵,男,1950年生,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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